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懋镕：李學勤與“曾國之謎”

o悠丨悠o 20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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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與考古的研究史上，曾經有過許多難解的“迷案”，令研究者輾轉反側，百思不得其要。然而像“曾國之謎”這樣“案情”復雜，發(fā)展一波三折，爭議曠日持久，牽動大量研究者的“迷案”，卻不多見。

“曾國之謎”一說由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先生于1978年首先提出。當年，湖北省博物館在隨州（當時稱隨縣）發(fā)掘擂鼓墩一號大墓即曾侯乙墓，由于出土了一套曾侯乙編鐘以及九鼎八簋在內的巨量青銅器，在學術界引起震動。鑒于墓主曾侯乙是曾國國君，而他的墓葬在隨州，隨州為曾國都城所在地則是順理成章的結論。但是，這個用鋤頭挖出來的曾國并不見于古書。據《左傳》等文獻記載，當時在隨州也有一個“漢東大國”，不過叫隨國而不是曾國。曾國和隨國同在一地，是兩個不同的諸侯國？抑或曾國就是隨國？李學勤先生為此寫了一篇文章，刊登在《光明日報》上，題目為《曾國之謎》，引起考古、歷史學界的關注和討論，并由此拉開了長達40年學術爭論的序幕。

李先生提出“曾國之謎”的命題，是有歷史依據的，“曾國之謎”早在一千年前的北宋時期就已露出端倪。當時在今湖北安陸縣出土過兩件“曾侯鐘”，即楚王酓章鐘。令人驚奇的是，一千年后，楚王酓章鐘又一次在隨州的曾侯乙墓中露面。北宋時期發(fā)現(xiàn)的楚王酓章鐘器物已佚，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有摹本。兩件鐘的銘文相同，曰：“隹（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陽，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陽，其永持用享?！毖ι泄σw明誠《古器物銘》的說法，正確指出銘文中的楚王酓章即楚惠王，器作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433年）。但對于曾國的屬性，曾國與隨國的關系并沒有解說。到了清代晚期，阮元在考釋曾伯漆簠時，提出銘文中的“曾當即鄫，夏之后?！保ā斗e古》7.7）即文獻記載的山東之“鄫”。與阮元同時代的徐同柏也認為：“曾伯，鄫子也?！卞e將湖北的曾國認作山東的姒姓鄫國。當然這與曾伯漆簠的流傳時段多在山東也有關系。此說影響深遠，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多數(shù)學者主張這一看法。

1933年，在戰(zhàn)國晚期楚國的都城———安徽壽縣朱家集發(fā)現(xiàn)楚王墓，出土一對曾姬壺，由銘文可知這位曾姬是楚王的夫人，顯示這個曾國是姬姓。劉節(jié)根據楚王酓章鐘、曾姬壺等器物，在《壽縣所出楚器考釋》一文中明確指出：曾國是一個姬姓諸侯國，而不是古書記載的那個姒姓鄫國（在山東舊嶧縣東）。他認為歷史上曾國不止一個，除了山東之鄫，還有河南鄭地之曾，后來南遷到楚地。郭沫若也將曾侯作叔姬簠、曾姬壺視作楚器，不過他認為這個曾國是“楚之鄰國”（《大系·叔姬簠》），與劉節(jié)的說法有異。

1966年，湖北省博物館在湖北京山蘇家垅發(fā)掘，出土一批春秋時期的青銅器，上有“曾侯仲子游父”的銘文。簡報明確指出這批“曾侯”銅器“應當屬于在湖北境內的姬姓曾國?！边@是很有見地的看法。同時，簡報還引述劉節(jié)的觀點，判斷當時有三個曾國，即山東嶧縣之鄫、河南柘城縣之繒以及湖北汝陽和南郡之間的曾國。至于湖北之曾與隨國的關系，簡報沒有涉及。

綜上所述，歷次曾國銅器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為“曾國之謎”的提出準備了條件，而如何解釋湖北曾國的由來以及與隨國的關系，也在考量著“曾國之謎”首倡者的魄力和修為。

李先生的《曾國之謎》篇幅不長，只有兩千多字，卻全面地論證了考古發(fā)現(xiàn)的曾國就是文獻記載的隨國，這對于“曾國之謎”的解讀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第一，曾國和隨國的族姓相同。李學勤先生肯定了劉節(jié)關于曾國是一個姬姓諸侯國的說法，而作為“漢陽諸姬”的隨國自然是姬姓。不過由于李先生在以下三個方面論證曾、隨一國，所以李先生關于曾國是姬姓諸侯國的證據顯然要比劉節(jié)更有說服力。

第二，兩國地望重合。李學勤先生指出了劉說的不當之處，認為曾人活動范圍并不在河南中南部。李先生敏銳地注意到曾國青銅器的分布范圍，以隨州為中心，北到新野，南抵京山，包括安陸、棗陽等地，“主要是在湖北北部的漢水以東?！痹鴩驅掗?，顯然是漢水之東較大的諸侯國?！蹲髠鳌酚涊d：“漢東之國隨為大。”顯然漢水之東不可能同時存在兩個大國。

第三，兩國的歷史重合。西周時期，隨國就存在。春秋前期，楚武王曾三次入侵隨國，但由于隨國的抵抗，楚國未能消滅隨國。經過春秋，“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蔽í氹S國還存在。隨國與楚國的關系很微妙，一方面屢次與楚國抗衡，另一方面，又有恩于楚國。公元前506年，孫武、伍子胥率領吳國大軍伐楚入郢，楚昭王逃亡到隨國。吳人要求隨君交出楚王，答應將漢水以東土地劃歸隨國。隨君不顧吳人的威脅利誘，拒絕交出楚王，并在秦軍的支持下，幫助楚王復國。正是由于這段特殊的經歷與關系，隨國得以存續(xù)下來。

再看曾國。曾國歷史與隨國一樣悠久，西周早期就存在。北宋末年，在今湖北孝感出土過中方鼎等一組青銅器，銘文記載周昭王南征經過唐、厲、曾三國。如今，曾國國君曾侯乙的墓葬在隨州發(fā)現(xiàn)，說明隨縣是曾國的都城。據文獻記載，隨國的都城就在隨縣。前述曾侯乙的墓葬出土一件楚王酓章即楚惠王鐘，楚惠王為何要作器祭祀曾侯呢？如果說這個曾國就是文獻記載的隨國，問題就能解釋了。正如上文所說，那個保護了楚昭王的隨侯正是曾侯乙的祖先，所以楚惠王要鑄鐘來祭祀他，是感恩報德的舉措。

第四，曾、隨兩國系一國兩名。為什么考古發(fā)現(xiàn)曾國在《左傳》中沒有記載的問題，李先生的解釋是：姬姓曾國并非沒有在《左傳》中露面，只是她是以隨國的名稱出現(xiàn)的。考古發(fā)現(xiàn)的曾國就是古文獻中的隨國。譬如河南南陽附近的呂國，又被稱為甫國，山東安丘的州國也叫淳于國。

第五，李學勤先生的卓越之處，在于他在40年前就已經從以上四個方面解答了“曾國之謎”。后來的爭論基本沒有超出這四個方面。耐人尋味的是以后的一系列重要的考古發(fā)現(xiàn)，似乎都是為了豐富李先生的考證，不斷地證明他預想的正確性?？梢哉f“曾國之謎”從一開始，李先生就已經看清了問題的實質。這種超然不群的預見性，來源于李先生寬闊的學術視野和對研究對象深刻的洞察力。

李學勤先生的曾、隨一國說一經提出，立即得到石泉先生的贊同，而后劉彬徽、徐少華等先生也表達了相似的意見。當然也有學者堅決反對“曾即是隨”說，譬如楊寬先生認為曾國是滅周之繒，姒姓，“早在西周時代就已和隨國同時并存，因此曾國決不可能就是隨國”，所有出土的曾國銅器銘文都稱“曾”，所有的文獻記載都稱“隨”，“絲毫看不出其中有一國兩名的關系?！比绻S國果真是曾國的話，文獻不可能不提及，如果隨在春秋時改名為曾，文獻也會有所記載。于是有學者提出另一種設想：在公元前704年楚武王伐隨時，姬姓曾國已歸順楚人，而后楚人為了控制與弱化隨國，將曾國北移至隨國境內，隨州成為曾國的都城。但問題是這種解釋也沒有得到多少證據支持。

作為一名資深的學者，李學勤先生總是虛心聽取其他學者的意見，并不斷地完善自己的觀點。1980年，李先生發(fā)表《論漢淮間的春秋青銅器》一文，其中第二節(jié)是“再論曾國之謎”[11]。當時在隨縣一個名叫季氏梁的地方發(fā)現(xiàn)一座墓葬，出土兩件銅戈，內上銘文分別為：“穆侯之子西宮之孫曾大攻（工）尹季怡之用?！薄爸芡鯇O季怡孔臧元武，元用戈”。戈的主人季怡是曾國的公族，擔任大工尹一職，他又是穆侯之子西宮的后人。他為什么自稱“周王孫”呢？李先生認為只有一種可能：“曾侯本來便是周王的宗支”，“曾的確是周朝分封的同姓國，并且和王室有較近的血緣關系”。這一重要推斷為后來隨州文峰塔墓地的發(fā)現(xiàn)所證明。

1990年，根據若干新的發(fā)現(xiàn)，李先生又寫了《續(xù)論曾國之謎》。他再次強調曾國中心在今隨州，因為從1966年到1979年出土的8批青銅器，都在隨州或靠近隨州的京山境內。有些學者主張曾國是從河南南遷過來的說法，譬如黃盛璋先生解釋姬姓曾國原本在河南新野，“應是隨為楚滅后遷居隨地”。李先生則一直主張曾國從始封就在漢東，不曾遷徙過。從北宋安陸（今孝感地區(qū)）出土的昭王南征銅器銘文中說到昭王南征到達漢水，那里有唐、厲、曾、夔、虎方等國族，其中曾與虎方在商代晚期卜辭中出現(xiàn)，證明這個曾就是漢東的曾國。李先生還利用新出現(xiàn)的考古資料，論證“曾國確為姬姓?！逼┤?975年隨州鰱魚嘴出土的曾子原簠，曾子原是曾國公族，而銘文云曾子原為女兒孟姬出嫁作媵器，可見此時的曾國是姬姓。

雖說曾國是姬姓的證據比較充分，但由于曾、隨關系還缺乏直接的關聯(lián)，于是又產生了一些不同的解釋。為解決繒與曾的矛盾，有學者提出繒與曾都是姬姓，與隨同在漢水流域，兩周之際或其后鄫滅隨。直到2009年張昌平先生的專著《曾國青銅器研究》出版，在梳理各種說法后提出“曾國為先繒后隨的假說”，但也承認“這一主張遠未契合符節(jié)，而是仍然迷霧重重。”

當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曾國墓地的發(fā)現(xiàn)，終于將“曾國之迷”的討論推向高潮。由于該墓地出土眾多“曾侯”字樣的青銅器，學界一致認為這里是一處西周早期的曾國墓地，年代不會晚于西周早期。有趣的是新考古資料的發(fā)現(xiàn)，不僅沒有解決老問題，反而引出更多更復雜的新問題。在葉家山西周早期曾國墓地發(fā)現(xiàn)之前，所謂“曾國之迷”主要指的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曾國歷史考古之謎?，F(xiàn)在，又出現(xiàn)一個早到西周早期的曾國，葉家山西周早期墓地的主人是姬姓嗎？

在葉家山西周早期曾國墓地的族屬這個關鍵問題上，學術界產生了嚴重的分歧。李學勤先生還是堅持他一貫的主張，認為西周早期曾國是姬姓。葉家山墓地的主要發(fā)掘者黃鳳春等人也贊同李先生的觀點。但多數(shù)從事西周考古與歷史研究的學者持不同意見，指出墓葬出土很多有日名與族徽的青銅器，墓葬東西向，墓主人頭向東，還有腰坑墓（3座）等，認為葉家山墓地與周人墓葬明顯不同，其族屬不可能是姬姓。

如果葉家山墓地的主人是姬姓，那么理所當然它與義地崗春秋晚期曾國墓地、擂鼓墩戰(zhàn)國早期曾國墓地同屬姬姓曾國，考古資料將給我們展示一個橫跨兩周、綿延六七百年的諸侯國，這不僅對于曾國的考古、歷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對于整個兩周諸侯國乃至兩周歷史的研究都具有難以估計的作用。如若相反，則又當別論?？偠灾?，辨明葉家山墓地之曾國是否姬姓將“曾國之謎”的重要性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此時，還要提到一件重要青銅器的問世。2011年，曹錦炎先生公布了一件隨仲嬭加鼎的資料。其銘文曰：“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隨仲嬭加飤繁，其眉壽無期，子孫永寶用之”。從銘文可知這是楚王為嫁女所作的“媵器”，夫家是隨國?！半S”作為一個國名，罕見地出現(xiàn)在春秋金文中，很有意義。曹錦炎先生認為這是曾、隨二國的證據，曾即是曾，隨即是隨，二者不可混同。張昌平先生表示贊同。也有先生提出不同意見，認為不能據此排除曾、隨一國兩名的可能性。

為了回答以上疑問，2013年李學勤先生發(fā)表《新見楚王鼎與“曾國之謎”》這篇名文。該文從新見楚王鼎（又稱隨仲嬭加鼎）談起，李先生認為楚王鼎銘中“隨”國的出現(xiàn)，恰恰證明青銅器銘文中所見的姬姓曾國就是傳世文獻里的隨國，隨、曾是一國二名。

李先生在堅守原來觀點的基礎上做了新的發(fā)揮。他提到一部重要的古書《國語·鄭語》，其中有周幽王的史官———史伯對鄭桓公論說當時周朝形勢的一段話：“當成周者，南有荊蠻（楚）、申、呂、應、鄧、陳、蔡、隨、唐”，里面有“隨”卻沒有“曾”這個國名。李先生反問：“史伯身為王朝大史，連小小的唐國都沒忽略，怎么會遺漏偌大的一個曾國？”李先生還提到清人高士奇作《左傳紀事本末》，專設“楚伐滅小國”一題，當時“南捍荊蠻而北為中原之蔽省”者，最大是陳、蔡，其次是申、息，再其次是江、黃、唐、鄧諸國。自鄧先亡，而后依此是申、息、江、黃、陳、蔡。隨國是最后滅亡者。在這個過程中，從未見曾國的名號，豈不怪哉！

李先生作了總結：“以前大家討論曾國之謎，說曾與隨是一國二名，只意味青銅器銘文的曾即是傳世文獻的隨，在古代當時該國是不是實有二名，還沒有確鑿的證據。如今新出現(xiàn)了這件楚王鼎，其銘文標明了隨，是楚王嫁女兒（或姊妹）于隨的媵器，證實隨這一國名無疑存在。結合上文說的三點理由，一國二名之說還是成立的?！崩钕壬赋?，“一國二名，在古代并不罕見。”如商又稱作殷，楚又稱作荊?！翱磥碓艘回炞苑Q曾，楚人則多稱之為曾，有時稱隨?！?/section>

考古發(fā)現(xiàn)的新資料也顯示曾、隨是一國二名的可能性愈來愈大，葉家山墓地的曾國也是姬姓。2013年12月28日至30日，“葉家山西周墓地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武漢召開。黃鳳春先生在發(fā)言中提到2009年在隨州文峰塔墓地采集的一件殘鐘。鐘銘曰：“隹（唯）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曰：白（伯）適上帝，左右文武，達殷之民，（撫）（定）天下。王遣命南酋，縈宅汭土，君此淮夷，臨有江夏。周室之既卑，吾用燮驕楚。吳恃有眾庶，行亂，西政（征）、南伐，乃加于楚……”。另一件殘鐘上有銘文：“曾侯曰：余稷之后也……”。黃先生指出：鐘銘所記之事為春秋晚期吳、楚之戰(zhàn)，證明曾就是隨；曾國應是姬姓，輔佐文王、武王滅殷，在西周成康時封建于漢東。

至此，“曾國之謎”似乎行將塵埃落地，但還是有一點疑問，前面提到的那件隨仲嬭加鼎畢竟是被盜的流散文物，尚沒有證據是出自曾國的墓葬。有些先生的質疑是有道理的：“從嚴格意義來說這不能算是隨國所作的青銅器。”曾、隨一國的解讀還缺乏最后的一錘定音。

2019年，距“曾國之謎”提出已經過去40年，這場爭論終于到了謝幕的時候。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隨州市棗樹林墓地發(fā)現(xiàn)了兩座帶斜坡道的“甲”字形墓葬M168和M169。M168雖然被盜，仍然出土了包括編鐘15、鼎1、簋2、簠2、鬲1、缶2在內的青銅禮樂器，在編鐘、簋、缶上均有銘文“曾侯寶”，說明墓主人是曾國一代國君曾侯寶。M169也被盜掘，仍然出土了包括編鐘19、盤1、匜1、缶1、匕1在內的青銅禮樂器，在編鐘、匕、缶上均有銘文“隨仲羋加”，說明墓主人是曾侯寶的夫人。這位夫人就是前面李先生討論的楚王鼎銘中的隨仲羋加。既然楚王將其姊妹或女兒嫁給了曾侯寶，這位夫人姓名中的“隨”就是曾了。鐵證如山，“曾國之謎”終于圓滿地畫上了句號。

“曾國之謎”的最終揭曉，固然有賴于新的考古資料，有賴于考古與歷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而李學勤先生的研究無疑為曾國之謎的破解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李先生“既有史學家所必須的微觀上的謹慎，又有哲學家在思路上的開闊。”李先生總是大處著眼、小處落墨，善于將宏觀把握與微觀考證相結合，善于將考古學、文獻學與古文字學相結合，由此而得出的結論，往往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在科學研究中，最終結論的發(fā)現(xiàn)，問題的解決，固然很重要，但是更要緊的是研究的思路與方法。以往研究者往往糾結于曾、隨國名的不同，裹足不前。國名固然重要，但歸根結底只是一個形式問題。事情的本質是：一個是傳世文獻記載中漢水以東最大的隨國，一個是出土資料中漢水以東最大的曾國，二者方方面面都很相似，應該重疊也必須重疊。重疊之后，一切問題隨之而解，若不重疊，一切問題反倒難以解釋，李學勤先生正是看準了其中的邏輯關系。

科學研究需要耐心、執(zhí)著與自信。李學勤先生自1978年以來，一直關注曾國的田野考古與學術研究。面對“曾國之謎”種種不同的意見，他既善于吸收別人的研究成果，同時又堅持自己的主張，顯示出一個大學問家特有的自信。當下年輕的朋友們在關注自然科學的種種發(fā)現(xiàn)、發(fā)明與創(chuàng)造時，往往忽略了包括歷史、考古在內的社會科學的魅力。其實歷史、考古同樣有很多迷人之處，譬如“曾國之謎”，既有探索的艱難，苦思冥想的熬煎，但更有接近謎底時的快樂。李學勤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勇于探索、樂于探索的歷史學家。

(作者：張懋镕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原文刊于《江漢考古》2020年第2期　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請點擊左下方“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