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歷史教學問題》2024年第4期。轉(zhuǎn)自“河南大學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微信公眾號。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quán)問題，聯(lián)系小編刪除。

“讀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猶是去年人”。陳寅恪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出言謹慎，很少直截了當?shù)脑u論晚近時局，多將對于時事的觀察用舊體詩的形式隱晦表達。但據(jù)時人回憶，他在青年時代海外留學時卻并不如此。他對別人“談清季中興人物曾國藩、左宗棠與胡林翼之學術(shù)及其政績”這類話題甚感興趣，而且時常“于暢飲淡紅酒，而高談天下國家之余，常常提出國家將來致治中之政治、教育、民生等問題：大綱細節(jié)，如民主如何使其適合中國國情現(xiàn)狀，教育須從普遍征兵制來訓練鄉(xiāng)愚大眾，民生須盡量開發(fā)邊地與建設(shè)新工業(yè)等”。這一回憶是否屬實，有待更多的史料予以證明。但陳寅恪確非鉆進故紙，不問世事，對世變無動于衷之人。俞大維就回憶，陳寅恪格外關(guān)注“中國歷代興亡的原因，中國與邊疆民族的關(guān)系，歷代典章制度的嬗變”。所以，陳寅恪雖以治魏晉隋唐之史為主業(yè)，然“以家世之故，稍稍得識數(shù)十年間興廢盛衰之關(guān)鍵”。由于有這種難得的親歷感，陳寅恪對中國近代史，特別是清末變法運動，有著自己的一套見解，并且成為其探討歷史與現(xiàn)實問題的重要基礎(chǔ)。      

據(jù)石泉教授回憶，陳寅恪曾自言“對晚清歷史一直是很注意的”，只是“自己不能作這方面的研究，認真作，就容易動感情，那樣，看問題就不客觀了”。雖說如此，陳寅恪在研究中國古代史時，依然不忘將其與晚清以降的歷史作比較。比如他認為：“近百年來中國之變遷極速，有劃時代的變動，而唐代的變動也極為劇烈迅速，如天寶以前與天寶以后便大不相同。”因此，分析陳寅恪如何看待晚清以降的歷史，特別是他祖父陳寶箴與父親陳三立深度參與其中的戊戌變法，不但可借此形成更具“現(xiàn)場感”的歷史視角，且或有助于理解陳寅恪在研究中國古代史時的問題意識與思想關(guān)懷。

只要對中國近代史稍有了解，大概就會清楚戊戌變法的重要意義。在史料方面，陳寅恪認為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后撰寫的《戊戌政變記》“所言不盡實錄”。在評價方面，盡管 “戊戌政變已大書深刻于舊朝晚季之史乘，其一時之成敗是非，天下后世，自有公論”，但關(guān)于清末的變法運動，陳寅恪仍有一番自己的見解。他指出當時有兩種不同的變法改革思路：

當時之言變法者，蓋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論之也。咸豐之世，先祖亦應進士舉，居京師。親見圓明園干霄之火，痛哭南歸。其后治軍治民，益知中國舊法之不可不變。后交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燾，極相傾服，許為孤忠閎識。先君亦從郭公論文論學，而郭公者，亦頌美西法，當時士大夫目為漢奸國賊，群欲得殺之而甘心者也。至南?？迪壬谓裎墓蛑畬W，附會孔子改制以言變法。其與歷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見義烏朱鼎甫先生一新《無邪堂答問》駁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說，深以為然。據(jù)是可知余家之主變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陳寅恪自言其“思想囿于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xiāng)南皮之間”。彼時之官員士紳在主張漸漸采取西法之時，并未激進的否定中國傳統(tǒng)政教體系，而是多認為作為價值標準與倫常準則的中學自有其不可泯滅的價值，只是在槍炮機械、商業(yè)活動、行政規(guī)則等方面，遠西或有值得學習借鑒之處。汪榮祖老師認為，陳寅恪區(qū)分清末變法兩種不同的源流，“并非思想本質(zhì)有大異，而是穩(wěn)健與冒進之別。冒進之失敗，更感到未采穩(wěn)健以達變法目的之遺憾”。從改革手段而言，固然如此。若進一步拓展至分析其思想源流，則康有為之學術(shù)思想，恐非郭嵩燾、陳寶箴輩所能認同（詳后文）。而更年輕的一輩“康黨”，曾與之有過往來的章太炎這樣回憶：“時新學初興，為政者輒以算數(shù)物理與政事并為一談。余每立異，謂技與政非一術(shù)，卓如輩本未涉此，而好援引其術(shù)語以附政論，余以為科舉新樣也?！庇纱丝梢姡h西的格致之學對他們影響頗深，其思維方式較之深涉政務的清廷干吏，已有明顯不同。      

關(guān)于陳寶箴的為政理念，陳三立說：“府君獨知時變所當為而已，不復較孰為新舊，尤無所謂新黨舊黨之見?！薄捌錇橹我?guī)畫遠大，務程功于切近，視國家之急逾其私。”而陳三立在戊戌變法失敗后自述其政見，亦直陳：“國家興廢存亡之數(shù)有其漸焉，非一朝夕之故也。有其幾焉，謹而持之，審慎而操縱之，猶可轉(zhuǎn)危而為安，銷禍萌而維國是也”。以此為標準，“吾國自光緒甲午之戰(zhàn)畢始稍言變法，當時昧于天下之天勢，怙其私臆激蕩馳驟，愛憎反復，迄于無效，且召大釁，窮無復之。遂益采囂陵之說，用矯誣之術(shù)，以涂飾海內(nèi)外耳目。于人才風俗之本、先后緩急之程一不關(guān)其慮，而節(jié)鉞重臣號為負時望預國聞者亦復奮舌摩掌，揚其瀾而張其焰，曲狥下上狂逞之人心，翹然以自異，于是人紀之防墮，滔天之象成，而大命隨之矣”。而對于遠西新法，陳三立則認為：“秦以來以胥吏之法治天下，數(shù)千載之間遏絕上下，束縛國柄，生人日入于憔悴，不獲蘇息。故弊法之不可守猶陷阱之不可邇，毒草之不可嘗也。其為害至痛也”。又言：“余嘗觀泰西民權(quán)之制，創(chuàng)行千五六百年，互有得失，近世論者或傳其溢言，痛拒極詆，比之叛逆，誠未免稍失其真。然必謂決可驟行而無后災余患，亦復誰信之？”或許是受到長輩政治主張的影響，陳寅恪強調(diào)以其祖父陳寶箴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乃“歷經(jīng)世務”之人，即擁有處理日常政務、辦理中西交涉、接觸士農(nóng)工商的豐富經(jīng)驗。正是基于熟識民間疾苦、具備行政經(jīng)驗，使得這批士人意識到中國舊制的弊病與變法改革的重要性，但同時深知在中國這一廣土眾民、地域發(fā)展不平衡、民間文化與信仰根深蒂固、社會矛盾錯綜復雜的國度進行大范圍的政治改革，誠非旦夕之間所能奏效。需要為政者深思熟慮、全盤考量，平衡各種盤根錯節(jié)的政治與社會利益，進而采取穩(wěn)健可行的政治實踐，否則各類政令難免流于一紙空文。比如陳寅恪論及身為湖南巡撫的陳寶箴深知“中國之大，非一時能悉改變，故欲先以湘省為全國之楷模，至若全國改革，則必以中央政府為領(lǐng)導。當時中央政權(quán)實屬于那拉后，如那拉后不欲變更舊制，光緒帝既無權(quán)力，更激起母子間之沖突，大局遂不可收拾矣”。因此借由與朝廷重臣榮祿的良好關(guān)系，“欲通過榮祿，勸引那拉后亦贊成改革，故推夙行西制而為那拉后所喜之張南皮入軍機。首薦楊叔嶠，即為此計劃之先導也?！逼湎Ｍ兎軠p少阻力、平穩(wěn)展開的苦心孤詣，于此可見一斑。而在力開新局方面，其識見頗受陳寅恪認可的黃濬即言：“翻吾國史事者，皆知近百年之興衰治亂，與湖南人士相關(guān)，咸極深切?！倍昂现疅ㄈ诲拢瑢嵶躁愑毅憮嵯媸?。當時勇于改革，天下靡然成風。右銘先生與江建霞、黃公度、梁任公等入湘，并力啟發(fā)，一時外論以比于日本變法之薩摩、長門諸藩，可見聲勢之舃奕”。      

與之相較，在陳寅恪的視域里，康有為等人在戊戌年間的作為，就顯得過于魯莽輕率。在由陳寅恪本人親自指導的論文《甲午戰(zhàn)爭前后之晚清政局》里，石泉說道：

百日維新，表面如火如荼，實皆紙上文章。而當時比較開明通達、贊助新政之大臣，對于康之孔子改制學說，亦幾一致不能同意。疆吏中之重心人物張之洞，且特著《勸學篇》，以矯維新人士過激之論，而京中則新舊僵持之局已成。維新諸健者，皆書生，更事少，憤太后之大權(quán)在握，挾制德宗，致不能有為，又懼太后一黨或?qū)⑾认率忠圆焕诩?，于是鋌而走險，乃有聯(lián)袁世凱謀發(fā)動政變，誅鋤后黨之舉。終為袁所賣，而一敗涂地。

由此觀點出發(fā)，或可進一步審視康有為在甲午至戊戌年間的所思所為。以圣人自居的康有為久有澄清宇內(nèi)之志。在早年所著的《康子內(nèi)外篇》中，他認為：“以天子之尊，獨任之權(quán)，一嚬笑若日月之照臨焉，一喜怒若雷雨之震動焉，卷舒開合，撫天下于股掌之上。”而這一局面“居今日地球各國之中，惟中國之勢獨能之。非以其地大也，非以其民眾也，非以其物產(chǎn)之豐也，以其君權(quán)獨尊也”。這一觀點期待最高統(tǒng)治者能乾綱獨斷，力排眾議，以雷霆之威自上而下頒布政令，刷新風氣。與其說此乃儒家的圣王論，不如說帶有更多先秦法家的元素。而此論也很大程度上體現(xiàn)了康有為對政治變革之方式與手段的理解。      

本乎此，康有為認為只要光緒皇帝下定決心、毅然有為，在自己及諸門生的輔佐下，就能夠仿效俄之彼得與日之明治，掃除障礙，一舉而變法成功。在制度設(shè)計層面，1898年，康有為建議清廷設(shè)立“制度局”，正如論者所言，此乃康氏的“政治改革綱領(lǐng)”，“這一機構(gòu)表面上是政治咨詢機構(gòu)，實質(zhì)上是政治決策機構(gòu)，決定變法的一切”。其真實用意為“在現(xiàn)行機構(gòu)之外，添設(shè)一討論國家大政的部門”，以便于康氏及其門生進入政治決策中樞。然置諸彼時的政治環(huán)境，光緒皇帝難掌實權(quán)，官僚集團對康有為充滿敵意，因此，這一舉措非但不能指望光緒為之撐腰，反而引起朝堂之上官僚集團的極大警惕，認為康有為欲將彼輩架空。這就注定了康氏在中樞難以立足。而當眼見政治形勢于己越發(fā)不利之時，康有為又一廂情愿的策劃袁世凱保駕勤王，卻未曾考慮到后者認為變法之舉過于魯莽，流弊甚多，因此絕不會輕易被自己的說辭所打動。凡此種種，對比陳寅恪筆下陳寶箴在朝中人事上的謹慎與持重態(tài)度，更可凸顯出康有為十分缺乏政治經(jīng)驗，甚至在行動上流于輕浮。1898年9月，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來華訪問，對廖壽恒、張蔭桓等人言及“有關(guān)國家利益得失之舉，尤益慎重周詳，切忌輕躁之行為”。此外，“變法須細細考慮，而非猝然急激，否則，亂階將起。”將此論對照康有為之舉措，則不可謂不切中要害。與之相似，嚴復在民初回憶晚近政治事件，強調(diào)“政治變革之事，蕃變至多，往往見其是矣，而其效或非；群謂善矣，而收果轉(zhuǎn)惡，是故深識遠覽之士，愀然恒以為難，不敢輕心掉之?！闭沾藰藴?，康、梁師徒，“于道徒見一偏，而由言甚易”，致使“自許太過，禍人家國而不自知非。”康有為等人的政治熱情固然異常濃厚，但在政治手段與策略考量上則令人不敢恭維。

陳寅恪在課堂上曾說：“應將唐代看作與近百年史同等重要的課題來研究。”因為“中國之內(nèi)政與社會受外力影響之巨，近百年來尤為顯著”，與之相似，“唐代與外國、外族之交接最為頻繁，不僅限于武力之征戰(zhàn)與宗教之傳播，唐代內(nèi)政亦受外民族之決定性的影響”。可見，陳寅恪在研究中國古代史時，至少在宏觀思考層面，或多或少受到自己對于晚近歷史變遷認識的影響。就此而言，或可將視野放寬，從陳寅恪研究中國古代史，特別是他所擅長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入手，分析他是如何看待中國古代的政治變革，再由此對照他對于清末變法運動的看法，進而形成一個更為全面的審視戊戌變法之歷史教訓的視角。陳寅恪嘗言：“東漢與曹魏，社會風氣道德標準改易至是，誠古今之鉅變?！庇跉v史變革之際，更易評析不同政治集團之作為。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兩晉南北朝史”課程上，陳寅恪說：“此課之重點，要講司馬氏及曹氏兩個社會集團不同之關(guān)系及其盛衰之理由?！标P(guān)于此內(nèi)容，陳寅恪在《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鐘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后》一文里有較為詳細的論述。他分析東漢末年曹操集團崛起的原因。首先探討東漢中葉以后，作為社會主要支配力量的豪門士大夫家族的群體特征。在他看來：

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則大抵為地方豪族，或間以小族，然絕大多數(shù)則為儒家之信徒也。職是之故，其為學也，則從師受經(jīng)，或游學京師，受業(yè)于太學之博士。其為人也，則以孝友禮法見稱于宗族鄉(xiāng)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師公卿加以征辟，終致通顯。故其學為儒家之學，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標準，即仁孝廉讓等是。質(zhì)言之，小戴記大學一篇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貫之學說，實東漢中晚世士大夫自命為其生活實際之表現(xiàn)。

在此局面下，作為出身并不那么顯貴之人，曹操在漢末面對這一占據(jù)主要政治與社會資源的群體，必須有一套破除其支配地位的政策，否則難以真正獲取政治權(quán)力，建立牢固的統(tǒng)治根基。對此，陳寅恪說：“夫曹孟德者，曠世之梟杰也。其在漢末，欲取劉氏之皇位而代之，則必先摧破其勁敵士大夫階級精神上之堡壘，即漢代傳統(tǒng)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讀史者于曹孟德之使詐使貪，唯議其私人之過失，而不知此實有轉(zhuǎn)移數(shù)百年世局之作用，非僅一時一事之關(guān)系也。”      

陳寅恪認為，曹操在當時頒布的三條政令，即廣求有真才實學的賢人，縱然私德不修，身披污名，亦非要事。這一舉措背后的考慮就在于打破以奉行儒家義理為標榜的世家大族對政治資源的壟斷：

東漢外廷之主要士大夫，既多出身于儒家大族，如汝南袁氏及弘農(nóng)楊氏之類，則其修身治家之道德方法亦將以之適用于治國平天下，而此等道德方法皆出自儒家之教義，所謂“禹貢治水”，“春秋決獄”，以及“通經(jīng)致用”，“國身通一”“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者，莫不指是而言。凡士大夫一身之出處窮達，其所言所行均無敢出此范圍，或違反此標準者也。此范圍即家族鄉(xiāng)里，此標準即仁孝廉讓。以此等范圍標準為本為體。推廣至于治民治軍，為末為用?？偠灾?，本末必兼?zhèn)?，體用必合一也。孟德三令，大旨以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負不仁不孝貪詐之污名，則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來所尊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產(chǎn)也。由此推之，則東漢士大夫儒家體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壘無從堅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據(jù)矣。故孟德三令，非僅一時求才之旨意，實標明其政策所在，而為一政治社會道德思想上之大變革……蓋孟德出身閹宦家庭，而閹宦之人，在儒家經(jīng)典教義中不能取有政治上之地位。若不對此不兩立之教義，摧陷廓清之，則本身無以立足，更無從與士大夫階級之袁氏等相競爭也。然則此三令者，可視為曹魏皇室大政方針之宣言。與之同者，即是曹黨，與之異者，即是與曹氏為敵之黨派，可以斷言矣。

可以看到，陳寅恪并未從道德層面去評判曹操的相關(guān)政令，而是細致入微的解析他如是為之的時代背景與具體原因。在他看來，曹操能夠成功的關(guān)鍵，在于闡述了一套不同于當時處于支配地位的儒學大族所奉行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特別是揭示了后者在話語和行動上的孱弱、虛偽與無力。以此凸顯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倫理，在東漢末期卻難以對各種紛亂之象提出有效的解決之道，并且服膺儒家倫理的群體，在實踐層面卻處處與前者所要求的標準相違背，把志在化民成俗、保民而王的儒家學說扭曲成旨在維護自身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tài)說辭。      

而另一方面，曹操提倡用人唯才是舉，不論私德品評的政治主張，為當時徘徊于主流政治群體之外的各種政治勢力提供了能夠在歷史舞臺上一展身手的理論依據(jù)。借用馬克思觀點，這一舉措類似于有效的推動了將其從“自在階級”變?yōu)槟軌虺浞志S護自身利益的“自為階級”。所以說，曹操所宣揚的這種政治意識形態(tài)，深深契合于當時社會情狀的變化。如此一來，曹操集團的崛起，不但有強大的政治與經(jīng)濟基礎(chǔ)，而且有一套能為自身政治正當性進行有效論證、復可借此能將更多的新興政治力量吸納進自己勢力范圍的政治說辭（或曰“政治意識形態(tài)”）。由此亦可見，陳寅恪分析政治口號在政治活動中的作用、政治說辭背后的現(xiàn)實所指、政治斗爭與不同思潮之間的消長，體現(xiàn)著極強的歷史敏銳性。      

進一步而言，不止是分析漢末形勢，在討論魏晉清談時，陳寅恪亦認為：“當魏末西晉時代即清談之前期，其清談乃當日政治上之實際問題，與其時士大夫之出處進退至有關(guān)系，蓋藉此以表示本人態(tài)度及辯護自身立場者。”清談活動中盛行的名教與自然之辨，乃“當時諸人名教與自然主張之互異即是自身政治立場之不同，乃實際問題，非止玄想而已”。相似的，在研究西晉政治文化時，陳寅恪著眼剖析司馬氏政權(quán)的政治基礎(chǔ)與曹魏政權(quán)的政治基礎(chǔ)之間的本質(zhì)差別，認為彼時的儒學興衰與此政治變動極有關(guān)系，指出：“司馬氏之帝業(yè)，乃由當時之儒家大族擁戴而成，故西晉篡魏亦可謂之東漢儒家大族之復興?！痹诖吮尘跋拢皾h家法律，實本嬴秦之舊，雖有馬、鄭諸儒為之章句，并未嘗以儒家經(jīng)典為法律條文也。然則中國儒家政治理想之書如周官者，典午以前，固已尊為圣經(jīng)，而西晉以后復更成為國法矣，此亦古今之鉅變，推原其故，實亦由司馬氏出身于東漢儒家大族有以致之”?？v觀那一時期的政權(quán)變動，“原因就在統(tǒng)治者社會階級的不同”?！吧鐣A級的不同，決定了魏、蜀與東漢、袁紹、孫吳、西晉不同的政治特征。從利弊來看，魏與蜀國的政治勝過東漢、袁紹、孫吳、西晉的政治”?！叭寮掖笞逯^寬仁，亦不過寬于儒家大族。其實寬于大族，即放任大族而苛虐小民。此正加深統(tǒng)治階級剝削之程度，以供其奢侈用費”。這些觀點揭示了中古時期那些看似與現(xiàn)實無涉的思想命題背后的現(xiàn)實政治斗爭（甚至具有一定的階級斗爭特征）狀況，剖析學說與時勢之間的關(guān)系，呈現(xiàn)思想變革與政治力量博弈之間的漣漪效應，開拓了分析古代政治斗爭的視野與思路，體現(xiàn)出令人擊節(jié)稱贊的史識。

循此思路，或可對康有為等人在戊戌年間奉行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略作考察。康有為借鑒西學，重拾《春秋公羊傳》中的微言大義，倡導今文經(jīng)學的改制之說，撰寫《新學偽經(jīng)考》與《孔子改制考》等以經(jīng)說為政術(shù)的著作，希望借此來為變法運動進行學理上的論證。關(guān)于康有為的經(jīng)學思想，本文不予展開詳細討論，而是聚焦于分析此一學說在當時政治與社會結(jié)構(gòu)中的作用及其得失。      

作為康有為的主要弟子，梁啟超在戊戌年間聲名鵲起，在《時務報》發(fā)表多篇鼓吹變革科舉制度的文章，最后集結(jié)為《變法通議》一書，在其中將康有為的學說普及化。今人指出，如若聯(lián)系到梁啟超應黃遵憲等人之邀，赴湖南時務學堂任教，在湘中造成極大的影響，那么“一再主張廢科舉興學校的《變法通義》，其實際所企圖的，并非在普及西洋方式的學校教育，而是在擴大以共同擁有基于孔子改制的解讀方法為起始的康學的講學場所。要將康學的方法通過報刊，在不知不覺中滲透進讀者的腦中以養(yǎng)成風氣”。按照梁啟超的事后回憶，他在時務學堂之時，“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quán)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其論學術(shù)，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掊擊無完膚。時學生皆住舍，不與外通，堂內(nèi)空氣日日激變，外間莫或知之。及年假，諸生歸省，出札示親友，全湘大嘩”。

梁啟超這里所言的“學生”，按照當時的社會結(jié)構(gòu)，多半當屬士紳子弟。1897年，李鴻章致信傳教士李佳白，認為：“中國的社會、教育和政府體制都使得士大夫階層能夠左右中國的命運。士大夫階層對政權(quán)的控制是好是壞，我們沒有必要去考慮它，反正它是一個既成的事實?，F(xiàn)在我們所面臨的一個現(xiàn)實的問題是將之轉(zhuǎn)變?yōu)橛幸妗⒂杏玫那?。”雖然在對待慈禧的態(tài)度上與李鴻章截然不同，但與前者相似，康有為、梁啟超亦未曾想改變士紳借此支配中國社會與政治這一現(xiàn)實。所以，梁啟超在當時主張：“欲興民權(quán)，宜先興紳權(quán)。”“欲用紳士，必先教紳士”，強調(diào)“紳權(quán)固當務之急”。他設(shè)想通過向士紳階層廣泛宣傳由康有為闡釋的變法改制之說，吸引這一群體中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以康氏為主導的政治陣營里來。在這個意義上，作為康黨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變法改制之說是否能夠讓更多的士紳階層中人接受、服膺，進而成為自己陣營的一份子，實為關(guān)鍵之所在。      

但遺憾的是，康有為的學說雖讓譚嗣同、唐才常、夏曾佑等有識之士甚感興趣，但卻引起士紳階層中多數(shù)人的質(zhì)疑，甚至不滿。例如本非守舊之人的朱一新反復與康有為辯論其說經(jīng)之失。同情改革的陳慶年批評：“近日學術(shù)日壞，如康有為遍偽群經(jīng)，自謂刈除無用之學。其讀書分月日程，至以速化誘天下，謂六月即可成通儒，狂悍已極?！蓖瑯又С肿兎ǖ纳蛟惭垡姇r賢“一旦陷入康門，遂悍然不顧”，感慨“康徒遍天下，可畏也”。彼時與梁啟超同在時務報館共事的章太炎向譚獻表達對康有為門生的強烈不滿：“康黨諸大賢，以長素為教皇，又目為南海圣人，謂不及十年，當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巖下電，此病狂語，不值一哂?！彼嗡〕跻娍涤袨?，認為其乃“中智之士”，但隨著對康黨的深入了解，便日感不滿，認為：“康長素侈然自大，實不過貼括變相。《公車上書》中議論可笑已極！其文亦粗俗未脫岑僚氣，說經(jīng)尤武斷無理，乃竟能搖動天下，赤縣民愚可謂極矣！”思想頗為開通的孫寶瑄這樣評價康有為之學：“吾謂長素教派，三圣之仇敵，公理之蟊賊，吾故辭而辟之，使天下人知其說之非，而不誤中其禍，則幸甚?！狈泊朔N種，誠如今人所論：

 “康黨”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團體利益，有時不惜置維新大局于不顧，康門弟子“四出”宣傳師說，結(jié)黨營私、意氣用事，甚至有康有為'當有符命’之說，這事實上是在向時人透露康有為'教皇中國’的內(nèi)心世界。加之康有為性格自信、傲慢，自號“長素”，更坐實了其駕孔子而上的野心，因此導致了時人對“康黨”的一致反感……可以說，“康黨”的理論與做派猶如一把雙刃劍，在凝聚了“康黨”成員的同時，卻將“康黨”從變法派群體中孤立出來。

關(guān)于戊戌年間的政治與學術(shù)思潮，陳寅恪亦有論述。在他看來：“曩以家世因緣，獲聞光緒京朝勝流之緒論。其時學術(shù)風氣，治經(jīng)頗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學，則喜談西北史地。后來今文公羊之學，遞演為改制疑古，流風所被，與近四十年間變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學，殊有聯(lián)系?！倍?jīng)學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恰如史家張蔭麟所言：“與哲學之在歐洲歷史中之地位相當。其在西方史中，每當社會有劇變之世，哲學必先之或緣之而變；其在中國史中，每當社會有劇變之世，經(jīng)學必先之或緣之而變?！币舱驗槿绱?，康有為效仿前人故技，借說經(jīng)論時政。此舉若能引起共鳴，自然可收凝聚人心之效?？墒且坏╇y以獲取大多數(shù)士紳階層的認同，那么將會適得其反，導致自己在政治上愈發(fā)孤立，難以借政治意識形態(tài)來號召更多的人參與到變法運動中來。在陳寅恪眼里，雖然“南海（康有為）初期著述尚能正確說明西漢之今文學”，但在現(xiàn)實政治上，康有為的學術(shù)主張，實難引起當時大多數(shù)人的共鳴。因此，相比曹操在東漢末期所揭示的新政治準則，康有為所構(gòu)建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從現(xiàn)實政治得失的角度來看，無疑是失敗的。

即便在學術(shù)上，陳寅恪曾說：“史學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較備具，其解釋亦有所限制，非可人執(zhí)一說，無從判決其當否也。經(jīng)學則不然，其材料往往殘闕而又寡少，其解釋尤不確定，以謹愿之人，而治經(jīng)學，則但能依據(jù)文句各別解釋，而不能綜合貫通，成一有系統(tǒng)之論述。以夸誕之人，而治經(jīng)學，則不甘以片段之論述為滿足。因其材料殘闕寡少及解釋無定之故，轉(zhuǎn)可利用一二細微疑似之單證，以附會其廣汎難征之結(jié)論?！币虼耍J為康有為“應用華嚴經(jīng)中，古代天竺人之宇宙觀，支離怪誕，可謂'神游太虛境’矣”。猶有近者，清代今文經(jīng)學時常力言《周禮》之偽，陳寅恪則認為：“周禮一書，其真?zhèn)渭爸髂甏鷨栴}古今說者多矣，大致為儒家依據(jù)舊資料加以系統(tǒng)理想化之偉作，蓋托古改制而未嘗實行者?！庇钗奶┱?quán)草創(chuàng)之初，根基不穩(wěn)，故“必應別有精神上獨立有自成一系統(tǒng)之文化政策，其作用既能文飾輔助其物質(zhì)即整軍務農(nóng)政策之進行，更可以維系其關(guān)隴轄境以內(nèi)之胡漢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為一家”。究其實，“即陽傳周禮經(jīng)典制度之文，陰適關(guān)隴胡漢現(xiàn)狀之實而已”。舍此不論，一味追究文本真?zhèn)?，頗有買櫝還珠之嫌。此外，在研究武則天與佛教之關(guān)系時，陳寅恪順帶對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晚清今文經(jīng)學進行評價：“蓋武曌政治上特殊之地位，既不能于儒家經(jīng)典中得一合理之證明，自不得不轉(zhuǎn)求之于佛教經(jīng)典。而此佛教經(jīng)典若為新譯或偽造，則必假托譯主，或別撰經(jīng)文。其事既不甚易作，其書更難取信于人。仍不如即取前代舊譯之原本，曲為比附，較之偽造或重譯者，猶為事半而功倍。由此觀之，近世學者往往以新莽篡漢之故，輒謂古文諸經(jīng)及太史公書等悉為劉歆所偽造或篡改者，其說殆不盡然?！币驗椤拔鋾字C行大云經(jīng)與王莽之班符命四十二篇，其事正復相類，自可取與立論”。換言之，康有為不但在政治策略上頗顯魯莽，在構(gòu)建其學說時亦弄巧成拙，予人口實。

當然，陳寅恪對康有為等人頗有批評，并不代表他對康黨的對立面評價有多高。晚清政治沿革，李鴻章作用甚為重要。對于其人，陳寅恪說道：

合肥（李鴻章）自同治元年至光緒二十七年，凡歷四十年，專辦洋務，故外人竟以合肥為中國之代表，亦自有理由。夫淮軍之興起，本出于那拉后欲藉此以分化牽制湘軍，特加倚重。曾、左之流，雖亦不能不稍稍敷衍，然其親密之程度，則湘軍之元勛，遠不及淮軍之主將。吾人今日平情論之，合肥之于外國情事，固略勝當時科舉出身之清流，但終屬一知半解，往往為外人所欺紿。即就法越一役言之，合肥若果能深通外情者，則中國應得較勝之結(jié)局也。

在這里，陳寅恪認為李鴻章的洋務水平不宜被過分高估，他的知識局限性導致中國西南邊疆遭遇危機。此外，陳寅恪此處還提到了實際控制晚清朝局數(shù)十年的慈禧。對于這位擅長玩弄權(quán)術(shù)的統(tǒng)治者，他這樣評價：

縱觀那拉后一生之行事，約有數(shù)端：一，為把持政權(quán)，不以侄嗣穆宗，而以弟承大統(tǒng)。后取本身之侄女強配德宗，釀成后來戊戌、庚子之事變。二，為重用出自湘軍系統(tǒng)之淮軍，以牽制湘軍，遂啟北洋軍閥之一派，涂炭生靈者二十年。三，為違反祖制，信任閹宦，遂令晚清政治腐敗更甚。四，為縱情娛樂，修筑園囿，移用海軍經(jīng)費，致有甲午之敗。五，為分化漢人，復就漢人清、濁兩派中，揚濁抑清，而以滿人榮祿掌握兵權(quán)。后來攝政王載灃承其故智，變本加厲，終激起漢人排滿復仇之觀念。

在寅恪看來，慈禧不但違背清廷祖訓，干預帝位繼承，致使朝綱紊亂，而且為了拉一派打一派，制造大臣之間的黨爭，損耗清廷的政治根基。更有甚者，陳寅恪認為北洋軍閥之興起，慈禧也脫離不了干系。當然，他并未提到1900年以后得到慈禧首肯的預備立憲。不過在由他指導的石泉的論文里，對此亦嘗論及：

辛丑以后，國內(nèi)開始在張之洞、袁世凱等領(lǐng)導之下，再謀新政。于是壓抑兩載有余之知識分子、新興勢力，遂又重新抬頭，隨新政之擴張，而迅速成長?？婆e廢，學堂開，新軍立，鐵路興，舉國風氣丕變。然中樞大政，則日益使人心失望，滿清統(tǒng)治者于此舉國望治殷切，熱盼改革自強之際，雖亦勉求適應時勢，為前所未有之舉措，但較之客觀要求，則仍相去甚遠。益以當時全世界民族主義之日趨狂熱，又益以宣統(tǒng)以后親貴用事，排斥漢人，遂使昔日主張變法維新者，亦漸趨于革命。蓋以清廷當時用人行政之倒行逆施，敷衍欺騙，遂使?；庶h、立憲派之論據(jù)全失，而人心乃益向革命。又加以外國之同情與暗助，于是辛亥武昌一發(fā)，而響應遂遍全國，迨北洋軍事勢力與南方革命勢力之妥協(xié)成，滿清帝國遂迎刃而解矣。

綜合陳寅恪與石泉之論，可以看到，清廷之亡，與其說是由于革命黨力量多么強大，不如說是統(tǒng)治階級腐敗墮落、昧于時勢、權(quán)貴攬政、黨爭內(nèi)耗的結(jié)果。物之自腐，無藥可醫(yī)。而以陳寅恪曾討論過的歷史人物而論，慈禧既不像武則天那樣善于利用政治意識形態(tài)為自己建立統(tǒng)治根基，也不如后者善于審時度勢，通過提拔出身進士科的新興階級來建立自己的統(tǒng)治基礎(chǔ)。李鴻章與清流黨中人，亦難以與擅長于危局之中調(diào)和各方關(guān)系以抵御外侮的王導相比?？涤袨榈染S新士人，無論是政治經(jīng)驗，還是學術(shù)見地，更難以和漢末魏晉政壇上的執(zhí)牛耳者并論。這等局面，湘鄉(xiāng)、南皮之舊法究竟能否有效應對，恐怕答案并不那么清晰，此所以自感“今日處身于不夷不惠之間，托命于非驢非馬之國”也。      

最后，近代中國遭逢數(shù)千年未有之變局，實緣于外力沖擊。陳寅恪嘗言：“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jīng)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蔽慕膛d衰，關(guān)乎世運。與陳寅恪關(guān)極熟的傅斯年嘗言，晚清之際，曾國藩為官治事，“規(guī)模典型既在正軌之中，一時天辰似有一種清明之氣”。及至李鴻章，“風氣頓變”，其人實屬“譎而不正”者流。而“一譎之后，自有如袁世凱者出焉”。因此，要想重建維系世道人心的“綱紀”，恐怕得先從抵御“外族之侵迫”做起。而如何方能抵御“外族之侵迫”？在撰寫于抗戰(zhàn)期間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里，陳寅恪說：“唐代武功可稱為吾民族空前盛業(yè)，然詳究其所以與某甲外族競爭，卒致勝利之原因，實不僅由于吾民族自具之精神及物力，亦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國武力攻取之道，而為之先導者也。”具體到唐初，彼時“亞洲大部民族之主人是突厥，而非華夏也。但唐太宗僅于十年之后，能以屈辱破殘之中國一舉而覆滅突厥者，固由唐室君臣之發(fā)奮自強，遂得臻此，實亦突厥本身之腐敗及回紇之興起二端有以致之也”。照此觀點，中國能否擺脫“外族之侵迫”，說到底還得看后者實力是否被別的力量所損耗。命運系于他人之手，著實令人倍覺傷感。古典與今典互證，當其時也，陳寅恪慨嘆“誰挽建炎新世局，昏燈掩卷不勝悲”。親歷國民黨高層之言行，他深感“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      

及至1951年，陳寅恪發(fā)表《論唐高祖稱臣于突厥事》，強調(diào)李世民對待北方強鄰突厥，初期隱忍，終能克之，建功雪恥，轉(zhuǎn)弱為強，“是固不世出人杰之所為也”。此文看似史論，實則有其現(xiàn)實所指。放眼當時的中國與世界，此“人杰”之美譽，陳寅恪寄希望于誰人，相信世之以公心讀當代史事與陳氏遺文者，不難找到答案。而據(jù)他的助手黃萱回憶：“他（陳寅?。τ诳姑涝膭倮?，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這是大膽而且得策的進軍?！比暌院?，陳寅恪復發(fā)表《論韓愈》，其中談到：

蓋天竺佛教傳入中國時，而吾國文化史已達甚高之程度，故必須改造，以蘄適合吾民族、政治、社會傳統(tǒng)之特性，六朝僧徒“格義”之學，即是此種努力之表現(xiàn)，儒家書中具有系統(tǒng)易被利用者，則為小戴記之中庸，梁武帝已作嘗試矣。然中庸一篇雖可利用，以溝通儒釋心性抽象之差異，而于政治社會具體上華夏、天竺兩種學說之沖突，尚不能求得一調(diào)和貫徹，自成體系之論點。退之首先發(fā)現(xiàn)小戴記中大學一篇，闡明其說，抽象之心性與具體之政治社會組織可以融會無礙，即盡量談心說性，兼能濟世安民，雖相反而實相成，天竺為體，華夏為用，退之于此以奠定后來宋代新儒學之基礎(chǔ)，退之固是不世出之人杰，若不受新禪宗之影響，恐亦不可臻此。

戊戌年間，康有為借公羊?qū)W談變法，實深受他當時所能接觸到的西學之啟發(fā)。然其學說粗陋武斷處甚多，非但不能有助于政治斗爭，更難以解決西學對中國傳統(tǒng)的猛烈沖擊。較之韓愈以“天竺為體，華夏為用”，發(fā)宋代新儒學之先聲，高下之別，豈待多言。往事已矣。域外學說進入中國，“必須改造，以蘄適合吾民族、政治、社會傳統(tǒng)之特性”，此事或為近代以來古今中西之爭的根本問題之一。如何產(chǎn)生妥善調(diào)和中外文化，在內(nèi)容上“盡量談心說性，兼能濟世安民”之新學說？陳寅恪此文啟人深思處或在于此。而回顧近代以來的世變，面對“神州沸騰，寰宇紛擾”，此事恐非康有為及其流裔強立正統(tǒng)、自建宗派、畫地為牢、誣人異端之舉所能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