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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學術 敦煌學已經(jīng)走過了100年的歷程。100年中，無數(shù)學者為這門顯學奉獻了畢生精力。而隨著南博31件敦煌文獻的發(fā)現(xiàn)，金石大家羅振玉對敦煌學的貢獻變得更加清晰——敦煌學的奠基人就是羅振玉。 繼河南安陽殷虛被辦認后，西北邊陲敦煌石窟又有數(shù)萬件隋唐以后經(jīng)卷寫本、石刻等珍貴文物的發(fā)現(xiàn)。外國人明火執(zhí)杖掠奪，清廷卻毫無覺察。羅振玉竭立使其免遭流失國外，但留在國內(nèi)的卻也未逃厄運，道貌岸然的官僚伸出貪婪的黑手，彼此勾結(jié)私吞國寶，賊喊捉賊，有些更把運車截攔，竊取其中精華，還把盜竊之余的長巷破壞截割。羅振玉是中國境內(nèi)研究敦煌文書的先導者，他以濃厚的國學功底開研究之先，1914年和王國維開創(chuàng)和倡導簡牘研究，共同開辟“國學”新領域的碩果。 宣統(tǒng)元年，他到北京的伯希和處，看到伯希和所獲敦煌寫卷，并得知藏經(jīng)洞仍有數(shù)千卷文書，乃力促學部電令甘督查封石室，將所余遺書悉數(shù)解送京師。使這批寶藏于宣統(tǒng)二年秋，運抵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師圖書館。對于流散的敦煌文也留心購存，所得文書及海外藏卷照片，大多收入《鳴沙石室佚書》、《鳴沙石室佚書續(xù)編》、《鳴沙石室古籍叢殘》、《敦煌石室遺書三種》、《貞松堂西陲秘籍叢殘》、《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錄補》、《敦煌石室遺書》、《佚籍叢殘初編》、《石室秘寶》等書中。還和王國維將斯坦因在敦煌、羅布泊等地發(fā)現(xiàn)的漢晉木簡照片匯為《流沙墜簡》，并做考釋。撰有《雪堂校刊群書敘錄》二卷、《補唐書張義潮傳》、《瓜沙曹氏年表》等多種敦煌學論著，尤其注重對中國傳統(tǒng)四部書寫本的研究和整理。另有《殷虛書契》、《三代吉金文存》等，其著作及刊刻大多收入《羅雪堂先生全集》。[6] 羅振玉是典型的鑒藏大家。 他不但要自己收藏甲骨、銅器、簡牘、明器、佚書等考古文物資料和字畫，還要做足研究整理的工作。 內(nèi)藏《大云無想經(jīng)》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書畫等50余萬冊。據(jù)考證，僅甲骨片前后就收藏“二三萬片”，其他如青銅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數(shù)量也相當可觀。 羅振玉善識文物，喜研文史。從殷墟甲骨、漢晉木簡、墓志銘文，到宮中所藏歷代圖書、歷史檔案，乃至珍寶、錢幣等，他都有系統(tǒng)的研究，并撰寫了許多學術價值頗高的專著。羅振玉41歲入學部，因公務簡，又不肯奔走鉆營，有很多時間搜求文物，鉆研學問。“每涉足廠肆，盡廉俸所入，搜求古物書畫，雖資力有限，不敢和洋商巨賈相競爭，但破銅爛鐵，在所不遺，往往批沙得寶，又人棄我取。”羅振玉獲得了很多兩漢六朝、唐宋等朝的珍貴文物，為其考古研究積累了實物材料。 羅振玉為保存和流傳敦煌石室遺書做出過切實的努力。敦煌石室遺書是我國光緒年間新發(fā)現(xiàn)的一處千年寶藏。所謂“石室”指甘肅省敦煌的莫高窟（俗稱千佛洞）?？邇?nèi)藏有豐富的經(jīng)書、繡像等，是中華文化藝術的瑰寶，卻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攫取。為了保存這些中華文化的“劫余”，羅振玉奔走呼告，籌措資金，并決心捐出個人全部俸祿，購買余下卷軸，后又主倡集資影印敦煌遺書，這在他的《鳴沙石室佚書序》中有所敘述。 他為保存內(nèi)閣大庫史料及明文淵閣藏書也作出了貢獻。大庫是清代內(nèi)閣庋藏檔案、書籍的處所，庫分東西，東庫貯存《實錄》、《圣訓》、《起居錄》等，由本閣滿本房掌管。西庫書籍多為明文淵閣藏書之孓遺，檔案則是清列朝內(nèi)外臣工的題本、奏本、歷科殿試的大卷等。這些都是中國珍貴的歷史文獻，是一筆重要的文化遺產(chǎn)。由于時局動蕩，所藏大多被盜，散失在外。羅振玉得知這種情形后，主動承擔起書籍的保存、整理、歸類的工作。他曾直接或間接苦口勸說文襄和榮延，保存、整理庫檔。文襄雖表贊同，但以奏準銷毀為慮，行推諉之實。羅振玉復與會稽司長進行了商議，將庫檔移往國子監(jiān)，又同國子監(jiān)丞徐梧生交涉，幾起沖突，后經(jīng)人出面調(diào)解，才獲準。經(jīng)過一番周折，這批史料總算保存下來了。辛亥革命之后，民國政府有關部門對這批史料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有些還險些遭到被改為還魂紙的厄運降臨。羅振玉聞知，急忙以高出原售價三倍的價格買回，保存起來。1919年春，羅振玉攜家人從日本歸國，定居天津。他先是在天津租下了3棟小樓，專門用于藏置書籍、文物，另外還單獨租借了20多間房屋用以安置家人親屬。一年后，羅氏在天津建成了自家宅院，其中數(shù)間專門用來庋藏大量的史料、檔案，文墨古玩于是也就有了新居所。羅振玉嗜古如命，在保藏文物、古籍上有著篤之彌深的熱情。尤其是對清帝的書畫非常珍視，他將清帝御賜的“寒歲”匾額，特復制一件懸掛在天津寓所的客廳中間，而把原件裝裱珍藏起來。在天津日租界大羅天戲院內(nèi)有許多古董鋪，羅振玉每碰到清帝書畫，無論如何一定買回珍藏，一次還“偶得”溥儀賜給其師傅陳寶琛的一副對聯(lián)。在天津期間，羅振玉與另一位后來成為國學大師的王國維之間的學術合作與交流非常多。羅振玉對王國維除給予經(jīng)濟上的資助外，并提供大量的研究材料，指示研究途徑，對其政治、學術等觀點產(chǎn)生重要影響。也可以說日后清華“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其文化底蘊中有一部分是在天津的羅家積淀起來的。 羅振玉收藏的書畫、青銅器、古籍、簡牘、明器、清宮檔案等，稱山海之富。藏品曾編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吳門四君子法書》、《貞松堂歷代名人法書》、《高昌壁畫精華》等。搶救內(nèi)閣大庫明清檔案及文淵閣藏書，貢獻巨大。1922年購原歷史博物館賣出舊書9 在近世中國學術史上，王國維與羅振玉是兩個如雷貫耳的名字。研究羅振玉，就不能不提王國維，也不能不研究他們兩人的經(jīng)歷與交往。他們在文學、經(jīng)史、文字、訓詁、音韻、考據(jù)、目錄、版本等傳統(tǒng)學術的諸多領域，研究博大精深，著述百種之多，是當之無愧的國學大師。 對于他們的學術成就，人們并不陌生，也毫無異議。但他們的經(jīng)歷與交往，卻始終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而且眾說紛紜，許多事情至今仍是一個講不清的謎。
他們在政治上的表現(xiàn)，也是人們品評的焦點。清亡前，他們同在學部任職。辛亥后，王國維受溥儀小朝廷之詔，供職南書房，并重新蓄起發(fā)辮，以清朝遺老自居。羅振玉則鞍前馬后追隨溥儀，為復辟效力，后甚至投靠日本。他們在政治上的趨于保守，以及羅振玉的走向反動，這自是歷史事實，無須回避，只是這些無從動搖他們在學術上的至高地位，只是更具體地說明了歷史人物的多面性和復雜性。 自1898年二人相識于上海，至1926年絕交，二人的交往歷時近三十年。羅振玉世事洞明，機智練達。他善于經(jīng)營理財，有相當?shù)慕?jīng)濟實力，是一個很有能量的社會活動家。王國維性格憂郁悲觀，埋首學術，不問功利，是典型的學者氣質(zhì)，人稱他“老實到像火腿一般”。正是這種性格和地位的反差，人們對王羅二人的關系，頗有不平。有人講羅振玉廉價使用王國維的腦力勞動；有人講羅振玉的《殷墟書契考釋》，剽竊了王國維的研究成果；有人講王國維投水自盡乃羅振玉所逼……那么，真實或接近真實的情況究竟如何呢？ 羅振玉社會活動多，經(jīng)歷也更復雜些，加之他后來的逆歷史潮流之舉，人們對他所做的一些文化事，也頗有微詞。有人講他販賣假字畫假古董騙人；有人講他印古書為賺錢，等等。的確，羅振玉是一個嗜古如命的人。他多閱古物，見識過人，財力雄厚，而且生逢其時。從殷墟甲骨到敦煌文書，從漢晉木簡到齊魯封泥，他趕上了文物大發(fā)現(xiàn)的時代。他傾盡家資，收藏古物，潛心研究，成為名副其實的古器物學家。羅振玉印古書可能確實賺了一些錢，但整理古籍，傳承了文化，這是極大的功勞，再者賺錢也是無可厚非的事。羅振玉終是一個有良知的文化人。1908年在學部任職期間，他費盡周折，阻止焚毀內(nèi)閣大庫舊檔，保存下來八千麻袋的藏書、奏折、公文等重要的歷史文獻。1909年，當他從伯希和口中得知，敦煌藏經(jīng)洞中還有八千件寫經(jīng)卷軸時，力勸京師大學堂買下這些國寶，使幾經(jīng)帝國主義分子劫掠的殘存的敦煌文書，留存在國內(nèi)。他對文化的珍愛，為保護國寶所做出的貢獻，難道不值得人們感懷嗎？ 1927年6月2日上午11時，王國維在頤和園投湖自盡。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來頤和園。他的死，又給后人留下一個謎。他在遺書中寫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jīng)此世變，義無再辱。”人們對其死因的猜測，大致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為清朝殉節(jié)，盡遺臣之忠；一是與羅振玉的絕交，于心至寒；一是懼怕北伐軍攻入北京，身遭辱殺。這些莫衷一是的猜測，至今無任何定論。 此時的王國維，年整五十，正值學術的旺期。如果說，民國初年這樣變亂的時代，不值得大師留戀，這是時代負于大師的。但這樣一位國學大師，他的思想和學術已經(jīng)不屬于他自己，而是屬于這個國家和民族。他斷然結(jié)束自己的生命，這是中國學術的巨大損失，怎不令人扼腕嘆息！從這一意義上說，這是他負于時代和人民的。 但歷史原本就是如此。而歷史的真相，總是被紛繁復雜的人為或非人為的因素遮蔽著，讓我們這些后人霧里看花。[8] 羅振玉在古玩、字畫、金石、甲骨方面的騙錢行徑，是由來已久的。他出身于浙江上虞縣一個舊式書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一個丘姓巨紳家教書。這位巨紳是個藏書家。羅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東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東家的無知，一方面裝作十分哀痛的樣子，拒絕接受這一年的束脩，要用以充做奠儀，另方面表示，愿留下東家的幾件舊書和字畫，作為紀念。女東家認為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請他自己到藏書樓任意挑選。于是這位書賈世子就精選出幾筐“紀念品”，內(nèi)有百余卷唐人寫經(jīng)，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畫，滿載而歸。在這個基礎上，他由刻三字經(jīng)、百家姓的書鋪變成了古玩字畫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畫的鑒賞家的名聲越來越大，后來更通過售賣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關系。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書商關系結(jié)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許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國古文物學術的權威，常拿字畫請他鑒定。他便刻了一些“羅振玉鑒定”、“羅振玉審定”的圖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畫請他蓋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騙人。后來他竟發(fā)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無名字畫上，另加上“羅振玉鑒定”章，然后高價出賣。他時常借口忙，把人家拿來請他鑒定的珍貴銅器，拖壓下來，盡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賣。他的墨緣堂出售的宋版書，據(jù)說有一些就是用故宮的殿版《圖書集成》里的扉頁紙偽造的。殿版紙是成化紙或羅紋紙，極像宋版書用紙。據(jù)說內(nèi)務府把那批殿版書交羅振玉代賣時，他把那一萬多卷書的空白扉頁全弄了下來，用仿宋體的刻版印了“宋版”書。我當時對這事是根本不知道的。有人說，羅振玉人品固然不佳，才學還好。據(jù)我看，他的才學究竟有多少，也很值得懷疑。在偽滿時有一次他拿來一批漢玉請我觀賞。我對漢玉說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因為十分愛好，收藏了不少，所謂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當然，所謂漢玉，并不是非漢朝的不可，這只不過是對古玉的慣稱。我看過羅振玉拿來的漢玉，不禁對他的“才學”暗吃一驚，因為全部都是假貨。 羅振玉并不經(jīng)常到宮里來，他的姻親王國維能替他“當值”，經(jīng)常告訴他當他不在的時候，宮里發(fā)生的許多事情。王國維對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這位老實人總覺得欠羅振玉的情，而羅振玉也自恃這一點，對王國維頗能指揮如意。我后來才知道，羅振玉的學者名氣，多少也和他們這種特殊瓜葛有關。王國維求學時代十分清苦，受過羅振玉的幫助，王國維后來在日本的幾年研究生活，是靠著和羅振玉在一起過的。王國維為了報答他這份恩情，最初的幾部著作，就以羅振玉的名字付梓問世。羅振玉后來在日本出版、轟動一時的《殷墟書契》，其實也是竊據(jù)了王國維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羅、王二家后來做了親家，按說王國維的債務更可以不提了，其實不然，羅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過的代價，而且王國維因他的推薦得以接近“天顏”，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國維處處都要聽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國維就任清華大學國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頭，羅振玉竟向他追起債來，后來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國維，逼得這位又窮又要面子的王國維，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進昆明湖自盡了。[9] 參考資料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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