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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鎮(zhèn)制作琺瑯彩的時間可以追溯到乾隆二年，根據(jù)《清宮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檔》中歷史資料記載：“乾隆二年五月十一日：首領(lǐng)吳書來說太監(jiān)毛団、胡世杰傳旨：著做瓶樣畫些呈覽，準時交與唐英，將填白瓶燒造些來。欽此。于本月十三日，畫得膽瓶紙樣一張，......天盤口紙錐瓶紙樣一張，首領(lǐng)吳書持進，交太監(jiān)毛団，胡世杰，高玉呈覽。奉旨：準照樣發(fā)去燒造。于本年十月二十二日，照畫樣燒造得填白膽瓶四件，......，每樣持進一件，七品首領(lǐng)薩木哈交太監(jiān)毛団，胡世杰，高玉呈覽。奉旨：著將直口膽瓶著唐英嗣后不必燒造，再嗣后燒造此八樣填白釉瓶時，著唐英令窯上人隨意畫各樣畫樣燒造些，隨填白瓶一同送來。欽此?！督鳠齑牌魈帯贰?br> 這一資料曾在筆者文中屢屢提及，此處主要圍繞“再嗣后燒造此八樣填白釉瓶時，著唐英令窯上人隨意畫各樣畫樣燒造些，隨填白瓶一同送來?！眮硖接?。其中所提及的“八樣填白釉瓶”表明：在乾隆二年，景德鎮(zhèn)御廠督陶官唐英除制作供內(nèi)務府造辦處琺瑯作燒制瓷胎畫琺瑯使用的“填白釉瓷胎”之外，還因乾隆欽令而特意制作了同類瓷胎的“隨意畫各樣畫樣燒造”的彩瓷。這些彩瓷與造辦處琺瑯作的瓷胎畫琺瑯存在以下區(qū)別： 1、瓷胎造型標準 由于瓷胎地點、時期一致，因此該類瓷在瓷胎方面與琺瑯彩瓷同一標準。 2、繪畫水準 由于繪畫者為“唐英令窯上人”，因此理論上講，繪畫者雖然屬于御廠繪畫好手所制，但可能繪畫水準、嚴謹程度不如宮內(nèi)琺瑯作。 3、所用彩料 “雍正六年七月十二日：......造辦處收貯的料內(nèi)月白色、松花色有多少數(shù)目？爾等查明回我知道，給年希尭燒瓷用。遵此。” 此處資料可知，早在雍正六年時，景德鎮(zhèn)御廠已經(jīng)使用宮內(nèi)造辦處提供的琺瑯料。乾隆二年的琺瑯彩瓷彩料煉制應該更加成熟，使用也應更為普遍，因此，繪畫所用彩料與內(nèi)務府造辦處琺瑯作所用彩料差別不大——即彩料發(fā)色等基本一致。 4、落款 乾隆前期有極少數(shù)御廠彩瓷除落款為青花篆字款外，其它無論瓷胎還是繪畫、題詞、篆印等方面與當時造辦處琺瑯作的制品幾乎完全一樣，在不看底款的情況下很難辨別區(qū)分。 由于這種彩瓷與造辦處制品如此接近，因此筆者懷疑這就是上文資料所提的“再嗣后燒造此八樣填白釉瓶時，著唐英令窯上人隨意畫各樣畫樣燒造些，隨填白瓶一同送來?！比绻孢@樣，則稱這類彩瓷為景德鎮(zhèn)御廠制作的琺瑯彩瓷也很難辯駁（筆者在它文中稱其為“準琺瑯彩瓷”）。 二、景德鎮(zhèn)中、后期琺瑯彩瓷 1、填白地藍料“乾隆年制”篆字款  圖1-1：乾隆琺瑯彩梅鶴膽瓶。臺北故宮藏。  圖1-2：乾隆琺瑯彩梅鶴膽瓶底圖。  圖2-1：琺瑯彩鵪鶉圖瓶。上海博物館藏。  圖2-2：琺瑯彩鵪鶉圖瓶。上海博物館藏。  圖2-3：琺瑯彩鵪鶉圖瓶。上海博物館藏。 2、松綠釉地藍料“大清乾隆年制”篆字款  圖3-1：乾隆琺瑯彩嬰戲圖瓶 北京故宮藏品  圖3-2：乾隆琺瑯彩嬰戲圖瓶底款 北京故宮藏品 3、松綠釉地藍料“乾隆年制”篆字款  圖4-1：琺瑯彩福壽三多圖膽瓶。  圖4-2：琺瑯彩福壽三多圖膽瓶底圖。  圖5-1：琺瑯彩錦地描金花卉紋蒜頭瓶。北京故宮藏。  圖5-2：琺瑯彩錦地描金花卉紋蒜頭瓶。北京故宮藏。 圖6-1：琺瑯彩職貢圖瓶。臺北故宮藏。 圖6-2：琺瑯彩職貢圖瓶。臺北故宮藏。 這里筆者需要訂正上篇文章一處錯誤： 乾隆琺瑯器使用篆字款的歷史記錄曾見粵海關(guān)相關(guān)資料：“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于本月十二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將寫得“大清乾隆年製”篆字長方並橫款紙樣一張持進，太監(jiān)胡世杰呈覽、奉旨：照樣準做發(fā)往欽此。于十二月十五日發(fā)往粵海関行文知會訖。” “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來說太監(jiān)胡世杰傳旨：著畫瓶、罐等紙樣呈覽，準時發(fā)往粵海関燒造，西洋琺瑯的要乾隆年款。欽此。于二十三年二月初七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將畫得瓶、罐紙樣大小四十張持進，交太監(jiān)胡世杰呈覽。奉旨：準得瓶、罐紙樣二十九張，著粵海関按樣自配花紋，做西洋琺瑯的要“乾隆年制”款，隨貢陸續(xù)呈進，俟有傳旨不必燒造時，再行停止燒造。欽此。《行文》” 由于上文資料中的琺瑯器落款涉及到“大清乾隆年製”篆字長方並橫款、“乾隆年制”款，同時，聯(lián)系現(xiàn)有傳世琺瑯彩瓷中存在的上述實物（即器3、4、5、6），筆者此前一度誤認為以上落款琺瑯彩瓷均為粵海關(guān)所制，因此才在上篇文章中出現(xiàn)的粵海關(guān)琺瑯彩瓷一說。后來重新考查，發(fā)現(xiàn)粵海關(guān)并沒有瓷胎畫琺瑯制作記錄，聯(lián)系景德鎮(zhèn)御廠制瓷資料，為御廠洋彩制品的推斷更符合實際情況。因此上篇的粵海關(guān)觀點牽強有誤，此處特作更正，希望讀者原諒。 器3、4、5、6底部落款寫法雖然有三種變化，但都是藍料篆字，從藍料、字體上分析四者應為同一處的同類制品——即琺瑯彩瓷，僅因制作先后時間才導致部分制品沒有使用松綠釉裝飾。觀察器物的制作風格與裝飾特點，又帶有明顯的乾隆中、后期彩瓷特征。因此該類彩瓷很可能為景德鎮(zhèn)御廠乾隆前期琺瑯彩瓷的延續(xù)制品——即景德鎮(zhèn)中、后期琺瑯彩瓷。 這里需要說明：上述藍料篆體字落款琺瑯彩瓷的具體制作時間、地點暫時并沒有確鑿歷史檔案資料認證，以上觀點僅是筆者推測，因此個人主觀片面性很重，猜測是否屬實還需日后嚴謹考證。 三、洋彩與琺瑯彩瓷的區(qū)別 參考1924年《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可以得知部分器物的原始名稱，器5記為“磁胎畫琺瑯白地人物瓶”，器6記為“磁胎洋彩三多三果膽瓶”，上篇中的器5記為“磁胎洋彩錦上添花玉環(huán)膽瓶”， 說明當時或記為“琺瑯彩”或記為“洋彩”。提及洋彩，這里又要牽扯一些筆墨，有人將洋彩與琺瑯彩視為同一種彩瓷，但以清宮資料看，二者似乎是不同的兩個概念。除某些特殊情況外（例如器5的名稱），洋彩應是景德鎮(zhèn)御廠在掌握琺瑯彩燒制后，把宮內(nèi)琺瑯料帶到御廠并制作的風格與宮廷琺瑯彩瓷極其接近的御廠官窯。 一般情況而言，造辦處所制的“琺瑯彩瓷”是景德鎮(zhèn)制胎，宮內(nèi)造辦處琺瑯作燒制，制作最正統(tǒng)、嚴謹；洋彩則既有繪畫圖案、彩料使用等按照宮內(nèi)琺瑯彩的規(guī)格標準來燒制的彩瓷制品（例如器3、4、5、6等藍料篆體字“大清乾隆年制”、“乾隆年制”琺瑯彩瓷），也有略低于造辦處琺瑯彩瓷標準的其它彩瓷（例如部分青花篆體字“大清乾隆年制”、礬紅篆體字“大清乾隆年制”等現(xiàn)在稱其為粉彩的彩瓷）。 在康熙后期至雍正六年之前，造辦處所用琺瑯彩料主要依賴于進口，此時琺瑯彩料與景德鎮(zhèn)粉彩料應存在較大差異。但是隨著雍正的琺瑯彩料研制成功，景德鎮(zhèn)御廠也開始逐步推廣燒制該類彩料。隨著御廠彩料制作的不斷發(fā)展，琺瑯彩彩料與粉彩料應是相互借鑒、相互促進的，因此二者區(qū)別應該在逐漸縮小。至少筆者感覺乾隆后期各類彩瓷的許多彩料在直觀上很難找到明顯區(qū)別。也正這些原因，才致使不少學者對上述特殊洋彩制品（即藍料篆字款制品）是否歸屬琺瑯彩問題上產(chǎn)生較大爭議，畢竟該類彩瓷不是內(nèi)務府造辦處琺瑯作正統(tǒng)制品。 四、端凝殿琺瑯彩瓷藏品及琺瑯彩瓷的制作量 根據(jù)現(xiàn)有歷史資料可知：一九二四年之前，清宮始終將琺瑯彩瓷與景徳鎮(zhèn)官窯瓷器分開儲藏，所藏地址主要為內(nèi)廷乾清宮東廡、端凝殿北小庫，并設(shè)帖冊專庫儲藏。一九二四年初，故宮博物院開放的前一年，專家曾對這些琺瑯彩瓷進行過一次審定和整理記錄（即故宮叢刊之一《故宮物品點查報告 第一編 第三冊 昭仁殿弘德殿端凝殿》，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二十日，清室善后委員會刊行），這些琺瑯彩瓷于此后移至承乾宮陳列展出。一九三三年，古物因日軍侵略而南遷，隨后這批琺瑯彩瓷也因國民黨內(nèi)戰(zhàn)失敗、輾轉(zhuǎn)運至臺灣。因此，這批端凝殿清宮傳世琺瑯彩瓷基本収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琺瑯彩瓷藏品則多是后來民間征收的。 上述點查報告記載著這些傳世琺瑯彩瓷的各自匣盒編號。從編號來看，雍正年制品為“西**號”，乾隆年制品為“東**號”，偶有不一致者。從現(xiàn)存檔案資料可知，匣盒為乾隆三年開始陸續(xù)配制的： “乾隆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七品首領(lǐng)薩木哈來說太監(jiān)胡世杰交磁胎外黃內(nèi)白五彩琺瑯碗十件（內(nèi)二件有璺），磁胎五彩琺瑯碗二件，......傳旨：著按對配楠木匣盛裝，將各色年號刻在匣蓋上。欽此?！肚鍖m》 ..............................................乾隆十五年五月十七日：七品首領(lǐng)薩木哈來說太監(jiān)胡世杰傳旨：配匣琺瑯磁器為何不做？查明回奏。欽此。于本日七品首領(lǐng)薩木哈將查得原交出琺瑯器皿磁器并已完、未完匣子目單一件持進，交太監(jiān)胡世杰奏聞。奉旨：知道了...。《記事錄》” 雖然匣盒配備終止時間有待考證，但總體感覺端凝殿藏品中乾隆后期琺瑯彩瓷所占比例不多，是否是由于配匣上限時間較早，乾隆后期制品沒有重點列入配匣范圍都值得今后探討。參考乾隆十八年琺瑯作活計檔案，發(fā)現(xiàn)當時的琺瑯彩瓷制作量相當驚人： “十一月十二日：員外郎白世秀來說太監(jiān)胡世杰交白磁盤一件（有透璺），白磁暗龍盤一件（二等，無款）。傳旨：著交琺瑯處燒琺瑯，燒的燒不得的，將小些的試用。欽此?！冬m瑯作》十一月二十日：員外郎白世秀來說太監(jiān)胡世杰交填白磁碟大小一百三十件（二等）。傳旨：著交琺瑯處燒琺瑯。欽此?！冬m瑯作》....................（略）十二月初六日：員外郎白世秀來說總管潘鳳交白磁盤大小十四件。傳旨：著交琺瑯作燒琺瑯。欽此?！冬m瑯作》” 撇開其它沒有歷史資料的數(shù)年時間不提，僅乾隆十八年十一、二月份的琺瑯彩瓷制作任務就是492件，數(shù)量之大令人難以置信，這與以往人們對琺瑯彩瓷數(shù)量的推測很難吻合?，F(xiàn)在兩宮琺瑯彩瓷傳世品過少的原因除乾隆時期的賞賜、流失外，是否由于人們對乾隆后期琺瑯彩瓷認識不足而導致部分該類制品被忽視也值得筆者思索。 五、清朝琺瑯彩瓷制作的終止原因 此前，不少學者將乾朝琺瑯彩瓷的終止與當時杰出督陶官唐英去世產(chǎn)生必然聯(lián)系，但若考查歷史資料會發(fā)現(xiàn)該觀點并不確切。從瓷胎畫琺瑯制作技術(shù)角度講，乾隆中期的琺瑯彩瓷制作已經(jīng)相當成熟，并不存在唐英之后瓷胎工藝不合格等問題。從現(xiàn)有歷史資料看： “乾隆二十七年九月...十七日：催長海陛持來...磁琺瑯小瓶一件，玻璃水盛一件...，黃磁牡丹瓶一件...白磁五彩琺瑯雙耳瓶一件...彩釉磁白鹿桃椿花插一件...。傳旨：著交造辦處帶進京內(nèi)交進。欽此。于本月二十一日，郎中白世秀將磁琺瑯小瓶二十三件，持進，交訖?！队浭落洝非∷氖四晁脑露巳眨核編靹⑸骄谩⒋呖偘资佬銇碚h、太監(jiān)毛団、胡世杰、高玉傳旨：今日所進磁胎琺瑯碗、盅、碟花樣燒造甚好，有從前交出磁瓶，亦照此盤、碗盅碟花樣燒造。欽此?！缎形摹?/font>” 以上資料雖然殘缺不全，但都表明琺瑯彩瓷在乾隆后期依然生產(chǎn)制作，下限很可能為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十三日的圓明園琺瑯作解散，這些資料都可以表明乾隆琺瑯彩瓷的制作終止與唐英的去世并無直接聯(lián)系，且下限在原有基礎(chǔ)上應該向后推移。 六、乾隆朝的非本朝琺瑯彩瓷胎使用情況 一般情況下，乾隆朝所制琺瑯彩瓷基本是使用本朝景德鎮(zhèn)御廠所制的欽令填白釉、脫胎瓷胎，但是也偶爾出現(xiàn)過類似康、雍時期使用它朝制品的情況：“乾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員外郎白世秀來說總管潘鳳交填白磁靶碗四件（宣德暗款，二等）。傳旨：著交琺瑯處燒琺瑯。欽此?！冬m瑯作》乾隆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員外郎白世秀來說總管潘鳳交嘉靖明款白磁茶盅八件（二等）、永樂暗款白磁茶盅八件（二等）、無款白磁茶盅八件（二等）、無款白磁茶盅六件（三等）、無款白磁盤八件（頭等）、無款白磁盤大小七件（二等）。傳旨：著交琺瑯處燒琺瑯。欽此。《琺瑯作》” 如果歷史資料保存齊備，應該還會發(fā)現(xiàn)更多類似檔案記錄，更值得遺憾的是這些資料中所提的非本朝瓷胎制品至今未見傳世實物。 七、總結(jié) 應該坦誠的說，乾隆琺瑯彩瓷存在的未解問題很多，本文所涉及的內(nèi)容又充分暴露了筆者對該類彩瓷的認識局限性，因此文中出現(xiàn)的狹窄、錯誤觀點以及存在爭議的地方希望各位方家不吝賜教，比使筆者進一步提高自己對琺瑯彩瓷的認識。 ！覺得精彩就頂一下，頂?shù)亩嗔耍恼聦⒊霈F(xiàn)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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