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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叢書是十位日本學者唐代文學研究論著的薈萃，約略反映了日本學界中年一輩專家研究唐代詩文的重要成果。 三年前，我與同事張劍兄一起翻譯川合康三教授的《終南山的變容》一書，常就日本的唐代文學研究進行一些交談。正值王水照先生主編的《日本宋學六人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我收到老友高津孝和淺見洋二教授的贈書，欣抃之余又不免有點遺憾，覺得日本研究唐代文學的學者更多，成果也更密集，卻沒有這樣的機會介紹給國內學界。張劍兄是個有心人，馬上同學苑出版社郭強先生商談，決定推出一套日本學者的唐代文學研究論著叢刊，囑我組織稿子。這當然是個好事，我欣然從命，馬上邀約我熟悉的學者，并請川合先生等資深教授參酌推薦，最后商定請松本肇教授等十位學者各自遴選自己的論文，編為一集，由學苑出版社出版一套日本學者唐代文學研究叢書。 這一倡議承蒙諸位先生慷慨應允，翻譯、編集工作很快就開始進行。正當我熱切期待各位作者的書稿時，一個不幸的消息突然傳來，郭強先生因病猝逝！我與郭強先生夙昧平生，自項目開始以來，尚未謀面。乍聞噩耗，驚悼不已，更為他的英年早逝不勝惋惜。學苑出版社在郭強先生的努力下，歷年出版不少古典文學研究論著，對當今學術的發(fā)展卓有貢獻。他的去世，無論對出版社對學界都是個很大的損失。他的工作是值得我們紀念的。 因郭強先生離去，我不得不為這套叢書的出版另外尋找出版社。幸而得到中華書局總編輯徐俊先生和時任海外漢學編輯室主任的李晨光先生的支持，決定由中華書局出版這套叢書，這讓我和各位作者深感欣慰。 將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介紹給國內學界，是我醞釀已久的夙愿。從三十年前開始研究唐詩，閱讀松浦友久教授的《詩語の諸相》，我就不斷受到日本學者論著的啟發(fā)，萌生翻譯、介紹日本唐詩研究成果的愿望。1984年初我翻譯了松浦教授的《中國詩的性格》一文，發(fā)表于《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11輯，從此一發(fā)不可收，陸續(xù)翻譯了三十篇日本學者的論文，除了幾篇友人邀約的譯稿，多數是自己研究所需的參考文獻。閱讀日本學者的論文，讓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解海外漢學成果對于我們研究的必要。同事劉躍進研究員多年來曾反復提到古典文學界“補課”的話題，其中亟需補的一門課，就是海外漢學。中國古典文學早已是一門國際性的學問，海外每年都有不同語種的研究著作出版，從不同的視角用不同的理論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問題。不了解這些成果，我們不僅會錯過許多有益的啟發(fā)、有價值的參考，甚至還可能出現課題撞車、重復勞作的結果。補海外漢學這門課，的確是刻不容緩的。 但要補海外漢學的課，又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許多國家、許多語種的研究著作，要去調查、介紹、翻譯，這對我們的外語能力、經費和時間精力都是很大的挑戰(zhàn)。近年，海外漢學研究逐漸受到重視，出版了一些專業(yè)刊物和研究著作。但我們對海外漢學的關注，整體布局還很不均勻，對日本、美國和西歐關注較多，對俄國（蘇聯）、東歐、北美和其他地區(qū)則了解較少。西歐也只是英、德、法、荷幾國了解得多一點，其他國家我們還不太清楚有什么學者做出了什么成果。這種情形與當今信息社會的發(fā)展趨勢是不相適應的，亟需改變。 就當今海外漢學的格局而言，日本漢學歷來最受國內學界的關注。這不僅因為日本一衣帶水，交流便利，更主要的是日本學者的成果扎實細致，廣受各國研究者的重視。歐美學者凡治漢學的，首先必學日語，閱讀日本學者的論著。我接觸到的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歐美學者，基本都懂日語，能看日語文獻。作為中國學者，我們更不能不了解日本同行的工作。 日本在古代曾是中國文化的熱心學習者、研究者，從平安時代的遣唐使和留學生開始，日本的僧侶、留學生乃至商人來華，無不搜購大量的漢籍舶載回國，促進了中國文化在日本的傳播。近代以來，中國國勢衰弱，社會動蕩，大量公私藏書流散市肆，日本漢學家來華游學，悉留意搜羅，滿載而去。著名藏書家的藏書也成為日本財閥漁獵的目標，陸心源皕宋樓和董康誦芬室的藏書就分別被巖崎和大倉兩家財團購去。豐富的漢籍收藏，為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典籍和古典文學提供了良好的文獻條件，也保證了其研究課題的專門性和不可替代的學術價值。 當然，日本學者的研究更值得我們尊重的還是其專業(yè)精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彪m然我們常不免將日本漢學成果視為可資借鑒的利器，但許多日本學者，尤其是老一輩的漢學家，他們都是像歐洲學者研究希臘、羅馬文化那樣，懷著一種親切的眷戀來研究中國文化的。這使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歷來都投入最大的熱情(也許只有明治以后的一段時期是個例外)，他們對學問的虔誠和好學的天性，更足以保證其工作及業(yè)績的高水準。西方漢學家夙來重視日本學者的成果，不是沒有道理的。當今新一代漢學家，雖然較老輩的治學立場已有所不同，更多地是將中國文學當作外國文學來看待，但仍繼承了日本傳統(tǒng)漢學的專業(yè)精神，相比歐美漢學來，其學術特點是非常鮮明的。 與歐美那些疆域廣袤的國家相比，日本國土狹窄，資源不足，近代以來一直以技術為立國之本，對新知識的反應和吸取極其敏捷。日本對外國的研究和了解，也明顯超過世界上任何國家。在日語里，信息一詞的漢字寫作“情報”，讓人聯想到軍事和戰(zhàn)爭。日本學者做研究，確實就像是進行戰(zhàn)爭一般認真和精準，對與研究對象有關的任何信息都搜集得很完備。日本可能也是世界上翻譯外國書籍最快、最多的國家，這使得日本學者總是能方便地掌握世界各國的學術動態(tài)，在較開放的視野下開展工作。而視野廣闊，對別人的工作了解得清楚，就勢必會限制自己的工作范圍。就好像紀曉嵐，學問有名的廣博，同時人都奇怪他不著書，他說自己編四庫全書，發(fā)現自己要說的前人都已說過了。事情就是這樣，學問越深廣，可能研究的課題就越細密，錢鐘書先生便是個最好的例子。 我常感到，中國學者對日本漢學的議論往往流露出一種偏見，認為日本學者的論文選題狹小，行文饾饤，注重資料薈集而疏于思理分析。這顯然是對日本漢學了解太少的緣故。研究課題的具體和細化，是學術成熟和深入的標志。日本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學者雖不如我們多，但他們的著作因為用功專精和細致，常達到令人佩服的深度。尤其是國內學術研究中斷的二十年間，他們孜孜不懈的工作積累了許多重要成果。即便是這套叢書的作者，許多論文也是在七八十年代發(fā)表的，那時國內的研究還處于復蘇、起步的階段，而他們所探討的問題卻已相當深入，可以說領先于中國學者許多年。我在《日本學者中國詩學論集》的前言里，曾提到過自己當時感覺到的國內中唐詩研究方面與日本的差距，以及從日本學者的論文中得到的啟發(fā)，相信這套叢書仍會給我們許多有益的啟示。 唐代文學在中國，因為受到傳統(tǒng)評價的影響，一向只有盛唐詩獨領風騷，中唐相對來說不太為人重視。直到八十年代以后，歷史取向替代形而上學取向成為文學史研究的主潮，中唐文學研究才逐漸受到關注，蓬勃興旺起來。而日本則不同，由于大詩人白居易與平安朝文學的特殊關系，以白居易為中心的中唐文學研究，一直就在唐代文學研究中占有醒目的位置。1990年，由川合康三、松本肇等學者發(fā)起的“中唐文學會”成立，不僅團結了研究中唐文學的中青年學者，更改變了日本學術縱向延伸的學術傳統(tǒng)，將一種與信息社會的特性相契合的學術運作方式帶入了日本學術圈。這套叢書的作者大都是中唐文學會的成員，但他們的成果絕不只限于中唐文學研究，而且他們的學術風格和研究方法也是多樣化的。 其中既有芳村弘道教授的傳統(tǒng)的文獻學研究，也有深澤一幸、松圓朗教授那種富有創(chuàng)意的新穎探索；既有松本肇、赤井益久教授的宏大議論，也有下定雅宏、齋藤茂教授的精微辨析，還有戶崎哲彥教授那樣的現地考察。這些論著，無論其選題立論之旨如何，有一點是共通的，那就是言之有物，論不虛發(fā)，絕無人云亦云、了無新意的論說。這是嚴肅的學術精神加嚴格的學術訓練的結果，也是學術價值和學術水準的保證。有一點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學者的有些研究相當地生活化，與自己的生活情趣緊密結合。比如丸山茂教授研究白居易的日常生活與飲食習慣，就是中國學者較少注意的。另外，日本學者明顯對自然名物感興趣，這也許和他們中小學充分的自然知識教育有關?？鬃诱搶W《詩》的意義，不就有一條“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么？看看市川桃子教授對唐詩中花草果木的研究，就會感覺古典文學研究其實可以和我們的日常生活距離很近，但我們經常都忽略了這一點。 說起來，這十位作者都是我熟悉的朋友，除了松本肇教授去年已榮休，其他九位都是各大學的中堅教授、活躍于當今學界的中年專家。多年來，閱讀他們的論文成為我很好的學習機會，由熟悉他們的研究，進而了解了日本的學術。我很高興有此機會，促成他們的論著在國內以中文出版。在此我要向各位作者和譯者表示感謝，同時向中華書局和為這套叢書的出版付出努力的李晨光先生、孫文穎女士致以崇高的敬意。我相信我們都做了一件值得做的事。《日本唐代文學研究十家》，中華書局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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