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佛教東漸

千年來，佛教不僅滲入到人們生活的各個細節(jié)，而且許多地方名勝景觀中，總是有一個或幾個與佛教有關(guān)。

余秋雨曾引用魯迅的話，對各地的八景或者十景，作出一番評價。他說：“只要翻開任何一部縣志，總能找到該縣的八景或十景，實在沒有景致了，也可想出遠村明月、蕭寺清鐘、古池好水之類的名目。于是，一個荒村，一所破廟，一口老井，也都成了名勝?！?/span>

地處西北交通樞紐的蘭州也不例外。清朝初年，蘭州有“蘭山煙雨、梨苑花光、古剎晨鐘、河樓遠眺、五泉飛瀑、蓮池夜月、馬銜風雪、白塔層巒、雪嶺秋容、虹橋春漲”十景。從其中的“古剎晨鐘”，就是說以前蘭州城內(nèi)寺廟眾多，清晨悠揚的鐘聲，將一個城市從睡夢中慢慢喚醒。由此可見，佛教在蘭州的興盛程度。從蘭州的古代寺院的遺物、遺跡來看，僅僅是在張掖路上就有木塔寺、莊嚴寺、普照寺等寺院。

佛教原本是外來宗教，發(fā)源于公元前5世紀左右的古印度，創(chuàng)始人是位于今尼泊爾國境內(nèi)的迦毗羅衛(wèi)國的王子喬達摩·悉達多，即釋迦牟尼。釋迦牟尼生活的時代，大體和孔子活動的時代相當，為我國的春秋末期。佛教，雖是外來宗教，然而自傳入中土后，其發(fā)展非常迅速，到南北朝時期，就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的盛景。唐代，佛教完成中國本土化后，寺院更是遍及各地，信徒幾乎隨處可見。這一點，我們從清代蘭州城內(nèi)景致“古剎晨鐘”的名字中就感受出來。

甘肅是綠洲絲綢之路的必經(jīng)之地，也是佛教東漸的重要地段。在佛教東漸過程中，甘肅起著中轉(zhuǎn)站和橋梁的作用。

據(jù)說，佛教最早傳入到中土洛陽的緣由，大概和一個夢有關(guān)。公元64年的一夜晚，漢明帝做了一個夢，夢見一金人，身長丈六，飛繞殿庭。第二天早晨，漢明帝召集大臣，說到此事，太史傅毅答曰：“臣覽《周書異記》，謂西方有大圣人出；滅后千載，當有聲教流傳東土，陛下所夢，將無是乎？”漢明帝聽后即遣中郎將蔡愔、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出使西域，拜求佛法。

當時東漢建立不久，并沒有完全控制西域，因而中郎將蔡愔、博士王遵一行走得非常艱難?？梢哉f，一路西行，飽受磨難。據(jù)說，最后抵達阿富汗一帶時，出發(fā)時的18人，僅剩下了蔡愔和王遵兩人。就在這時，他們遇到了在那里講經(jīng)的印度高僧攝摩騰、竺法蘭二位大師及梵本佛經(jīng)六十萬字、釋迦牟尼白氈佛像等物。兩位使者敬請兩高僧，東赴震旦弘法傳教。于是，他他們便以白馬馱載佛經(jīng)、佛像同返國都洛陽。漢明帝，對攝摩騰、竺法蘭兩位高僧極為重視，不僅躬親迎奉，還請他們禪居鴻臚寺。

第二年，漢明帝敕令在洛陽城西雍門外三里御道北興修僧院，建起一座精舍，為銘記白馬馱經(jīng)之功，便命名這座精舍為白馬寺。就這樣，佛教便正式傳入中土了。

實際上，佛教傳入中原，早在白馬馱經(jīng)之前。據(jù)多種古籍記載：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有大月氏王使伊存，自西域來長安，向博士弟子景盧“口授浮屠經(jīng)”。據(jù)考，在秦始皇時期，也有佛教僧侶抵達當時的咸陽。

在佛教東漸過程中，月氏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西漢以前，月氏人生活在河西走廊東段，勢力非常強盛，有東胡強而月氏盛的說法，連匈奴都一度受他們的控制。后來，月氏遭匈奴襲擊，不得不西遷。幾經(jīng)周折，最終遷徙到中亞，融合當?shù)孛褡?，建立一個規(guī)模龐大的帝國——貴霜帝國，其第一任國王就是月氏貴霜部的首領(lǐng)。

佛教誕生之初是不講究偶像崇拜的。到印度阿育王時期，才開始簡單的塑像活動。公元1世紀時，印度古國犍陀羅成為貴霜帝國的中心地區(qū)，文化藝術(shù)盛極一時，形成的犍陀羅藝術(shù)。所謂的犍陀羅藝術(shù)，就是“希臘式佛教藝術(shù)”，中亞的工匠們，在本土藝術(shù)上融合汲取了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所帶來的希臘文化元素，逐漸發(fā)展起來的雕像制作藝術(shù)。至今，人們在黃河沿岸的永靖炳靈寺169窟中還能看到，犍陀羅藝術(shù)風格的雕塑。三世紀后，佛教傳到阿富汗東部，此后逐漸東傳。目前，炳靈寺的169窟開鑿于420年，這是最早有明確記載洞窟。

在佛教東漸的過程中，首先駐足于古涼州，然后從涼州向河西發(fā)展，最后再向東發(fā)展。這是因為在東晉十六國時期，中原地區(qū)陷入混戰(zhàn)，而涼州則保持的相對安定的環(huán)境。當時的涼州，是中國北方最大文化中心，逐漸興起了開窟建寺的熱潮，最終形成了佛教石窟藝術(shù)的“涼州模式”。所謂的涼州模式，就是方形佛窟的中心塔柱式，窟內(nèi)佛像深目高鼻，交腳坐著，其外貌明顯帶著西域人的樣子。

在漫長歲月中，人們狹長的千里甘肅大地上，修建了眾多的石窟寺院。從敦煌到天水、涇川，千余里的絲綢之上佛教洞窟連綿不斷，壁畫塑像難以數(shù)計。別的不說，僅是巨佛造像就有不少，比較著名的有：

敦煌北大佛，通高35.6米，唐代石胎泥塑佛，為世界第三大坐佛，藏于莫高窟的標志性建筑“九層樓”內(nèi)。武威天梯山大佛，為釋迦牟尼像，高28米，寬10米，面水巍然端坐，據(jù)說為唐代弘化公主所建造。武山拉稍寺大佛，創(chuàng)建于北周，崖壁上有浮雕3尊，中間的大佛高達40余米。炳靈寺171龕，盛唐時期的大佛，上半身依山石雕，下半身為泥塑，高27米，曾有七層閣樓，后被燒毀。甘谷大象山大佛，為釋迦牟尼佛，高23.3米。張掖大佛寺，佛祖釋迦牟尼的涅槃像，佛身長34.5米，一根中指上就能躺一個人，為國內(nèi)最大的室內(nèi)臥佛。麥積山石窟第13號，摩崖大佛釋迦牟尼佛，高十六米，為巨佛崇拜的代表作。

值得一提的是，北魏時期，攻滅北涼后，他們從姑臧征發(fā)了三萬余人，其中有北涼的王室、官吏、工匠、藝人等等，這其中有修建涼州天梯山石窟的工匠們。這些人被帶到平城（今山西大同），開鑿了云岡石窟，而洛陽龍門石窟也是他們弟子或傳人所開鑿的?？梢?，河西走廊在佛教東漸中的重要性。

佛教經(jīng)甘肅逐步傳入中土內(nèi)陸的過程中，絲綢古道上中外僧人往來頻繁。他們有的是學問僧，有的是求法僧。經(jīng)河西走廊的高僧，最早的就是迦葉摩騰、竺法蘭，此后陸續(xù)有不少的外國高僧和佛教徒來中土傳教，其中較負盛名而又與甘肅關(guān)系密切的，要算安息國(今伊朗)王子安世高和高僧鳩摩羅什。而西去高僧就更多了，玄奘是其中最為知名的。

鳩摩羅什是印度人，他父親鳩摩炎為躲避繼承相位而出家，后東度蔥嶺，來到西域龜茲國，卻被拜為國師。鳩摩羅什7歲就當了小和尚，12歲時，他逐漸成為道流西域、名播東國的名僧。前秦建元十八 (公元382年)九月，苻堅令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等，率兵7萬，西伐龜茲，就是為了得到鳩摩羅什。公元383年，呂光破龜茲，得鳩摩羅什東歸。他們返回到?jīng)鲋輹r，傳來前秦淝水之戰(zhàn)失敗的消息，遂滯留涼州。公元386年，呂光建立后涼，定都姑臧 (今武威)。鳩摩羅什在武威的十余年中，終日鉆研經(jīng)典、漢文，學習漢話。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十月，鳩摩羅什被迎入關(guān)中。后秦弘始十一年(公元409年)八月二十日，鳩摩羅什圓寂于長安。

鳩摩羅什是佛教史上卓有成績的高僧，甘肅有不少鳩摩羅什遺跡。敦煌故城有一座土筑白塔，相傳是鳩摩羅什為紀念，給他馱經(jīng)的白馬而筑。武威城內(nèi)北大街路西，有一座八角12層的羅什寺塔，這里或許就是他在武威修行譯經(jīng)的舊址。鳩摩羅什治學嚴謹，精通梵文，兼曉漢文，因而他的譯文表達準確，文字流暢，曾譯經(jīng)74部、384卷，為十六國時三大僧人(佛圖騰、釋道安、鳩摩羅什)和中國古代四大翻譯家（玄奘、鳩摩羅什、真諦、不空）之一。

沿著絲綢之路，不僅有東來的僧侶，也有西去求法的高僧，其中有法顯、宋云、玄奘等高僧。法顯是山西人，他不僅是佛教史上的名僧，而且也是中國第一位到海外取經(jīng)求法的大師。法顯西行求法的時間，比玄奘大師的西行還早了200多年，而且所行路線也比玄奘曲折。公元399年，60多歲的法顯和同行者從長安出發(fā)，西行求法，一路上同行者最多時有11人，而最后成功返回的只有他一人。令人震驚的是，他并不是從陸路返回的中原的，而是從斯里蘭卡坐船，經(jīng)南海返回山東一帶。法顯西行前后游歷20多個西域國家，歷時14年。

法顯離開長安，翻越隴山后，西行不久，就抵達乾歸國。所謂的乾歸國，就是指西秦國王的乞伏乾歸統(tǒng)治時期。當時，法顯就是在榆中苑川河谷完成夏坐的。夏坐原本是指印度佛教徒，每年雨季在寺廟里安居修行。夏坐結(jié)束后，法顯就前往青海，然后到張掖，這段路走了差不多一年，公元400年，他的夏坐是在張掖完成的。然后，就向西而去了。至今，人們在炳靈寺169窟中，還能看到有法顯名字的題記。

北魏時期，甘肅敦煌人宋云和惠生（亦作慧生）同赴西域求經(jīng)。他們從洛陽出發(fā)，經(jīng)吐谷渾、鄯善、左末（今新疆且末）、捍（媲摩，Phema）、于闐等地，進入西域。神龜二年，宋云抵達印度河上游，宋云﹑惠生在天竺廣禮佛跡。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宋云攜大乘經(jīng)論一百七十部返回洛陽。

往西天求法的眾多僧侶中，最著名的人物就是玄奘。玄奘在貞觀元年（公元627年，一說貞觀三年八月)自長安出發(fā)，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到長安。玄奘在國外17年，到過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等國家和地區(qū)的110個古邦國，幾乎沿著印度的三角形國土走了一圈。最后，玄奘帶回佛經(jīng)657部，又在長安譯經(jīng)19年，譯作達74部、1335卷。甘肅是玄奘西行和東返時必經(jīng)之地，在甘肅他先后經(jīng)過了秦州、蘭州、涼州、瓜州等地，一路上留下了大量的故事，如天水的高老莊收豬八戒、張掖的曬經(jīng)黑河岸、渭源的葬馱經(jīng)馬于“馬藏寺”等。

佛教東漸的傳播線路，除通過西域、河西走廊一線，還有一條重要的線，即今天的尼泊爾經(jīng)西藏、青海進入甘肅東傳入內(nèi)陸。這條古道，由來已久。據(jù)說，秦始皇時期，就有佛教僧侶從這條道路到咸陽。在明代，有尼泊爾僧人經(jīng)此路，抵達炳靈寺一帶。而在之前，抵達唐代高僧道宣著有《釋迦方志》，詳細記錄了這條路的道里，這條路也就是唐蕃古道。藏傳佛教就是沿這條道路，從唐代傳入甘肅的。甘肅境內(nèi)的藏傳佛教主要分布在今天的甘南、武威、臨夏、武都一帶，著名的寺院有夏河拉卜楞寺、天祝天堂寺等等，在省內(nèi)的一些石窟中也有藏傳佛教。

 可以這樣說，佛教雖起源于印度，但發(fā)展卻在中土。自兩晉時期，佛教開始逐漸興盛，十六國到北魏末年，北方佛教進入大發(fā)展時期，各地的佛寺達到３０００多座，僧尼達２００萬之多。隋唐時，佛教完成了本土化。今天，我們所見到一些石窟，大多魏晉南北朝到唐代，開鑿的。后來，佛教遠播日本、朝鮮、越南等地。  

  佛教傳入東土，不僅對中國人民的道德觀念、思想文化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梁啟超、胡適等學者認為佛教進入中國，對中國文學有五大影響：中文實質(zhì)擴大，僅詞匯一項就增加了3.5萬個；佛教文學具有極其高超的想象力，對中國文學具有解放力，《西游記》等作品就是在佛教文學的影響下產(chǎn)生的；印度文學的布局結(jié)構(gòu)也直接影響得到我國以后的小說、評話、戲劇，對他們的發(fā)展都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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