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年先生是中國現(xiàn)代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一生致力于中國哲學史、哲學問題和文化問題的研議與思考。在對中國哲學史進行研思的過程中，張岱年先生十分注重對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的分析和考察，全面厘定了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的類別，深刻揭示了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的發(fā)展、變遷歷史，為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研究做出了極為突出的貢獻。因此，探討張岱年先生對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的研究，既能體認張岱年先生對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的考察和詮釋，又能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神韻、中國氣派的哲學話語體系建構提供重要的借鑒和啟迪，從而推動中國哲學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

一、對概念范疇的界定

概念范疇是中國哲學思想體系建構和理論思維形成的基礎，是確立中國哲學話語體系的前提。對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的探賾和研究不僅能夠發(fā)掘和了解中國哲學的問題意識和演變規(guī)律，而且對中國哲學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和體系建構具有深刻的理論指導作用。張岱年先生通過對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的細致考辨和深入研究，夯實和筑牢了中國哲學得以建立的根基，確立了中國哲學的理論形態(tài)。

張岱年先生在對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研究之前，首先明晰了概念范疇的基本內(nèi)涵，認為二者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分性。所謂概念就是“表示普遍存在或表示事物類型的名詞”[1]5“事物的本質(zhì)的反映”[2]49及“對于客觀事物的類型和規(guī)律的反映”[2]49。范疇則是“表示存在的統(tǒng)一性、普遍聯(lián)系和普遍準則的”[1]5“關于世界事物的基本類型的概念”[2]49。在張岱年先生看來，概念和范疇都是表示對事物的本質(zhì)、類型的反映，都是理性思維的邏輯表達形式，具有一定的同一性，然而，二者也是有區(qū)別的，即范疇是基本的概念，是概念的更高級的抽象表達和反映。但是概念和范疇的內(nèi)涵是可以相互轉化的，“概念與范疇，不是凝固了的，而是有柔韌性的，常隨經(jīng)驗之發(fā)展而改易其內(nèi)容與意謂。”[3]189在張岱年先生看來，概念和范疇的內(nèi)涵并不是凝固不變的，而是有“韌性”的，即具有可以改變的特質(zhì)的，是隨著“經(jīng)驗”而改變的，也就是說隨著歷史時期的不同、思想家詮釋和理解的不同等都會促使概念范疇的含括內(nèi)容、意謂指向不斷發(fā)生改變。所以，在張岱年先生的研究場域中，對概念和范疇的研究并不是彼此獨立進行的，而是有意并重的。

概念和范疇是來自西方的翻譯名詞，在中國哲學中并不存在概念和范疇二詞。但這不意味著在中國哲學中沒有所謂的概念范疇。張岱年先生認為，在中國哲學的原典中，與現(xiàn)代哲學中概念、范疇大體相當?shù)氖恰懊焙汀白帧?。《墨?jīng)》中將“名”分為“達、類、私”三類。就“達名”而言，它指的是一切物體的“名”，與荀子所說的“大共名”相同，即反映事物最普遍屬性的概念?！邦惷敝傅氖且活愂挛锏墓餐瑢傩裕喈斢谲髯铀f的“大別名”，即反映一類事物共同屬性的概念?！八矫彼傅氖菍€別事物的稱謂，不屬于概念。在與現(xiàn)代哲學中概念內(nèi)涵相當?shù)摹斑_名”和“類名”中，“達名”相當于范疇。張岱年先生還以公孫龍的指物問題為切入點，說明了概念的含義，認為公孫龍所說的“指”就是概念的專名。張岱年先生進一步指出，到了宋元明清時期，概念范疇與“字”的基本內(nèi)涵大體一致，南宋陳淳的著作《北溪字義》、清代戴震的著作《孟子字義疏證》均是憑借對概念范疇的闡釋來介紹朱熹和孟子的思想的，所以，所謂的“字義”就是對哲學概念范疇的闡釋，而“字”就代表了概念范疇的意思。張岱年先生的上述觀點證明，在中國哲學中盡管沒有所謂的概念范疇之稱，但是確實存在著一套概念范疇體系。張岱年先生對哲學概念范疇的內(nèi)涵詮釋和原典考辨賦予了哲學概念范疇以清晰明了、準確無誤的本質(zhì)界定。

二、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研究的理論特質(zhì)

張岱年先生于1933年發(fā)表了探討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的論文《譚理》，之后完成了著作《中國哲學大綱》（1937年完成初稿，1958年正式出版）、發(fā)表了《中國古代哲學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和演變》（1957年）和《論中國古代哲學的范疇體系》（1985年）兩篇論文，并于1987年完成了系統(tǒng)研究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的著作《中國古典哲學概念范疇要論》。綜上，關于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的研究貫穿張岱年先生的整個學術生涯，是張岱年先生中國哲學史研究的重要學術旨趣之一。不僅如此，張岱年先生關于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的研究彰顯出了鮮明的學術特點，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注重對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的問題研究

張岱年先生關于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研究的首要理論特質(zhì)就是將其置于中國哲學問題的研究之中，把對哲學問題的闡述建立在對概念范疇的闡釋上，為概念范疇的研究找到了體系化的切入視角。這一理論特質(zhì)集中體現(xiàn)在《中國哲學大綱》一書中。在《中國哲學大綱》中，張岱年先生以哲學問題為綱，把中國哲學的發(fā)展歷史看作是諸多哲學問題衍變、流轉的歷史，書寫了一部中國哲學史。在這部書的《自序》中，張岱年先生特別強調(diào)了中國哲學研究的四個方法論原則，而其中的“析其辭命意謂”原則就是對哲學問題中概念范疇的確切內(nèi)涵進行精密地解析?；凇拔銎滢o命意謂”的原則，張岱年先生梳理和詮釋了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的基本涵義，考察和辨析了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的演變歷程。這就是說，對哲學問題的把握，還必須建立在對概念范疇進行精密解析的基礎上，因此，張岱年先生對于中國哲學問題的研究實質(zhì)上是沿著“概念范疇”——“哲學問題”這一理路進行的，建構起了中國哲學研究的一整套體系。把解析概念范疇作為出發(fā)點開展中國哲學研究，與張岱年先生早年所秉持的治學方法——“邏輯解析法”有著相當密切的關系。張岱年先生指出：“解析法之要義在辨意謂，析事實：汰混除淆，削減含忽，而以清楚確定為目的。治哲學之基本功夫，實在于解析；厘別不同的意謂，剖分復雜的事實。哲學有所說，必須自知其所說之確定意謂，欲自知其所說之確定意謂，則必有假于解析?！盵3]269邏輯解析法就是要揭示“哲學所說”的確定意謂，而對概念范疇的解析是理解“哲學所說”、哲學問題的必要基礎途徑。所以，對中國哲學概念范疇進行確切的解析和把握才能深刻理解中國哲學問題。

在對中國哲學問題進行闡釋的過程中，張岱年先生分別從宇宙論、人生論和致知論三大部分詳細介紹了中國哲學的重要問題，并運用邏輯解析法對中國哲學的概念范疇進行了考察和分析。在宇宙論中，張岱年先生在《本根論》和《大化論》兩章中，對道、太極、陰陽、氣、理、心等概念范疇進行了歷史梳理。在《人生論》中，張岱年先生以天人關系、人性論、人生理想論和人生問題為切入視角，對包括人、天、性、仁、兼愛、無為、有為、誠以及義與利、命與非命、兼與獨、自然與人為、損與益、動與靜、欲與理、情與無情等概念范疇進行了論說。在《致知論》中，張岱年先生著重討論了知識論和方法論的問題，論及了包括知、真知、格物、窮理、名等在內(nèi)的概念范疇。在對每一個哲學問題進行考察時，張岱年先生既對哲學問題進行了闡釋和總結，又對哲學問題中所涉及的每一個概念范疇的發(fā)展演變、意蘊變遷等進行了梳理，突顯了中國哲學概念范疇與中國哲學發(fā)展的一致性，彰顯了中國哲學的問題意識，揭示了中國古代哲學的思想精髓。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看，《中國哲學大綱》一書不僅是一部關于中國哲學問題史的著作，也是一部關于中國哲學概念范疇史的著作，為日后的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研究奠定了基礎。

（二）注重對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的分類研究

從概念范疇所指稱的哲學意謂上來看，張岱年先生把中國哲學概念范疇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自然哲學的概念范疇；第二類是人生哲學的概念范疇；第三類是知識論的概念范疇。如果用中國哲學的傳統(tǒng)名詞講，上述三大類分別可以稱為天道之名、人道之名和“為學之方”之名。[1]2這一分類與張岱年先生早期對中國哲學問題的研究有著密切聯(lián)系。在早期所著的《中國哲學大綱》中，張岱年先生把中國哲學問題分為宇宙論、人生論和致知論三大部分，每一部分涉及諸多概念范疇。大體來講，涉及宇宙論問題的概念范疇屬于自然哲學的概念范疇，涉及人生論問題的概念范疇屬于人生哲學的概念范疇，涉及致知論問題的概念范疇屬于知識論的概念范疇。張岱年先生的上述分類方法將中國哲學概念范疇所指向的意謂直接明了地呈現(xiàn)出來，也為每一個概念范疇找到了“身份歸屬”。同時，這種分類方法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張岱年先生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的一致性與續(xù)承性。然而，張岱年先生指出，盡管中國哲學概念范疇可以分為自然哲學的概念范疇、人生哲學的概念范疇和知識論的概念范疇三大類，但是三類概念范疇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有聯(lián)系，“這三大類亦有交參互函的密切聯(lián)系，有些關于天道之名亦有關于人道的含義，有些關于人道之名亦有關于‘為學之方’的含義，都不是可以截然分開的，但為敘述清晰起見，不得不略加區(qū)劃，分別歸類。”[1]2

從概念范疇所提出的形式上來看，張岱年先生將中國哲學概念范疇分為兩大類：一類稱作單一范疇，另一類稱作對偶范疇。其中，單一范疇就是指單獨提出的范疇，對偶范疇就是指成對提出來的范疇。單一范疇還可以區(qū)別為三種：一種叫最高范疇，一種叫虛位范疇，還有一種叫定名范疇，三種范疇總計78個。最高范疇是體現(xiàn)世界本原或最高實體的范疇。虛位范疇與定名范疇源自韓愈在《原道》中對“仁與義”“道與德”范疇的區(qū)分。定名范疇就是具有確定內(nèi)涵的范疇，而虛位范疇就是不同學派可以對其內(nèi)涵進行動態(tài)詮釋，不存在某一確定內(nèi)涵的范疇。在對偶范疇中，張岱年先生依據(jù)中國哲學“一天人”的特點，分別羅列出了天道范疇、人道范疇與知言范疇，對應探討的是天道、人道和知天知人的問題，總計48對。

（三）注重對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的歷史研究

考察概念范疇產(chǎn)生的歷史淵源和發(fā)展流變的歷史是張岱年先生開展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研究的又一理論特質(zhì)。這一視角體現(xiàn)在對中國哲學范疇發(fā)展演變的歷史梳理考察上。在歷時性梳理中，張岱年先生以哲學概念范疇出現(xiàn)的歷史順序為依據(jù)，系統(tǒng)提揭了從先秦至明清的主要哲學范疇，具體包括：兩周至春秋時代的概念范疇；孔子哲學范疇；孟子哲學范疇；《周易大傳》中的哲學范疇；荀子哲學范疇；《禮記》中的哲學范疇；老子哲學范疇；莊子哲學范疇；《管子》與法家的哲學范疇；墨家、名家的哲學范疇；漢儒所常用的補充范疇；魏晉玄學的范疇；隋唐佛學的范疇；周敦頤哲學范疇；張載哲學范疇；程朱學派的范疇；陸王學派的范疇；方以智哲學的概念范疇；王夫之的哲學范疇；戴震的哲學范疇[1]8-11。上述概念范疇含括了中國哲學各家學派的核心內(nèi)容。

在對中國哲學概念范疇進行歷時性的發(fā)展演變的總結和考察中，張岱年先生提出了如下看法：第一，中國古典哲學概念范疇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哲學家被賦予了不同的涵義。張岱年先生以“道”和“氣”為例，說明了上述兩個范疇在先秦和宋明時期的不同，“如‘道’，在老子莊子，指超越事物的普遍原理；在張載和戴震，則指客觀世界的總過程”[2]50。這說明，中國哲學概念范疇并不是一經(jīng)提出就一成不變的，而是一個動態(tài)的體系，對于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的研究必須是動態(tài)的。張岱年先生看到了哲學概念范疇是隨著哲學思想或哲學問題的不斷發(fā)展而演變的，對哲學概念范疇體系的梳理只不過是一個暫時的總結，揭示出了概念范疇是確定性和發(fā)展性的統(tǒng)一。第二，對于中國哲學概念范疇而言，有些概念范疇是某一哲學家首先提出并且進行了闡釋的，還有的一些概念范疇雖然并非是某一哲學家首先提出的，但卻對這些概念范疇首先進行了闡述，例如“仁”“氣”“理”“性”等范疇皆是如此。第三，先秦時期是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的原生期，先秦以后各個時期的哲學概念范疇均可或多或少地在先秦的哲學概念范疇中尋找到根源?；诖耍瑥堘纺晗壬鷮ο惹匾院蟾鱾€時期哲學概念范疇與先秦哲學概念范疇的關系進行了分析。張岱年先生指出：“先秦時代，儒、墨、道、名諸家各有一套范疇。秦漢以后，墨、名中絕，儒、道交融。漢魏以后的主要哲學范疇大多來自先秦的儒家和道家。魏晉之時，玄學有一套范疇，基本上是依據(jù)先秦儒道兩家的范疇加以提煉而成的?！盵1]7這說明，兩漢和魏晉時期的哲學概念范疇是先秦時期儒道哲學概念范疇的彰顯和凝練。至于隋唐時期外來佛教的傳入而帶來新的哲學概念范疇，張岱年先生認為，這些伴隨外來佛教一并傳入中國的新的哲學概念范疇雖然在內(nèi)容上與中國本土的概念范疇有所區(qū)別，但它們中的一些（例如體用、事理等）“不能說沒有受到中國固有思想的影響?！盵1]7因為在《荀子·富國》中早就有“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的對舉之用，王弼在《老子注》中也曾提出“雖貴，以無為用，不能舍無以為本體也”，將“體”和“用”連用。對于宋明理學的哲學概念范疇，張岱年先生說道：“宋明理學的許多范疇都可在先秦典籍中找到其根源，但是宋明思想家作出了新的解釋，使之成為更明確的、具有深刻意蘊的哲學范疇，他們的理論貢獻也是應該充分肯定的?！盵1]7“宋明理學家曾經(jīng)‘出入釋老’，雖嘗‘入’，卻終于‘出’，最后歸本于先秦的孔孟儒學。”[1]7

（四）注重對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的對比研究

在研究中，張岱年先生不僅注重哲學概念范疇發(fā)展變遷的歷史考察，同時注重對哲學概念范疇的對比分析。張岱年先生對哲學概念范疇的對比研究，既包括哲學概念范疇自身的對比研究，也包括對哲學概念范疇之間的對比研究，具體而言，有如下兩個層面：第一，注重古今新舊的對比研究。張岱年先生對哲學概念范疇進行了古今新舊的對比研究，提出了哲學概念范疇的“循舊”和“立新”，并認為有的哲學概念范疇是必須續(xù)承使用的，例如宇宙、自然、知行、心等，有的哲學概念范疇是要進行新的詮釋的，例如天人、有無、體用、氣、理、道器、心物、形神、神化、誠等。對哲學范疇進行新的詮釋就是考察和分析概念范疇在發(fā)展和變遷中在近代所凝結成的基本內(nèi)涵。張岱年先生還細致勾勒了《新舊概念范疇對比表》，對中國哲學概念范疇作古今新舊的直觀對比。有些概念范疇盡管是舊有的，但延續(xù)至今是可以使用的，例如精神、矛盾、必然等；有些概念范疇雖新舊的表達有所差異，但是含義是大體相似的，例如德性與理性、對待與對立等；有些舊有的概念范疇已經(jīng)不適用而被新的概念范疇所替代，例如主體代替了內(nèi)、客體代替了外、形式代替了文、內(nèi)容代替了質(zhì)等。第二，注重中西的對比研究。在對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的研究過程中，張岱年先生注重中西的對比研究。張岱年指出，“中國古代哲學中，有一些概念、范疇，與西方表面相似，而意義卻有很大區(qū)別”[2]128，并以“本體”與“神”兩個范疇為例進行了說明。在對“本體”范疇的研究，張岱年先生指出，在西方哲學的視野內(nèi)“本體與現(xiàn)象是相對的，現(xiàn)象是現(xiàn)而不實，本體是實而不現(xiàn)。中國古代哲學著作中也有‘本體’二字，但是如果用西方哲學中關于本體的流行觀點來解釋中國哲學中所謂本體，就大錯特錯了?！盵2]129因為，在中國哲學中“本體”不是“唯一實在之義”，而中國哲學中的“本根”才與西方哲學中“本體”范疇的內(nèi)涵相當。說其“相當”，是指“本根與萬物的關系不是實在與非實在的關系，而是根本與非根本的關系”。[2]130“又如‘本體’，現(xiàn)在講的‘本體’是翻譯名詞，指現(xiàn)象背后的實在。中國古代也有所謂‘本體’，是本然或原始狀況之意。張載所謂‘氣之本體’，即氣之本然。王守仁講‘心之本體’，即指所謂良知。”[2]50在對“神”這一范疇進行中西對比闡釋中，張岱年先生指出，西方所謂的“神”指的是有人格的上帝，而中國哲學所謂的“神”意指自然界中的微妙變化。在中西對比的研究中，張岱年先生旨在說明的是中西哲學概念范疇雖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差異性還是較為明顯的，在實際中不能以西方哲學所謂的概念范疇來遮蔽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的含義，也不能想當然地將西方哲學的概念范疇運用到中國哲學中，從而維護了中國哲學獨立的合法性形態(tài)。不僅如此，張岱年先生進行中西哲學概念范疇的對比研究，其目的還在于“一方面做到有效、合理地使用西方概念范疇的資源，另一方面又清晰地、審慎地界定了中國哲學中概念范疇，達到了一石雙鳥、一箭雙雕的目的。”[4]413也就是說，張岱年先生的中西哲學概念范疇的對比研究不僅能夠在厘清中西哲學概念范疇的差異中，建構起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的體系，而且也能以西方哲學概念范疇為參照資源，開展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的研究。

三、結語

關于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的研究是張岱年先生中國哲學史方法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在運用邏輯解析法考察和厘清每一個哲學概念范疇的同時，也是對中國哲學發(fā)展過程中的核心概念范疇的發(fā)掘和提煉。張岱年先生把開展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的研究視為進行哲學史研究的基礎，“哲學概念哲學范疇是哲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研究哲學史，必須研究哲學概念范疇的歷史。”[2]126也正是基于這個原因，張岱年先生通過對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的研究，以小見大，以點帶面，既解析了中國哲學體系中的核心概念，也提綱挈領式地說明了中國哲學的基本命題，為中國哲學的體系建立找到了連接的元點——概念范疇，又突出了每一歷史時期中國哲學的問題意識。張岱年先生對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的研究，鮮明地指明了要在哲學史研究的大背景下深刻領會和剖析每一個哲學概念范疇的內(nèi)涵及其對中國哲學問題和中國哲學發(fā)展變遷的影響，要在歷史與邏輯相統(tǒng)一的原則下，考察哲學概念范疇與哲學史發(fā)展的互動路徑，為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論的典范。

[參考文獻]

[1]張岱年.中國古典哲學概念范疇要論[M].北京：中華書局，2017.

[2]張岱年.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fā)凡[M].北京：中華書局，2017.

[3]張岱年.張岱年全集（第一卷）[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4]劉軍平.傳統(tǒng)的守望者—張岱年哲學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作者簡介]李洪楊（1988-），男，黑龍江齊齊哈爾人，講師，博士研究生，從事中國近現(xiàn)代哲學、思想政治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