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文獻信息學(xué)刊》，總第二十四、二十五期，鄧俊捷主編

澳門文獻信息學(xué)會2019年12月、2020年6月出版

兩期學(xué)刊同時收到，均為鄧俊捷先生所贈，并且兩期都有我喜歡讀的文章。比如第二十四期中有王傳龍所撰《古籍登記中的“板裂聯(lián)系法”》。文中談到當前國內(nèi)各大圖書館在登記線裝古籍的版本時，對于版本項的著錄主要依據(jù)封面頁、牌記、序跋、堂號、印章等項，如果這些項缺失，才會花時間核對其他版本，而核對方法主要是比對存有上述出版項的版本。王傳龍指出了這種著錄方式的弊端，舉出了乾隆三十七年葉氏海錄軒朱墨套印本《文選》至少有十幾個翻刻本的問題，汲古閣刊刻的《十七史》，其翻刻本也同樣有“汲古閣”及“毛氏正本”字樣。

傳統(tǒng)的版本鑒定，除了上述依據(jù)外，主要是通過字體、名家藏印以及紙張綜合考量，該文中分別指出了每一種鑒定方法的不足，而后提出他所發(fā)明的“板裂聯(lián)系法”，稱這種鑒定方式是受甲骨文卜辭鑒定的影響，當年郭沫若、董作賓等人就是通過甲骨文中的地名、干支、貞人等項，對甲骨進行分類，同一類的甲骨大致為同一時期的產(chǎn)物，或者出土于同一地點。

王傳龍認為，中國線裝古籍絕大部分為雕版印刷品，板片在使用過程中逐漸出現(xiàn)裂痕，按照刷印時間的先后排序，越早刷印的板裂越少，而板裂乃是雕版自身所具有的物理特征，“凡具有相同板裂之版本，則必然出于同一源頭”，即便是初刻初印本，雖然沒有板裂，但會有欄線上的細小缺口，個別字形上的筆畫缺失等，同樣可以使用板裂聯(lián)系法。

其實，在版本的鑒別過程中，這種方法早已被業(yè)界所熟用，以往用這種辦法一是用來鑒定某部線裝書是活字本還是雕版本，因為前者不會有板裂問題，二者則是用板裂來鑒定某部書屬于某版，只是這種鑒定方式大多停留在經(jīng)驗總結(jié)方面，而將其進行疏理，行諸成文，王傳龍先生的這篇文章乃是我看到的第一篇。

第二十四期中還有胡善兵所撰《民國詞人喬大壯書信六通柬釋》。該文先介紹了喬大壯的生平，以往我主要是關(guān)注他在篆刻上的成就，因其印譜頗受市場追捧，讀完此文，我方留意到喬大壯曾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職，與魯迅、高步瀛同時，1935年，他因徐悲鴻之邀前往國立中央大學(xué)藝術(shù)系做兼職教授，1940年又受伍叔儻之聘，轉(zhuǎn)任國立中央大學(xué)師范學(xué)院國文系教授，講授詞學(xué)專題，后來因臺灣大學(xué)校長陸志鴻的禮聘，1947年前往該校任中文系教授，轉(zhuǎn)年系主任許壽裳不幸遇刺，喬大壯接任此職，為臺大中文系第二任主任。

胡善兵是位有心人，第二十五期又刊發(fā)了他的《民國詞人喬大壯自沉原因發(fā)微》，文中提及1948年5月，喬大壯以探親為由從臺北返回南京，停留數(shù)日后又往上海，住在其女喬無疆家。在此期間喬大壯查閱郵件，希望收到臺大新學(xué)期聘書，但因諸多原因，該校未寄出大部分老師的聘書，幾天后喬大壯孤身前往蘇州，住在蘇州太古旅館，于此寫好遺書，寄給喬無疆，而后自沉于蘇州平門外梅村橋下。

胡善兵說，民國建立后，在20世紀前半葉以自殺辭世的文人學(xué)者并多不見，這期間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及喬大壯自沉梅村橋下都給人“異代同悲”之感。文中引用了向達《國立臺灣大學(xué)中文系主任喬大壯之生死探析》中的所言，此文將當時知識份子的心態(tài)分為兩類，對于前者文中寫道：

當新舊兩時代交替之際，在其間最為感覺彷徨苦悶的，大約要數(shù)所謂知識份子。有一派對于舊的，既不勝其留戀；對于新的，又不勝其疑懼，彷徨無所適從。于是意志脆弱的，便醇酒婦人終世，而意志堅強的便干脆自了其生。如王靜安先生即是屬于后一流的人。

關(guān)于后者，此文則稱：

還有一派，對于舊的也是不滿?？墒撬麤]有力量改善舊的，也沒有勇氣接受的新的，始終在矛盾中過日子。不幸在這彷徨的路上，受了一點不大不小的刺激，更無法調(diào)和這種矛盾，而自己又良知未泯，在這時候，便也只有將這無可奈何的生命，干脆了結(jié)。

向達接著說：“喬大壯之死，可以歸入這一類?！眴檀髩褳槭裁匆猿聊兀亢票偨Y(jié)前人之說，認為自沉的原因主要有“猝賦悼亡說”“臺大未寄聘書說”“對二子分處國共兩黨參加內(nèi)戰(zhàn)而感內(nèi)疚說”等，但他認為研究者忽略了一個問題：1948年初，喬大壯自臺灣歸大陸后，曾在南京一位學(xué)生家借住數(shù)日，而這位學(xué)生似對喬大壯未盡到周致的事師禮節(jié)，這或也是喬大壯萌生斯世無可留戀的原因。而后文中引用了曾克耑的所言，指出這位學(xué)生就是蔣維崧。之后胡善兵對這種說法進行了分析，他認為蔣維崧其實對喬大壯執(zhí)弟子禮甚謹，那為什么還會有這樣的猜測呢？顯然其中另有緣故。胡善兵的這些疏理，讓我得以明了當時知識份子的一些處境。

葉憲允《古代藏書史上的“書藏”》一文，則談出了歷代藏書家在藏書之外，又以“書藏”名之的奇特現(xiàn)象，文中提及蘇軾第一次使用這種稱呼方式，他在第二次擔(dān)任杭州太守時，為錢龢起了“錢氏書藏”的堂號，接下來又談到了阮元創(chuàng)立的靈隱書藏和焦山書藏，另外還有惠州的豐湖書藏，這幾處我都前往探訪過，唯獨沒有去過安亭書藏，正是此文的提醒，讓我有了一個新的尋訪目標。

《吳翌鳳字學(xué)九辨稿鈔本》，（清）吳翌鳳著

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20年10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乃責(zé)編時潤民先生所贈，該書大16開，上下兩冊，合計558頁之多，售價僅148元，在書價騰升的今日，這個價格足夠親民，但如此專業(yè)之書，想來印量不大，如何能將成本降到這么低，確實需要方方面面的考量。

本書雖然是黑白印刷，但因在修版時沒有去底，故保留了許多版本信息，這對版本鑒定最有益處，唯一的小缺憾是掃描時沒有給每個筒子頁襯墊白紙，致使出來的效果，可以透過紙背看到另外一頁的反字。

關(guān)于吳翌鳳，我以往關(guān)注者是他的藏書成就。二十年前第一次到蘇州尋訪藏書樓時，在江澄波先生的帶領(lǐng)下目睹吳翌鳳舊居遺址，當時所見那里已經(jīng)變成了現(xiàn)代化的小區(qū)，只是入口處立一仿古牌坊，同時小巷的側(cè)墻上露出一拴馬樁，江老說，此乃吳宅舊物。那個拴馬樁的柱頭雕一小獅子，小獅的三面已經(jīng)被水泥包圍，故其正面顯現(xiàn)出小獅子的掙扎狀，讓人印象深刻。

本書前有王幼敏所撰《吳翌鳳與〈字學(xué)九辨〉》，文章首先對吳翌鳳的生平做了介紹，提及吳翌鳳自小家境貧寒，卻嗜書成癖，14歲之前就儲滿了一櫥書，然遇上吳中饑荒，只好賣書換米。后來他又開始藏書，18歲時竊賊將其所藏全部偷走。再后來，吳翌鳳到陶家做家庭教師，稍有余錢，又開始廣泛的收書和抄書，藏書量達到12000余卷。乾隆五十二年，吳翌鳳出外游幕，將家中藏書托給友人保管，然所托非良，在他出游的第四年，這些藏書陸續(xù)被賣出，待其返回時，萬卷藏書已蕩然無存，此時的吳翌鳳發(fā)揚藏書家堅韌不拔之毅力，以耄耋之年開始第四次收書，經(jīng)過努力，又有了可觀的藏書，這種經(jīng)歷令人敬佩。

我以往并不知道吳翌鳳在藏書和詩文創(chuàng)作外，還研究字學(xué)，雖然他曾在《遜志堂雜鈔》中提到曾撰《字學(xué)八辨》一書，然因無刊本傳世，故后人以為該書已經(jīng)失傳。前些年王幼敏先生作碩士論文，偶然在華東師大圖書館看到了該稿本，他將這個發(fā)現(xiàn)寫入了《吳翌鳳研究——乾嘉姑蘇學(xué)界考略》一書中，由而讓人們了解到該稿的存在。

然該館將《字學(xué)九辨》著錄為鈔本。王幼敏發(fā)覺此書筆跡跟他見到的其他吳氏手稿本相似，所以懷疑這是稿本，然其未下肯定之語。前些年，曹大鐵舊藏出現(xiàn)在拍賣場中，其中有一部吳翌鳳所抄的《絳云樓書目》，因我欲得該書，故仔細翻閱了該書的各個細節(jié)，其字跡與吳翌鳳的這部《字學(xué)九辨》完全相同，故以我的愚見，華東師大圖書館藏的這部《字學(xué)九辨》確實是吳翌鳳的手稿。今該稿得以影印出版，又給鑒定吳翌鳳手跡多一依據(jù)。

《鄒城古詩文選注》，張延齡選注

江西高校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書為該社副社長詹斌先生所贈，小32開精裝，裸脊裝的設(shè)計，加外豎插式腰封，內(nèi)頁便于翻閱平展，書內(nèi)附有影印的張延齡先生手書《孟子》選錄。

本書無序言，書前有《標注序例》，作者談到在上世紀80年代，他受當時縣史志辦主任之約，編選一本詩文選注，選取鄒城人創(chuàng)作以及外地人寫鄒城的作品，該書起名為《邾婁故地，孔孟桑梓——歷代名家詩文選注》，作者亦稱這個題目有笨笨的感覺。

30年過去了，作者認為當時出版的那部書有許多不愜人意之處，故而又選編了本書，同時對所選詩文進行注釋。作者談到，他對于典故一個也不放過，不管是明用、暗用還是化用，都要一一注解，找到原始出處。但是這種作法說易行難，作者亦提到有些重要的詩文，因為找不到某一句的出處，只能忍痛舍棄，他舉出了靳云鵬祝壽文中的一句“千三百戶，無忌齊國之封”，作者說：

我想齊國厲公名無忌，但他是個短命的國君，上臺不久便被人殺死了。這個例子不適合用來祝壽。名字叫無忌的“好人” 有個魏信陵君，但他的故事在秦、趙、魏三國，與齊國沒有任何交集。兩個攔路虎都與齊國有關(guān)。于是我重新細讀了《史記》中的《齊太公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國語》中的《齊語》和《戰(zhàn)國策》中的《齊策》，沒有找到，便又瀏覽了《晏子春秋》。心里想著不會是南北朝時的典故，可是也仍然瀏覽了《齊書》和《北齊書》。

為了一句話，查了這么多的原典，結(jié)果仍是一無所獲。但是，作者覺得這篇文章中提到的歷史人物十分重要，故未將其舍棄，而是在注釋中實話實說，自己沒有查到原典，只能“質(zhì)之高明”了。這種不知為不知的態(tài)度最令人贊賞。我在寫一些書時，也時常碰到這種情況，在取與舍之間不斷的糾結(jié)，而今讀到張先生的這段話，反而給我以啟示：有些讀不懂的典故，如果實在查不出出處來，而文中又不能繞過去，不如就作這樣的說明，這樣既保證了書稿的完整性，也不會有強作解人的尷尬。

翻閱本書的正文，幾乎找不到熟悉的詩句，但卻看到了王安石的《孤桐》。記得初中時，最喜歡此詩中的“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虛心”一句，而今馬齒徒長之負，更覺得“歲老根彌壯，陽驕葉更陰”有著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之味。

我對鄒城的了解，只知道這里是亞圣孟子的故鄉(xiāng)，本書中也收有多篇詠嘆孟子之詩，比如顧炎武的《謁孟廟》。十余年來我兩度前往鄒城，均是瞻仰孟府、孟廟與孟林，書中收有不少與之相關(guān)的文獻，這些詩文如若不是張延齡老先生的搜集與注釋，恐怕少有人知之。比如本書收的第一篇《息鄹操》，乃是選自《孔叢子》，據(jù)傳此為孔子所作，盡管作者認為“疑為偽托”，但仍選入了本書中。該詩的前幾句為：

周道衰微，禮樂凌遲。

文武既墜，吾將焉歸？

孔子的言論主要見于《論語》，我還真沒有讀過他寫的詩。但這首詩寫得太過直白，雖不似夫子所為，但因其名也足讓人聯(lián)想。不知道詹斌社長何以贈我該書，也許是想讓我重溫歌詠亞圣之作吧。

《常熟文庫》第61冊，《常熟文庫》編委會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為責(zé)編南江濤先生所贈。去年的某天，南先生在微信中告訴我，常熟當?shù)匾霭嬖撐膸?，所收錄者均是與常熟有關(guān)的稀見史料，他從別的文章中得知我藏有一部明刻本的《杭川集》，而此書為孤本，且封面有翁同龢墨筆題記，故希望將該書納入《常熟文庫》中。

十余年前，市面上出現(xiàn)了一批翁同龢舊藏，此為其一。翁同龢在該書的封面上寫道：“族祖昇宇公著。來自海外，子孫保之。光緒壬辰十二月同龢敬記?！笨梢娢滔鄧么藭瑯硬灰住Ｓ纱艘沧屛伊私獾皆摃髡呶虘?yīng)祥乃是翁同龢的族祖，《杭川集》雖僅兩卷，然附有《游武夷山記》一卷，亦不見著錄，故將此書欣而攜歸。常熟乃藏書之鄉(xiāng)，當?shù)嘏笥驯姸?，曾有多人講到對此書感興趣，于是借《常熟文庫》匯編之機，將全書掃描，寄給責(zé)編南江濤，書出版后，南先生賜此冊以作樣書。

關(guān)于《常熟文庫》的價值以及編纂起因，戴逸先生在《總序》中，首先引用了邑人李杰為弘治版《常熟縣志》所作序言：

姑蘇為南都輔郡，而常熟其屬邑也。倚虞山以為城，環(huán)江海以為池，實東吳要害之地。其土膏腴，其田平衍，其物產(chǎn)殷盛，若粳秫、布枲、魚鹽、蔬果，水陸之珍奇，所以供國賦而給民用者，充然有余，而不資外助。

這段話講述的是常熟的東南形勝，故戴逸認為：“姑蘇為南都輔郡，而常熟其屬邑也。倚虞山以為城，環(huán)江海以為池，實東吳要害之地。其土膏腴，其田平衍，其物產(chǎn)殷盛，若粳秫、布枲、魚鹽、蔬果，水陸之珍奇，所以供國賦而給民用者，充然有余，而不資外助。”

經(jīng)濟基礎(chǔ)決定上層建筑，常熟一帶的情形最能印證這句話。因此戴逸先生寫出了如下文字：

這一切催生了一種個性鮮明的文化，并推動這種文化不斷發(fā)展。毫無疑問，文化是常熟的一張閃亮的名片，常熟是鑲嵌于中國文化地圖上的一顆熠熠發(fā)光的明珠。

以錢底巷為代表的崧澤文化遺存，以羅墩為代表的良渚文化遺存，是五千年前常熟受到早期中華文明曙光照耀的實證。而商代末年仲雍的南下與春秋時期言偃的北上更是標志性的事件。它們表明，常熟很早就積極參與到與中原文化的交流和中國文化的塑造中了。從此以后，崇文重教成為歷史上常熟人共同的價值取向。邑人孫原湘《客有問吾邑者書此答之》這樣向外人介紹家鄉(xiāng)：

軟紅塵里小蓬萊，畫閣文疏對岸開。

七水流香穿郭過，半山飛緑進城來。

酒多按節(jié)傾家釀，花不論錢遍地栽。

莫笑耕夫多識字，梁時便有讀書臺。

詩中滿滿的自豪，但凡讀過的人都可以感受到。在這個風(fēng)雅之鄉(xiāng)，連農(nóng)夫也“多識字”，這樣的整體文化素質(zhì)必然推高精英人物的數(shù)量與質(zhì)量。李杰的序言中說：“自泰伯、子游禮讓風(fēng)行，文學(xué)化洽，而人才匯出。是固江南名區(qū)，非特為一郡六邑之冠而已?！倍嗌傥】七M士，多少狀元宰相，幾乎每個常熟人都會津津樂道。尤其令人驚嘆的，是常熟著書立說者之多以及著述之豐富。別的不說，只看《江蘇藝文志》。在江蘇各大市中，蘇州卷最多，有四個分冊，而常熟獨占其中一冊。這就無怪乎明人桑悅要說“吾邑仲雍過化之區(qū)，子游所產(chǎn)之地，素為文獻之邦”了。如果說桑悅是常熟人，難免有自炫之嫌，那么，山東人趙執(zhí)信的“常熟為東南名區(qū)，文獻之盛，甲于海內(nèi)，文人才士，指不勝屈”，應(yīng)該說是代表了公論。

文化流派的出現(xiàn)是一個地區(qū)文化發(fā)達的重要表征。明末清初，常熟涌現(xiàn)出眾多文化藝術(shù)流派，顯示常熟文化進入了鼎盛時期。以嚴澄為代表的虞山琴派，以錢謙益為代表的虞山詩派，以繆希雍為代表的虞山醫(yī)派，以王翚為代表的虞山畫派，以林皋為代表的虞山印派，無不有著廣泛而又深遠的影響。甚至連本來難以成派的藏書，也被認為存在著一個虞山派。這些文化藝術(shù)流派的重要人物，人人都有在各自的領(lǐng)域產(chǎn)生巨大影響的著作。

書光有人寫出來還不夠，因為書難成而易毀，歷史上亡佚之書遠多于傳世之書。幸運的是，常熟恰好是藏書之鄉(xiāng)，是舉世公認的私家藏書中心之一。而且，常熟的藏書家們往往注重鄉(xiāng)邦文獻的收藏，在這方面，陳氏稽瑞樓、瞿氏鐵琴銅劍樓、徐氏虹隱樓、丁氏緗素樓堪稱代表。因而，常熟地方文獻傳世之多，世上罕有其匹。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到一九一一年為止，現(xiàn)存常熟地方文獻達兩千種以上。

戴先生在上文中舉出了常熟當?shù)刂牟貢鴺牵以趯嶋H探訪中，當?shù)亓舸嬷两竦牟貢鴺?，遠比這些例舉多數(shù)倍，從這個角度也可印證當?shù)匚娘L(fēng)之盛。該編委會能夠?qū)⑴c常熟有關(guān)的文獻匯為一編，讓更多的人了解到當?shù)啬耸俏墨I之邦，我能為這部大書略效薄力，也是感到榮幸之事。

《跳上詩船到德清》，朱煒選注

浙江工商大學(xué)出版社2020年7月第1版，2020年8月第2次印刷

本書內(nèi)容乃是古代與德清有關(guān)的詩作，朱煒先生對這些詩作進行了系統(tǒng)的編排和解讀，還作了相應(yīng)的串講，故不能僅以“選注”二字涵蓋之。然而他贈我此書時，在微信中說：“選注之書，就不留筆墨了?！憋@現(xiàn)出朱先生的謙遜與謹嚴。

前幾年，我準備再到湖州地區(qū)尋訪，經(jīng)朋友介紹，結(jié)識了湖州文史專家劉正武先生，劉先生開車帶我到莫干山尋訪，在那里認識了莫干山民國圖書館館長朱煒先生。在朱先生的帶領(lǐng)下，我在武康山中找到欲訪之跡。一路上聽朱煒講述著他對詩的摯愛，同時也了解到他有一幫志同道合的朋友，各自搜集當?shù)赜嘘P(guān)的文獻和圖片，只要是發(fā)現(xiàn)對方所需，就會相互間義務(wù)支持，這樣的團體真讓人感覺溫暖。

當我讀到朱煒為本書所寫的自序時，方了解到他的童年就生活在莫干山，小學(xué)畢業(yè)后，他轉(zhuǎn)到縣城武康求學(xué)。某天他無意間看到了張煒和書法家張功華的詩書合璧展，于是特意去拜訪張煒先生。張先生問他“煒”字作何解，朱煒背出了《詩經(jīng)》上的“彤管有煒，說懌女美”，張先生覺得他孺子可教，于是收為關(guān)門弟子。從那時起，他跟著張煒先生學(xué)習(xí)平仄韻腳，多年過去，不改初衷，一直創(chuàng)作不離詩，當年他所的作品還曾獲得杭州高級中學(xué)第三屆櫻花文會徐志摩詩歌獎一等獎。

后來朱煒到杭州讀大學(xué)，仍然堅持寫詩，畢業(yè)的那一年，他志愿到杭州蘇東坡紀念館做義務(wù)講解員，就是在這個階段，他給葉嘉瑩先生寫信，還收到了葉先生的秘書可延濤老師的回信，葉先生在信中鼓勵了他，后來他還得到了葉先生的一部簽名本。我見到朱煒時，他給我講述過與葉先生交往的一些細節(jié)，我覺得遠比他在序中所寫的要有趣得多。葉先生說過，中國一直有詩教的傳統(tǒng)，正是這個概念，讓朱煒完成了本書。

此書中講到了蘇軾來德清游覽半月泉之事，以往我沒有留意到東坡與德清的關(guān)系，故那次也沒向朱煒提及探訪此遺跡。本書中還收有蘇軾與其他人游覽半月泉的題名和拓片，但是朱煒在文中也談到，此乃嘉慶九年徐秉源等人根據(jù)蘇軾等人的手跡?？痰?，有人質(zhì)疑過此題款的真?zhèn)?，但朱煒在文中并沒有論及他支持哪種意見，他更多的是疏理東坡與題款人毛滂、維琳等人的關(guān)系。

通過這些疏理可以看到他對武康文獻的熟悉，他還講到了白石道人姜夔之號的來由。原來，在武康的計籌山升元觀舊有白石道人祠，同時在湖州弁山有白石洞天，他的號就是從這里得來的。讀到這段掌故，讓我又有了再游武康之念。

《徐兆瑋雜著七種》，（民國）徐兆瑋撰，蘇醒整理

鳳凰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書為王勉老師所贈“中國近現(xiàn)代稀見史料叢刊”第一輯中的一種，書前有北大中文系潘建國教授所撰《新舊說部兩搜尋》一文，作為代前言。我以往的了解，徐兆瑋當是民國間常熟著名的藏書家，曾前往常熟探看過他的虹隱樓，而潘先生也是常熟人，我本以為他所寫此文會從鄉(xiāng)賢的角度來論述，讀罷方知徐兆瑋對小說的摯愛程度超乎想像，而潘先生的研究領(lǐng)域恰好也是小說史方面，難怪他會寫出這么一篇長文。

潘建國先生這篇代前言首先從明清以降常熟的藏書文化講起，他講到了汲古閣、絳云樓、脈望館、鐵琴銅劍樓等，同時也談及常熟的刻書、藏書，對于一般藏家所輕視的稗官野史也多有留意。然在傳統(tǒng)觀念上，僅從“小說”一名，即可看出傳統(tǒng)士大夫?qū)τ谶@類作品的輕視，但世風(fēng)也會隨著時代而轉(zhuǎn)變：“迨清季，國門開放，西風(fēng)勁吹，梁任公倡導(dǎo)'小說界革命’，應(yīng)者云集，小說遂從不登大雅之'小道’，迅速躍升為'文學(xué)之最上乘’。”

關(guān)于徐兆瑋，潘建國在代前言中講到了他原本是光緒十六年的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出身可謂正途，然他卻沒有傳統(tǒng)藏書家對小說的排斥，反而對新舊小說情有獨鐘，徐兆瑋自稱：“喜閱本朝說部書，取其有資掌故也，”為此還輯纂了一部名為《黃車掌錄》的小說資料匯編。

光緒三十三年，徐兆瑋從上海乘輪船到日本，前往東京法政大學(xué)進修法學(xué)，法政大學(xué)毗鄰日本著名的神保町古書街，這里可是愛書人的圣地，凡是中國藏書家前往日本，必會到訪此街，大量購買傳統(tǒng)典籍，徐兆瑋也不例外。然而奇怪的是，他在這里大量購買的卻是日本小說，比如《絕島軍艦》《南洋王》《電力艦隊》等，僅從名字上就覺得，這不是傳統(tǒng)的和刻本，應(yīng)該是一些西式平裝書。

徐兆瑋買這些小說，并不是為了充實他的藏書樓，潘先生從他的日記中摘錄大量他閱讀小說的記載，比如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二十五日：“閱《指環(huán)黨》一卷，《曇花夢》一卷，林紓譯《玉雪留痕》一卷?！倍谶@一個月內(nèi)，他每天都在看小說，可惜那時《指環(huán)王》還沒有寫出來，否則必被他收入囊中，寫到日記里。

他曾寫信給鄉(xiāng)友孫雄：“近日濕癬大發(fā)，不出門者兩月余矣，日以新出小說雜志為惟一之生命，案頭累累皆是物也。足下當亦閔其志之荒矣?！钡貌蓚€月，竟然以天天讀小說來消永晝，愛小說到這種程度，以我有限的所知，未聞第二位藏書家有如此之酷愛。馬廉的不登大雅之堂也藏有很多小說，但此堂小說本本珍稀，絕不像徐兆瑋這樣大量收藏當代出版物。

徐兆瑋不僅如此，他還租賃小說看。潘建國說，清末民國間，小說租憑業(yè)大盛于上海，朱文炳在《海上竹枝詞》中云：“時新小說價誠昂，數(shù)頁無非幾角洋。幸有貰書新社出，看完照價一分償?！?955年至1956年間，上海市曾對私營書籍攤鋪進行整頓與改造，經(jīng)調(diào)查登記，全市共有書刊租賃業(yè)2357戶，這其中的2253戶乃是出租連環(huán)畫，104戶出租小說。徐兆瑋晚年定居上海，時常去租小說來閱讀。潘先生統(tǒng)計出徐兆瑋租賃的小說多至百十余部，為此徐兆瑋還寫過一首名為《租書》的詩：

租書月費僅千錢，小說虞初日一編。

脂夜人妖空即色，靈山道侶俠疑仙。

文言退舍更通俗，泛覽終朝勝懶眠。

博弈用心宣圣許，蠹魚生活我猶賢。

他在該詩的小注中寫道：“租費三月一元，每元三千，是月僅一千?！蔽椅磽Q算這筆錢究竟多不多，但是作為一位翰林，竟然如此嗜讀新小說，總是讓人有皯詫異，對于這一點，潘先生在代序中明確說，：“徐兆瑋的小說購藏重心，乃在新小說，而非舊小說?！边@難道說明了徐兆瑋的思想是與時俱進的嗎？徐所撰《游戲報館雜詠》中稱：

說部荒唐遣睡魔，《黃車掌錄》恣搜羅。

不談新學(xué)談紅學(xué)，誰似蝸廬考索多。

他也說，嗜讀說部書是何等之荒唐，而那個時代人們不是喜歡談?wù)撔聦W(xué)，就是喜歡聊《紅樓夢》，他在此詩后的小注讀來讓人發(fā)噱：“都人士喜談《石頭記》，謂之紅學(xué)。新政風(fēng)行，談紅學(xué)者改談經(jīng)濟；康梁事敗，談經(jīng)濟者又改談紅學(xué)。戊戌報章述之，以為笑噱。鄙人著《黃車掌錄》十卷，于紅學(xué)頗多創(chuàng)獲，惜未遇深于此道者一證之?！?/span>

那時的京城人喜歡談《紅樓夢》，而彼時人們已將其稱之為“紅學(xué)”，當新政之后，談紅學(xué)的人又改談經(jīng)濟，他所說的經(jīng)濟相當于后世所說的政治，康梁失敗之后，談經(jīng)濟的這幫人又改回來談紅學(xué)，顯然，徐兆瑋的這段論述有嘲諷的口吻，他又接著說，自己所撰的《黃車掌錄》對于紅學(xué)頗有創(chuàng)獲，不知如何理解這個轉(zhuǎn)換。

根據(jù)虹隱樓日記所載，《黃車掌錄》始編于光緒二十五年，到光緒三十四年時，徐兆瑋將該稿謄清一份，交給曹元忠閱正，后來他又繼續(xù)補充此稿，到民國二十六年時，還計劃重新寫定《黃車掌錄》，可惜三年后徐兆瑋病逝于上海，《黃車掌錄》最終未能刊行。他花了這么長的時間來撰寫此稿，最終卻未能出版，個中原因，潘建國認為一是徐兆瑋追求完美，補輯不止，二也有客觀的因素。對于這兩個原因，潘先生在代序中作了詳細的分析。

比如說，徐兆瑋在撰寫該書的過程中，不斷變換撰寫體例，當時譯本小說數(shù)量不斷增加，原本徐兆瑋給每部小說題寫絕句，但因小說太多，他寫不過來，只好更張，那時也有不少人開始研究翻譯小說，這讓徐兆瑋更加努力的增添此書稿的新內(nèi)容，使得該稿始終難以完結(jié)。但即使如此，《黃車掌錄》所記載的小說有一些也是他書未載者。

如何來解讀一位傳統(tǒng)藏書家這樣喜歡新小說呢，潘建國認為，小說對于徐兆瑋來說，是人生愜意生活的一種。潘建國說：“他對于新舊說部的一往深情，對于小說閱讀的如饑似渴，對于稗史研考的堅持不懈，皆罕有出其右者。”徐在日記中自稱：“日惟以小說書報消遣永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否他在政局動蕩之時，以此來排解心中之郁悶?zāi)兀康私▏J為：“徐兆瑋的人生卻注定因為小說而改變，因為小說而精彩?！?/span>

徐兆瑋的《黃車掌錄》一稿藏在常熟圖書館，潘先生曾到該館仔細翻閱，而今該館的蘇醒先生將該書稿本整理了出來，同時搜羅了一些徐氏的其他手稿，合印為此書，可謂嘉惠士林。

《會海鴻泥錄》韋力錄

中華書局，2020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因為疫情的影響，這本小書出得很晚，但這也就令李碧玉女史有了更多的校刊時間，使得書中的文字會少一些錯誤。

其實本書的內(nèi)容很簡單，乃是我近幾年參加的一些與書有關(guān)的會議。自參加工作以來，我像大多數(shù)人一樣，參加過無數(shù)個會議，大多數(shù)會議都如過眼云煙，會議一結(jié)束，用不了多久就忘記了。然我覺得與書有關(guān)的會議畢竟不同，一是出于個人的偏愛，二是因為這些會議大多言之有物，有些觀念乃是電光火石般的閃現(xiàn)，如果不將它記錄下來，也許一些好的想法就忘記了。

正是出于這樣的想法，我參加一些自認為有價值的會議時，就會帶上相機，以便拍照現(xiàn)場的一些情形，一者可以做配圖用，二來看到圖片后也能回憶起更多的細節(jié)。同時，我也會在現(xiàn)場不停筆地記錄著每位發(fā)言者所講的要點，返回之后，盡快地將記錄復(fù)原成一篇小文。

寫完之時，只是覺得好玩，過后再翻看這些小文，雖然僅僅過了幾年，卻讓自己有一些閑話說玄宗之感。我感覺這些記錄應(yīng)該有一些史料價值，于是把自己的想法講述給俞國林先生聽，他認為就此編一本書也是有意義的事。受其鼓勵，我將其編為此書。當時，我給本書起名為《書山會海》，因為這個詞在近幾十年來受到過無數(shù)次的痛批，起此名乃是以大俗為大雅。但俞先生認為此名不好聽，他給我起的名稱乃是《會海鴻泥錄》，于是我從善如流，故在此感念他的起名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