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20世紀海外漢語文學典籍的英譯成就突飛猛進，經歷了復雜的流變歷程，呈現四大轉向：學者型和作家型翻譯家的主流化、譯者翻譯取向的非主流化與轉譯的失寵、翻譯中“求全”與“雙贏”的凸顯、以及海外翻譯環(huán)境的提優(yōu)蛻變。研究20世紀百年來漢語文學典籍在海外的譯介及傳播流變，對于了解中國文化的國際地位、理清中國文化的傳播格局以及掌握漢語典籍海外譯介的總體趨勢與規(guī)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 關鍵詞：漢語文學典籍英譯；海外譯者；20世紀；百年流變

? Abstract: The 20^th century witnessed aremarkable breakthrough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ion in the western world.The whole changing process, full of complexity, undergoes four crucialturns, namely, the mainstreaming of scholar-translators and writer-translators, the non-mainstreaming on translator’s choice of text and the gradual disappearance of not-from-the-original-textrendering, the highlight of perfection and win-win effect, and, last but not least, the optimization of translation environment. This study, devoting to exploring the dynamic changes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literary classics by western translators in the 20^th Centu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at it can help cognize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Chinese culture, clarify the transmission patter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recogniz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ion.

? Key words：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classics; western translators; 20^th century; centenary changes 

20世紀以來中國國際地位的變化、新中國對中國文學譯介的大力推介、海外移民和海外留學熱潮的迭起以及海外漢學的拓展等促使?jié)h語文學典籍英譯動態(tài)發(fā)生了嬗變，譯者隊伍的轉型、翻譯對象的選擇、譯本質與量的提升、翻譯環(huán)境的改善等都史無前例。

漢語文學典籍直接譯為英譯的歷史可追溯至18世紀初期的英國，在此之前都是由歐洲其他語言轉譯為英語的。1719年，威爾金森（J. Wilkinson）將清代長篇小說《好逑傳》譯成英文，開辟了漢語文學典籍海外英譯的先河。有關漢語典籍的海外英譯概況，不少學者已做過相關探索，成就斐然。汪次昕（2000）編撰五代至清末的詩詞曲英譯索引，共收錄英譯文6700首，統(tǒng)計時間止至1999年，涉及原作者612人，檢索方法科學便捷；王爾敏（1975）完成中國文獻西譯書目，廣泛搜編漢籍外譯各類譯本，原本上起先秦，下至五代，涉及漢語字典、文史哲著作等，統(tǒng)計了幾百年來西方翻譯漢籍的概貌，涉及英、法、德等十幾種語言。馬祖毅、任榮珍（1997）編撰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著作在國外的翻譯史略，文本以中國古代典籍為主，同時涉及部分中國現當代書籍。學科領域廣泛，涵蓋文學、宗教、歷史、政治、經濟、藝術、語言等；黃鳴奮（1997）從散文、詩歌、戲劇、小說四個層面綜述了漢語文學典籍在英語世界的譯介和傳播，數據信息龐大，宏微兼顧；王麗娜（1988）著眼中國古典小說和戲曲名著的國外傳播動態(tài)，不但系統(tǒng)爬梳漢語古典小說和戲曲的多種外文譯本，而且羅列相關的漢學專題論文或專著目錄。除此之外，相關學術論文的發(fā)表也為該領域的研究提供導引。學者們主要從三個層面展現海外漢語文學典籍翻譯的歷史動態(tài)。首先，單部作品在國外的譯介和傳播。相關學者包括何文靜（2010）、宋麗娟（2009）、裘何敏（2011）、趙征軍（2013）、徐來（2005）、郭延禮（2003）、焦勇（2013）、何敏（2009）、辛紅娟和高圣兵（2008）、黃衛(wèi)總（2011）等，研究對象涉及《楚辭》、《今古奇觀》、《牡丹亭》、《莊子》、《老殘游記》、《墨子》、《詩經》、《聊齋志異》、《道德經》、《金瓶梅》等。其次，某位作家作品在國外的譯介和傳播。比如羽離子（2001）和何敏（2008）分別研究了李漁作品的外譯，王麗娜（2001）探尋了李白詩歌的外譯等。最后，某類文學體裁在國外的譯介和傳播。何敏（2011）總結了清代小說在英語世界的譯介與特點，黃鳴奮（1998）概覽了中國古代戲曲在英語世界的傳播，黨爭勝（2012）闡述了中國古典詩歌在國外的譯介與影響，楊靜（2014）梳理了美國二十世紀中國儒學典籍英譯史?？傮w而言，這些成果雖然范疇不同、目標不一，深淺不等，但從不同側面折射出海外文學典籍英譯的發(fā)展軌跡，為海外翻譯研究提供了參考。當然，受研究時間、研究視角或是研究目的所限，這些成果也有美中不足之處。其中最為稱憾的就是：大多數成果以目錄檢索或是文獻羅列為主要目的，缺乏對海外漢語文學典籍英譯的發(fā)展脈搏、演變格局和流動趨勢的深入分析和解碼。本研究以此為出發(fā)點，首次探尋海外漢語文學典籍英譯在20世紀的百年流變軌跡。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本研究歸類、分析和整理了大量文獻資料，力求補闕拾遺，微中窺質，勾勒出20世紀漢語文學典籍海外英譯的四大流變特征，即譯者群體向“學者型”與“作家型”的轉向、“非主流”的“上位”與轉譯的“失寵”、翻譯中“求全”與“雙贏”的變遷、翻譯環(huán)境從“無”到“有”的蛻變。

漢語文學典籍英譯作品在國際上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仍然出自海外譯者之筆。研究20世紀漢語文學典籍的海外英譯動態(tài)，對于了解中國文化的國際地位、理清中國文化的傳播格局、掌握漢語典籍英譯總體趨勢與規(guī)律、思考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最佳策略具有特別的意義。

進入20世紀后，海外漢語文學典籍的譯者隊伍結構逐步發(fā)生了轉型。在19世紀末翻譯者的隊伍中傳教士、商人、領事館官員是主流，同時受西人在華興辦學校、報社和出版社的影響，這些人也可能同時身兼教師、編輯等角色。20世紀這些來華人士回國之后，不少人進入高等學府，如領事館官員道格拉斯（R. K. Douglas）和翟里斯（H. A. Giles）、政府官員莊士敦（R. F. Johnson）、傳教士修中誠（E. R. Hughes）、蘇慧廉（W. E. Soothill）等。出于對中國文學的熱愛，他們利用大學提供的條件從事漢學研究，并培養(yǎng)了自己的門生，（比如霍克思（D. Hawkes）就是前傳教士修中誠的弟子），逐漸形成規(guī)模日漸龐大的以師生關系為特征的漢學研究群體。由于這個漢學群體中很多人熱衷于中國文學典籍英譯，最終引發(fā)了漢語文學典籍英譯的學者型轉向?！皩W者型譯者是翻譯活動的重要群體，學者角色與譯者角色相互配合，既是外來文化的選擇者、把關者，又是翻譯者，再傳人，既填補了學科空白，又保障了翻譯質量，他們是傳媒組織選擇譯者的理想人選”①。20世紀以前，像理雅各（James Legge）、翟里斯（H. A. Gills）那樣回國能到高校就職的學者非常有限，漢學教職也少得可憐，所以翻譯家群體尚未學者化。進入20世紀后，隨著高校漢學研究環(huán)境的優(yōu)化和漢學研究群體的遞增，這種情況逐步改觀，學者型翻譯家漸成主流，傅漢思（H. H. Frankel）、柯迂儒（J. I. Crump）、杜德橋（G. Dudbridge）、葛瑞漢（A. C. Graham）等都是杰出代表。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翻譯家大都有著“特殊背景”。比如有些是“傳教士”的后代。他們曾隨父母來華生活，深受中國文化的熏陶，練就了扎實的漢語語言文化功底?；貒笏麄冞M入漢學領域，投入漢學研究的同時從事典籍英譯。例如，愛德華茲（E. D. Edwards）生于中國，在中國接受教育，回國后受聘于倫敦大學，曾譯《孔子》等；《金瓶梅》的全譯者芮效衛(wèi)（D. T. Roy）也曾隨傳教士父母到華生活多年，家里特聘教書先生教授漢語，回國后曾任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翟林奈是這其中比較特殊的一位，父親翟里斯既是外交官又是漢學家。隨父返英后，到大英博物館東方部工作，曾譯《論語》（1910）、《孫子兵法》（1910）《墨子》、《列子中的道家思想》（1912）、《莊子選讀》、《老子語錄》（1915）等，以前兩部最為著名。德效騫(D. D. Dubs)更為特殊，曾兩次來華。幼時隨父母赴華傳教，后回美完成學業(yè)。1918年碩士畢業(yè)后，以傳教士身份再次來華。后又回國深造，專攻荀子研究，于1925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自此一直在西方多所大學任教，譯作包括《荀子》注譯本、班固的《漢書》等。翻譯群體中還有一批是留學并移民的華裔學者。19世紀以來，留學熱潮不斷升溫，其中許多留學生把中國古典文學作為專業(yè)，博士畢業(yè)后選擇留在英美任教，同時從事文學典籍翻譯和漢學研究。他們當中多人現已成為該領域的知名人士，例如施友忠、張心滄、羅郁正、馬幼垣、時鐘雯等，皆影響深遠。

“學者型”的翻譯家由高等院?；蛭幕瘷C構的教授、漢學家構成，而“作家型”的翻譯者則指小說家、詩人等。“學者型”的翻譯家主要借力文學批評研究或者史學研究來進行翻譯實踐，他們的漢學研究成果和翻譯成果經常緊密聯系，而“作家型”的翻譯者則通常用藝術創(chuàng)作的眼光和原作者對話，從而產出譯著。早期的“作家型”的翻譯家較少，典型的代表除意象派代表龐德（E. Pound）外還有美國著名詩人賓納(W. Bynner)。賓納曾在1920年到過中國，學習中國文學。最大貢獻是與江亢虎合作翻譯了《唐詩三百首》首部全譯本，多次再版，影響彌深。之后，作家型的翻譯家逐漸增多，典型代表之一是王紅公（K. Rexroth），美國詩人、作家和翻譯家。王紅公是舊金山詩學中心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曾受賓納的影響翻譯中國古詩，貢獻卓著。譯著有《漢詩一百首》（1956）、《續(xù)漢詩一百首》（1970）、《蘭舟：中國女詩人詩選》（1972）、《李清照詩全集》（1979；與鐘玲合譯）。作為詩人，他強烈呼吁從中國古典詩詞中汲取養(yǎng)料發(fā)展美國新詩。翻譯界認為王紅公的譯文恰到好處地譯出了中國詩的風味，是詩人體味之后的創(chuàng)作，因此將其譯文等同于“一流的英文創(chuàng)作”。到20世紀末期，王紅公的中詩譯文在北美已成經典，常見于美國大學的教科書、圖書館和文學選集中。此外，王紅公的門生漢米爾（S. Hamill）也是詩人兼翻譯家，不但在詩歌創(chuàng)作上深受其影響，而且同樣翻譯了大量中國古詩，其譯文可見于《愛蓮之人》（1985）、《謫仙李太白》（1987）、《<對雪>：杜甫所見》（1988）、《夜游：漢詩英譯》（1985）等。除此之外，“作家型”翻譯家還有著名詩人亨頓（D. Hinton），主要譯作有《杜甫詩選》（1989）、《陶潛詩選》（1993）、《李白詩選》（1996）、《孟郊晚唐詩歌》（1996）等。

縱觀20世紀漢語文學典籍的英譯成果可以看出大多數海外譯者依然對“主流”作品偏愛有加，使得唐詩宋詞、孔孟老莊的散文、四大經典小說、元雜劇四大家的代表作等古典文學主流頻繁復譯，藝術魅力經久不衰。據統(tǒng)計，僅在1934至1963三十年間，《道德經》的英譯本就有25種之多^②。這些“主流”妙品承載了中華文學之“魂”，它們在歷史的長河中已完成經典化的洗禮，是漢語文學的代言者和傳播者。因此，翻譯中的“主流”取向是情理之中也是大勢所趨。當然，20世紀初的海外英譯中也有《好逑傳》這樣的“非主流”受到追捧，但那是特殊歷史環(huán)境和譯者自身的局限性所致，而非譯者深思熟慮后的本意。20世紀后期，隨著漢學研究水平的提高和研究范圍的擴展，一些早期遭受冷落的典籍作品進入海外翻譯家的視野。他們打破了只譯經典、高雅作品的歷史局限性，轉而以當下的審美眼光和價值思維對那些原本定性為“禁書”或是“膚淺”的通俗作品進行全新的考究、評鑒和定位，開啟“非主流”漢語文學典籍的“增魅化”時代。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國際著名漢學家、翻譯家韓南（P. Hannan）就是一位典型代表。韓南對清初作家李漁、19世紀中國通俗小說尤其是晚清言情小說的研究建樹非凡，擅于雅俗并舉，文獻考據和文學理論并重，以精辟獨到著稱。20世紀末期明清小說的譯介和研究空前高漲，韓南的貢獻功不可沒。其豐富的漢學研究成果暫且不提，單看清代小說的譯介成果就可見一斑。韓南在20世紀付梓的譯本包括清代文學家李漁的三部著作《肉蒲團》（1990）、《無聲戲》（1990）和《十二樓》（1998）、清末吳沃堯的《恨?！罚?995）和清末符霖的《禽海石》（1995）（兩者合訂出版）。他的譯文質量上乘，考究仔細，文筆優(yōu)美，譯文前的“序言”則可謂精彩的研究論文^③。其中《肉蒲團》譯本到1995年已發(fā)行三版，亞馬遜圖書網稱其為“中國色欲寓言”。1996年，該譯本榮登美國《出版者周刊》1995年最佳圖書榜。此外，《無聲戲》譯本成為美國諸多大學東亞文學課程的必讀材料。《十二樓》選譯本的反響也超過了茅國權（N. K. Mao）的全譯本。韓南對翻譯對象的選擇與他的學術發(fā)現緊密相連，常以價值重構為旨歸。比如，他將《恨?！泛汀肚莺Ｊ泛嫌喅霭?，一是出于對二者的相似性和關聯性的思考，二是為了肯定《禽海石》的潛在價值，改變其遭受冷遇的地位。因為，在他看來，《禽海石》是第一部嚴格意義上的第一人稱敘事小說，一部真正的“私小說”^④。進入21世紀后，韓南初衷依舊，分別于2009年和2014年推出晚清小說《風月夢》和《蜃樓志》首部英譯本，大有將“非主流”進行到底之勢。其他非主流譯者還有利維（H. S.Levy），于1962年首次選譯清代張庭華編輯的《香艷叢書》。《香艷叢書》全書20集80卷，共收書335種，攬括從隋代至晚清女性創(chuàng)作的作品和有關女性的詩詞曲賦、野史筆記，文言小說等，具有珍貴的歷史和文化價值。利維的譯介意義非凡，選譯以故事為主，譯本題名為《幻火：中國愛情故事10種》。另外還有南加州大學教授希曼（G. Seaman）翻譯的神魔小說《北游記》（1987）等多種非主流英譯本。

韓南（P. Hannan）

如果說“非主流”的上位是漢學研究和翻譯發(fā)展的一種必然的話，“轉譯”的失寵可謂必然中之必然。轉譯大都在翻譯原語文本的匱乏或是目的語不通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18、19世紀，“有不少中國古典名著最先是通過法語譯介而為西方人所知曉，如《趙氏孤兒》、《水滸傳》、《金瓶梅》、‘三言’等”^⑤。但20世紀的譯者，除龐德這樣的個案之外，絕大多數都具備閱讀漢語原典的能力，他們對古籍的鉆研和領悟程度令人欽佩。同時，中國文獻資料的獲取也比原來容易很多，各大圖書館和研究機構的藏書以及各種漢學期刊、出版物的大量涌現為漢語文學典籍的海外英譯提供了便捷。因此，“轉譯”的邊緣化在所難免?？v觀整個20世紀，轉譯文本在20世紀上半葉多于下半葉。但到了20世紀末，轉譯本被徹底邊緣化。20世紀出現的轉譯文本類型主要以小說為主，轉譯的語言則以德法為主。根據黃鳴奮教授的統(tǒng)計^④，20世紀上半葉被英譯的中國文學典籍法譯本主要包括儒蓮（S. Julien）的《灰闌記》（1832，休謨（F. Hume）1954年英譯，德莫蘭特（G. S. De Morrant）《月光下的威風：第二才子書好逑傳》（1925，貝德福德-約恩斯（H. Bedford-Joens）1926年英譯）、德莫蘭特《中國俠義、愛情故事》（1921，馬瑟斯（E.P.Mathers）1928年英譯）；英譯的德譯本主要有魏漢姆（R. Whlhelm）的《中國優(yōu)美故事》（1919，馬瑟斯1921年英譯）、洪德生（V. Hundhausen）的《賣油郎獨占花魁》（1928，（羅伊施F. Reusch）1938年英譯）、埃倫施泰因（A. Ehrenstein）的《強盜與士兵》（選自《水滸傳》；1927年德譯，鄧洛普（G. Dunlop）1929年英譯）、亨施克（A. Henschke）的《灰闌記》（拉沃爾（J. Laver）1929英譯）、中國文學典籍德譯巨擘庫恩（F.Kuhn）的《金瓶梅：西門慶與其六妾奇情史》（1930；邁阿爾（B.Miall）1939年英譯）。20世紀下半葉轉譯的對象主要涉及到四位德國譯者，庫恩、魏漢姆、布伯（M. Buber）和鮑爾（W.Bauer），魏漢姆的《中國童話》（1955）被奧澤（E. Osers）1971英譯；庫恩共有三部作品被英語轉譯，包括《紅樓夢》節(jié)譯本（1932，麥克休姐妹（Florence & Isabel McHugn）1958年英譯）、《隔簾花影》（1956，基恩（V. Kean）1959英譯）、《肉蒲團》（1959；馬丁（R. Matin）1963年英譯）。最后，布伯的《南華經》和《聊齋志異》德譯本被佩奇（A. Page）1991年英譯，取名為《中國故事：莊子、成語與寓言以及中國的鬼怪和愛情故事》。

出于種種原因，翻譯中國文學典籍經常出現或多或少的刪減現象，早期的海外英譯更是大都以零星節(jié)譯的方式散見于報刊雜志和專著選集之中，就連漢學大儒韋利在譯《詩經》時由于不喜歡政治諷刺詩也舍棄了變雅，可見這種現象不在少數。與18、19世紀相比，20世紀的海外英譯文本的完整度、全面度在質和量上都發(fā)生了飛躍，體現“求全”意識傾向。本文所說的“求全”有兩層含義：一種為“量全”，主要指文本的全譯本、比較全面的選集本（在編譯或編輯文學選讀譯本時體現的時間跨度的完整、涉及作者群體規(guī)模的龐大等等）。典型的例子包括施友忠翻譯的《文心雕龍》（1959）、余國藩教授的《西游記》（1977-1983）、馬瑞志（R. B. Mather）譯注的《世說新語》（1976）。倪豪士（W. H. Nienhauser）翻譯團隊正在完成的《史記》全譯本（1995-）、柳無忌和羅郁正合編的《葵曄集：3000年中國詩選》（1975）、葉維廉編譯的《中國詩：主要樣式與體裁》（1976），以及1984年沃森（B. Watson）出版的《哥倫比亞中國詩集：上古至13世紀》等。另一種“求全”為“質全”，注重文本意義的細枝末節(jié)，力求巨細無遺?！督鹌棵贰返淖g者芮效衛(wèi)是典型代表。2012年，年近80歲的芮效衛(wèi)完成《金瓶梅》最后一卷的翻譯（第一卷發(fā)表于1993年）。至此，該小說首部英語全譯本完整付梓。芮效衛(wèi)版5卷本《金瓶梅》是30年智慧和辛勞的結晶。全版共3000多頁，4400個注解。譯者一絲不茍地考證了小說中的詩詞、駢文、佛經、諺語、歌曲等晦澀難解之處，研讀了海量文獻，制作索引幾萬條。芮效衛(wèi)版《金瓶梅》不同于許多刪節(jié)版本，力求精雕細琢。對他而言，《金瓶梅》只有完整呈現才能綻放出不朽的魅力。此外，陳榮捷《近思錄》（1967）的英譯也很“較真”，除譯文精益求精外，還附譯中、日、韓三國的評論600余條，注釋百余種，另附大量詳細的選語來源考，做到“有詞必釋、有名必傳、有引必溯其源”^⑥，不愧為“把東方哲學文化思想最為完備地介紹到西方的中國大儒”^⑦。事實上，20世紀尤其是下半葉，很多譯者追求的是“兩全”，既求質又要量，上文提到的施友忠版《文心雕龍》、余國藩版《西游記》、馬瑞志版《世說新語》等就是“兩全”的杰出代表。

20世紀海外譯者的學術化轉型致使?jié)h學界出現很多科研與翻譯或創(chuàng)作與翻譯“雙贏”的現象，即科研與翻譯或創(chuàng)作與翻譯雙管齊下，相輔相成，力求雙收的現象。第一種“雙贏”的代表首推韓祿伯（R. G. Henrick）。他以道教與佛教研究為核心目標，對崇尚老莊的嵇康、禪僧寒山和道教的開山鼻祖老子的興趣尤濃，學術和翻譯成果蜚聲美國漢學界。韓祿伯的“雙贏”最可見于他對馬王堆漢墓帛書的研究和翻譯。在馬王堆帛書《老子》的譯本出爐之前，韓祿伯多年潛心研究，發(fā)表了《馬王堆帛書〈老子〉考：與王弼本的比較研究》（1979）、《馬王堆本〈老子〉的異體字》（1981）等數篇論文。該譯本因注釋詳盡、考究嚴謹、闡釋恰當、文筆優(yōu)美而廣為流傳，曾在歐美創(chuàng)下五年連出七版的神話。西方學術界普遍認可的《古代中國典籍導讀》中共收入《道德經》譯本七部，韓祿伯譯本榜上有名。此外，出于撰寫博士論文需要而英譯漢學典籍的情況也是“雙贏”的表現。美國當代著名漢學家、翻譯家齊皎瀚（J. Chaves）可謂典型代表。齊皎瀚的譯作《中國宋代詩人楊萬里詩選》（1975）與博士論文《楊萬里的詩》同時完成，之后又在此基礎上出版了傳記《楊萬里》（1976），是漢學研究與典籍英譯當之無愧的雙贏家。美國另一德高望重的漢學家海陶瑋（J. R. Hightower）也是雙贏的絕佳例證。海陶瑋曾多年從事《韓詩外傳》的研究，發(fā)表論文《<韓詩外傳>與<三家詩>》等。1948年，海陶瑋付梓《韓詩外傳》注譯本。1950年，他的博士論文《<韓詩外傳>：韓嬰對<詩經>教化應用的說明》出版，文后附上了《韓詩外傳》的譯文，同樣獲得了雙贏成果。

創(chuàng)作與翻譯的“雙贏”的典范可舉美國翻譯家和作家赤松（Red Pine，真名Bill Porter），以翻譯道家和佛家文本出名，主攻中國禪詩和佛經翻譯，成就斐然。20世紀的譯作包括《寒山詩歌集》（1983）、《豐干拾得詩集》（1984）、《拾梅導引：宋伯仁詩選》（1995）、《老子的道德經》（1996）、《宋伯仁禪詩：一位十四世紀隱士的詩與思》（1997）等。赤松在寒山詩英譯方面貢獻尤其卓著，他的《寒山詩歌集》是英語世界首部全譯本。他“對于源語文本的細膩考證、散體化翻譯策略的確定以及譯本加注手段的運用為寒山詩在英語世界的傳布、接受與經典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⑧。赤松曾長期旅居臺灣、香港，并游歷中國大江南北，或尋訪隱士，或考察詩僧故居，曾出版兩部傾力之作—《天堂之路：中國隱士訪談》（1993）和《僧人的行囊：中國朝圣之旅》（2008），好評如潮。創(chuàng)作與翻譯“雙贏”的典范還可舉上文提到的翻譯家、詩人王紅公和弟子漢米爾。除上述譯作外，他們都發(fā)表過大量的詩歌作品。王紅公的詩集有《龍與獨角獸》（1952）、《新詩》（1974）、《心之花園，花園之心》（1967）、《晨星》（1979）等。漢米爾從中國的禪詩中汲取精華，20世紀發(fā)表了《零終點：1970-1995年詩歌》（1995）、《夜半笛聲》（1994）等杰作。

20世紀之后英語文化圈的翻譯環(huán)境隨著漢學的產生、興起與發(fā)展而漸優(yōu)漸進。不可否認，20世紀上半葉西方各國的殖民野心是他們制定對外文化政策的主導動因。當時的英語國家，尤其是英美兩國，鼓勵建立漢學研究機構的初衷不乏出于殖民擴張的需要，帶有鮮明的政治和功利傾向。但隨著國際關系的改善以及交流環(huán)境的優(yōu)化，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國際對話的頻繁和深入，及其在國際舞臺上政治和經濟地位的提升，西人不再盲目地對中國進行“文化去魅”和“病理剖析”，歐洲中心化的傾向漸弱，與漢學相關的圖書館、研究機構和團體、出版機構、報刊雜志等逐漸增多，從多方面實現了從“無”到“有”的蛻變，為海外漢學典籍翻譯的發(fā)展提供了契機。

英美諸多高等學府是海外漢學翻譯和研究的主要集散地，英國起步早于美國二百年多年，著名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和倫敦大學貢獻最為突出，理雅各、蘇慧廉、翟里斯、霍克思、葛瑞漢、道格拉斯等翻譯家兼學者都曾在三所之一擔任教職，培養(yǎng)的博士如杜德橋(G. Dudbridge)、白芝(C. Birch)、韓南等都已成為國際知名翻譯家和漢學家。據汪榕培教授所述，“英國對中國典籍的研究集中于倫敦，近代以來，倫敦共有100余家出版機構印行過中國古典文學的書籍，總數達200余種。牛津和劍橋分別出版過約40種、20種中國古典文學的書籍。近400年來，英國有關中國古典文學的書籍出版了300余種，博士論文30余篇?！?sup>⑨。然而，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美國漢學發(fā)展突飛猛進，成就驚人。就二十世紀而言，不論是翻譯家、譯著還是漢學論著的數量都已傲踞世界之首，擁有的書籍和博士論文達1000多種。因此，本文主要以美國為例管窺20世紀英語國家翻譯環(huán)境發(fā)生的巨變。1901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丁龍中文講座”的開設是海外漢學從“無”到“有”的開端。自20世紀20年代起，美國福特基金會等多家機構提供大量資金資助中國研究，“截止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前，美國研究中國的機構共有90個”^⑩，成功在各個領域培養(yǎng)了一批中國研究專家。此后，美國各種漢學研究機構迅速遞增，“到50年代，已有30多所高校設立了亞洲或是中國研究中心，”而“到了60年代末，美國設有亞洲或是中國研究中心機構的大學，增加到50多所”^⑩。它們將招賢納士、人才培養(yǎng)和學術研究三舉并進，大大繁榮了漢學的發(fā)展。翻譯的發(fā)展與漢學的研究緊密相連，美國漢學環(huán)境的蛻變?yōu)闈h語文學典籍翻譯提供可能。僅以位于塔尖的哈佛大學為例。其遠東語言文學系師資力量雄厚，有畢曉普（J. L. Bishop）、海陶瑋、韓南等頂級翻譯家和漢學家，培養(yǎng)了芮效衛(wèi)等享譽全球的翻譯巨擘。哈佛燕京學社（成立于1928年）在東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韓南和新儒學第三代代表杜維明都曾任社長。該社曾資助大批研究生到中國留學，魏魯男（J. R. Ware）、海陶瑋、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就是其中的受益者。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的東亞藏書量位居西方榜首，單計館藏的中國善本書，包括宋、元、明、清初諸種版本就達二千五百余種，為中國文學典籍翻譯提供了一手研究材料和考證依據。此外，哈佛創(chuàng)辦的重要刊物——《哈佛亞洲研究雜志》和《中國文叢》——經?？d中國文學典籍的論文，為翻譯文本的研究、鑒賞以及選擇等提供參考。除哈佛大學外，美國還有很多高校擁有優(yōu)質的漢學典籍英譯環(huán)境，比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康奈爾大學、夏威夷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芝加哥大學、密西根大學、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華盛頓大學等，皆擁有豐厚的漢學文獻館藏。此外，同哈佛一樣，他們也大都創(chuàng)辦了漢學刊物，比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古代中國》、克多拉多大學的《唐學報》、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的《宋遼金元研究》、霍巴特和威廉姆史密斯學院的《明代研究》、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的《中國文學》等，為文學典籍翻譯家們提供了解漢學動態(tài)、掌握漢學資料和尋求考據材料的便捷平臺。同時，美國大學出版社為中國文學典籍的付梓做出了巨大貢獻，其中以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最為卓然。葛浩文在一次訪談中特別稱贊了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不“唯利是圖”，“一直在堅持出中國文學的翻譯”^?。該社曾推出《亞洲經典翻譯叢書》系列，單沃森一人就曾在此出版譯著16種?！秮喼藿浀浞g叢書》系列含納了著名翻譯家韓祿伯、梅維恒（V. H. Mair）、伊維德（W. L. Idema）、林理彰（R. J. Lynn）、布魯斯（B. E. Bruce）等多部漢語文學典籍譯著。其它在中國文學典籍譯本出版方面成就卓著的大學出版社還有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斯坦福大學出版社、耶魯大學出版社等。

當然，高等學府文化圈并不能完全滿足中國文學典籍翻譯的發(fā)展需求，很多社會機構和學術團體的存在也為翻譯的良性發(fā)展提供必然條件。首先，美國最大的藏書機構美國國會圖書館為翻譯者們提供了更為豐富的翻譯文本和研究材料。1928年曾專門設立中國文學部（現為亞洲部），擁有西方最大的中文書庫，館藏資料包括同治皇帝贈予的古典和科學明清刻本九百余卷等，為漢語典籍翻譯和研究提供了有力保障。其次，以中國為對象的社會研究團體也為翻譯家們展開學術交流，分享翻譯見地提供平臺。亞洲研究協(xié)會是美國亞洲研究的最大協(xié)會，其余還有美國東方學會、中國文化研究會、北美中國研究會等。亞洲研究協(xié)會主辦四種學術出版物，包括《亞洲研究通訊》、《亞洲研究文獻目錄》、《亞洲研究學刊》和《亞洲研究博士論文摘要》，美國東方學會創(chuàng)辦《美國東方學會會刊》，其它學會的學刊包括《翻譯中心通報》、《民族文學評論》等。這些刊物為翻譯家們發(fā)表譯文、思想交流、材料查找、文本品鑒等提供寶貴資源。

海外文學典籍翻譯的質與量的提升離不開翻譯環(huán)境的影響。雖然政治、經濟、宗教方面的大環(huán)境對翻譯行為有所操控，但20世紀下半葉以來通過圖書館、漢學研究團體、出版機構、報刊雜志等建立的優(yōu)質翻譯環(huán)境逐漸使得漢語文學典籍翻譯導向從“文化去魅”走向“文化認同”。英語世界翻譯環(huán)境的改變?yōu)樽g作的生產、產生和傳播創(chuàng)造機遇。各種漢學軟硬件環(huán)境的充分保障為漢語文學典籍英譯擺脫邊緣化地位、不斷發(fā)聲提供可能。20世紀后期中國文學典籍英譯之所以飛躍發(fā)展與翻譯環(huán)境從“無”到“有”的蛻變密不可分。

綜上所述，20世紀中國文學典籍的海外英譯實現了譯者到譯文到環(huán)境的多重巨變。學者型和作家型譯者的主流化、翻譯取向的“非主流化”、翻譯“求全”意識的凸顯、翻譯與學術和創(chuàng)作的強強聯合以及翻譯環(huán)境的提優(yōu)等為海外漢語古典文學翻譯“質”與“量”的騰飛鋪平了道路。在全球化語境中，文化走出去是一項涉及諸多方面的宏偉工程。海外漢學典籍翻譯的深度化發(fā)展對于中國文化精神、文化形象與文化傳統(tǒng)的海外傳播和接受意義重大，也為如何制定和實施全方位、具體化和有效化的中國文化走出去發(fā)展戰(zhàn)略和傳播途徑提供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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