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xiàn)代史學雖然思想很新潮，但其方法往往又來自傳統(tǒng)，古史辨便是這種思想新潮而方法傳統(tǒng)的學派。古史辨運動是配合新史學和新文化運動而展開的學術(shù)活動。通過疑古思潮的掀起，顛覆上古的史學體系，通過層累構(gòu)造古史過程的發(fā)現(xiàn)，層層剝離，還原上古歷史的真相。正因為古史辨派迎合了新史學的需要，因此它一度成為中國近現(xiàn)代史學的主流。

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就是顧頡剛(1893—1980年)，江蘇蘇州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yù)科，1916年入哲學系，1920年畢業(yè)后留校任助教。1922年赴上海商務(wù)印書館做編輯。1926年后，先后在廈門大學、中山大學任教。1929年任燕京大學教授，兼任北京大學教授。1934年創(chuàng)辦《禹貢》半月刊，次年成立禹貢學會。1939年赴四川，在齊魯大學、華西大學任教。抗戰(zhàn)勝利后，歷任蘭州大學、復旦大學教授。1949年后，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主持過《資治通鑒》和《二十四史》的標點工作。主編的《古史辨》為其代表作。

1923年5月，顧頡剛在《努力周報》增刊《讀書雜志》上發(fā)表了《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公開信，從而拉開了古史辨運動的序幕。該信大膽立論、引經(jīng)據(jù)典、觀點激進，堪稱“古史辨宣言”，引起了史學界眾多學者的巨大反響。錢玄同、胡適、魏建功、容庚、羅根澤、童書業(yè)、楊寬等人紛紛表示贊同，而劉脄藜、胡堇人、柳詒徵、張蔭麟等人表達了強烈的反對。卷入討論的還有王國維、傅斯年、錢穆和馮友蘭等人。從1926年到1941年，在長達15年時間內(nèi)，上述學者發(fā)表的有關(guān)中國上古史的考辨和爭論文章被陸續(xù)編輯成集，這就是七大冊的《古史辨》論叢。從《古史辨》中收集的顧頡剛的論文可以看出其疑古學術(shù)的基本觀點和思想。其一，提出了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指出“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如周代人只知最古的人是禹，孔子所在的春秋時則增加了堯舜，到戰(zhàn)國時又增加了黃帝和神農(nóng)，到秦朝時更出現(xiàn)了三皇，三皇之上又有庖羲，到漢代時，竟將苗族神話中的盤古搬來作為開天辟地的始祖。從戰(zhàn)國到西漢，在尊古賤今和托古自重心理支配下，一步步地偽造出上古歷史譜系，結(jié)果形成了歷史學上“時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無征，知道的古史越多”的奇怪現(xiàn)象。這種偽造的上古史“譬如積薪，后來居上”。其二，喊出了打破四個舊觀念的口號，試圖破除古史迷信。顧氏認為，為了恢復正確的中國上古史，必須打破自古以來陳陳相因的古史觀念:“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打破地域向來一統(tǒng)的觀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其三，提出了古史辨?zhèn)蔚姆椒?。顧頡剛“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的原則，用理清事實和層層考辨方法研究上古史。先把每一件史事的種種傳說，依先后出現(xiàn)的次序，排列起來;考察某件史事在各個時代的傳說情況;研究該件史事由簡單變?yōu)閺碗s，由陋野變?yōu)檠篷Z，由地方的(局部的)變?yōu)槿珖模缮褡優(yōu)槿?，由神話變?yōu)槭肥?，由寓言變?yōu)槭聦嵉倪^程;解釋每一次演變的原因。顧頡剛關(guān)于禹的考證，曾遭魯迅等人嘲笑。其實，顧頡剛對“禹的演進史”的考證，是根據(jù)文化人類學、考古學、歷史學等多學科理論綜合考辨的結(jié)果。他指出，禹在《說文解字》中被解釋為一種有足的大蟲，被鑄刻在商周九鼎上，古人視為崇拜的神，類似于圖騰，逐漸演變?yōu)椤吧系叟上聛碇嗡纳瘛保M而演變成“最古的人王”，到戰(zhàn)國時成書的《禹貢》等文獻中，終于變成了夏朝的開創(chuàng)者“夏后”，并被整合進了堯舜禹的序列之中。無論結(jié)論是否正確，其方法還是值得重視的。

顧頡剛產(chǎn)生疑古思想原因很多，來源也比較復雜。但直接的原因與其師胡適啟蒙有關(guān)。胡適講中國哲學史，開篇就用《詩經(jīng)》作時代背景，“丟開唐虞夏商，竟從周宣王以后講起”，對顧氏這一班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于是便有了《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書信。同時，他也深受傳統(tǒng)的辨?zhèn)螌W的影響，崔述和康有為的辨?zhèn)?，對他的疑古思想影響最大。顧氏起初并未留意崔述的學術(shù)，日本那珂通世對崔述的研究觸發(fā)了其對崔述的了解。那珂通世將《崔東壁遺書》標點后印行，顧頡剛也于1921年開始標點《東壁遺書》。顧頡剛還通過錢玄同間接受到蘭克學派日本傳人白鳥庫吉《支那古傳說的研究》的影響。除崔述外，顧頡剛受到常州學派和康有為辨?zhèn)嗡枷氲挠绊懽畲?。他曾標點過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時常稱贊此書。對于康有為《新學偽經(jīng)考》的論點，也深受啟發(fā)，自從讀了此書第一篇之后，“經(jīng)過了五六年的醞釀，到這時，始有推翻古史明了的意識和清楚的計劃”，又稱“我的推翻古史的動機，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無稽的啟發(fā)”。^[133]顧頡剛“層累地造成古史說”實際上和康有為的諸子爭相偽造更古老的史事來壓服他人，時代愈后，所造的古史愈早;時代愈后，所造的人物形象愈加放大之說若相仿佛。因此，常州學派的疑古惑經(jīng)思想影響了《古史辨》運動的發(fā)展。^[134]此外，顧頡剛也受到他一向重視的民俗學中故事構(gòu)成原理的影響，“無意中得到的故事的暗示，再來看古史時便觸處見出它的經(jīng)歷的痕跡”^[135]。

古史辨運動在方法上存在著一些問題，古書辨常常替代了古史辨，對古史的甄別替換成為對古書的鑒定，而古書的鑒定標準又完全看其成書年代，一旦認定成書年代不符，就遽下結(jié)論斷定其為偽書，既然是偽書，則所載必是偽史。這種方法的可靠性仍令人懷疑。當時還是清華學生的張蔭麟就運用歐洲史家色諾波的歷史認識理論，指出顧頡剛“根本方法之謬誤”是誤用“默證”，即“因某書或今存某時代之書無某史事之稱述，遂判斷某時代無此觀念”，指出“默證”方法必須在嚴格限定的條件下才能使用，“吾儕不能因《詩》、《書》、《論語》未說及禹與夏之關(guān)系，遂謂其時之歷史觀念中禹與夏無關(guān)”，“若不廣求證據(jù)而擅下斷案，立一臆說，凡不與吾說合者則皆偽之，此與舊日策論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異?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率類此”。此言一出，古史辨派學者竟無人回應(yīng)。由于存在這樣的缺陷，古史辨運動在40年代之后趨于衰落，顧頡剛也從疑古轉(zhuǎn)為釋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