第三章　秦始皇并未焚書、坑儒

一、秦始皇并未焚書
    按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記述，秦始皇在其執(zhí)政的第35年（時年48歲），亦是他決定修建馳道，和在上林苑中建蓋新朝宮的當年，所辦的大事還有：移民三萬戶到麗邑（今陜西省潼關東北）、五萬戶到云陽（今陜西省淳北縣西北），皆免賦十年。緊接下來，司馬遷在記述秦始皇當年所辦大事中，又記了如下三件“史實”——
    第一件，方士盧生對他說：“臣等求芝奇仙藥者，常弗遇”的原因，是：“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愿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后不死藥殆可得也”。秦始皇于是：“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nèi)，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惟帳鐘鼓美人充之……”并下令不準侍從泄露他的行止，即：“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
    眾所周知，自秦孝公遷都咸陽到秦始皇稱帝的130多年中，除秦孝公建蓋的宮室外，國力鼎盛且在位長達56年的秦昭王也建蓋了不少宮室。如果僅不讓大臣知道自己所居何宮？秦始皇是根本用不著立馬“乃令……”的。更何況如此地東躲西藏，他還能處理朝政嗎？！至于下令不準侍從泄露他的行止，即“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钡陌l(fā)明權，就更不屬于他了——帝王們的行止侍從不能泄露，這條規(guī)定幾百年前就已經(jīng)有了。總之，司馬遷在這段記述中的“乃令”及“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笔墙?jīng)不起推敲的。至于“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nèi)，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更聯(lián)系到司馬遷先前所說的“關內(nèi)計宮三百，關外四百余”。其全文的主旨只不過是以此來刻劃秦始皇的荒唐和淫暴而已。
    須知“宮觀二百七十”，加上“關內(nèi)計宮三百，關外四百余”，總數(shù)已達近千之多！如此規(guī)模巨大的“宮觀群”之不實，一是哪能他一說就變出來了；二是多年的考古發(fā)掘，也從未發(fā)現(xiàn)“咸陽二百里內(nèi)，宮觀二百七十”及“關內(nèi)計宮三百，關外四百余”的有關遺址。
    然而極具諷刺的是，在咸陽“二百里內(nèi)”，經(jīng)多年調(diào)查了解，雖然沒有發(fā)現(xiàn)《史記》上寫明的“宮觀群”。臨潼縣的農(nóng)民卻于1974年打井抗旱時，意外地發(fā)現(xiàn)了《史記》中只字未提的兵馬俑！之后經(jīng)考古發(fā)掘，被稱為世界第八大奇跡的上萬件兵馬俑，及銅馬車、銅兵器等，才終于得以重見天日，并立即引起了世界的轟動！史料——特別是一直被認為絕無差錯的“史料”，為什么會是這樣？！劉邦、項羽初見秦始皇出巡時說的一句話，司馬遷都能準確地記錄在《史記》中。規(guī)模如此恢弘，并涉及整個陶藝流程、運輸安置、開挖回填；還涉及冶銅制車、鑄劍……非經(jīng)數(shù)年不能完成的巨大系統(tǒng)工程，司馬遷在調(diào)研中怎么會不知道呢？！知道了又為什么不記呢？！
    第二件，秦始皇于他48歲這一年的冬天，還下令“坑殺”了儒生460余人。盡管這件事與一年前（即他47歲時）發(fā)生的“焚書”之舉是兩碼事，二千余年來卻被牽強附會地粘在一起，從而使秦始皇形成了一個既“焚書”又“坑儒”的天下最壞的暴君！為說清“焚書”與“坑儒”并無直接聯(lián)系，秦始皇既未“焚書”也未“坑儒”。筆者仍以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記述為據(jù)，將這兩件事的詳細情況縷析于下，供廣大讀者決斷：
　　據(jù)《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公元前213年，在全國統(tǒng)一已有八年，貫徹各項新政也已有七年之久的冬末年初（秦始皇的生日是正月初一）。在全國形勢較好的情況下，秦始皇在咸陽宮賜宴百官，為他的四十七歲生日舉行慶典（在此之前，史料從未有過他舉行賀壽大典的記錄）。就在這次聚會上，來自齊魯，時任仆射，分管教育的博士周青臣，首先致辭稱頌了秦始皇的功勛，他說的原話是：
    “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圣，平定海內(nèi)，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zhàn)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BR>　　聽了周青臣的贊頌，《史記·秦始皇本紀》對秦始皇態(tài)度的記錄，僅有三個字，這就是：始皇悅！
　　平心而論，周青臣的話不僅回顧了秦國的過去，即：“他時秦地不過千里”，也談到了現(xiàn)在，即：“賴陛下神靈明圣，平定海內(nèi)，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還談到了希望，即：“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zhàn)爭之患，傳之萬世”。從而得出了“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的結論。他的話不僅說得好，更與壽誕喜慶的氛圍一致 “始皇悅！”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就在秦始皇高興，與會百官也欣然頷首之際，博士淳于越卻認為周青臣的話是：諛詞誤國。接著便談出了他的并非“諛”詞的見解。他的原話是：
    “臣聞商周之王千歲余，封弟子功臣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nèi)，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BR>　　按淳于越的說法，商、周兩朝都是以分封弟子功臣為“枝輔”，國運因而長達“千歲余”的，這首先就引起了秦始皇反感！因為他知道，商朝只有五百多年；周朝包括春秋、戰(zhàn)國接近八百年，而淳于越卻說：“商周之王千歲余！”。此外全國統(tǒng)一后，在施政管理上是沿襲分封弟子功臣的老路，還是實行中央集權下的郡縣制，早于七年前已作過一次爭論。實行郡縣制以來也沒發(fā)現(xiàn)重大弊端，為什么一定非要實行分封，國運才能長久呢？再就是，秦始皇早已認為自己的功勛，已超過三皇五帝，更煩人厚古薄今，拿商周“古制”來壓他……盡管他對淳于越所談的內(nèi)容和態(tài)度十分反感，其所提問題的嚴肅性與所處的場合，與壽誕盛宴的氛圍也大相徑庭，但他還是采取了比較寬容而慎重的處置措施——《史記·秦始皇本紀》對此的記載是：始皇下其議。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讓大家再討論一次。
    數(shù)日后，丞相李斯便以淳于越食古不化，以“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攻擊新制；還以他們“人聞令下，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的罪名，向秦始皇呈上了一篇《焚書令》的文稿。秦始皇再三斟酌后，提筆在其上批了三個極醒目的硃紅大字：“制曰：可?！?BR>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淳于越本人在秦始皇壽宴上胡攪之后并沒有受到處罰，這不能不說是秦始皇對儒生的大度和寬容。否則的話，僅憑一句從根本上否定了秦朝的政治模式，和秦始皇功勛的 “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彼惺w腦袋也是不夠砍的。
    第二，在探究焚書一事的過程中，筆者吃驚地從秦始皇對“焚書令”的批示是：“制曰：可?！比种?，解讀出秦始皇作此艱難決定時的心態(tài)，很能說明他決非是狂妄變態(tài)至絲毫不計后果的“暴君”；而是一位才智超群，令人敬仰的明君（關于 “制曰：可?！比值膶懛ê头枺P者核對過《史記》的三種版本，全都一致）。
    秦始皇對“焚書令”的批示，為什么是：“制曰：可?！?，而不是“詔曰：可！”?！爸圃弧焙汀霸t曰”在實質(zhì)上到底有沒有區(qū)別？為什么“制曰”和“詔曰”雖只一字之差，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解讀秦始皇執(zhí)筆批示“焚書令”時的內(nèi)心世界——是不計后果的暴戾恣?。窟€是充分顯示了極高領導藝術及文化素養(yǎng)的杰作！這就得先從“制曰”二字的含意說起。原來 “制曰”的含意，僅為皇帝對某事的看法。盡管由于“制曰”仍出自他的手筆，也可以將其視為：“命令”，但與“詔曰”純屬命令的嚴肅性相較，差距是十分明顯的。長時期來，特別是在影視等文藝作品中，我們經(jīng)常聽到的僅是“皇帝詔曰”、“立即下詔”、“詔告天下”……與體現(xiàn)著皇權威儀的“詔”字有關的說法。因此對“制曰”與“詔曰”的區(qū)別，除一般讀者不太清楚外，即使在知識階層，對其兩者之間在含義上的差別均不甚了了，甚至毫無所知也是大有人在的。
    為說明“制曰”與“詔曰”的區(qū)別，并由此準確地分析秦始皇此時的心態(tài)。在“詔曰”即“命令”，已為人所共知的情況下，筆者特選取唐太宗李世民對王羲之所作《蘭亭序》的評價文字為例，來加以說明。唐太宗對《蘭亭序》看法的表達方式是：
    制曰：“……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呼！觀其點曳之功，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註：《晉書》中有《王羲之傳》。李世民高度評價王羲之書法藝術的文字，都是他親自寫的。
    從而不難看出，秦始皇以“制曰：可?！倍皇恰霸t曰：可?！眮砼纠钏股铣实摹胺贂睢?，在政治上一定有著極深的蘊意。因為文化素養(yǎng)極高的他從“焚書令”稿的內(nèi)容中，既看出了李斯的才干和忠心，也看出了“焚書”的后果極其嚴重。從而選取了這個暗藏　玄機和奧秘，并充分顯示著其領導藝術和人格魅力的“中”性批示。遺憾的是直到今天，在“暴君”觀念的影響下，尚無人對其中深意有所感悟——即：正是這個看似簡單，實則功德無量的“制曰：可?！保皶r而有力地撲滅了一場即將在中國大地上燃起的焚書烈火。諸位如果認為此言過“玄”，或純屬“無稽”，筆者將從以下三個方面論證此事：
    第一，從漢興后并未反應典籍奇缺，官民復刻、搶救典籍的情況看，“焚書令”即使下達也許和當年的“逐客令”一樣，剛一頒布又迅即廢止，也決非是不可能的。只不過廢除“逐客令”已被載入史冊，而廢除“焚書令”則需要后人從多方面探究而已?！?nbsp; 第二，再一種可能的情況是，由于秦始皇的批示，并非是堅決執(zhí)行的“詔曰：可!”李斯面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制曰：可。”決無膽量，也無權以“丞相之尊”下令全國燒書。因為這畢竟不是“丞相”做得了主的大事。這種情況不僅與實際相符，從邏輯上也是說得過去的。
    第三，“制曰：可?！奔葹槔钏沽糇懔嗣孀樱瑫r還表達出了秦始皇不同意焚書的觀點。因為李斯的苦心及“焚書令”稿中，確實蘊含有維護秦朝，推動社會發(fā)展的內(nèi)容，這顯然是應該保護的。例如：李斯對淳于越：“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彼M行的批判是，“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薄肮耪咛煜律y，莫之能一，是以諸侯并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顯然是符合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秦始皇以極高的領導藝術，巧妙地以“制曰：可?！北磉_了他既不傷害李斯的尊嚴和情感——不草率地否定他起草的“焚書令”文稿；又表達了他不同意焚書的觀點……使我們在這件大事上，生動地看到了他全面審視，顧全大局的良苦用心、及蘊意深遠，充分顯示看人格魅力，和人性美的啟迪意義，難道還不深刻嗎？
    就這樣，一場在中華大地上即將燃起的焚書烈火，在火苗剛一露頭的一時候，便被秦始皇睿智地摁滅了！
    綜上所述，以“制曰：可?！倍皇恰霸t曰：可?！币约扒赝銮昂螅姇浼⒉黄嫒睘樽C，秦始皇并未下令焚書的罪名，不是可以澄清了嗎？
    看似簡單的“制曰：可?！眳s蘊含如此生動的哲理及玄機，您的心不感到震撼嗎？！
    在探究秦始皇“焚書”一案，并證實此案虛假的過程中，筆者的另一發(fā)現(xiàn)是：我國歷史上確曾發(fā)生過一次性質(zhì)極其惡劣、損失也極其慘重的焚書——這就是漢興后的焚書！此說的依據(jù)在于：盡管我國有文字為據(jù)的歷史長達近五千年之久，秦朝以前或秦朝以后的史料都還比較完整。惟獨秦朝的官方史料，至今卻杳如黃鶴，成了斷代文稿的稀罕之物！對此，過去的說法一是項羽離咸陽時，一把大火全都燒了；二是年代久遠已無據(jù)可考！然而筆者認為，上述兩種解釋都是說不過去的。之所以這么說，其理由在于：
    第一，項羽燒咸陽，并沒有燒秦都屬下的各郡縣。秦王朝的許多政令，如果只存留在皇宮中，而不下發(fā)讓各郡縣官員貫徹執(zhí)行，是不可能的。那么各郡縣用以作為施政依據(jù)的政令文書，于秦亡后都到哪兒去了呢？？？秦朝治下的諸郡共有46個之多，縣則可能有近千個，而秦朝只存在了15年！在正常情況下，這些文書即使有少數(shù)毀損，其中的大多都應該是保管得很好的！秦亡后這些文書怎么全都消失了！?。?BR>    第二，關于年代久遠。這只要看一下早于秦朝的諸子百家的大作，至今仍存留于世；與秦始皇同時代的呂不韋的《呂氏春秋》；李斯的《諫逐客書》；尉繚的兵書《尉繚子》；韓非及各大家學派的著作也都存留于世……即有力地證明了：所謂“年代久遠”，秦國文書無法尋覓的說法，也是說不過去的。
    根據(jù)上述分析，并結合秦朝文書無一傳世的實際。筆者從而得出：漢興之后也必然發(fā)生過焚書，而且是專焚秦朝施政文書的說法，應該是有一定道理的。正是由于秦亡漢興已屬事實，劉邦完全可以嚴令讓秦朝的屬官，在他派人監(jiān)督下將秦朝的文書付之一炬！經(jīng)此一劫后，秦朝的文書十之八九已經(jīng)銷毀；漏網(wǎng)的十之一二，在未來的歲月中也消失怠盡，就在情理之中了！
    試想，1975年在湖北省云夢縣發(fā)現(xiàn)的竹簡，如果墓主喜不將其深埋地下，這些竹簡的命運不也早化為煙塵了嗎？須知劉邦是不會讓它們長存于世的。
    長時期來，人們在譴責秦始皇的“焚書”之舉的同時，卻忽略了探究秦朝文書何以無一傳世的真正原因？至于史料中因從無劉邦焚書的記錄，便認為筆者此說純屬無稽。筆者則奉勸各位只要冷靜地想一下，在秦亡漢興已屬事實的情況下，誰敢將此事錄之于史！更何況即使先前寫了。后來又抽出銷毀的事，歷史上發(fā)生得還少嗎？
    萬幸的是盡管秦朝的文書已無處尋覓，司馬遷卻為后人記錄了秦始皇于全國統(tǒng)一5年后，立即下令貫徹執(zhí)行《使黔首自實田》法令。對于這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即由奴隸制社會，進入到封建制社會的標志性大好事，如果司馬遷不如實記錄，秦始皇于全國統(tǒng)一后，立即下令解放奴隸的桂冠，就一定會戴到劉邦的頭上去。如此一來，哪怕秦始皇在世，這扭曲歷史的大案，也是休想翻過來的！
    一部秦朝史幾乎都由西漢官吏——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等人來寫。他們筆下的“歷史”到底有多少真實性可言，這不已經(jīng)十分清楚了嗎？！
    第三件，“焚書”一年后（即秦始皇48歲的年末），發(fā)生的煉丹方士盧生、侯生因煉不出“仙藥”而逃亡一事，《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有如下記錄：
    “三十五年……盧生、侯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拂用?！煜轮聼o大小該決于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權勢如此，未可為求仙藥?！谑悄送鋈ァＪ蓟事勍?，乃大怒……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相傳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告之，以懲后?！?BR>    煉丹術士盧生、侯生，在發(fā)生“焚書”一年后講述的，被司馬遷記于《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這段話，說了些什么問題呢？
    第一，講了秦始皇的性格特點，及蕩平諸侯擁有天下的過程。
    第二，攻擊秦始皇任人惟親，執(zhí)法嚴謹?shù)莫z吏都是他的親信。
    第三，秦始皇對齊魯博士七十人，只是虛情假意地裝裝門面，根本不予重用。
    第四，秦始皇每天以衡石量書，不批完不休息（“石”為重量單位，每“石”為一百二十斤。秦史專著中，說他每天必批一百二十斤竹簡的依據(jù)，皆出于此）。
    第五，以秦始皇貪戀權勢為借口，來掩蓋他們根本煉不出“仙丹”的事實。在害怕追查的情況下，便悄悄地逃跑了。
    第六，秦始皇聽到他們逃亡后，命御史專案審理此事。結果參與煉丹的方士們相互舉報牽扯，犯禁者共四百六十余人，全被秦始皇下令坑殺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盧生、侯生，原本是一伙欺騙秦始皇，可以為他煉制不老仙丹的方士（或稱“術士”），司馬遷于原文“始皇聞亡，乃大怒?！焙?，用了一句：“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贝搜灾粚崳灰匆幌?，一年前對攪壽宴的淳于越他都沒有處分。此時卻莫名地要“悉案問諸生”，這顯然是虛假的。以后又進一步以使人極感惑然的“諸生相傳告引”順理成章地將原來僅涉及盧生、候生等少數(shù)人的一般案件，擴大為涉及“四百六十余人”的大案。再以后就“順理成章”地進一步把這些人變成“諸生賢儒”了！盡管“方士”或“術士”因有文化，也可以稱“生”，但以使案件變性的“諸生賢儒”名之，顯然是不對的。這哪里還有一點“以法治國”的嚴肅性可言！　　
    如果有人提問，這四百六十余“諸生賢儒”中，有名有姓的代表人物為誰？不知司馬遷將如何解答。因為秦始皇連攪鬧壽宴，教訓他“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钡拇居谠?，他也沒殺呀！
二、從“坑儒”手段之拙劣，再談“坑儒”之不實
    近年來隨著對秦史研究的深入，許多學者還對“坑儒”的數(shù)量之多，和手段之拙劣提出了質(zhì)疑。因為四百六十余人畢竟不是個小數(shù)。而手段卻是：“乃密種瓜于驪山陵谷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畢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fā)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雖然這個“史”事，流傳甚廣。但許多學者都已指出：這個“史”事顯然是編造出來的！因為它完全違背了秦始皇“使天下知之，以懲后?！钡哪康?。更何況他有理有權，何必行此偷摸伎倆，做此見不得人的蠢事！也許正是居于此一看法，毛澤東于一九七三年在致郭沬若的七言律詩中，還寫下了“焚坑事件要商量”的詩句。
    此外，再從丹藥不可能拿來當飯吃，以及煉制丹藥因具有一定的詭秘性而用不了多少人來看。既便互相攀扯，也是扯不出460余人來的！更何況遵從秦始皇之命“悉案問諸生”的“御史”，也決不會糊涂至完全相信這樣的案子會涉及460余人！否則的話，這件事完全有“資格”被司馬遷記錄于“酷吏列傳”中（“酷吏列傳”中司馬遷記錄的“酷吏”，全都是漢朝官員，秦官則無一人入選?。?BR>    就這樣，從方士盧生、侯生的逃亡一案中，司馬遷先從……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再到密種瓜于驪山，坑殺“諸生賢儒”。隨著概念的轉(zhuǎn)變，一步一步把對騙子盧生、侯生等人的懲罰，由“諸生”推進到“諸生賢儒”，終于讓秦始皇背上了“坑儒”的黑鍋，而且一背就是兩千多年?。?！
    然而“坑儒”一事并沒有到此為止。就在秦始皇決定“坑殺”這些儒生之際，長公子扶蘇挺身諫言道：“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秦始皇對此的態(tài)度，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記述是：“始皇怒，使扶蘇北監(jiān)蒙恬于上郡”。
    盡管在《史記》中，關于公子扶蘇的事跡除此次的諫言外，沒有任何紀錄。不少史家仍認為秦國夭亡的一個關鍵因素，是秦始皇沒有早立儲君。如果早立扶蘇為太子，就一定能將秦朝的時間往后延長許多年。章太炎先生在《秦政記》中就說：“假如秦始皇活得長一些，他死后由扶蘇繼承帝位，既或是三皇、五帝，也不會比得上秦國的興盛?！比欢鴱乃抉R遷的記述中，人們卻看不出扶蘇在大事上有什么才干！致于為什么會這樣？答案只可能是扶蘇確實無才，否則的話就是司馬遷記錯了!按司馬遷的記錄，對于發(fā)生在全國統(tǒng)一已達9年之久的秦國來說，扶蘇的一句“天下初定……”是不夠確切的——甚至是糊涂的。因為九年時間雖不太長，但比起二三年、四五年來說已經(jīng)不算短了。更何況就在這九年中秦始皇所做的工作，不論從數(shù)量或質(zhì)量上來說，所取得的成果是如此地巨大，怎么會不得人心呢？此外，方士盧生、侯生等人，既承諾為秦始皇煉制丹藥。最后因無法兌現(xiàn)而逃匿，是有悖于“君臣大義”的。而秦始皇誅殺“欺君罔上”的盧生、侯生等方士，是清除巧舌如簧不能“侍君以忠”的奸佞，完全符合秦法中早有規(guī)定的律令。從而更進一步說明，扶蘇的上述言論是有悖于“事皆決于法”的治國理念的?？蓮那厥蓟试谑⑴那闆r下，仍派他“北監(jiān)蒙恬于上郡”來看，秦始皇對他的這位長公子仍然是關切和信任的。因為文中的一個“監(jiān)”字突出地說明了，扶蘇外派的身份是作為“監(jiān)軍欽差”，去“監(jiān)督”蒙恬建造長城的！因此，從邏輯上推斷扶蘇為儒生求情的話，應該也是假的 (“坑儒”之事，本來根本就是一樁假的)。然而，從扶蘇后來還是死在上郡看，筆者以為，其原因根本不是為替“儒生求情”，而是為緊隨而來所發(fā)生的另一樁極其嚴重的政治事件——即對“天降隕石”的看法，與秦始皇發(fā)生嚴重分歧，而被迫離開咸陽去上郡“監(jiān)軍”的（詳情參閱第七章——關于天降隕石）。司馬遷之所以這樣寫，其醉翁之意仍然是為“暴政亡秦”提供“事實”依據(jù)，該是沒有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