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神話世界》

1923年顧頡剛在《讀書雜志》有關禹的神性問題所引起的爭論，在當時（《古史辨》第一冊編集時）雖然因為雙方各持己見而沒有得出統(tǒng)一的結論，但是到《古史辨》第七冊的結集完成（1940年）時，經(jīng)過十七年間《古史辨》諸學者的努力，顯然可以知道以顧頡剛為首的疑古學派獲得了較大的勝利。《古史辨》中關于大禹問題的爭論，實在也是表示了中國傳統(tǒng)的信史學者與疑古學者間的最激烈而且具體的一項紛爭。在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念下，得出禹原是神話中的土地神（社神），直到西周時代禹在人們的觀念里還是社神，到了東周時代演變而為夏代的第一位人王了。（見童書業(yè)《鯀禹的傳說》與《夏史三論》）

顧頡剛為首的疑古學派固然注意到了中國古史中的古代神話傳說的研究以及神話的演變過程，但是他們的研究實是以“疑古”和“辨?zhèn)巍睘橹饕墓ぷ?，是為了推翻中國的古史而觸及到了神話的研究，又為了“辨?zhèn)巍倍ソ忉屔裨捬葑優(yōu)闅v史的演變過程，在神話演變的過程上，他們太堅持層累地造成之說，認為神話演變?yōu)闅v史全是什么人在那里為了某種目的而有意的作偽，在方法上他們完全以紙上的文獻為中心而辨其真?zhèn)?，他們把神話從古史中分離了出來，但對許多被分離出來的神話，其原來應該在神話中所占的地位問題，卻沒有十分妥善的安排。

在神話研究上，補充和修正顧頡剛等人的不足，正式以神話學的方法研究古代神話的是楊寬。

楊寬把夏以前的古史傳說正式還原于古代神話里頭去，他的古史學可以說是一種“民族神話史觀”（童書業(yè)《古史辨》第七冊上編自序所說），認為夏以前的古史傳說全是出于各民族的神話，這些神話是自然演變和分化而成的，否認了顧頡剛等人以為后人有意作偽的層累地造成之說，他一面用研究神話學的方法對西漢戰(zhàn)國這兩道古史的防線做了一次突擊，集顧頡剛以后的疑古的古史學大成，一面又以“新釋古學派”的姿態(tài)對古代的神話傳說做了有系統(tǒng)的整理和還原的工作，為中國古代神話的研究，建立了一個研究的系統(tǒng)，以今天神話學的研究成績來看，楊寬所建立的古代神話系統(tǒng)雖然不無值得商榷和補充的地方，但在由“疑古學派”到“釋古學派”的神話研究發(fā)展過程來看，楊寬的神話研究仍然有他劃時代的偉大意義存在，楊寬在古代文獻資料上，追尋出許多神話傳說的痕跡，并且以神話產(chǎn)生的地域、民族的不同，去解釋先秦各書所見關于古史、神話的種種矛盾，說明神話演變分化的過程，補充和修正了顧頡剛等人純以文獻辨?zhèn)蔚囊晒艑W說。此外楊寬采語言學派的神話研究方法，主張語言的訛傳實是神話演變分化形成的主要原因，在當時也是非常進步的。楊寬的出現(xiàn)，實是顧頡剛以來對中國古代神話的研究上更進了一步。

楊寬對于中國古代神話的主張，大致是認為夏以前的古史全是神話，而神話的系統(tǒng)又實是因古代中國民族分東西兩大系別，因此而有東西兩大神話傳說系統(tǒng)，這些神話由于后世不斷演變分化的結果，于是使得許多神話而演變成人話，又演變?yōu)闅v史，因此推察中國上古的歷史，就不得不把這些歷史中的神話從歷史中分離出來而使其回歸到原來的神話中去，至于神話的起源，楊寬認為神話是源于宗教，古代宗教的觀念因社會的生活環(huán)境而不同，因此古代的神話又因宗教觀念的不同而不同，所以楊寬認為是由宗教而產(chǎn)生了神話，又因神話而產(chǎn)生了夏以前的中國古史。本節(jié)即是以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所散見的資料，檢討和推察楊寬對古代神話所持的看法：

（一）夏以前古史前身為神話說

這是楊寬最堅決的說法，他說最明顯的是在古史中有許多鳥獸神話摻入在中間，有許多古史傳說中的人物，其前身不過是神話里的鳥獸罷了，如舜的弟弟象，其前身便是神話中的一頭象，秦國的祖先神叫伯益的，原來也只是神話中的一只燕子，在神話中做上帝樂師的也都是些野獸，像顓頊的樂師是一條飛龍和一只觶，堯舜的樂師夔是一只一腳獸等。至于古史中的制器故事，也有很多是神話演變而成的，在古代神話里，神和鳥獸都是人格化的，所以那些神話里的神和鳥獸就很容易的變成古史傳說里的人物，可是也有些鳥獸并沒有完全變成人，他的形狀依然是半人半鳥獸的，如句芒和益都是玄鳥鳳鳥的化身，可是益已化成人，而句芒依然是那鳥首人身的怪東西，驩兜在神話里是人面有翼鳥喙，也還保存著半人半鳥的樣子。古史中有許多鳥獸神話是無可懷疑的事實，這些事實都可以明顯地證明古史的前身是神話。（《古史辨》冊七“楊序”）他又說：

古史傳說之紛紜繳繞，據(jù)吾人之考辨，知其無不出于神話，古史傳說中之圣帝賢王，一經(jīng)吾人分析，知其原形無非為上天下土之神物，神物之原形既顯，則古代之神話可明，神話明則古史傳說之紛紜繳繞，乃得有頭緒可理焉。（《中國上古史導論》，頁393）

夏以前的古史是為神話固然是楊寬所堅信不移的，他并且把神話的范圍延長到商以前的古史，他說：

吾人今日論有史時代之歷史，自當斷自殷墟物證，殷以前之古史傳說，自在神話之范圍，此非曲士之拘篤，史料之批判已優(yōu)足為證。（同上，頁117）

（二）東西二系民族神話說

東西二系民族之說并不是始自楊寬，在楊寬之前徐中舒著《從古書中推測殷周民族》（清華大學《國學論叢》）已經(jīng)主張殷周是為不同系的民族之說，傅斯年著《東北史綱》及《夷夏東西說》（《慶祝蔡元培六十五歲紀念論文集》）更詳考殷是東系民族，周、羌、戎、蜀之為西系民族之說，章炳麟《序種姓》說：“羌者，姜也”及傅斯年《姜原》（《中央研究院史言所集刊》二本一分）也說羌姜一字，《孟子》謂：“文王西夷之人也”等說，都可知周亦西戎，是西方民族。

楊寬由中國古代民族實不外東西二大系之說，進而主張中國古代的神話實亦不外東西二系之說，楊寬認為：“鄒魯之所傳多為周人西戎之神話傳說，而淮楚與秦之所傳乃能保存東夷之神話傳說?！保ㄇ敖視?，頁92）楊寬認為古史傳說的來源本多由于殷周二系民族神話之分化與融合（頁113），殷、東夷、淮夷、徐戎、楚、郯、秦、趙皆是東系民族，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殷神話，東北民族神話中的祖先朱明，也是由鳥卵產(chǎn)生，《秦本紀》中也有：“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yè)”之說。又如帝俊、帝嚳、大皞、帝舜之為殷人東夷之上帝及祖先神話，少皞、羿、契之為殷人東夷之后土及祖先神話，益、句芒之為東夷之鳥神及祖先神話，鯀、共工、玄冥之為殷人東夷之河伯神話，朱明、昭明、祝融、丹朱、驩兜之為殷人東夷之火正神話，王亥之為東夷畜牧之神等等，都是古時東系民族的神話。

與東系民族相對的西系民族是周、羌、戎、蜀等民族，其代表神話如堯、顓頊之為周人西戎之上帝及祖先神話。禹、句龍之為西戎之后土及祖先神話。后稷也是西系民族神話的下后等等，周人盛稱禹德是因為周人亦西戎之族的緣故，此外太岳、四岳等神話傳說也都是西系民族姜姓羌戎之族的神話。

東西二系民族的觀念不同，因此他們的神話也自然不同，于是由神話演變成的古史也就自然不同了，但是東西民族雜處既久，其文化漸相融合，于是神話傳說也漸相合并了，《楚辭·天間》一篇，實是因東西二系神話之沖突矛盾而發(fā)之疑問。又如五帝之說東西不同，但也無非是東西神話相互錯亂牽合而成的說法，又如東系的鯀與西系的禹、東系的丹朱與西系的堯、東系的啟與西系的禹等神話的結合，也都無非是東西神話混雜以后的結果。

楊寬認為：“古史傳說是由殷周東西民族神話之分化與融合”之說已經(jīng)是“鐵案如山，無可動搖”的說法了。（頁117）并謂：

古史傳說之初相，無不可據(jù)此以為探索，古史傳說之紛紜繳繞，又無不可據(jù)此以明辨之，得此繩準，庶可以撥云霧而見青天乎。（頁97）

根據(jù)楊寬考辨東西兩系民族神話的結論，他認烏東方之原始神話，主要的實僅六神：（一）上帝高祖“”、（二）后土（契）、（三）句芒（益）、（四）祝融（或朱明、昭明）、（五）蓐收（王亥）、（六）玄冥（冥）。西方之原始神話，主要者實僅五神，（一）上帝（顓頊、堯）、（二）后土（禹）、（三）后稷、（四）太岳、（五）炎帝。（頁403）

楊寬的東西兩系民族神話說，可以說是楊寬的一種“民族神話史觀”，這種見解實是混合傅斯年等一派的民族史說（夷夏東西說等）和顧頡剛等一派的古史神話學之說而構成的神話主張，這種神話主張是楊寬治神話古史的中心思想，他的《中國上古史導論》一書即是由此民族神話史觀為中心而研究中國古代東西民族神話的著作。

（三）神話演變分化說

神話的演變說顧頡剛已經(jīng)提倡過，楊寬加上了“分化說”，主張古史上的人物和故事，會在大眾的傳述中由一化二化三以至于無數(shù)，楊寬加上他“分化說”的主張，而成為他研究神話的主要主張，這種神話演變分化說也就是童書業(yè)所謂“是楊寬最厲害的武器”（同前揭書，頁3）。楊寬的神話演變分化說是“據(jù)古史傳說之史料及史學常識以比較推斷其漸次演變分化牽合之跡”（頁69）。他在《中國上古導論》中辨證盤古之出于犬戎傳說之訛變，泰皇天皇地皇之出于“太一”與天地陰陽哲理，黃帝出于皇帝之音變等而下結論說“這些神話全是虛構的”。

又如他辨證堯舜的古史傳說是由神話而演變?yōu)槿嗽捲傺葑優(yōu)楣攀?，五帝是東西二系民族的上帝神話的分化和組合，夏史傳說是由東西二系民族的下后神話所分化與組合，由于地上的東西民族相融合因此使得天上的東西神國也互相并合了。古史中的古帝之臣屬又是由上帝之屬臣演變而成，由神話的演變跡象看，可以知道這些古史上的臣屬，其原始無非是神話中的土地山川水火鳥獸之神。

又如他證明殷周二民族東西神話如本章上節(jié)所引東方民族的帝俊、帝嚳、少皞、羿、契、鯀、共工、朱明、祝融、王亥，以及西方民族的堯、顓頊、禹、稷等神話皆是由東西兩系民族的原始神話所分化演變而成。

楊寬的這些神話的研究，都是以他的東西兩系民族神話為中心，并根據(jù)他的神話演變分化說的主張而得出來的結論。

關于神話上的演變分化的形成，楊寬認為是自然形成的，而且是和大眾意識有關的，他說：

由于無意自然者多，而出于有意杜撰者少，出于時代潮流之漸變者多，出于超時代之突變者少，視大眾意識而轉變者多，出于一二人之改變者少。（頁148）

古史傳說之先后發(fā)生，自有其層累，亦自有其演變發(fā)展之規(guī)律，非出向壁虛造，廟號與神祇號之混淆，實為神話轉變?yōu)楣攀分饕獎恿?，此多出自然之演變，智識階級之潤色與增飾，特其次要者耳。（同上）

由于他對這種神話演變分化之說的演變分化持此主張，因此他反對持讬古改制說者，以少數(shù)諸子之力足以編偽古史的說法，認為“此未免夸大其辭矣”。（同上）

（四）神話源于宗教說

楊寬認為神話起源于宗教，神話是由宗教的觀念所產(chǎn)生的，宗教的觀念是當時社會環(huán)境中的產(chǎn)物，因此宗教的觀念因社會生活環(huán)境而異，神話之性質又因宗教觀念而異，至于古史傳說則又因為神話的不同而演變的古史也隨著不同，中國的古代神話因為古代東西兩系民族的宗教觀念不同，因此產(chǎn)生的神話也東西兩系不同，由此演變而成的古史自然就更不同。

神話產(chǎn)生于宗教的原因，楊寬認為是由于古代的原始部落生活艱難，于自然力量既多畏懼，于死亡亦多顧忌，不能了解其所以然之故，因此生出萬物有靈論，以為脫離肉體的靈魂尚能獨立存在，古人既然認為死者有靈魂和自然界有主宰，于是患難時欲求其幫助，宗教祭祀因此產(chǎn)生，又因為崇拜靈魂之威力，于是又產(chǎn)生了神話。

宗教有多神教與一神教之別，大抵皆由多神演進為一神，此亦古代社會進步之反映，但普通的一神教亦非僅一神而已，其一神之下尚有眾神，蓋神之境界雖出幻想，而實為當時社會之反映。天上神國之景象既由地下人間之景象所推演，故神之行動亦一如人之行動，能飲食、有情欲，所謂人格神也，地上人間既有階級，且諸事各有專司，于是天上神國乃亦有階級，諸神各有專職，神既本為“人化”，此所以神話得演變而為古史傳說也。（《中國上古史導論》第二篇，《古史辨》冊七，頁120）

楊寬所主張的神話源于宗教的說法，西方的神話學者早已提出了這樣的看法，西方古代學者波菲瑞（Porhyry）就曾認為神話是一半出于道德的觀念，一半是宗教的信仰，近代的神話學家史賓斯（Lewis Spence）在其《神話學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Mythology）一書中也說神話學是研究曾經(jīng)活著的信仰的當時宗教——即原始宗教或古代的宗教，此外如人類學派的泰勒（E.B.Tylor）蘭恩（Andrew Lang）和傅立則（J.G.Frazer）等人也都有神話是為古代人現(xiàn)實信仰的看法。

楊寬所說神話源于宗教是由于古人的“萬物有靈論”及神的“人格化”之說，也是西方人類學派學者所主張的說法，如泰勒即主張神話的構成在于泛靈說（Animism）與擬人，即人格化（Personification），即是說原始人將自然現(xiàn)象視為是有生命的而賦予人格，他們視日月星辰與人同樣是生活著的，而且是有靈的，例如說太陽是男性，月亮是女性，月亮是太陽的妻子等。他并說宗教的最小限度的定義是“精靈存在之信仰”。

西方學者對于神話與宗教、泛靈說、多神教與一神教時代是神話發(fā)生時代等說法頗多，此處從略。只是由上面所舉的西方學者之說，可以知道楊寬的神話源于宗教之說，或即是受到西方學者的影響而產(chǎn)生的。

楊寬的神話研究固然是如上節(jié)所述的是以他的民族神話史觀為思想中心，然后用神話學的演變分化之說去探討古代神話的演變分化之跡象，進而追尋神話的原義。本節(jié)是集合一些零星的資料加以整理，希望由此可以看出楊寬在神話研究上所傾向的一些方法論。

（一）語言學派（Philological School）

語言學派是近代神話學研究上的一大宗派，在19世紀后半期到20世紀初期頗受當時的學者們所重視，其領袖人物是繆勒（Max Miller，1823-1900），他們認為神話主要是由“語言的疾病”而生（A Disease of Language），意思是說古時的語言失去了原意后被誤解而生出了神話，他們根據(jù)科學的語言學方法推論神話由語言演進的各種歷程。在繆勒之前還有賀曼（G.Herman）等學者是用語言去說明神話的，但是賀曼只集中精力于希臘語，因此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真正開辟用語言研究神話之道的乃是波普（Franz Bopp）他比較拉丁語、希臘語、梵語及古代的條德尼語的語原而用在神話的研究上。在繆勒的同時代還有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雖然不是語言學派的學者，但他的神話學說也是以語言解釋神話的，他提出了“誤認說”（Misconception Theory）以為古人將宇宙萬物擬人化（Personify）是由于名字（語言）的誤認（Misconception）誤認的唯一原因就是語言。

在《古史辨》古史研究的當時，語言學派之說頗受非議，但楊寬卻支持語言學派之說，認為語言的訛傳是神話演變分化的主要關鍵，楊寬說：

古者崇尚口說，以聲載義，名辭尤可同音通假，相傳既久，傳者不復知其通假，于是一人化為兩人，一事化為兩事，如毛宗澄、鄒漢勛等之證驩兜即丹朱，崔適之證黃帝即皇帝；宋翔鳳之證許由即伯夷；章炳麟之證許由即皋陶；蘇時學、夏曾佑之證盤古即盤瓠，蓋無非以語言之訛傳為傳說分化之關鍵，不特名辭之演變?nèi)舸?，即故事之演變，亦多以音轉而生異說……。傳說亦有因人名之偶同而訛傳者。（《古史辯》冊七，頁100）

楊寬的神話演變分化說實是以語言學派之說為其骨干，在《中國上古史導論》一書中，楊寬從語音上探討神話的例子比比可見。

楊寬著作集

（二）新釋古學派

楊寬自稱是“釋古”學派，此處的“新釋古學派”的名詞是由日本學者貝塚茂樹所認為“至當”而加在楊寬頭上的，楊寬說：

史學之方法，必先之以史料之搜羅咨訪與考證批判，考證批判之工作，本不能增加固有之史料，僅能淘汰虛妄之傳說，本不能增加已有之觀念，僅能肅清錯誤之成見，故其所得之成績，多屬破壞而不在建設，史料本為間接之知識，史學方法亦間接之推理，記錄為撰人工作之終點，而為吾人工作之起點，事實為撰人工作之起點，而為吾人工作之終點，上溯史料以探求事實之真相，乃治史者最先必經(jīng)之步驟，此疑古之說之所以尚也，史料之為物，以內(nèi)容分，或屬原始，或屬孳生，以形式分，有屬傳說（筆傳、口傳、畫傳），以來源分，有無意傳世者，有有意傳世者，傳說之史料，多屬孳生，相傳愈久，訛謬愈多，演變亦愈甚，且皆形諸筆墨，又多有意傳世，不免有造作虛偽之處。地下實物之史料，多屬原始，又無無意傳世者，自較紙上之史料為可靠，然古器物在當時本為應付人生之需要者，類多無意傳世，欲據(jù)少數(shù)器物以推論前人活動之全部，實非易事。必有極豐富之實物，比較其大量異同而探求其演化之跡，然后能得梗概，此考古發(fā)掘之所以尚也，歷史家之任務，本在研究具體之歷史，既得真實之史料，自當據(jù)科學史觀或整個歷史過程學說以為概括之解釋，此釋古之說之所以尚也，吾人必先“疑古”“考古”而后終之以“釋古”，然后史家之能事盡矣?。ā豆攀繁妗穬云?，頁66）

楊寬的這種必先疑古考古而終之以釋古的研究主張，和柳存仁的由“疑古”進而“釋古”，又由“釋古”進而“考古”的說法（見《古史辨》冊七，頁3），在秩序上是有些不同的。但楊氏這種先疑古考古而后的“釋古”和傳統(tǒng)學者們以紙上資料為中心的“釋古”工作也畢竟不同。因此貝塚茂樹稱楊寬的釋古是為“新釋古學派”也自然是很至當?shù)牧恕?/p>

楊寬以他的東西二系民族神話之說補充了疑古學者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之說的不足，并且楊寬又由神話學上的演變分化說修正了顧頡剛一派以為古史是后人偽造的說法，又以“疑古”“考古”“釋古”的新釋古學派的主張補充了疑古學派顧頡剛等人以紙上資料為中心的疑古和釋古，在神話與古史的研究過程上，可以說是承繼顧頡剛等人的疑古之后所更進一步的開拓工作。

由顧頡剛的疑古到楊寬的新釋古學派是一脈發(fā)展下來的必然趨勢。綜合顧頡剛的古史研究論文來看，也可以看出顧氏并非純粹地停留在疑古的過程，許多問題的研究上（如大禹問題等）也已經(jīng)做了些釋古的工作，只是楊寬的研究更強調(diào)釋古。

另外楊寬的新釋古學派的研究方法應該是受到王國維的影響。王國維創(chuàng)“二重論證”之說，主張以地下史料證紙上之史料，實是集“疑古”“考古”的“釋古”工作，楊寬稱王國維這種新釋古的二重論證之說是“誠哉其金科玉律也”（《古史辨》冊七，頁66）。顧頡剛固然不滿意王國維缺乏疑古精神，但對王國維的考古業(yè)績也是致以無限的敬意的。

此外在史料的運用方面，楊寬特別重視史料的批判工作，他說：

吾人除搜集史料外，必須對史料分析綜合，辨其偽而求其真，然后史學之能事盡也，夏以前之古史傳說，其原形本出神話，經(jīng)吾人若是之探討，可無疑義，然吾人尚須由其原始神話而檢討其歷史背景，以恢復其史料上原有之價值，然后古史學之能事盡也。（《古史辨）冊七，頁401）

此由原始神話而檢討其歷史背景以恢復其史料上原有之價值，也即是神話脫離歷史而回歸于神話的工作，許多史料以歷史的眼光看固然未免離奇荒誕，但以神話學的眼光去看，則可以發(fā)現(xiàn)其原有之價值。

《古史新探》書影

（三）無家派之成見及不囿于一見

楊寬雖然自己說是“釋古”以及貝塚茂樹稱之為“新釋古學派”，但是在學術上楊寬卻自己說是沒有家派之見的，他說：

余之治古史學，本無家派之成見，僅依據(jù)史學方法之步驟以從事而已，初唯取先秦古籍有關之材料，類而輯之，而比察其異同，久之乃知夏以上之古史傳說類多不可信，又久之而后曉知傳說之宋源出于神話，顧前人罕有暢論者。（《古史辨》冊七，頁68）

正因為楊寬不存什么家派之見，所以他能博采各家之說，如他的神話源于宗教之說是受西方學者的人類學派等說而形成的觀念，他在神話研究上又傾向于語言學派所用的方法，正也因篇他不囿于一家之見，使他能夠集“疑古”“考古”“釋古”而形成“新釋古”的研究方法。他對當時學者們探討古史傳說來源問題所持的三種學說（一、托古改制說，二、層累造成說，三、鄒楚晉楚三方傳說本于民情說）都能一一加以客觀的批判，指出他們的長處和修正其短處，然后認為學者必須能運用此三說而不囿于一見，循環(huán)通證，斯為得之。

也因為他沒有家派之見，所以他的上古史研究明知道“長者斥以為非常異義可怪之論，'非圣無法’之罪，將無可逭?！钡麉s“猶必呶呶不已者，蓋求真之心，人之所同具耳?！保ㄍ?，頁68）此“無家派之成見”和“不囿于一見”正是楊寬治學最大的長處。

楊寬自述其《中國上古史導論》一書的寫作動機和過程說：

余之立意草創(chuàng)中國上古史，在二十二年春，時正求學于光華大學，課余讀書，偶有所見，輒隨筆錄之，尚未暇作系統(tǒng)之整理也，是年秋，光華大學半月刊征文及余，乃擇古史傳說中最不經(jīng)之盤古傳說而論之，成《盤古傳說試探》一文，刊于二卷二期，其于黃帝堯舜禹等古圣賢王者，猶不敢露怖其懷疑之意。及二十四年冬，鄭師許先生約余編華文大美晚報歷史周刊，一時無暇草專篇，因將舊作隨筆札記，陸續(xù)刊布，二十六年夏間，禹貢半月刊征文及余，又成《說夏》《說虞》二文以應之，然猶未有組織系統(tǒng)之決心也，秋間避地粵西，執(zhí)教于廣東省立勷勤大學，為諸生講《中國上古史》，因將昔日所論，略加補訂，編為講義，于是關于夏以上古史傳說之論述，系統(tǒng)粗具，而于古史傳說出于神話演變分化之說，自信益堅，蓋史料具在，有不容熟視無睹者也。（同上，頁69）

此實在也就是楊寬治學過程的自序，他的《中國上古史導論》一書不但為古史傳說之紛紜繳繞作了一番澄清的開導工作，同時也為古代神話，做了還其本來面目的回歸工作。

此外楊寬在中國古代神話的研究上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楊寬除了上述的各種方法論以外，受到外國學者研究中國神話的論文和著作的影響是很大的，中國學者在“古史辨”時代的神話研究上，固然也有若干學者是受了西洋的科學史觀和史學方法的影響，但疑古學派和釋古學派學者們的神話研究，卻還是以傳統(tǒng)方式的“辨?zhèn)巍焙汀翱甲C”為中心，并沒有看出什么顯著地受外國學者影響的痕跡。例如顧頡剛的學風是和日本的津田左右吉頗有許多相似之點的，其生長的時代也近乎同時，但在顧頡剛的神話古史的研究上，卻沒有什么顯著地提到津田，另外日本學者白鳥庫吉的學風頗與中國的崔述有些類似，白鳥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古代神話的先驅人物，但在“古史辨”的當時，中國學者似乎注意到白鳥庫吉的也不多，學術的研究不能夠很順利的交通也許是“古史辨”當時代的很大的遺憾。到了楊寬的出現(xiàn)，在他的《中國上古史導論》里，可以看出他對外國學者研究中國神話的成績方面的熟悉。他對法國漢學家喬沙尼（Edouaid Chasannes）之疑堯舜，西力學者如賀斯（F.Hijth）之以堯舜等傳說為神話的幻影（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馬伯樂（Henri Maspero）之考論《尚書》羲和洪水等神話之演變（Légendes Mythologiues Dans le King Jurnal Asiatique，cciv，1924）和葛拉內(nèi)（M.Marcel Granet）之以禹成為銅匠們的神話人物之說（Danseset Le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等，以及日本學者如高木敏雄以神農(nóng)氏為保護農(nóng)業(yè)之神（《比較神話學》）、田崎仁義以大師炎帝等五帝為天之五行神（《中國古代經(jīng)濟思想及制度》）、小川琢治以堯舜全是天上之神，禹、啟、羿是降自天上的后（《天地開辟及洪水傳說》）、白鳥庫吉之創(chuàng)言堯、舜、禹為儒家天地人三才之說的抹殺論（《中國古傳說之研究》）、津田左右吉之以泰皇本于“太一”說（《太一說》）、橋本增吉等學者的學說，這些外國學者的神話研究的業(yè)績，或許間接或直接地影響了楊寬的古代神話的主張和研究的態(tài)度，也是很有可能的事。在“古史辨”時代，楊寬的學術視野遠較同時代的其他學者為廣遠，也該是楊寬的特點之一。

在神話研究上，順著當時時代的發(fā)展，楊寬一方面在疑古方面集顧頡剛以來的大成，另方面在釋古方面又是繼承他的老師呂思勉，以后加以擴大和方法上的補充，楊寬在其《中國上古史導論》一書的最后說：“古代神話之原形如何及其歷史背景，尚待于吾人之深考，得暇擬別為中國古神話研究一書以細論之?！保?04）但是這部細論中國古神話的專門著作，至今未見完成，是非常遺憾的。

（注釋從略，詳見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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