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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19日，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學系主辦的“東方考古論壇”邀請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張懋镕教授，于知新樓為師生帶來題為“中國考古貴在綜合研究——以曾國考古為例”的學術(shù)講座。本次講座由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路國權(quán)教授主持。 在講座開始前，主持人、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路國權(quán)教授對會議背景和主講人張懋镕教授進行了簡要介紹，并向主講人致歡迎辭。提到中國考古的綜合研究，尤其是“曾隨之迷”，自然要提到李學勤先生。張懋镕教授首先對李學勤先生進行了深切的緬懷，并以此勉勵與會學子，時間來到七點，講座也正式拉開帷幕。 張懋镕教授主要通過以下五個部分進行闡發(fā)：  一、“曾國之謎”的提出 1.曾侯乙墓的發(fā)現(xiàn) 張懋镕教授首先以湖北隨州擂鼓墩曾侯乙墓的發(fā)現(xiàn)引出了問題。1978年夏，隨州（當時稱隨縣）擂鼓墩一號大墓即曾侯乙墓發(fā)現(xiàn)，由于出土一套曾侯乙編鐘以及9鼎8簋在內(nèi)的大量青銅器，在中國學術(shù)界引起震動。曾侯乙是曾國國君，國君的墓葬在隨州，隨州就是曾國的都城所在地。但是，偌大的曾國，不見于文獻記載。當時有個“漢東大國”隨國，國都也在隨州。考古資料與文獻資料似乎存在矛盾。  2.曾國之謎的提出 張懋镕教授回憶起四十多年前曾侯乙墓的發(fā)掘工作，他說：“曾侯乙墓1978年3月份開始發(fā)掘，6月底完成清理，大批文物運輸?shù)轿錆h就已經(jīng)九月底，李先生關(guān)于'曾國之謎’的文章10月4日就寫出來了?！崩顚W勤先生的這篇文章，刊登在《光明日報》上，題目就叫做《曾國之謎》，從而引發(fā)40多年考古、歷史學界的關(guān)注與討論。提及此處，張懋镕教授不由感慨李學勤先生那作為一個學者“天才般的前瞻性”。 3.曾國之謎由來已久 北宋安陸(今湖北省安陸市)出土有兩件楚王酓章鐘(《薛氏》云:“得之安陸。”),其一銘文作: 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陽,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陽,其永時用享。   1933年，安徽壽縣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中出土了一批青銅器，其中有兩件曾姬無恤壺，銘文相同。    1966年，在湖北京山縣的蘇家垅出土一批有9鼎7簋的春秋青銅器，部分銅器上有“曾侯仲子游父”的銘文。這個曾國顯然不是山東之鄫，但似乎看不出與楚國有什么關(guān)系。簡報據(jù)此判斷，當時有三個曾國，即山東之鄫、河南鄭地之鄫以及湖北之曾。 二、曾國之謎的再爆發(fā) 1.隨州葉家山曾國墓地的發(fā)現(xiàn) 經(jīng)過2011年和2013年兩次發(fā)掘，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隨州市博物館在葉家山西周早期曾國墓地已發(fā)掘墓葬140座、馬坑7座，田野考古基本結(jié)束。資料整理工作同時進行，發(fā)表發(fā)掘簡報5篇，論文若干篇，大部分重要墓葬的資料已公布，葉家山西周早期曾國墓葬群的面貌逐漸清晰起來。 2.謎上添謎 葉家山西周早期的曾國墓葬群表現(xiàn)的葬俗，引發(fā)了對曾國為周人姬姓的討論。爭議有三，（1）墓向：均為東西向；（2）腰坑：M1和M3有腰坑，并且坑內(nèi)殉葬一狗；（3）日名：曾侯器上有日名。   3.兩種不同的觀點 葉家山墓地這批重要墓葬資料的公布引出了兩種不同的觀點。不禁令人疑問：葉家山西周早期墓地的主人是姬姓嗎？他們與義地崗春秋晚期曾國墓地、擂鼓墩戰(zhàn)國早期曾侯乙墓的主人是同一家族嗎？它與隨國又有什么樣的關(guān)系？ 對此，李學勤先生還是堅持他的一貫主張，西周早期曾國是姬姓。葉家山墓地的主要發(fā)掘者黃鳳春等人也贊同李先生的觀點。但多數(shù)從事西周考古發(fā)掘與研究的學者持不同意見。有學者指出：墓葬出土很多有日名與族徽的青銅器，墓葬頭向（東西向，頭向東）、腰坑墓（有3座）等因素指出葉家山墓地與周人墓葬明顯不同，其族屬不可能是姬姓。 三、綜合研究揭開曾國之謎 1.曾隨兩國地望重合 在《曾國之謎》一文中，李學勤先生肯定劉節(jié)的說法：曾國是一個姬姓諸侯國，但同時指出曾人活動范圍并不像劉節(jié)推測的在河南中南部，“而主要是在湖北北部的漢水以東，以新野為其北線”。李先生注意到曾國青銅器的分布范圍。李先生的這一認識對于最終解開曾國之謎起到重要作用。 2.曾隨兩國歷史史實相同 《左傳》詳細記載了漢水以東的各個諸侯國如江、黃、鄧、唐、厲，這些諸侯國的青銅器也都出現(xiàn)過，出土文字資料與傳世文獻可以互證，唯獨這個曾國，擁有的青銅器最多，地域也最廣大，偏偏在《左傳》中沒有反映。 首先是文獻方面的根據(jù)。《國語·鄭語》，其中有周幽王的史官——史伯對鄭桓公論說當時周朝形勢的一段話，他說“當成周者，南有荊蠻（楚）、申、呂、應、鄧、陳、 蔡、隨、唐”，卻沒有“曾”這個國名。再有是從歷史角度看。由曾侯乙墓及其出土文字資料可知，在戰(zhàn)國早期楚惠王時，曾國與楚國關(guān)系密切。楚王還娶曾女為夫人。從《左傳》的記載來看，漢東一帶隨國最后滅亡，因此只有隨國的情況與曾國最相吻合。 3.曾隨兩國族姓相同 1980年，李學勤先生發(fā)表《論漢淮間的春秋青銅器》一文，其中第二節(jié)是“再論曾國之謎”。論文主要是依據(jù)新發(fā)現(xiàn)的考古資料來論證曾即是隨這一推想。在隨縣一個名叫季梁氏的地方發(fā)現(xiàn)一座墓葬，出土兩件銅戈，內(nèi)上銘文分別為：“穆侯之子西宮之孫曾大攻（工）尹季怡之用。”“周王孫季怡孔臧元武，元用戈”。李學勤認為：“曾侯本來便是周王的宗支”，“曾的確是周朝分封的同姓國，并且和王室有較近的血緣關(guān)系”。 時隔十年，1990年，根據(jù)若干新的發(fā)現(xiàn)，李學勤先生又寫了《續(xù)論曾國之謎》，（《江漢論壇》專刊《楚學論叢》），提到1975年隨州鰱魚嘴出土的曾子原簠，曾子原是曾國公族，而銘文云曾子原為女兒孟姬出嫁作媵器，可見此時的曾國是姬姓。 2013年李學勤先生發(fā)表《新見楚王鼎與“曾國之謎”》，該文從新見楚王鼎談起。李先生認為新見楚王鼎銘中“隨”國的出現(xiàn)，恰恰證明青銅器銘文中所見的姬姓曾國就是傳世文獻里的隨國，隨、曾是一國二名。   新資料顯示，曾、隨是一國二名的可能性愈來愈大，葉家山的曾國也是姬姓。2013年12月28日至30日，“葉家山西周墓地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在武漢召開。黃鳳春先生在發(fā)言中提到2009年在隨州文峰塔墓地采集的一件殘鐘。鐘銘曰：“隹（唯）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與曰：白（伯）適上庸，左右文武，達殷之命，（撫）（定）天下。王遣命南公，縈宅汭土，君此淮夷，臨有江夏。周室之既卑，吾用燮驕楚。吳恃有眾庶，行亂，西政（征）、南伐，乃加于楚……”。另一件殘鐘上有銘文：“曾侯與曰：余稷之玄孫……”。 4.曾隨系一國兩名 李先生的解釋是：一國兩名，曾國即隨國。譬如河南南陽附近的呂國，又被稱為甫國，山東安丘的州國也叫淳于國。 也有些學者如楊寬則堅決反對“曾即是隨”說，認為曾國是滅周之繒，姒姓，“早在西周時代就已和隨國同時并存，因此曾國決不可能就是隨國”，所有出土的曾國銅器銘文都稱“曾”，所有的文獻記載都稱“隨”，“絲毫看不出其中有一國兩名的關(guān)系。”如果隨果真是曾國的話，文獻不可能不提及，如果隨在春秋時改名為曾，文獻也會有所記載。于是有學者提出另一種設(shè)想：在公元前704年楚武王伐隨時，姬姓曾國已歸順楚人，曾國北移至隨國境內(nèi)，隨州成為曾國的都城。但問題是這種解釋也沒有得到多少證據(jù)支持。 張懋镕教授指出，如今新出現(xiàn)了這件楚王鼎，證實隨這一國名無疑存在。一國二名之說還是成立的。如商又稱作殷，楚又稱作荊。“看來曾人一貫自稱曾，楚人則多稱之為曾，有時稱隨。” 四、曾國之謎揭曉 2019年，據(jù)“曾國之謎”提出已經(jīng)過去40年，這場爭論終于到了謝幕的時候。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隨州市棗樹林發(fā)現(xiàn)兩座帶斜坡的“甲”字形墓葬，M168和M169，出土大量青銅禮器。 M168在編鐘、簋、缶上均有銘文“曾侯寶”。M169在編鐘、匕、缶上均有銘文“隨仲羋加”。 五、總結(jié) 在講座的最后，張懋镕教授滿含深情地為這場持續(xù)了40年、跨越兩個世紀的學術(shù)爭論作了以下幾點總結(jié)： 1.（曾隨之迷）中國考古學史上罕見的難題之一，難點在于曾國的神秘性。曾國既不同于秦國、晉國、楚國，也不同于魚國，前者見于史書記載，可直接與文獻相對照，后者不見于史書，干脆不用文獻，倒也省事。表面上，曾國不見于文獻記載，但云霧彌漫中，又和文獻記載的隨國有千絲萬縷的糾葛，令人困惑，又令人神往，這就是曾國之謎的魅力所在。 2.曾國之謎的難解之處還在于曾國的國君本是西周王室的成員，居住在西北地區(qū)，那里是陜西關(guān)中的周王畿所在地，但卻受命分封到千里之外的，入鄉(xiāng)隨俗，深受楚文化的影響，在葬制上效仿楚國，墓葬東西向，同時又受隨棗走廊的殷商文化的影響，間或使用日名。曾國的隨遇而安和文化認同使得它在隨州一帶生存六百年而不衰，但也因此讓人難釋它的廬山真面目。 3.曾國只見于考古資料，不見于文獻資料，與之相反的是隨國只見于古文獻，不見于考古資料。曾隨之謎的解決，無疑是考古資料和文獻資料整合的典型案例，作為“曾國之謎”的提出者和最重要的推手，李學勤先生自然是考古資料和文獻資料整合的典范。 4.讀過李學勤先生《比較考古學隨筆》（15-20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可知李先生在考古學方面的熟悉程度。其中涉及山東考古的論文有《曲阜周代墓葬的兩種類型》，可謂代表作。他很清楚歷史學與考古學的關(guān)系，他說：“我們學術(shù)界的習慣，是把歷史學和考古學截然分開?！瓕W歷史的專搞文獻，學考古的專做田野，井水不犯河水，大可不相往來。我看這對歷史學、考古學雙方都沒有好處。”針對當下學科越分越細的特點，李先生尤其強調(diào)：“學科的發(fā)展越分越細，也越需要博通的綜合研究。試看研究古代文化社會的名宿，無不于專精之后繼而擴充，后人評論也無法以這一科那一科為限，這才是大家風范?！崩钕壬褪沁@樣一位有大家風范的人。 5.如果從1978年李學勤先生提出曾國之謎算起，我們花了40年時間來揭秘，如果從北宋編鐘算起，我們花了1000年時間來揭秘。估計今后可能很難再有像曾國之謎這樣的難題需要我們花費這么長的時間，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看到了甚至參與了曾國之謎的揭秘工作，感到無比的興奮和自豪。 講座結(jié)束后，張懋镕教授細致耐心地回答了師生們提出的問題。路國權(quán)教授對講座內(nèi)容進行了簡要總結(jié)，高度評價了張懋镕教授提出的“文獻與考古的綜合研究”，認為張懋镕教授的講座極具啟發(fā)意義，并代表全體參會師生對張懋镕先生精彩的講座表示感謝。張懋镕先生的第一講在師生們熱烈的掌聲中圓滿結(jié)束。 作者：鄧浩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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