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方存世文獻中,普遍記錄了一場發(fā)生于4000多年前的大洪水,這場洪水改變世界上許多地區(qū)的文明進程。《圣經(jīng)》中描述的大洪水起因是上帝降罪于世上作惡的人們,因而用洪水毀滅了天上地下有血有肉的活物。而在中國先秦歷史文獻《列子》中,中國大洪水的起因則是水神共工和顓頊為爭帝位而發(fā)生戰(zhàn)爭,共工敗給顓頊后,一怒之下撞折了支撐天的不周山,以致于天崩地陷,洪水滔天。東西方對于大洪水的這些記載都充滿了神話的色彩,把自然現(xiàn)象形成的洪水,描述成被上帝或水神等具有超能力的人作用的結果,過度的神話成分,讓大洪水是史實還是傳說變得真假難辨。
史書中記載的滔天洪水是神話還是史實 中國記載大洪水的歷史文獻出現(xiàn)的較晚,基本為春秋戰(zhàn)國時期,如《列子》、《孟子》、《山海經(jīng)》等零星有大洪水的記載。成書于西漢時期的《淮南子》也收集了很多對上古時期大洪水的記載。通過這些記可以了解到,大洪水泛濫最厲害的時期是堯舜禹時代,文獻中“洪水滔天”、“洪水橫流”等字眼似乎在提示著我們,這不是一場簡單的區(qū)域性的洪水,而是一場影響和波及范圍都很大的災難。
由于歷史文獻對洪水的直接記載比較有限,我們很難從這些零星的文獻史料中了解大洪水的具體起因、經(jīng)過和影響,更別說去鑒別大洪水的傳說是真是偽了。加之中國早期的歷史文獻有一個特點,那就是是不善于對歷史進程的長程觀察,多是具體事件具體描述,所以我們只能通過梳理各個階段的歷史文獻,從側面來綜述大洪水的情況。大洪水發(fā)生的三皇五帝時代,雖然是中國史前傳說的時期,但仔細閱讀古代文獻,這個時期的歷史傳說還是很立體并且很有邏輯性的,拋開史書對大洪水具體的記載,通讀三皇五帝時期的都城的變遷史,也很明顯能感覺到華夏先民是在一種力量驅趕下不斷遷徙的,而遷徙的過程,很可能就是在躲避大洪水。 從平原到高原:史書中記載的三皇五帝徙都軌跡 被驅趕的華夏先民通過歷史記載我們了解到,中國歷史上大洪水泛濫最厲害的是堯舜時期,到了大禹時代劈山疏通水道,才漸漸平息了水患。我們把觀察的歷史時期放長一點,先看大洪水泛濫之前的三皇時期是一個什么樣的狀態(tài)。史書中一般把燧人氏、伏羲氏、神農(nóng)氏合稱三皇,根據(jù)歷史點滴的記載,無論是燧人氏的燧明國還是伏羲氏與神農(nóng)氏的都城宛丘(陳),都位于豫東大平原上,這里正好與后世黃河泛濫的黃泛區(qū)重合,這個區(qū)域地勢平坦、海拔不高,這些跡象都表明,三皇時期的華夏先民還沒有受到大洪水的困擾,否則他們也不會選擇在極易被洪水侵襲的平原地帶棲息了。
極其適合淺耕的豫東、魯西一帶是華夏文明早期的重要發(fā)祥地之一,在傅斯年著名的《夷夏東西說》一書中,就認為位于豫東魯西平原一帶的“空桑”地區(qū),就是東夷文明的核心區(qū)域。歷史中的神農(nóng)九世榆罔、黃帝之相力牧、繼少昊登帝位的顓頊等等都是活動在空桑地區(qū)的,可見,至少在三皇和五帝交替的時代,東部的大平原還沒有明顯受到大洪水的侵擾。
五帝徙都圖 到了五帝時期,這一情況有了很明顯的變化。五帝之首的軒轅黃帝雖然建都中原地區(qū)的有熊(今河南新鄭),但史書上記載黃帝的活動軌跡,卻基本上是在著嵩山、具茨山和崆峒山附近。而到了黃帝末期,據(jù)《史記》記載,華夏部落更是西遷到豫西山區(qū)的荊山一帶了,那里地勢更高。黃帝就是在荊山腳下的鼎湖“升仙”的。華夏部落從平原向山腳下轉移,似乎是受當時大環(huán)境的影響,或許此時大洪水已經(jīng)開始有泛濫的跡象了。
黃帝之后繼位的是顓頊、帝嚳。根據(jù)《列子·湯問》中的記載,大洪水正是共工與顓頊爭奪帝位引起的,《列子》中的記載雖然參雜了頗多神話情節(jié),但是通透過某些細節(jié)還是能看出該記載背后的一些真實成分的,因為自顓頊之后,華夏部落就開始一路向西北方向的高地遷徙了。帝嚳時代,首先是定都于豫東的亳地(商丘),而后因為大洪水原因,遷都到了豫西的西亳(洛陽),接下來的歷史記載更為清晰了,帝堯,帝舜時期的大洪水更肆無忌憚了,堯舜只能建都到黃河北岸地勢更高的山西地區(qū)。到了舜帝末期,人們對大洪水依舊束手無策,昔日的根據(jù)地空桑早已經(jīng)是一片汪洋,江淮通流,大水四處泛濫,人們只能躲到丘陵和樹木上。
此后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詳了,華夏部落不愿意放棄極適合淺耕的中部平原,志在恢復舊土,于是就出現(xiàn)了治水能人被推選為部落首領的故事,堯舜時代諸多著名的歷史人物諸如鯀、大禹、契、后禝、伯益等人,皆都投入到治水的行列當中(詳見:帝堯的臣子堪稱五帝時代的全明星,大部分都參與了治水)。最終大禹因善治水,大洪水退去,舜帝就將帝位禪讓給了他。 史書對具體歷史事件(大洪水)的記錄或許會有偏差甚至錯誤,但從諸多史書中透露出來的華夏民族長程的發(fā)展軌跡是不會有錯的??v觀整個三皇五帝時代,華夏部落的核心從東部平原,再到中原、晉南地區(qū),這正是一個由低海拔平原向高海拔的高原遷徙的過程。大禹即位之后沒有再回到東部平原,而是選擇在嵩山腳下的陽城建都。華夏部落似乎也是對大洪水心有余悸,嵩山腳下可進可退,前可控東部大平原,后可退守河洛腹地。華夏民族,由此在中原大地上蓬勃發(fā)展開來。 考古中透露出的信息我們拋開短期的歷史記載,將觀察的歷史時期放大到整個三皇五帝時代,是能明顯感覺到這個大時代的華夏先民,遷徙的過程是一個由東部平原向西北高原的。歷史中流露出的痕跡已經(jīng)很明顯了,那么考古學支持這種猜測嗎?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受洪水侵襲的良渚、石家河和寶墩文化,由東海岸的杭州盆地,遷徙到長江上游的成都平原的原因,像極了史書中三皇五帝徙都的過程。 大洪水推動著長江流域的文化遷徙 在長江流域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中,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寶墩文化,在文化的起訖上有一個很明顯的先后順序,且他們的相繼滅亡,都與大洪水有著莫大的關系,考古學者在良渚文化晚期的遺址層上發(fā)現(xiàn)了大量的黃粉土沉積物,經(jīng)過對沉積物的溯源分析,覆蓋在良渚遺址上的黃粉土不是來源于附近東苕溪或大遮山,而是來源于錢塘江和東海,這表明良渚文化末期,東海海侵或長江下游的洪災,可能是良渚文化滅亡的主要原因。(《杭州良渚遺址沉積物地球化學特征物源及其對良渚古文明消亡研究的意義》)。良渚文化滅亡后,有證據(jù)顯示,良渚人并沒有留在原地,而是逆流沿著長江北上,與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交融”到了一起。幾百年后,石家河文化亦遭水患走向衰落,良渚-石家河“聯(lián)軍”繼續(xù)沿長江向上游遷徙,這兩股勢力融合了成都平原的本土寶墩文化后,迸發(fā)出了獨具特色的三星堆文化(《考古發(fā)現(xiàn):三星堆文化的形成與夏人西遷》)。 在遠古時代,遷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時期,除非是迫于大環(huán)境的影響迫不得已而為之。長江流域的良渚、石家河和寶墩文化,從東海岸到西部上游,有著明顯的被洪水驅趕的痕跡,這與歷史記載中三皇五帝的徙都軌跡頗為相似,結合時代背景,迫使他們遷徙的原因或許就是華夏先民口口相傳的那場史前大洪水。 良渚人民戰(zhàn)天斗地的水壩系統(tǒng)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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