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陳先生發(fā)表了一篇短文，《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鐘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后》。在這篇文章中，陳先生舉重若輕，把曹操放到中國歷史演進的大脈絡中予以評價。這個大脈絡，是以儒家精神為骨干的。

　　曹操所代表的是內廷之閹宦傳統(tǒng)。按照陳寅恪先生的說法，閹宦傳統(tǒng)中人與儒家士族相比有以下特點：第一，出身大抵為非儒家之寒族，所謂“乞匄攜養(yǎng)”之類，曹操正屬于這一類。第二，士大夫宗經(jīng)義，以經(jīng)學相傳，閹宦則尚文辭，曹家父子都擅長吟詩作賦，這種能力迷倒了后世很多文學憤青。第三，士大夫貴仁孝，而閹宦則重智術。因而，前者行為尚有底線，曹操這類閹宦傳統(tǒng)中人則無底線，為了實現(xiàn)個人目標不擇手段，放手使用各種權謀。

　　只有在這個背景里，我們才能準確理解，為曹操博得無數(shù)贊美的“唯才是舉”，究竟是何用意。曹操前后發(fā)布過三道“求才”令，這三篇文書講的就一個道理：“有行之士，未必能進??；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有道德的人沒有能力，有能力的人沒有道德，道德與能力無關。我曹操要成就霸業(yè)，不需要有道德的人，我只要有才能的人，管他是否“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即可。此所謂“唯才是舉”之真正含義。

　　秋風此文，完全假借陳寅恪《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后》一文立論，陳先生自己的論斷是：“夫曹孟德者，曠世之梟杰也。其在漢末，欲取劉氏之皇位而代之，則必先摧破其勁敵士大夫階層精神上之堡壘，即漢代傳統(tǒng)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而陳的真正用意，并非對曹操作道德批判，而是揭示曹、司馬兩大勢力的政治社會背景：“魏為東漢內廷閹宦階級之代表，晉則外廷士大夫階級之代表。故魏、晉之興亡遞嬗乃東漢晚年兩統(tǒng)治階級之競爭勝敗問題。自來史家惟以曹魏、司馬晉兩姓之關系目之，殊未盡史事之真相也?！钡镲L據(jù)此，竟稱陳寅恪認為“曹操是中國文化的罪人”，純屬拉大旗作虎皮，可謂厚誣陳先生了！

　　尊重傳統(tǒng)，首先應學會欣賞傳統(tǒng)。我想，一個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欣賞者，一個對傳統(tǒng)文化抱有“了解之同情”者，不應當說出“曹操是中國文化的罪人”這么輕率的話。

　　有幾位朋友指出，陳先生這篇文章其實是在贊賞曹操。對陳先生此文竟能作出如此解讀，我十分驚訝。確實，先生為一代史學宗師，其論人評事，不會如我輩輕率直白。在這篇文章中，先生并未直斥曹操，但其抨擊曹操通過種種政策顛覆當時社會價值觀，并為漢代深厚的儒家士大夫文化慘遭毀壞而痛惜的態(tài)度，卻是可以體悟出來的。理解這一點的關鍵是確認一點：陳寅恪先生雖然未被歸入現(xiàn)代新儒家行列，卻是儒家價值的創(chuàng)造性守護者。這不是我隨便說的，而是曾經(jīng)深入先生的思想世界、對先生詩歌之解讀獲得先生認可的余英時先生的看法。

　　有人因為曹操會寫詩，就說他是中國文化的功臣。但在我看來，這樣的文化，不要也罷。中國歷史上確實不時出現(xiàn)這樣一種類型的人物：殺人成性、愛好詐謀，而又能吟幾句歪詩。這兩種能力也許源于同一個品性：他們把自己從世俗的規(guī)范約束中解放出來，激情得以徹底放縱，而暴虐和詩歌正是激情的產(chǎn)物。

　　秋風認為曹操“不拘一格降人才”是“摧毀社會對于儒家仁孝廉讓等美德的敬重”和“毀壞儒門士氣”，并引用余英時先生的看法，認為陳寅恪先生是儒家價值的創(chuàng)造性守護者。不過，守護儒家價值，并不意味著守護漢末士人為權貴所用、察舉制度被徹底毀壞的黑暗政治。西漢的“全民讀經(jīng)”發(fā)展到后來，已無法解決復雜、尖銳的社會矛盾，更無力挽救東漢末年的政治危局和儒門士氣的敗壞，反倒助長了皇權、士族的黑暗和腐敗，學界對此多有論述。在強敵環(huán)伺、門閥森嚴、底層精英的上升渠道被嚴重堵塞的社會環(huán)境中，欲建“吏不呼門”、“人耄耋皆得以壽終。恩澤廣及草木昆蟲”（曹操《對酒》）的太平盛世，你是指望曹操墨守成規(guī)，還是打破既得利益集團任人唯親、裙帶政治的腐敗格局？

　　曹操沉毅雄邁、慷慨悲涼的詩歌，構筑了超越先秦文學傳統(tǒng)的“建安風骨”，對后來中國文化的高峰唐詩宋詞（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都有開創(chuàng)性的巨大貢獻和影響。曹操的文學成就，可不是一句“不要也罷”就能顛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