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格物致知，對這個詞的理解，朱熹和王陽明，有著很大的分歧。而這種分歧的背后，是王陽明、朱熹對成圣之路的方法論的分歧。王陽明和朱熹，隔著342年。這場對儒家經(jīng)典的跨時空學(xué)術(shù)之爭延續(xù)到今天，至今人們對格物致知的意思依然沒有明確，或者說，也無需明確。但是在今天這個紛繁復(fù)雜的世界里，我更喜歡王陽明的觀點。我們每天面對著龐雜的信息，它們從各個終端來到我們的眼前，碎片般的漂浮物，如同地球外太空的垃圾，不僅阻礙我們見到真實的世界，還塑造著一種混亂的思維和行為模式。在這個時代中，從喜怒哀樂的小情緒，到對成功、失敗的理解，再到對生命目標的追求，都是飄忽不定的。我們被與我們無關(guān)的信息刷屏，每天花五六個小時（甚至更多）的時間，茫然而焦慮地盤手機，試圖通過信息的擴充來獲得無用的安慰。虛擬的體驗，不斷侵蝕真實的感知，這種情況只會越來越糟。所以，這個時代更需要一個王陽明來提醒我們，人的內(nèi)心本來是完善的，當我們撥開那些多余的遮蔽和紛擾，大膽地去偽存真，就能獲得更有質(zhì)量的生活乃至生命。這或許也是我們這個時代需要的格物致知吧。

很多人對“格物致知”的理解有誤

文 | 許偉明

格物致知，究竟是什么意思？

讀書，最好去讀最初的文本，否則會帶來費解乃至誤解。通常，我們認為讀翻譯作品的時候容易遇到這種情況，因為不同語言之間，幾乎沒有含義完全對應(yīng)的詞句來一一匹配。但沒想到的是，這種打折扣的閱讀體驗，更容易在引經(jīng)據(jù)典的文本中遇到。很多詞句大家用多了，這個被引用的經(jīng)典變得耳熟能詳，被繼續(xù)引用時人們便懶于再去追尋其本意。但一旦你讀最初的文本，才發(fā)現(xiàn)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最近讀王陽明的《傳習(xí)錄》，經(jīng)常遇到的兩個詞是格物致知、知行合一。我發(fā)現(xiàn)，這兩個詞的本意和我們平時從字面理解的，有著很大的不同。望文生義、先入為主、以訛傳訛，阻止著我們接近這兩個詞的真實內(nèi)涵。本文只說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這個詞來自《大學(xué)》中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概今天的人，知道“修齊治平”的多，而知道“格致誠正“的少。）這八個詞，被統(tǒng)稱為八目，綱舉則目張，它們是《大學(xué)》的八個重要的詞眼、條目。

《大學(xué)》中的八目，基本概括了儒家的三觀，并給出了成為“圣人”的方法論。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說的是對自身道德的存養(yǎng)，齊家、治國、平天下，超乎了個體，將個人道德外延，進入到家庭、國家、天下等更大的維度上。從個體到世界，從個人道德至天下大德，一步步地遞進，儒家思想藏不住政治的野心。

那么格物致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通常，我們是這么看的：格物，就是對事物進行研究探索；而致知，就是得到一種知識，甚至一種智慧。如果這么看的話，我們觀察一棵小樹的生長，然后知道了小樹生長規(guī)律的知識，就完成一次格物致知了。

魯迅也是這么理解的，他的《偽自由書·透底》這么寫到，“于是要知道地球是圓的，人人都要自己去環(huán)游地球一周；要制造汽機的，也要先坐在開水壺前格物?！?/strong>我猜想，在魯迅的這個語境中，格物就是研究開水壺的蒸汽，致知就是造汽車。

不管是看小樹苗生長，還是看蒸汽，都是今天最常見的科學(xué)思維。這種理解豐富了格物致知這個詞的含義，卻也阻礙了我們理解它的本意。一旦我們把這種理解放在《大學(xué)》的語境下，你會發(fā)現(xiàn)那是行不通的。

試想一下，如果依照通常的理解，一個知識淵博的人，豈不就能成為品格高尚的君子了嗎？但他和治國、平天下有什么必然聯(lián)系呢？要知道，這個世界從來不缺高智商的人渣??！難道孔子、曾子會這么盲目，竟不知道知識淵博和品格高尚并無因果關(guān)系？不是的。

儒家思想被稱為圣學(xué)，其宗旨是要通過學(xué)習(xí)儒家的思想，去提升個人道德水平，進而去擁有治理一個地區(qū)的能力，乃至是輔佐君王治理國家。既然儒家懷揣的是“內(nèi)圣外王”的理想（或者說野心），而《大學(xué)》又是儒家思想中如此重要的典籍，顯然不會僅著眼于教人去做科學(xué)小實驗的，而會關(guān)照一個人的道德、一個國家的制度等。

“成圣”之路，朱熹做“加法”，王陽明做“減法”

但“成圣”的道路，不同時代的儒家，或不同的思想大家，他們之間的理解也是不同的。這種不同，是朱熹和王陽明之間的分歧所在，并集中體現(xiàn)在對“格物致知”的理解分歧上。朱熹認為，成圣之道要窮盡萬事萬物之理，而王陽明認為每個人天生都是圣人，只要不斷祛除蒙蔽內(nèi)心的東西，重新恢復(fù)人心的初始狀態(tài)，自然就成圣了。

簡單來說，南宋理學(xué)家朱熹認為，成圣之道就要向人心外探索“理”，不斷做加法；而明代心學(xué)家王陽明認為，心本來就有完備的“理”了，不要向外求索，而要向內(nèi)求，做減法，不斷地發(fā)現(xiàn)和去除不良的欲望，存樣原本優(yōu)良的品性，那就對了。

在朱熹、王陽明之前，另一位重要的理學(xué)家是北宋的程頤。程頤認為，“知者吾之所固有”，而“致知在格物”。意思是，人本來內(nèi)心是有“知”的，但要致知，非通過格物不可；格物就是“窮理”，大概是說探索一切事物的“理”直到盡頭。窮了理，自然就“致知”了。

朱熹、王陽明都深受程頤的影響，他們繼承了知是人所固有的觀點。但對于何為格物、何為致知，卻有著很大的分歧。

朱熹繼續(xù)發(fā)揚了程頤的觀點，他說，“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他的意思是，人的心靈都是有知的，而萬事萬物也都有一個“理”，要對外窮盡這個理，才能對內(nèi)發(fā)掘那個“知”。

王陽明對此有不同意見，旗幟鮮明地反對朱熹。他說，人的心靈都有“知”，這是對的，他還特別提出，知就是良知，就是知行合一。但要說萬事萬物有“理”，那就是大錯特錯了。為什么錯呢？因為理根本不在于萬事萬物上，而在我們每個人的內(nèi)心里頭。每個人的心，就是完善的理。也就是他所謂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strong>

王陽明和朱熹，隔著342年。而這場對儒家經(jīng)典典籍的跨時空學(xué)術(shù)之爭，到今天還沒有最終的答案，人們至今對格物致知的意思依然沒有明確，或者說，也無需明確。但是在今天這個紛繁復(fù)雜的世界里，我更喜歡王陽明的觀點。

我們每天面對著龐雜的信息，他們從各個終端來到我們的眼前，無數(shù)碎片般的漂浮物，像地球外太空的垃圾，不僅阻礙我們見到真實的世界，并且還塑造著一種混亂的思維和行為的模式。在這個時代，從喜怒哀樂的小情緒，到對成功、失敗的理解，再到對生命目標的追求，都是飄忽不定的。

我們被與我們無關(guān)的信息刷屏，每天花五六個小時（甚至更多）的時間，茫然而焦慮地盤手機，試圖通過信息的擴充來獲得無用的安慰。虛擬的體驗，不斷侵蝕真實的感知，這種情況只會越來越糟。所以，這個時代更需要一個王陽明來提醒我們，人的內(nèi)心本來是完善的，當我們撥開那些多余的遮蔽和紛擾，大膽地去偽存真，就能獲得更有質(zhì)量的生活乃至生命。

這或許也是我們這個時代需要的格物致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