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矑藥錄，并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

這一講重點分析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因為涉及到我們學經(jīng)方的一個核心的問題，我們看這句話也是在序言當中的，說“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矑藥錄，并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

這段話明確告訴我們，我寫這本書的原因是什么？初衷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是由于“傷寒”對我們的影響非常大，張仲景的家族在不到十年時間內(nèi)死亡了2/3，是在這個背景下，進一步的說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勤求古訓，博采眾方，寫了《傷寒雜病論》。

進一步的說寫《傷寒雜病論》，重點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就是傷寒。從今天來說，我們古人都把它統(tǒng)一命名為瘟疫，那么這是一個什么情況呢？這是否真實？我們看一下“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建安紀年以來，建安紀年就是從公元196年往后推10年，也就是張仲景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他經(jīng)歷了這樣一個時代，出現(xiàn)了這么一個問題。

那么今天我們大家仍在受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影響，嚴重的影響了我們的生活和工作。但是離死亡2/3這樣一個狀況差距還很大，是不是這么一回事，我們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待這樣一個問題。據(jù)有關史料的記載，在中國歷史上，咱們中國這片大地上，瘟疫大流行的高峰期有以下幾個時期，其中一個時期就是東西漢之間至東漢時期，公元的第一世紀到第三世紀，也就是我們說張仲景生活的時代。

那么第二個大流行的高峰就是12世紀前后，第三個大流行的高峰期，明末至清初，就是公元16-17世紀，也就是在根據(jù)史料記載，確實在張仲景生活的時代是個瘟疫大流行。

曹操：“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魏文帝曹丕：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聲，或合門而亡，或舉族而喪者。

那么據(jù)同時代的曹操，我們都知道三國的魏國首領曹操說了，“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客觀的記錄了那個時代的一個場景，跟瘟疫就有關。曹操的兒子魏文帝曹丕說，“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聲，或合門而亡，或舉族而喪者”。一個家族一家人都全部因為疫情死亡了，這種情況是屢見不鮮的。

162年，延熹五年，壬寅年，皇甫規(guī)在隴右，軍中大疫，死者十有三四，規(guī)親入庵廬巡視，摘自《后漢書·皇甫規(guī)傳》。

169年，漢建寧二年，太歲在酉，疫氣流行，死者極眾，摘自《備急千金要方·傷寒》。

208年，建安十三年，戊子年，十二月，大疫，魏軍吏士多死，摘自《三國志·魏志·武帝紀》。

在《后漢書》，那么這是史書了，叫《皇甫規(guī)傳》當中記載：“延熹五年，壬寅年”， 就是公元162年，張仲景是生于公元150年，那么這一年就是張仲景是12歲，“黃埔規(guī)在隴右，軍中大疫，死者十有三四，規(guī)親入庵廬巡視”，也就是說在張仲景12歲的時候，當時這個部隊十有三四都因為疫情的感染死亡了。我們知道從古到今咱們對軍隊的管理是比較嚴格的，軍隊感染了瘟疫，那就喪失了戰(zhàn)斗力了。我們看在管理嚴格的軍隊當中，都有三四成由于疫情死亡。

在我們大家比較熟悉的《備急千金要方·傷寒》當中，唐代的孫思邈撰寫的，在這里面記錄說“漢建寧二年”，也就是公元169年，他說“太歲在酉，疫氣流行，死者極眾”，那就是在張仲景19歲的時候,瘟疫很厲害，死了很多人。

在《三國志·魏志·武帝紀》當中記載, 《三國志》這也是個史書了。“建安十三年，戊子年，十二月，大疫，魏軍吏士多死”。那么這一年是公元208年，就是張仲景是58歲，那么在這個時候還有大疫，魏軍吏士多死?？催@些史書都客觀的記錄了，在張仲景所生活的年代前后，包含這個年代，疫情非常的嚴重，導致了大量的病人死亡。

那么另有史書，另有后人做出了統(tǒng)計，在西漢的時候，鼎盛的漢武帝時期，也是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的87年，西漢有人口是6,000萬，到了公元157年，就是張仲景7歲，東漢人口是5600多萬。

到了三國末年,就是魏蜀吳三國合計加起來竟然只有770多萬，人口竟然減少了87%左右，只剩下13%。

那么導致這樣一個結果，當然了有戰(zhàn)亂，更重要的還是瘟疫。

那么我們回到醫(yī)圣張仲景那個年代，由于瘟疫，部隊的軍士都死了十分三四，所以他說他的家族不到10年去世了2/3是客觀的、真實的。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個有能力、有情懷的、有責任感的醫(yī)學家，那么他寫這本《傷寒雜病論》是來干什么？當然就是為了解決當時非常嚴峻的現(xiàn)實問題。就是瘟疫，就是所說的傷寒，也就是這本書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決傷寒的問題。

那么這個傷寒究竟是什么？《史書》記載說東漢時期大量的匈奴人內(nèi)附和內(nèi)遷帶來一種“草原鼠疫病”，就是因為老鼠相關的一種傳染病，那么這種外來疾病給中原帶來了深重的災難，說瘟疫不只在北方，連帝都洛陽、江西、江蘇、浙江等地都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瘟疫。

那么這種草原鼠疫病是什么呢？我倒非常認可咱們今天的中國中醫(yī)科學院的仝小林院士的一個認識，他可能當年就去看一種傳染病，發(fā)現(xiàn)就跟《傷寒論》里邊長得一樣，所以他的觀點認為就是今天的流行性出血熱，我們看一看《傷寒論》當中，這些疾病的發(fā)展規(guī)律也確實跟這個有很多的相似之處，可能就是一種病，無論是不是確認是這種病，但是都屬于是一種傳染性比較強，發(fā)展也很快，疾病變化很快的一種傳染病。

我們實事求是的看，那個年代確實發(fā)生了這樣的事，張仲景也記錄了這樣的事，并且明確的說我就是因為這個原因，這個疫情太厲害了，所以我要寫一個《傷寒雜病論》，要解決疫情，提供一個解決疫情的方案。當我們反復讀《傷寒論》的時候，就會發(fā)現(xiàn)《傷寒論》幾乎就是一個治傷寒的一個臨床指南，當然應該這是張仲景自己創(chuàng)作的一個臨床指南的版本。

那么有人會問了，這個是治傷寒的，那么今天沒有傷寒了，《流行病學》書上我們也見不到，那我們這本書是不是就沒有意義和價值了？當然不是這樣。

第一，《傷寒論》當中，包括《金匱要略》當中記錄的方子，可不僅僅是用于治傷寒的，也就是說這些方子是古已有之，張仲景之前就有之。當然了張仲景也改良了，或者說改造了，創(chuàng)了一些新的方子。比如說我們比較熟悉的新加湯，可能應該是張仲景把經(jīng)方加減以后，又形成了一種一個新的經(jīng)方。這些方子，可不是為了傷寒而生的，張仲景用了一些已有的或者是他改良后的方子來治療傷寒。

第二，重要的是在《傷寒雜病論》當中貫穿了一種辨證施治的思維方式，或者是說方法，這是我們要學習的。

第三，它還有一個更好的應用方藥的一些理念、方法和途徑，是值得我們傳承、發(fā)展、發(fā)掘的。

但寫《傷寒論》的原因，我們看一看基本上還是為了解決傷寒的問題，《傷寒論》。我們今天的《傷寒雜病論》被分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應該說其中的《傷寒論》重點就是為了解決傷寒的問題，所以有人說叫《傷寒雜病論》，也有人說叫《傷寒卒病論》，但都不離傷寒，也就是說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確實是為了解決傷寒這樣一個目的。張仲景明確表達了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