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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孔子易學(xué)觀的轉(zhuǎn)變(廖名春)  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和《田敬仲完世家》都說“孔子晚而喜《易》”，班固《漢書·儒林傳》所載亦同，只不過改“喜”為“好”而已?？鬃訛楹我镣砟攴讲拧跋病兑住贰?他晚年前后的易學(xué)觀有沒有變化?對此，司馬遷、班固沒有記載，人們也都沒有注意到。因為在人們的觀念中，孔子的思想終其一生，是“一以貫之”的，不可能有轉(zhuǎn)折變化，其易學(xué)觀也當(dāng)如此。因此，探討孔子何以“晚而好《易》”這一問題，不但可以加深我們對孔子易學(xué)觀演變的認識，對孔子整個思想的研究也具有方法論的啟示。
1973年底，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出土了6篇帛書“易傳”，共1萬6千余字。其中第四篇名《要》，記字“千六百四十八”。這是一篇研究孔子易學(xué)觀的極其重要的文獻。筆者曾有幸進行過整理，做過釋文，[1]并發(fā)表過《帛書〈要〉簡說》、[2]《帛書釋〈要〉》、[3]《帛書〈要〉與孔學(xué)研究》[4]等論文。今吸收時賢的成果，參以自己的工作，再作一探討。 從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隨葬木牘可知，該墓葬于漢文帝前元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從帛書《要》的書寫形制、篇題及其所記字數(shù)來看，帛書《要》系抄本無疑，應(yīng)有篆書竹簡本存在。同時，從篆書竹簡本的寫成到被抄為帛書，應(yīng)有一段流傳的時間?！兑废嫡浶再|(zhì)之書，[5]其材料來源應(yīng)較其成書更早?？紤]到秦始皇公元前213年根據(jù)李斯所議制定了《挾書令》，而該令直到漢惠帝四年(前191)才得以廢除?？脊虐l(fā)掘表明，迄今在《挾書令》施行時期以內(nèi)的墓葬，所出書籍均未超出該令的規(guī)定。[6]所以，帛書《要》的記載不可能出自漢初，也不可能出自秦代，應(yīng)該會早到戰(zhàn)國。
帛書《要》有一節(jié)文字，詳細記載了孔子“老而好《易》”而和其弟子子贛(貢)辯論的情況。其文曰： 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子贛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蘩?！n以此為然矣。以此言取之，賜緡行之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詭)其福?！渡袝范囔?疏)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遺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薄百n聞諸夫子曰：‘孫(遜)正而行義，則人不惑矣?！蜃咏癫话财溆枚鴺菲滢o，則是用倚(奇)於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謬)哉，賜!吾告女(汝)，《易》之道……故《易》剛者使知瞿(懼)，柔者使知剛，愚人為而不忘(妄)，僌(漸)人為而去詐。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辟(避)咎，然后《易》始興也。予樂其知……”子贛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當(dāng)，唯周粱(梁)山之占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弊釉唬骸啊兑住?，我后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shù)，明數(shù)而達乎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于數(shù)，則其為之巫；數(shù)而不達于德，則其為之史。史巫之筮，鄉(xiāng)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涂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帛書《要》這一記載是否可信呢?最好的辦法是“取地下之實物于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 [7]王國維告誡我們：“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盵8]帛書《要》所謂“夫子老而好《易》”，說同于《史記·孔子世家》，只不過一稱“夫子”，一稱“孔子”；一稱“老”，一稱“晚”；一稱“好”，一稱“喜”。而帛書“夫子”之稱較《史記》“孔子”更近，顯然是其弟子或再傳弟子的口吻。所謂“居則在席，行則在囊”，與《史記》孔子“讀《易》，韋編三絕”說也可相互證明。正因為孔子“老而好《易》”到了居、行不忍釋手的地步，才出現(xiàn)了“韋編三絕”的結(jié)果?！兑菲d子貢批評孔子“老而好《易》”之事，從時間上講，是可以成立的?！妒酚洝た鬃邮兰摇穼ⅰ翱鬃油矶病兑住贰币欢沃糜隰敯Ч荒昕鬃託w魯之后，而據(jù)《左傳》哀公十一年所載，此時子貢正在魯國。至哀公十五年冬，子服景伯前往齊國，子貢為介。第二年四月孔子逝世，子貢批評哀公的致誄，隨后為孔子廬墓六年。李學(xué)勤先生說：“孔子、子貢間發(fā)生《要》篇所記的對話，恰合于當(dāng)時的情事?！盵9]這一論斷是準確的。上載子貢對孔子的責(zé)難，與傳統(tǒng)文獻所載子貢的性格也是相符的?！妒酚洝ぶ倌岬茏恿袀鳌吩疲骸白迂暲谇赊o，孔子常黜其辯。”又說子貢：“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鄙弦瘯兑菲模褪且粋€最鮮明的例證。又帛書所謂“《周易》未失也”，“《易》剛者使知懼，柔者使知剛”云云，與《論語·述而》所載“無大過”之說若合符節(jié)?！坝^其德義”，“求其德而已”，與《論語·子路》所載“不占”之教完全可以相互印證?！昂笫乐恳汕鹫撸蛞浴兑住泛酢?，與《孟子·滕文公下》所載孟子引孔子語“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口吻酷肖。所有這些足以證明：上引帛書《要》篇所載，是研究孔子思想的可靠史料，我們沒有理由忽視它。
從上引帛書《要》可知，孔子“老而好《易》”，竟到了“居則在席，行則在囊”的癡迷地步，對此，其弟子子貢持激烈反對的態(tài)度。子貢為何要反對“夫子老而好《易》”呢?原因就在于子貢認為孔子“老而好之”違反了孔子的“它日”之教?！八铡奔赐眨敢郧?。孔子“老而好《易》”之前，對《周易》是一種什么態(tài)度呢?帛書通過子貢之口，揭示得非常清楚：“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蘩” [10]。喪失德行的人才乞求神靈，缺乏智謀的人才頻繁卜筮。子貢引此來批評“夫子老而好《易》”，是引子昔日之矛擊子今日之盾，說明這種“它日之教”就是孔子“它日”對好《易》者的批評。下文“賜聞諸夫子曰：‘孫正而行義，則人不惑矣’”同理，也是說不須好《易》，亦能不惑，以此駁孔子“《周易》未失也”之說。從子貢所引孔子的“它日”之教來看，孔子晚年以前不但不曾“好《易》”，反而視“好《易》”為求“德行”、“遜正而行義”的對立面。在這時的孔子看來，《周易》是卜筮之書，為君子所羞稱。這一易學(xué)觀，“賜以此為然”，被子貢這些弟子所完全接受，視為孔門思想的正統(tǒng)；并“緡行之為也”，努力實行。
孔子“老而好《易》”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孔子認為《周易》“有古之遺言焉”。李學(xué)勤先生說，“古之遺言”不是泛指古代的話，因為《周易》對于孔子來說本來是古代的作品，用不著特別強調(diào)?！斑z言”的“言”應(yīng)訓(xùn)為教或道，系指前世圣人的遺教。[11]其說極是。具體而言，這里的“遺言”是指周文王之道?！吨芤住贰坝泄胖z言焉”，就是說《周易》一書蘊藏著周文王的思想。何以見得?帛書《要》告訴我們：“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避咎，然后《易》始興也。予樂其知……”這就是說，《周易》一書始出于周文王，它產(chǎn)生于“紂乃無道，文王作”的年代，是周文王”諱而避咎”之作，反映了文王的仁義思想(“文王仁”)和憂國憂民意識(“其慮”)?？鬃邮恰皹菲渲?，賞識蘊藏在《周易》一書里的文王之智才“好《易》”的。這一段話，主要是從歷史、政治的角度解釋了其“老而好《易》”的原因。對我們解決《周易》一書的作者和成書年代、《周易》一書的性質(zhì)提供了寶貴的史料。[12] 《論語·子路》篇載孔子對《周易》恒卦九三爻辭“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的評價是“不占而已”。今人多以此“不占”之教來概括孔子的易學(xué)觀。其實，孔子晚年的易學(xué)觀并不如此簡單。如上所述，孔子認為《周易》乃文王“諱而避咎”之作，所謂“諱”乃隱諱，“避咎”乃躲避商紂無道之“咎”。 [13]這就是說《周易》的卜筮形式下寄寓著文王之“仁”和其“志”、“慮”，它的外殼是卜筮，而其實質(zhì)是反紂之“無道”。 [14]基于此認識，孔子認為就其“諱”的卜筮之用而言，“我后其祝卜矣”；但從“觀其德義”來論，“祝巫卜筮其后乎”?？鬃虞p筮重德，并不是說他于《易》只言義理，不涉象數(shù)。相反，他主張的治《易》方法是“幽贊而達乎數(shù)，明數(shù)而達乎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他認為“幽贊而不達乎數(shù)，則其為之巫”，只知卜筮之用而不知利用易數(shù)去推步天象歷法，這就是巫，是最下等的好《易》者?！皵?shù)而不達乎德，則其為之史”，只知以易數(shù)去推步天象歷法，而不知從天道中推出人道，這就是史，是次等的好《易》者。[15]對于“史巫”之易，孔子認為“鄉(xiāng)(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向往和喜好都是錯誤的。而正確的方法是由明占筮之用而明易數(shù)，由明易數(shù)而明易理，并將易理與仁、義相結(jié)合。這實質(zhì)是主張由象數(shù)而探義理，反對離義理而言象數(shù)或離象數(shù)而言義理。這種易學(xué)觀，其重要性不僅僅在于易學(xué)，而在于提出了一種新的君子標準，即君子既要“守道”，又得溝通天人；既要修德，還得“明數(shù)”。此不但異于思孟的心性之學(xué)，與荀子的“天人之分”說也有明顯不同。但對精于禮、樂、射、御、書、數(shù)“六藝”的孔子來說，則是完全可能的?！妒酚洝た鬃邮兰摇酚涊d：
孔子學(xué)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xí)其曲矣，未得其數(shù)也?！庇虚g，曰：“已習(xí)其數(shù)，可以益矣?！笨鬃釉唬骸扒鹞吹闷渲疽??！庇虚g，曰：“已習(xí)其志，可以益矣?！笨鬃釉唬骸扒鹞吹闷錇槿艘??！庇虚g，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則遠志焉?！痹唬骸扒鸬闷錇槿?，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這一記載崔述有所懷疑，[16]但又見于《韓詩外傳》、《淮南子·主術(shù)訓(xùn)》、《孔子家語·辯樂解》等書，大體可信。孔子論樂由數(shù)及志，再得其為人，論定其曲為《文王之操》。這種風(fēng)格，與帛書所載孔子論《易》語極近，我們不應(yīng)有所懷疑。 孔子易學(xué)觀的轉(zhuǎn)變從《論語》中也可得到證明。其《述而》篇有一段著名的記載： 子曰：“加我數(shù)年，五十以學(xué)《易》，可以無大過矣?！?/span>
此章后人訓(xùn)解多歧，爭論主要集中在兩點上：一是所謂“魯讀”的問題，二是孔子說此語的時間問題。前者近代以來雖被疑古派渲染成一大訟案，但實際上已獲解決，“魯讀”不足為據(jù)。[17]后者則大體有兩說。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將這段話排在孔子暮年返魯之后，系孔子“晚而喜《易》”時之言。同書告訴我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笨鬃尤ヴ斣隰敹ü?前497)，返魯則為魯哀公十一年(前484)，時孔子六十八歲。由此可見，司馬遷所謂“晚”，應(yīng)系孔子六十八歲返魯之后至七十三歲時去世這一段時間。 但后人多不以司馬遷的記載為然。如清儒劉寶楠就說：“《世家》與《論語》所述不在一時?！盵18]程樹德更說：“《世家》將《論語》隨意編入，其先后不足為據(jù)?！盵19]
從鄭玄開始，注家多以孔子此語在其五十歲之前。抄寫于唐昭宗龍紀二年(公元890)二月的敦煌文書伯希和2510號為鄭玄《論語·述而》等篇注，其注曰： 加我數(shù)年，年至五十以學(xué)此《易》，其義理可無大過。孔子時年四十五、六，好《易》，玩讀不敢懈卷，汲汲然，自恐不能究竟其意，故云然也。[20] 后來三國魏何晏的《論語集解》說“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矣”、南朝梁皇侃《論語義疏》說“當(dāng)孔子爾時年已四十五、六”、宋代邢昺《論語注疏》說“加我數(shù)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也”云云，顯然皆由鄭注而來。
后儒對上說進一步加以補充。崔適《論語足征記》說： 《史記·世家》：“孔子年四十三，而委氏強僭，其臣陽貨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逼溲哉闩c此章及下“雅言”章相證明?？谑诘茏?，故須言；修而理之，故其言須雅。方以《詩》、《書》、執(zhí)禮為事，故未暇學(xué)《易》，而學(xué)《易》必俟之年五十也。人之壽數(shù)不可豫知，故言“加我數(shù)年”。數(shù)年者，自四十三至五十也。
官懋庸《論語稽》也說：
此孔子四十二歲以后，自齊返魯，退修《詩》、《書》、《禮》、《樂》時語也。蓋《詩》、《書》、《禮》、《樂》之修，非數(shù)年之功不可。因《詩》、《書》、《禮》、《樂》而思及《易》，情之常也。方修《詩》、《書》、《禮》、《樂》而未暇及《易》，理之常也。 五十以前說有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就是孔子為什么一定要等到五十歲才學(xué)《易》。[21]如果說是“未暇”，那么，既有暇“修《詩》、《書》、《禮》、《樂》”，為什么惟獨“未暇”“學(xué)《易》”?如果說“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方能讀《易》這一“至命之書”，那么，“未至五十焉知是年知命?又焉知他年贊《易》有至命之言邪?” [22]
為了解決這些難題，前修時賢想盡了種種辦法?；蚋淖冋挛牡木渥x，以“五”一讀，“十”一讀，成“加我數(shù)年五、十，以學(xué)《易》……”或改變章文的理解，說“非以五十之年學(xué)《易》，是以五十之理數(shù)學(xué)《易》”。或改變章文的文字，將“五十”改作“卒”字、“吾”字、“七十”、九十”等等。[23]凡此種種，皆屬穿鑿。[24]
如依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將孔子此語排在其暮年返魯之后，上述難題就不存在了。能知“五十以學(xué)《易》，可以無大過”，這樣的“學(xué)”，決非初學(xué)，亦非一般性的學(xué)。因為一般性地學(xué)《易》，看到的只是占卜吉兇，決不會看出《周易》是寡過之書?！皩W(xué)《易》，可以無大過”，這是稱贊《周易》“德義”的功能，其義與帛書《要》“《周易》未失也”同?！皩W(xué)《易》”，之所以“可以無大過”就是因為“《易》，剛者使知懼，柔者使知剛……”所以，“學(xué)《易》，可以無大過”，應(yīng)是孔子“好《易》”后之語，不好《易》，是說不出這樣的警語來的。從《史記》、《漢書》和帛書《要》所載可知，孔子好《易》是晚年以后之事，所以，孔子說“假我數(shù)年，五十以學(xué)《易》，可以無大過矣”，必定在其暮年返魯，“老而好《易》”之后。正因是暮年之語，知其人壽不可能太多，所以說“假我數(shù)年”。正因是“老而好之”，而且到了“居則在席，行則在囊”的地步，所以不免對過去有所追悔，心想我要不是“老而好《易》”而是更早一點好《易》該多好。所謂“五十”就是更早一點時間之意。“學(xué)”與“喜”、“好”表面上有程度上的差異，其實質(zhì)并沒有什么不同。只不過一是孔子的謙稱，故謂“學(xué)”；一是他人的客觀描述，故謂“喜”、“好”。 如《論語·述而》上述所載，孔子惜其好《易》之晚，這既是對其晚年易學(xué)觀的肯定，也是對其以前易學(xué)觀的檢討。正因為晚年以前輕《易》，視《周易》為卜筮之書，對其“德義”忽而不察，所以“老而好《易》”之后才“覺今是而昨非”，故有“假年”之嘆。所以，對孔子易學(xué)觀的轉(zhuǎn)變，《論語》和帛書《要》所載，都可相互證明。
孔子為什么至晚年突然改變了自己原來的易學(xué)觀，從《周易》中發(fā)現(xiàn)了先前所不曾發(fā)現(xiàn)過的“德義”了呢?這是一個頗值得玩味的問題。從古至今，人們對《周易》一書的性質(zhì)，素有兩種對立的認識。一是視《周易》為卜筮之書，一是視《周易》為義理之書。視《周易》為卜筮之書的，多是就《周易》本身而立論；視《周易》為義理之書的，多是就《易傳》而立論。孔子晚年以前視《周易》為卜筮之書，對其采取排斥的態(tài)度，應(yīng)該說他看到的只是《周易》的本文，是卦畫和卦、爻辭。晚年以后，他從《周易》中看出了“德義”，看出了文王之道，應(yīng)該說他不僅看到了《周易》本文，還看到了一種權(quán)威的、足以使他信服的解釋《周易》的創(chuàng)作背景、思想宗旨的文獻。這一文獻實質(zhì)就是最早的一種《易》傳。這一《易》傳并非出自一般人之手，否則孔子不會一讀到它就改變了自己原來對《周易》的看法?！坝粲艉跷脑?吾從周!” [25]作為周代文化傳統(tǒng)自覺繼承者的孔子，能使他信服的《易》傳應(yīng)該是出自周王室、與文武周公之道有密切聯(lián)系的文獻。這一文獻看起來似乎不可確考，但事實上史籍卻留下了它的痕跡。 《左傅·昭公二年》有一段著名的記載：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矣?！?/span> 此《易象》決非《周易》本文，而是解《易》之傳。何以見得?因為從《左傳》、《國語》的記載看，晉人以《周易》占筮論事，史不絕書，可見人們對《周易》是非常熟悉的。如果魯太史出示給韓宣子的《易象》只是人們早就習(xí)以為常的《周易》，韓宣子決不會如此大發(fā)感慨。因此，它一定是一部釋《易》之作，其創(chuàng)作與周公有關(guān)，其內(nèi)容與“周之所以王”有關(guān)。韓宣子聘魯，時孔子方十二歲?！兑紫蟆氛朴隰斕罚n宣子尚屬初見，其在社會上肯定尚未廣為流傳。所以孔子在晚年以前排斥《周易》，很可能就是因為他尚未看到《易象》。到孔子暮年返魯，距韓宣子觀書已近六十年，這時魯太史所藏之《易象》可能在社會上已逐漸流傳開來，孔子整理文獻，既然因魯太史之《魯春秋》而作《春秋》，那么，他就有可能見到載有“周公之德”和“周之所以王”的《易象》。見到《易象》，他就有可能說出“《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遺言焉?！耐跞剩坏闷渲疽猿善鋺]，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辟(避)咎，然后《易》始興也……予樂其知(智)之……”這樣的話來。所以，孔子“老而好《易》”，其易學(xué)觀發(fā)生了轉(zhuǎn)變，應(yīng)該是他見到了《易象》一書所致。傳說今本《易傳》系孔子所作。今本《易傳》的某些部分和《易象》的關(guān)系，可能也象已修《春秋》與不修《春秋》一樣。[26]由此看來，孔子晚年的易學(xué)觀和孔子關(guān)于《周易》的闡發(fā)，其中固然有孔子自己的創(chuàng)造，但毫無疑問，孔子也繼承和吸取了前人的成果?？鬃幼苑Q“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人稱其“憲章文武”，因此，孔子晚年對《周易》“德義”的認識，不可能完全是孔子的憑空創(chuàng)造，應(yīng)該有其歷史的淵源。由《易象》來看，孔子晚年轉(zhuǎn)變后的這種對《周易》一書性質(zhì)的認識，可能會更符合歷史的真實。來源：原載《孔子研究》1995年第4期 作者：廖名春
【注釋】 [1]與陳松長合作，載《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 [2]廖名春：《帛書〈要〉簡說》，《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 [3]廖名春：《帛書釋〈要〉》，《中國文化》第10期，1994年8月。 [4]廖名春：《帛書〈要〉與孔學(xué)研究》，“孔子誕辰2545周年紀念與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論文。1994年10月。 [5]詳見廖名春：《論帛書〈系辭〉的學(xué)派性質(zhì)》，《哲學(xué)研究》1993年第7期。 [6]李學(xué)勤：《論新出簡帛與學(xué)術(shù)研究》，《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1993年第1期。 [7]陳寅?。骸锻蹯o安先生遺書序》，《王國維遺書》第一冊，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影印商務(wù)印書館本。 [8]王國維：《古史新證》，1935年1月北京來薰閣影印本。 [9]李學(xué)勤：《從帛書〈易傳〉看孔子與〈易〉》，《中原文物》1989年第2期。 [10] “蘩”字從池田知久說，見氏著《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的思想》，載東京大學(xué)《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25冊，1994年8月定稿。 [11]李學(xué)勤：《從帛書〈易傳〉看孔子與〈易〉》。 [12]詳見廖名春：《從帛書易傳論〈周易〉的作者與性質(zhì)》，未刊稿。 [13]這與《史記?太史公自序》“西伯拘羑里演《周易》”說可相互證明。 [14]可參任俊華《“諱而辟咎”小議》，《國際青年易學(xué)通訊》第4期，1994年9月。 [15]《荀子?君道》云“官人守數(shù)”，《天論》則說“官人守天”，可知“守數(shù)”即“守天”，故此處如此釋“數(shù)”。詳見廖名春《帛書釋〈要〉》。 [16]崔述：《洙泗考信錄》卷二，《叢書集成初編》本，商務(wù)印書館1937年初版。 [17]說詳李學(xué)勤：《“五十以學(xué)易”問題考辨》，載《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xué)》(1988)，三聯(lián)書店，1990年。 [18]劉寶楠：《論語正義》卷八，中華書局版諸子集成本，144頁。 [19]程樹德：《論語集釋》卷十四，中華書局版新編諸子集成本， 471頁。 [20]王素編著：《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 78頁，圖版22，文物出版社，1991年。 [21]如毛奇齡《論語稽求篇》就說：“幻習(xí)六藝，便當(dāng)學(xué)《易》，何況五十?” [22]崔適：《論語足征記》語，轉(zhuǎn)引自程樹德《論語集釋》卷十四。 [23]前修說可詳見程樹德《論語集釋》卷十四所引，時賢說恕不繁舉。 [24]詳見李學(xué)勤先生《“五十以學(xué)易”問題考辨》的分析。 [25]《論語?八佾》第十四章。 [26]詳見廖名春等：《周易研究史》，42頁，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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