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識有很多種類，比如，金岳霖先生在《知識論》中將其分為求真的知識，求通的知識和求實踐的知識。在教育學里，布魯姆的知識分類頗為有名，他將知識分為認知、情感和動作技能。我一直覺的，不同的知識具有不同的特點，理應也有不同的學習方式，適當?shù)乜偨Y學科知識特點，有助于本門學科的教與學。那么，語文學科的知識具有什么特點呢？它與數(shù)學、物理、英語這些學科的知識有何區(qū)別呢？中世紀經院哲學家們區(qū)分了兩種知識：經驗的與先驗的。所謂經驗的知識，就是指必須經歷體驗過才能掌握的知識。“先驗”同“經驗”相對，意為先于經驗的。數(shù)學是典型的先驗知識，而語文似乎屬于經驗的知識。數(shù)學家可以坐在室內，不參考任何客觀世界的東西，單憑幾條公式推演出許多定理。數(shù)學知識和邏輯知識一樣，完全可以做到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而語文則不行，不管告訴你多少條語法規(guī)則，修辭定義，邏輯法則，文學常識，都不能保證你學會說話，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像小孩子一樣，跟著別人學。剛開始咿咿呀呀，接著磕磕絆絆，最后文質彬彬。語文這種經驗的知識與數(shù)學這類先驗的知識不同，必須要多多實踐才能掌握，當然，這里的實踐是指言語實踐活動，而非機械刷題。在思想界，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的區(qū)別是：理性還是非理性。從啟蒙運動開始，西方人高舉理性的旗幟，推動了文明的極大進步，但是，大家也意識到，理性不是萬能的，在理性世界以外，還有一個更為廣闊的非理性世界。數(shù)學是理性的，語文學科則是非理性的。我在講《故都的秋》時提到：從理性上說，秋沒有國別人種階級的分別；從感性上說，作者就是喜歡故都的秋。這種不合理但合情的表達在文學中是非常常見的。古人稱之為“無理而妙”。比如，陸游的《示兒》一詩中說“死去元知萬事空”，又說“家祭無忘告乃翁”，這兩句也是矛盾的。如果死去萬事空，那么，家祭告乃翁又有何意義呢？所以，死去元知萬事空是從理性角度說的，而從感性上說，他仍然希望聽到收復中原的消息，這種超越理性的感情才如此動人。這種“無理而妙”的情況在語文中非常常見。這不是說，語文學科完全沒有理性，完全沒有理性的東西是不可教的，但是，語文的本質是“不講理”的，至少不是理性獨裁的，這和數(shù)學是很不一樣的。數(shù)學世界只需“講理”，不需“共情”，甚至沒有半點情可以講，但語文不是如此。一個語文知識，要想學生接受，往往要先共情，學生接受之后，才能再跟他們講理，否則，理是講不通的。自然科學的知識是真理性的，人文學科的知識卻是闡釋性的。像物理、化學、生物這種自然科學學科，他們的終極目標是尋找真理。他們不懷疑真理是否存在，他們也不思考真理的標準問題。牛頓曾說:“我只不過是在大海邊撿貝殼的小孩。”自然科學的知識就像貝殼，他們的目標就是撿貝殼。他們像堅信彎腰就能撿到貝殼那樣堅信世間一切皆有因果。他們觀察到海王星的軌道有偏離，便堅信有某種星體在它附近。但語文學科沒有這種堅信的理由。語文學科是闡釋性的知識。作者說他很快樂，我們不能因此就認為他快樂，他完全可能用了反語的修辭。至于這種情況怎么判斷呢？完全沒有標準，重要的是你的闡釋。在語文學科，因果律是需要被審視的。沒有絕對的因果，只有被闡釋的因果。人類有兩類知識。通常所說的知識是用書面文字或地圖、數(shù)學公式來表達的，這只是知識的一種形式。還有一種知識是不能系統(tǒng)表述的，例如我們有關自己行為的某種知識。如果我們將前一種知識稱為顯性知識的話，那么我們就可以將后一種知識稱為緘默知識。我在《可教的與不可教的——作文寫作中的顯性知識與緘默知識》一文中說過：哈瓦斯曾說：“人類所能認識的遠遠多于他們所能告訴的。個人的知識如此深深地植根于那些不能充分表達的經驗之中?！痹囅?，我們寫一篇文章之后，我們可以用語言清晰地說出我們是如何構思、如何選材、如何成文、如何遣詞造句，如何論證、如何修辭、如何聯(lián)想與想象，乃至如何升華主旨、如何深化立意以及如何潤色加工的嗎？既然不能，我們又怎能奢求通過言傳之教就教會學生寫文章呢？所以，語文知識中有很多緘默知識，它不是通過言傳之教所能傳授的，需要學生反復體會感悟才行。據此，我認為，語文知識有四大特征：經驗性，非理性，闡釋性，緘默性。語文教學要注意語文知識的獨特性，根據知識特點制定教學策略，不能機械照搬別的學科的教學方法。語文就是語文，與別的學科具有不同的靈魂。畢光蔭，廣東省潮州市暨實高級中學語文教師，王濤語文團隊古詩文、作文方向教研員。主講全國大型線上講座60多場，在河北、河南、重慶、廣東各地舉辦線下講座數(shù)十場。在直播活動中多次開講《史記》，總播放量超過100,000 次。連續(xù)四年用古文寫作全國各地高考下水文，引發(fā)廣泛關注，后分別結集錄入《高考滿分作文通關教程》等書中。策劃撰寫語文教輔書籍二十余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