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清代宮廷琺瑯彩瓷之五 琺瑯彩的幾個問題 在探討清代琺瑯彩的產(chǎn)生、發(fā)展和消失之前有兩個概念性的問題需要澄清,即何為琺瑯料,何為琺瑯彩,以及兩者之間的區(qū)別。 琺瑯料 琺瑯料與琺瑯彩從一開始即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琺瑯料為不透明或半透明的具有光澤的物質(也稱作釉藥),主要成分是硼酸鹽和硅酸鹽的混合物,在不透明的、白色易熔的琺瑯料中,加入顏料(金屬氧化物)便成為有色琺瑯,其釉藥的液體性質較瓷釉稍濃。琺瑯質的釉藥在填用之前,首先要研成極細的粉末,把渣滓清濾掉,摻以水和顏色,分別以小碗盛之備用?，m瑯料出現(xiàn)于12世紀的歐洲,13世紀風靡法國,明初時期傳入我國,景泰年間,琺瑯料即用于銅胎掐絲琺瑯器,最終大獲成功,清初銅胎畫琺瑯也用此料,同樣取得相當好的成績。 琺瑯彩 琺瑯彩是什么呢?在本文開頭已經(jīng)講過,琺瑯彩沿襲清代宮廷的稱謂,正式名稱應當為“瓷胎畫琺瑯”,俗稱“琺瑯彩”。它是運用加工極細的琺瑯料在燒好的瓷胎上繪制花紋,然后經(jīng)過700℃-800℃的窯爐烘烤而成。清代宮廷第一次將琺瑯料作為彩瓷的繪畫原料,創(chuàng)燒出聞名于世的琺瑯彩瓷的時間應為清康熙中期,最遲不會晚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這一點從康熙五十九年二月初二康熙帝給曹奏折的批示中可以得到證實,“近來你家差事甚多,如瓷器琺瑯之類,先有旨意件數(shù),到京之后,送至御前覽完才燒”。 康熙朝使用的畫琺瑯原料仍為西洋進口料,雍正六年朝廷撥?？钭孕醒兄片m瑯料大獲成功,自此琺瑯彩燒制非常興盛,延續(xù)至乾隆中期以后遂成絕響。真正的琺瑯彩應當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使用珍貴的西洋進口或宮中自行煉制的琺瑯料畫彩燒制的御用瓷器,彩料中不能摻和琺瑯質以外的任何其他成分。器物表面花紋由于琺瑯質釉料的濃稠不同而呈現(xiàn)凸凹不平的現(xiàn)象。在此時期,非宮廷畫彩燒制的琺瑯彩是根本不存在的。乾隆以后出現(xiàn)的所謂琺瑯彩瓷實際上是粉彩料與局部琺瑯料的混合彩。故宮藏品中的嘉慶、道光官窯中粉彩瓷器的邊飾或紋樣的某一部位也會使用玻璃質的琺瑯料,但只是只鱗片爪,星星點點而已。民國初年出現(xiàn)的仿康熙、雍正、乾隆琺瑯彩,比清三代琺瑯彩瓷畫的還要細,不是畫得不到位,而是精細得過了頭,使用玻璃質的料彩來頂替琺瑯彩,不能與純粹的瓷胎畫琺瑯同日而語?，m瑯料與琺瑯彩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可以這樣說:琺瑯料最遲在明代早期已經(jīng)傳入我國一直沿用至今,而精美絕倫的琺瑯彩為清代宮廷所獨有,康熙中晚期創(chuàng)燒,經(jīng)雍正全盛發(fā)展至乾隆以后失傳。 琺瑯彩的判斷 判斷某件器物是否為琺瑯彩,有一個相當關鍵的前提,就是此器物是否為清代宮廷造辦處的產(chǎn)品,如不是造辦處所出產(chǎn)品,就不能算作真正的琺瑯彩瓷,琺瑯彩瓷至少應當包括如下幾個定義:由江西景德鎮(zhèn)御窯廠提供精美的瓷胎;所用彩料是西洋進口或宮中自煉琺瑯料;從設計畫樣、合模、畫彩到燒成所有工序都由內務府造辦處琺瑯作承接安排,所有彩繪均出自宮廷畫家之手;皇帝親自參與設計和修改意見,準燒什么,不準燒什么由皇帝欽定,燒成之后再送皇帝呈覽。 琺瑯彩瓷是清代宮廷藝術的光輝典范,必須同時具備上述四個與宮廷密不可分的先決條件,缺少其中任何一個條件都不能被認定為真正的琺瑯彩瓷。清代所有的琺瑯彩器物燒成之后都有翔實記錄,并呈皇上御覽,然后登記造冊,定名入賬,成為皇家世襲財產(chǎn)妥善保管。根據(jù)檔案記載,每件器物配制何種木質的匣子、收貯何處,皇帝都親自過問并提出具體要求。 琺瑯彩衰落的時間及原因 清代琺瑯彩的具體衰亡時間,目前學術界存在著爭議,一種是認為乾隆三十年(1765)以前。另一種認為乾隆六十年(1795)以前。兩種看法都共同認定琺瑯彩終止于乾隆朝,只是時間早晚有別。實際上琺瑯彩生產(chǎn)具體截止到哪一年,文獻中并沒有明確記載。筆者比較傾向于前者,認為琺瑯彩燒制截止于乾隆中期,筆者查閱乾隆朝《養(yǎng)心殿造辦處各作成造活計清檔·琺瑯作》的檔案,所有與琺瑯彩有關的記述都集中在乾隆三十年以前,乾隆中期以后已經(jīng)看不到任何有關燒制琺瑯的記述了。乾隆二十三年以后,銅胎琺瑯器的制作已由造辦處移出交給廣東地方粵海關承作,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初七行文中記載:“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將畫得瓶、罐、紙樣大小四十張持進,著粵海關接樣,自配花紋做西洋琺瑯,要乾隆年款矣有傳旨不必燒造時,再行停止燒造,欽此!”琺瑯彩與銅胎畫琺瑯乾隆二十三年以前都在宮中造辦處琺瑯作燒制,為什么突然要移至遠離京城的廣東粵海關呢?主要出于經(jīng)濟的原因。清前期的“康乾盛世”至乾隆中期以后開始出現(xiàn)迅速下滑的趨勢,國庫財力枯竭,捉襟見肘,錢局曾一度缺銅鑄錢,銅價猛漲,不得不動用宮中大件銅胎琺瑯以及雍正朝內府留下的大量銅活字交錢局鑄幣。甚至拆掉瓷器內的銅膽(官窯瓷瓶多有銅質內膽)鑄幣用。國庫虧空,宮廷生活的奢侈之風必然會受到影響,琺瑯作銀兩緊缺,生產(chǎn)條件每況愈下,而琺瑯彩瓷造價昂貴、費工費時,各方面都難以維系它龐大的經(jīng)費開支,最后終于停止生產(chǎn)。可以認為乾隆中晚期社會經(jīng)濟衰退是導致琺瑯彩迅速消亡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比較直接的原因,乾隆二十一年以后,景德鎮(zhèn)進貢的高檔素胎白瓷越來越少。自從乾隆六年唐英被提升為淮安關稅的官員之后,唐英便不再深入窯場直接指揮陶瓷燒造,琺瑯作用于畫琺瑯的素胎白瓷器供不應求,沒有大批的可供畫琺瑯所用的上好素胎進呈,在琺瑯彩工藝一環(huán)扣一還的連貫性工作環(huán)節(jié)中,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出現(xiàn)問題都會影響全局,瓷胎質量的下降最終影響了琺瑯彩的產(chǎn)量。唐英升官后,其辦公地點已遠離景德鎮(zhèn),不能每天到現(xiàn)場直接監(jiān)督制坯、施釉、燒造等工藝操作,而接替唐英的督窯官默爾森額又遠不如唐英深諳此道,且一度重病纏身,使燒造工作松懈不振,可以提供給造辦處琺瑯作的上檔次的素胎瓷減少,而原先存留下來的合格瓷胎也很快用完。乾隆帝對此很是不滿,乾隆六年內務府的檔案記載:“四月十三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jiān)高玉傳旨:唐英燒造上色瓷器甚糙,釉水不好,內亦有破的。著怡親王寄字與唐英,欽此!”唐英被責后回奏:“ 奴才又距廠三百余里,不能逐件指點,以至所得瓷器,不無粗糙。”唐英任職的淮安衙門距御窯廠有三百余里之遙,僅有馬車為交通工具,他不可能每日親臨現(xiàn)場坐鎮(zhèn),大有“鞭長莫及”之嘆。接下來乾隆十三年、十五年的檔案中又見記載:“乾隆十五年七月十二日,員外郎白世秀來說,太監(jiān)胡世杰傳旨:唐英上年進瓷器內選出缺釉毛邊足破甚多,明系爾離任時將腳貨送入上色,希圖蒙混!將選出釉水不全等瓷器數(shù)目不準報銷!著伊陪補,再傳與回子知道,以后選上色瓷器務要細心辦理,不可疏忽,欽此!”此時乾隆皇帝對江西進呈的部分腳貨(指劣等瓷器)已有些不耐煩了,隨著造辦處派往景德鎮(zhèn)的督窯官三年一任,頻頻換人,生產(chǎn)勉強維持毫無起色。乾隆三十年以后進呈的薄胎瓷器幾乎挑不出多少可以畫琺瑯的合格產(chǎn)品了,沒有精良堅質的薄胎瓷胎為基礎,琺瑯彩失去了自身發(fā)展的先決條件,隨即絕響于時。 琺瑯彩燒制工藝失傳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宮廷對琺瑯彩燒造的全面壟斷,導致技術失傳?，m瑯彩自產(chǎn)生以來一直是皇帝御前獨享的“御用珍玩”,秘不示人,相關的技術不許外傳。自元代景德鎮(zhèn)創(chuàng)建官窯以來,宮廷需要的所有瓷器多由景德鎮(zhèn)提供,唯獨琺瑯彩坯胎與畫彩分別在景德鎮(zhèn)和北京兩個地方完成,景德鎮(zhèn)只負責提供素瓷,畫彩和燒制的關鍵工序安排在與世隔絕的紫禁城內完成(清代怡親王府、圓明園也有燒琺瑯作坊,但統(tǒng)歸大內的造辦處管轄)。這樣做一方面是因供職畫家,西洋畫師和名工巧匠都集中于造辦處,外國進貢的琺瑯器、琺瑯料也收貯在造辦處,便于工匠們學習模仿;另一方面,皇帝寢宮和辦公地點與琺瑯作近在咫尺,方便皇帝余暇親臨作坊指導觀看。還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無論進口的琺瑯料或自制琺瑯料都十分珍貴,流散出去難免發(fā)生丟失盜用事件,皇室方面絕不想讓這種高檔御用品制作技術流入民間,所以對彩料和技術進行全面封鎖,所有的有關燒造的事宜都長年由宮中任職的人來擔當,連窯爐匠也是當差太監(jiān),一切都在嚴格控制管理之下進行燒制。 1911年清朝以前,外界根本不知道琺瑯彩為何物,就更談不上民間制造了。琺瑯彩瓷一旦失去宮廷的全力扶持,琺瑯彩瓷的絕妙燒造技術也隨之全面失傳。雍正時期發(fā)明了以玻璃白打底的粉彩瓷器,彩繪效果可以與琺瑯彩相媲美,而且造價低廉。此工藝一經(jīng)出現(xiàn)便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和廣闊的發(fā)展空間,隨之粉彩瓷成為領導彩瓷發(fā)展的新潮流,造價昂貴且珍秘的琺瑯彩瓷很快被新興的粉彩所取而代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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