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位于北京的魯迅博物館搞出了一件頗有意思的事情,該館舉辦了一場“國學大師羅振玉學術成就展”。雖說展品大多屬于國寶級別,但考慮到魯迅與羅振玉的關系,不得不說,這次同框,讓人覺得有點哭笑不得。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魯迅先生曾經(jīng)抨擊過羅振玉,說他的學術研究有一股“廣告”的氣息。盡管魯迅先生對羅振玉的治學方法有微詞,但從古文字以及古器物研究的角度來說,羅振玉確實是一個繞不開的人物。

羅振玉,同治五年(1866)出生在江蘇淮安。其父名叫羅樹勛,曾先后任江寧、清河縣丞。自小衣食無憂的羅振玉15歲就考上了秀才,可隨后連續(xù)兩次鄉(xiāng)試都名落孫山。接連的失敗,讓羅振玉認清了現(xiàn)實。在第二次鄉(xiāng)試落第后,他找到一份鄉(xiāng)間塾師的工作,教書養(yǎng)家?；仡櫫_振玉的一生,這段時間可以說是他最為愜意的時光,沒有世事的煩擾,沒有瑣務的羈絆,眼所及不過閑琴野鶴,耳所聞只有書聲瑯瑯,每天與頑童相伴,時時有經(jīng)典誦讀。

但這種好日子并沒有持續(xù)多久。甲午戰(zhàn)爭的失敗,把中國推向了亡國滅種的邊緣。時局的動蕩,很快波及到了羅振玉。他是一個讀書人,讀的是儒家經(jīng)典,受的是孔孟教導。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如今政府罹難,百姓受災,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一種士大夫的責任,呼喚羅振玉站出來,用自己的力量救國救民。

誠然,以后羅振玉的人生道路走偏了,成為了千夫所指的漢奸走狗,萬夫唾罵的封建余孽。但此時的羅振玉,確實懷著一顆救國救民之心,對此,我們不能視而不見。人性是復雜的,認識歷史人物,不能簡單地臉譜化,有功勞就無限神化,有劣跡則使勁貶低,這種“非黑即白”的歷史觀,實為學習歷史的大忌。

說回羅振玉。他在甲午戰(zhàn)后的第二年出山,先是與蔣伯斧合作,在上海辦了弄學社,并創(chuàng)刊《農(nóng)學報》,從事搜集翻譯農(nóng)學著作的工作,力圖實現(xiàn)“科技救國”。由于缺乏翻譯人才,羅振玉在1898年6月創(chuàng)辦了東文學社,請日本人藤田豐八以及日本駐上海領事館人員在社中任教。社中只有六名學生,其中便包括王國維。羅振玉很欣賞他的才識,兩人遂結下終生之交。

也就在這個時候,羅振玉的思想發(fā)生了變化。因為出身小官僚的家庭,囿于階級的局限性,他對資產(chǎn)階級維新派主導的戊戌變法十分反感。至于康有為、梁啟超兩人,羅振玉更是非常厭惡。階級的對立,禁錮了羅振玉的進步思想,思想的局限,蒙蔽了羅振玉的救國之心。自此,他化身頑固派的得力干將,成為了阻礙中國進步的一分子。

羅振玉的政治態(tài)度,得到了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人的賞識。1901年,經(jīng)兩人舉薦,羅振玉獲得了去日本考察教育的機會。在日期間,他與日本政客小村壽太郎、近衛(wèi)篤麿、長岡護美等人交往頻繁。就在這段時期,羅振玉的思想再度滑坡,他把拯救清政府的希望寄托在了日本人身上,對于日本勸誘清政府在東北另立“滿蒙帝國”的計劃,羅振玉不但沒有反對,反而為其四處奔走。這表明,羅振玉已經(jīng)徹底墮落,成為了中華民族的罪人。

羅振玉回國之后,先是任南洋公學虹口分校的校長,隨后受江蘇巡撫端方委托,創(chuàng)辦江蘇師范學堂,自任監(jiān)督,此后他官職步步升遷,曾一度經(jīng)理清廷內(nèi)閣大庫檔案。在此期間,他曾奏請學部購運敦煌石窟的古文物。這些文物史料后來有相當部分轉(zhuǎn)入了他手中。宣統(tǒng)年間,羅振玉大力搜購安陽出土的甲骨,先后得三萬余片,這是他以后從事古文字以及古器物研究的重要條件。

當然,羅振玉發(fā)達了,并沒有忘記王國維。1903年,經(jīng)羅振玉的介紹,王國維到張謇辦的通州師范學堂任職,在這里供職一年多后,接著在蘇州學堂任職。

1906年,羅振玉入京任學部二等諮議官。王國維又跟隨羅振玉一家在京城謀生,由羅振玉在學部為他謀了一個職務,并讓他住在自己家中,這樣既可共同探討學問,還可以讓家中仆人照顧王國維的生活。在京城供職的兩三年內(nèi),王國維先后失去了父親、妻子、繼母三位親人,這使得他悲痛欲絕,幸好有老朋友羅振玉無微不至的關懷,使他感到這個世界還有幾許溫情。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fā),羅振玉同王國維帶著家眷,于12月初逃到了日本京都,成為了亡命遺臣。在日本期間,羅振玉利用他的大量收藏,先后著錄《殷虛書契前篇》、《后篇》及《殷虛書契精華》等書,并由王國維協(xié)助,撰成《殷虛書契考釋》與《流沙墜簡考釋》。羅振玉治學有個習慣,每搜購一批古文物,經(jīng)過考校,出書之后便賣掉,然后再買一批,如此反復。所以魯迅說他是:“痛責后生不好古,而偏將古董賣給外國人的,只要看他的題跋,大抵有'廣告’氣撲鼻。”

1919年春,羅振玉自日本歸國。五年之后,他應溥儀的邀請,“入職南書房”。與王國維一起檢理宮中器物。就在這個時候,羅振玉與王國維間生嫌隙。當時和羅振玉同值南書房的,還有一批遺老。正所謂有人的地方就有斗爭,小小的南書房也成為遺老們的爭斗之所。隨著這些人的矛盾逐漸激化,王國維不想自己成為棋子的態(tài)度,讓羅振玉漸生不快,兩人的關系就此出現(xiàn)了裂痕。

1924年11月,馮玉祥將溥儀趕出了紫禁城,羅振玉與陳寶琛經(jīng)過苦心策劃,將溥儀偷偷地護送到了日本使館。在日本人的庇佑下,溥儀得以在天津日租界的“張園”住下,羅振玉因“護駕有功”,成為了“顧問”,可以時常出入張園。羅振玉的“飛黃騰達”引起了其他遺老的妒忌,很快讒言便進入了溥儀的耳中,無奈之下,羅振玉只得遷居旅順,暫避風頭。

而就在這個時間段里,羅振玉和王國維徹底絕交。兩人本是兒女親家,羅振玉的三女兒羅孝純嫁給了王國維的長子王潛明。沒承想,王潛明在年僅26歲的時候便撒手人寰。羅振玉前來吊唁,在女婿入殮后,竟不告而別地帶走了自己的女兒。正為中年喪子而極度傷心的王國維對自己的知己、兒女親家羅振玉無緣由地帶走自己的兒媳,表現(xiàn)出了極大的憤怒。

在兒子故去的善后處理方面,王國維與羅振玉再次產(chǎn)生矛盾。王國維為兒媳羅孝純的將來考慮,把海關所給的撫恤金全部寄給羅孝純,然而羅家卻出乎意料地拒絕接受撫恤金。王國維幾次把匯票寄去,幾次又被退了回來,最后羅振玉竟寫了一封絕交的書信寄來。

在這份絕交信中,羅振玉以崇尚博愛的墨子來比喻自己,指出自己在三十年交往中一直無私援助王國維,從來沒有怨言,卻把王國維比作主張“重己”的先秦哲學家楊朱,認為王國維很自私,知恩不報。

雙方的矛盾自此不可調(diào)和,兩人三十多年的友誼就此終止。后來,羅振玉也對自己的行為感到后悔,特別是當他接到王國維自沉昆明湖的消息后,更是痛不欲生,直呼:“靜安(王國維的字)以一死報知己,我負靜安,靜安不負我。”

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fā),一向與日本政客有勾結的羅振玉,認為復辟帝制的時機已到,便去往日本軍部游說。他就此成為了幫助日本分裂中國、炮制成立偽滿洲國的重要人物之一。1932年,溥儀在長春就任偽滿洲國執(zhí)政,任羅振玉為偽參議府的參議,后來又任命他為偽監(jiān)察院長。偽滿洲國實行帝制后,羅振玉受到了“敘勛一位”的封賞、

1937年6月,羅振玉退休,此后繼續(xù)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1940年6月19日,病逝于旅順。

回首羅振玉的一生,可以用兩個字來形容,那就是“復雜”。從學術上來看,羅振玉可謂一個承前啟后的人物,對甲骨文學、考古學、敦煌學有著突出的貢獻。但從政治上來說,羅振玉又是中華民族的罪人,他思想保守,對內(nèi)頑固守舊,對外卑顏屈膝。這樣復雜的人,其實在清末也有很多,他們不是沒有才干,只是不知時務,沒有眼界,缺乏膽識。這樣的人最終墜入泥淖,實為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