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宋意”，乃是與唐詩的“韻”相對的、宋詩特有的味道。張之洞在將“宋意”納入自己的詩學和詩歌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直面所處時代，以自我為主體，在吸收中做了選擇，在傳承中進行了創(chuàng)造。“宋意”在張之洞詩學及詩作中呈現(xiàn)出了具體而獨特的審美風貌，染上了濃重的張之洞色彩。具體呈現(xiàn)為：執(zhí)守雅正，崇尚真實，注重說理。究其背景和成因，大致離不開童年教育、社會身份、時代風云等因素。

關鍵詞：張之洞 詩歌 宋意 雅正真實

張之洞，作為晚清名臣能詩者，其詩作及詩學在當時及民國廣受關注，新中國成立后，雖一段時間遇冷，但近年已引起越來越多學者的重視。自晚清至今，以“宋意入唐格”來評張之洞的詩歌創(chuàng)作已是詩界、學界共識，然對其中“宋意”的追溯與闡釋似有不足。在這里，我們不是要對張之洞具體詩作中的“宋意”與“唐格”進行機械的剝離，而是要對其詩學及詩歌創(chuàng)作中“宋意”的內涵、特征及背景成因一探究竟。以便于我們能夠較為準確地把握張之洞的詩學及詩作，繼而能給予其較為準確的定位，能有效地肯定張之洞詩歌的價值。

“宋意入唐格”本是張之洞對他人詩歌的贊美，語出其《四生哀·贈蘄水范昌棣》一詩，原詩句為“平生詩才猶殊絕，能將宋意入唐格”。我們現(xiàn)在已不知范昌棣詩風如何，但當時及后來的詩評家，如徐世昌、胡先骕、陳曾受、錢仲聯(lián)等，多視其為張之洞的夫子自道。然對何謂“宋意”，從張之洞本人到論者并無具體闡釋。錢仲聯(lián)在為《中國近代文學大系·詩詞集》（錢仲聯(lián)主編，上海書店出版社，1991年4月版）所作的《導言》中言：“張氏明確提出了‘宋意入唐格’的主張，所以具有唐人的藻采和宋人的骨力，又能言之有物，從其身世遭際抒寫真性情。”縱觀宋代詩學，我們可以得知，“宋意”包含“宋人的骨力”，但又不僅限于此。至于王英志主編的《清代唐宋詩之爭流變史》中把張詩之“宋意”釋為“平易曉暢而有思致詩風，是宋詩中健朗而不奧折的詩風”[①]，實是“宋意”在張詩中的表現(xiàn)形態(tài)，而非“宋意”之內涵。倒是龐堅以“宋詩的意趣”[②]概言之能切中肯綮，我們不妨在此基礎上“接著講”——如何理解“宋詩的意趣”？需要明確的是，宋詩所尚之“意”，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意”，諸如意思、意義之類，而是徐復觀所言，“以想象為主的思中，加入了較多的理性成分”，“是把感情理性化”[③]，用詩句表現(xiàn)這樣的“意”，宋詩的筋骨便隨之而來，宋詩的“理趣”也油然而生，這樣的宋詩也不可能絢麗華美。由此看來，“宋詩的意趣”大致是這兩方面的融合：一是內容上的抒發(fā)經過理性的沉淀而更加內斂堅實的情感，“皮毛落盡，精神獨存”（吳之振語）；一是藝術形式上的“深折透辟”（繆鉞語）、素樸典雅。二者相生相依而出的“宋意”，即是與唐詩的“韻”相對的、宋詩特有的味道。如果說這是“宋意”的原有之旨，那它們在張之洞詩歌中呈現(xiàn)出了具體而獨特的審美風貌，染上了濃重的張之洞色彩。張之洞在將“宋意”納入自己的詩學和詩歌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直面所處時代，以自我為主體，在吸收中做了選擇，在傳承中進行了創(chuàng)造。

“雅”是中國古典詩學的一個重要命題，對其內涵的演繹和闡釋，歷代的側重點不盡相同。宋代詩學的“雅”向人生的理念世界開掘，強調詩人人格的修為，特別是書卷精神的重要，將詩品與人品更密切地聯(lián)系起來。這樣的“雅”契合了張之洞的儒家正統(tǒng)思想意識和審美取向，于是，他認同和吸收了宋代詩學的崇雅意識，肯定“北宋清奇是雅音”，并進一步向“雅”的原旨回歸，即，“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span>[④]并對“雅正”進行了明確的注解：“雅（有書卷，無鄙語，有先正氣息，無油腔濫調）、正（不俶詭，不纖佻，無偏鋒，無奇格）”[⑤]，這其中包含了對詩歌雍容典雅的體式、理端意深的詩意、中正平和的韻味等維度的要求。又在《輶軒語》中告誡天下書生“文學之道先貴誠篤。世有聰明浮薄之人，能做淺薄詩數(shù)首，略記僻冷書數(shù)語，便兀奡放蕩乖僻不情，自命為才子、名士，不惟見笑大方，一染此種氣習，終身不可入道?！?/span>[⑥]其詩歌《哀六朝》更是直接地將有違雅正的六朝浮靡文風視為亂世亡國之兆，“神州陸沈六朝始，疆域碎裂羌戎驕。鳩摩神圣天師貴，末運所感儒風澆。玉臺陋語紈绔斗，造象別字石工雕。亡國哀思亂乖怒，真人既出歸煙銷。”并斷言“政無大小皆有雅,凡物不雅皆為妖?！?/span>張之洞以史為鑒，將詩風與世風相聯(lián)系，認為晚清種種弊端與“今人攘臂學六朝”有關，痛心疾首地呼吁詩歌創(chuàng)作回到儒家詩學的雅正道路上來。如果說宋代的“雅”主要是一種“落花無言，人淡如菊”式的典雅，張之洞則立足晚清風雨飄搖的時局，將詩歌的“雅”與王朝興替、人心教化聯(lián)系在一起，倡導一種黃鐘大呂式的、帶有政治關懷的“雅正”之音。他本人也在創(chuàng)作中踐行了這樣的詩學主張。張之洞的登賞游覽之作多有佳構，也頗能代表其詩風。如《重九日作》：“高臺葉響夕風起，薄寒清瘦愁朱李”、“開口且從杜牧笑，枯顱誰誚參軍顛”……全詩用典無痕，清雅之至，夏敬觀在《學山詩話》中大贊：“純?yōu)闁|坡，筆力矯健，百余年來，紗帽頭詩，當首屈一指?！?/span>[⑦]再如其古體詩杰作《銅鼓歌》，長詩以平亂大捷后所鑄記功之銅鼓為對象，狀其形，摹其聲，洋洋灑灑，一韻到底，筆墨激越跌宕，沉酣飛動，一股浩然正大之氣貫穿始終。

翁方綱《石洲詩話》云：“唐詩妙境在虛處，宋詩妙境在實處”[⑧]，“實”，是宋詩的重要組成。翁氏所謂實，并不僅指學問考據(jù)，也包括“事境”，即實際生活。翁方綱提倡的“質厚”、“實處”，其核心是敘事詳切，議論痛快，備記時事。實，絕不是“腐木濕鼓之音”，更有別于俚淺直露之辭，而是強調詩要出于性情、時事而有余味，要在樸素、厚重中有氣勢、含清通。宋詩的“實”，在張之洞“宋意入唐格”的理念與格局中，正是用來醫(yī)治唐詩之空泛的一劑良藥。我們看到，不管論詩還是寫詩，張之洞都對“實”推崇有加，并且還對其做了加持，即，“真”，此真不僅意味著存在，還指“有意義、不剿襲”（《輶軒語》）。崇尚真實，成為張之洞“宋意”的又一個體現(xiàn)。他在《輶軒語》中多處言及此觀點：“詩至有味，乃臻極品”，而要做到有“味”，要“有理、有情、有事，三者俱備”，并特別標注“有事一條，尤為切要，特為標出”；談論古今體詩“十二忌”時特指出“忌虛造情事景物，將無作有”；“忌貌襲古而無意”；“各體之通忌曰：言外無余味”。在他看來，詩要為事而作，詩味來源于真實的理、情、事，任何的無病呻吟、空穴來風都是要不得的。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他也用這樣的標準來要求自己，“言不茍出”，以嚴肅的態(tài)度進行創(chuàng)作。張之洞較少純粹的直接抒情之作，大都是借寫人、紀事、摹景、狀物、詠史等來表情達意。詩歌內容密切聯(lián)系社會現(xiàn)實，家國憂思溢于筆端。從一首首詩歌我們可看到這位士子、學官、儒臣的生命軌跡和精神歷程。《癸丑七月畿輔淫雨十日……》是其少時所作，寫“綺繡周原變水鄉(xiāng)”的災情，寫“澤鴻休怨無安所”的“匪（太平軍）情”，依托景與事抒發(fā)了憂國憂民的懷抱。七絕《四月下旬過崇效寺訪牡丹花已殘損》：“一夜狂風國艷殘，東皇應是護持難。不堪重讀元輿賦，如咽如悲獨自看?！贝嗽娛瞧渫砟昙炎?。表面寫殘花，實則隱喻晚清千瘡百孔、風雨飄搖的時局，映射出一介朝廷重臣回天乏力的悲涼心境。貼切蘊藉，感人至深。張之洞用詩歌記下了自己的所見、所歷、所思、所感。林庚白在其《麗白樓詩話》中寫道：“同光詩人什九無真感，惟二張能自道其艱苦與懷抱。二張者，之洞與謇也。之洞負盛名，領重鎮(zhèn)，出將入相，而不作一矜夸語，處新舊變革之際，危疑絕續(xù)之交，其身世之感，一見于詩，視謇猶真摯。”[⑨]是為的評。陳散原對此有“紗帽氣”、“館閣氣”之譏，汪辟疆辯駁：“散原亦不喜廣雅詩，嘗云：‘張詩語語不離節(jié)鎮(zhèn)，此紗帽氣也。’衡情而論：詩貴有我，廣雅久居督部，東來溫嶠，西上陶桓，以及牛渚江波，武昌官柳，正是眼前自家語?！?/span>[⑩]寫出“自家語”，抒發(fā)真性情、真懷抱，正是張之洞詩歌的價值和魅力所在。

 與唐詩的主情不同，宋詩以志、以意為主，因主志、意，便多有議論、說理。這一特征正適合發(fā)揮張之洞作為儒者、重臣的“名論特識”，便被他順理成章地納入“宋意”之中。張之洞詩基本走的是宋詩以意煉象、即物究理的路徑，接納了宋詩凝練沉潛的精神法式。但具體的意、理又與宋詩多有不同。宋詩往往或知性地思省人生的意義，或理性地探究生命的真諦，或懷才不遇自憐自艾，即使感時傷世也常和自身的榮辱沉浮相聯(lián)系。張之洞則不然。一方面，身為朝廷柱石，內憂外患，重任在肩，疲于應對，使其難以有“究天人之際”那樣超越性的思考；同時，天理、玄思也不符合他經世致用的核心思想。所以，張之洞的議論說理大都是落于實處的“人道”，具有深厚的歷史內涵和社會關懷。如《銅鼓歌》，此詩本是仿蘇軾《石鼓歌》而來，但二者結尾相異。張詩結尾“藏之宗拓無忘在營事，亦知乃祖乃父于國宣勤勞”,“圣人有道四夷服，何用大食日本歌金刀”；而蘇詩以“興亡百變物自閑，富貴一朝名不朽。細思物理坐嘆息，人生安得如汝壽”來做結。張詩結尾以家國為念，不同于蘇軾的人生思考。另外，《連珠詩》亦可為力證。三十三首《連珠詩》是張之洞一生立身處世治學為政之心得?！斑B珠詩”在形式上都是先以一句諺語領起，然后以典故鋪排來說理，最后以“吾聞”二字引出結論。如第二十六首：“乞火不如取燧，寄汲不如鑿井。求已勝仰人，勞暫逸乃永。嬰兒在人掌，待乳存徼幸。貧士衣中珠，未索自不省。世人志在偷，不好精進猛。齊景但出涕，趙孟惟顧景。亦如士為學，剽竊非修綆。謀國計久長，豈得飾清凈。國與天地立，眾醉須獨醒。吾聞周易象，自強為要領?！?/span> 詩歌脈絡清晰，邏輯分明，運用譬喻進行類推，說理生動有力，強調了自強對于一人、一國的重要性。在外強入侵，國力衰弱，民生凋敝之際，這樣的詩篇可謂是肺腑之言、切時之需。胡先骕評價《連珠詩》“不為學究之迂腐，亦異才士之浮詞”[11]，此語可普遍適用于張之洞詩中的議論說理。

張之洞的“宋意”不是固守一隅、抱守殘缺的復古，而是充滿主觀能動性的學古。他在繼承和吸收的同時不乏選擇和創(chuàng)造，他的“宋意”，實乃“張意”與“宋意”的融合，而不再是原始意義上的“宋意”。他對蘇軾和黃庭堅的態(tài)度可為窺豹之一斑。蘇、黃是宋詩的兩座山峰，甚至黃庭堅的詩作堪稱更為典型的宋詩。但張之洞對二人的態(tài)度大相徑庭：對蘇軾推崇備至，對黃庭堅屢加貶斥?！包S詩多槎牙，吐語無平直。三反信難曉，讀之鯁胸臆。如佩玉瓊據(jù)，舍車行荊棘。又如佳茶荈，可啜不可食。子瞻與齊名，坦蕩殊雕飾。枉受黨人禍，無通但有塞。差幸身后昌，德壽摹妙墨。”（《摩圍閣》）究其原因，無非是黃詩有違他平易曉暢的詩學觀，于是，便被摒棄于“宋意”之外。張之洞的文學思想和他的政治思想、學術思想是密切相聯(lián)的，這種聯(lián)系不僅表現(xiàn)在內容上的影響和制約，也表現(xiàn)在哲學思想、方法論意義上的同一性。他對待“宋意”的態(tài)度，便與其“中體西用”的政治思想、漢宋兼重的學術思想一脈相通：即站在文化保守主義立場上實用主義哲學是它們共同的底色；通權達變、為我所用是它們共同的方法。張之洞的“宋意”是他打破朝代之畛域，從自我心性出發(fā)面向時代的一種取法，具有鮮明而濃郁的主體色彩和時代精神。

追溯張之洞“宋意”的形成背景，除與生俱來的先天個性外，大致離不開童年教育、社會身份、時代風云等因素。張之洞四歲開蒙，從小受到的是最傳統(tǒng)的儒家教育，授業(yè)師皆一時飽學大儒。其父張瑛也注重在儒學根坻上培養(yǎng)他。據(jù)胡鈞《張文襄公年譜》記載，張瑛“訓子以‘儉約知禮’為宗，過庭授學，多乾嘉老輩緒言。”[12]這一切為張之洞的一生涂上了底色，打下了基調。現(xiàn)代心理學的研究表明：童年（現(xiàn)代心理學一般把從出生到成熟稱為“兒童期”）是人的一生中一個重要的發(fā)展階段，童年經驗是一個人心理發(fā)展不可逾越的開端，是人個體發(fā)展的宿因，童年期形成的先在意向結構會影響人的一生。張之洞童年期所受的正統(tǒng)的儒家教育影響了他的事功，也影響了他的詩學和詩歌創(chuàng)作。他的執(zhí)守雅正、崇尚真實、切近現(xiàn)實皆以儒家經旨正統(tǒng)為底流，也是對儒家“文以載道”“詩言志”的文學傳統(tǒng)的承繼。而這一選擇也與其朝廷重臣的身份相符。依照身份理論看來，在人的各種身份中有一種是中心，是主要的，會影響其他身份。張之洞有幾種身份：詩人、學者、大臣，而大臣是他的主要身份，其余身份皆圍繞這一中心行事。對于一位亂世中的封疆大吏來說，認同儒家“載道”、“言志”的詩學是水到渠成之事，“盡掃淫哇歸雅正”也是其責任所在，而綺靡虛浮則與其身份格格不入。曾克耑言：“其身既無所容，而亡國破家之變交乘于前，曾無術以拯之，其悲憫世道，感傷太息，豈韋布之士所可望者邪？……故其發(fā)為聲詩也，寄感傷于芳惻，寓隱微于詼詭。卓然有以自樹立，非嘲弄風月者所得而比?！?/span>[13]這段論述似為張之洞詩量身打造。造就張之洞“宋意”面目的，外因亦不容忽視。詩和詩人都生活在他們的時代里。張之洞的人生跨度，邁越咸、同、光、宣諸朝，這不僅是清王朝的衰敗之世，而且也是古老中國正經歷“數(shù)千年未有之變局”時期，“國步維艱，外患日棘，民窮財盡”（張之洞《遺折》）。面對如此堅硬的現(xiàn)實，一位以天下為己任的士人自然難淺吟低唱書寫輕綺艷美的詩句，一位常懷忠君愛民之思的儒臣亦難有名士風流高蹈遠塵之想。這樣的時代氣候，為張之洞那與社稷民生、興衰治亂息息相通的“宋意”提供了生長的土壤。

從以上對張之洞的“宋意”辨析中可以看出，其詩學和詩作仍在中國傳統(tǒng)士大夫所固有的情感表現(xiàn)模式之下，折射出的是儒家傳統(tǒng)的審美心態(tài)。晚清天崩地解的社會現(xiàn)實并沒有顛覆其業(yè)已形成的觀念形態(tài)和深層的心理結構，只是迫使他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依照所秉承的“中庸”之道，來尋求個人的文化精神，或具言之詩學思想，與社會現(xiàn)實之間的整合。而“宋意”即是這一整合的結晶。我們應該把“宋意”放回具體的歷史語境中，重新建立起思想的和美學的背景，充分體察歷史本身的豐富與復雜，從而才能較為準確地把握“宋意”在詩歌發(fā)展和詩歌批評中的地位和價值。對于張之洞的詩歌創(chuàng)作而言，“宋意”是其內核，凝結著詩人的志趣學養(yǎng)和審美取向。“宋意”在給他的詩歌帶來典雅厚重、寬博宏肆的同時，也帶來了惹人非議的“館閣氣”。但，詩歌創(chuàng)作本就“各師其心，其異如面”，清流健將、封疆大吏、洋務殿軍的張之洞只能寫出屬于自己的詩作。況“作山林詩易，作臺閣詩難。山林詩或失之野，臺閣詩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李東陽《麓堂詩話》）張之洞的詩雖無傳誦千古的名篇，但格調不俗，筆力雅健，“詩中有人在（陳衍語）”，已屬難得。我們應該給予足夠的尊重和重視，中國詩歌史也應有這類詩歌的安放之地。

[①]王英志主編《清代唐宋詩之爭流變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3月，第651頁。

[②]龐堅《張之洞詩文集·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第16頁。

[③]徐復觀《中國文學精神》，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6月，第399頁。

[④]阮元《十三經注疏》，本卷十五，中華書局，1980年6月，第 15 頁。

[⑤]張之洞《輶軒語﹒時文》,趙德馨等《張之洞全集》,武漢出版社，2008年12月，第十二冊,第208頁。

[⑥]同⑤，第198頁。

[⑦]同注②，第25頁。

[⑧]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趙執(zhí)信、翁方綱《談龍錄·石洲詩話》，陳邇冬校點，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187頁。

[⑨]林庚白《麗白樓詩話》，轉引自張修齡、馬衛(wèi)中《近代詩論叢·新舊交替中的復古詩家》，安徽文藝出版社，1995，第 60 頁。

[⑩]汪辟疆《汪辟疆說近代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第31頁。

[11]胡先骕《讀張文襄廣雅堂詩》，胡先骕《胡先骕文存》上冊，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181頁。

[12]胡鈞《張文襄公年譜》，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18頁。

[13]曾克耑《爰居閣詩序》，曾克耑《頌橘廬叢稿》，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一冊，第二卷，第7頁。

作者簡介：付紅妹，河北省滄州師范學院文學院教授，北京大學文學碩士畢業(yè)，后曾至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兩年。主要從事文學理論和美學的教學與研究。曾在《北京大學學報》、《文藝爭鳴》等期刊發(fā)表學術論文、文學藝術評論三十余篇。出版有個人文集《藝文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