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武帝時期，張湯是一位重要人物，負責刑法等事務，權傾一時，在司馬遷的《史記·酷吏列傳》中是一位有名的酷吏?！妒酚洝た崂袅袀鳌酚涊d，張湯早年學習律令，曾任長安吏和茂陵尉，后由丞相田蚡推薦，補侍御史。因在審理陳皇后巫蠱獄和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謀反事件中窮治根本，受到武帝賞識，累遷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漢武帝為了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在政治、經(jīng)濟上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張湯是制訂和實施這些改革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曾與趙禹共同編定《越宮律》、《朝律》和見知故縱、監(jiān)臨部主之法。他還協(xié)助武帝改革幣制，實施鹽鐵官營、算緡告緡，打擊富商大賈，誅除豪強兼并之家。張湯用法苛刻嚴峻，又迎合武帝所好，以《春秋》古義治獄，審理案件完全以皇帝意旨為準繩，并把武帝對于疑難案件的批示制定為律令程式，作為以后辦案的依據(jù)。當時，張湯權勢隆貴遠在丞相之上， 因此受到統(tǒng)治集團內部各方勢力的嫉恨。元鼎二年（前115），御史中丞李文、丞相長史朱買臣以及趙王等人告發(fā)和誣陷張湯，張湯被迫自殺。死后，家產(chǎn)不過五百金，皆得自奉賜。武帝知道張湯被陷害，又盡誅朱買臣等丞相三長史。以上眾多的史事，見諸《史記·酷吏列傳》和《漢書·張湯傳》的文獻記載，也為當今考古發(fā)掘所印證。

                                  酷吏 張湯畫像

                     西漢酷吏張湯墓的考古發(fā)掘

2002年4月至10月，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在西安市長安區(qū)郭杜鎮(zhèn)西北政法學院南校區(qū)進行考古發(fā)掘，共清理發(fā)掘戰(zhàn)國、秦、漢、唐古墓88座，其中M20是價值較高的西漢張湯墓。M20位于西北政法學院南校區(qū)體育辦公樓基槽西北部， 其墓葬形制為斜坡墓道土洞墓，坐東朝西，略偏北向，方向305°。平面略呈“甲”字形，由長斜坡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組成。墓道位于墓室西部，長斜坡狀。殘長7米，寬1.15米，最深處距現(xiàn)地面4.60米。兩壁直而平整，內填五花土。甬道為長方形帶過洞，拱頂，長5.30米，寬0.88米，高1.45米。墓室為土洞室，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5.30米，南北寬2.80米，壁殘高1.90米。其頂部已完全坍塌，內有淤土。在墓室門口、墓室東北角各有一橢圓形盜洞，直徑約0.80米。在清理過程中，墓室東部發(fā)現(xiàn)有大面積麻織物及漆皮殘痕，長約2.60米，寬0.22米?？勘北谟泄啄竞圹E，其周圍散亂分布兩件大鐵鋪首和許多四葉蒂形銅飾，但沒有發(fā)現(xiàn)骨架遺存，故葬式不詳。

               酷酷吏張湯墓的平面圖和剖面圖

因墓室內盜擾嚴重，除墓室西北角出土的銅洗為原位置外，其他出土器物都曾被擾亂。該墓出土器物時代特征明顯，特別是銅鏡和五銖。銅鏡為星云紋鏡，又稱星云百乳鏡，連峰式鈕，鈕座，鈕座外為內向十六連弧紋，其外為四乳星云紋帶，外緣為內向十六連弧紋。星云紋鏡主要流行于西漢中期，武、昭、宣帝時期。同出五銖錢文“五”字交叉，兩筆緩曲，錢質殷赤，外郭厚而勻整，且工藝精湛，為典型的武帝五銖。星云紋鏡和武帝五銖同出，結合此墓形制結構，可以推斷M20的墓葬時代為西漢中期左右 。                            

                          酷吏 張湯墓出土文物

具有特殊價值的是，M20出土了兩枚印章，皆為雙面穿帶印，一枚印文“張湯、張君信印”；另一枚印文“張湯、臣湯”。印面徑為1.8厘米，即漢人所說的“方寸之印”。漢代姓名私印以印面鐫刻姓名為基本特征，多陰文，姓名下加“印”、“之印”、“私印”或“信印”等，也有的加上“臣”或“妾”字。漢代墓葬中多出土雙面穿帶印，如河北滿城漢墓中二號墓出土一枚印文“竇綰、竇君須”的雙面穿帶印，即“二號墓的墓主應是靖王劉勝之妻，從出土的銅印刻文知其名為竇綰，字君須”。M20出土的兩印正具有上述特征，印文的篆刻風格是武帝時漢印成熟階段的風格，即典型的摹印篆，筆劃蒼勁雄健，體態(tài)方正寬博。張湯印的出土表明此墓主應是《史記》、《漢書》中記載的西漢酷吏張湯。

                酷吏張湯墓出土的兩枚雙面穿帶印

《史記·酷吏列傳》載：“張湯者，杜人也。”《漢書·張湯傳》記載：“張湯，杜陵人也?！倍帕暝麨槎趴h，漢宣帝修陵而得名杜陵?！洞呵镒髠骷狻份d，魯襄公二十四年（前549），晉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周為唐，杜氏?！倍蓬A注曰：“唐、杜二國名……周成王滅唐，遷之于杜，為杜伯……杜，今京兆杜縣。”又《史記·秦本記》中記述的“秦武公十一年，初縣杜”。另《括地志》云：“蓋宣王殺杜伯以后，子孫微弱，附于秦，及春秋后武公滅之為縣。漢宣帝時修杜之東原為陵，曰杜陵縣?！惫饰鳚h時杜縣就是周代的杜伯國和秦時的杜縣。另從張湯子敬侯張安世死后賜冢地杜來推斷，張湯家族墓地就在故里杜陵?！稘h書·張湯傳》載：“元康四年春， 安世病……至秋薨……謚敬侯，賜塋杜東，將作穿土，起冢祠堂?！盡20位于今西安市長安區(qū)韋曲鎮(zhèn)西崔家營村，崔家營村是漢唐墓葬區(qū)，距今長安區(qū)中心所在地韋曲鎮(zhèn)不到2.2千米。今長安區(qū)在西漢時屬于京兆尹轄縣杜陵縣?！稘h書·地理志》載：“京兆尹，故秦內史，元始二年戶十九萬五千七百二，口六十六萬二千四百六十，縣十二……杜陵?！睆垳咕驮诙帕昕h。今張湯墓發(fā)現(xiàn)地點與張湯故籍地望相符， 進一步證明M20應是西漢御史大夫張湯墓。

    身前廉潔，死后薄葬———真實的張湯

  張湯雖身為漢武帝時高官，但廉潔奉公，家產(chǎn)無幾?！稘h書·張湯傳》載：“湯死，家產(chǎn)直不過百金，皆所得奉賜，無它贏，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 ’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盡20雖經(jīng)盜擾，但出土遺物仍反映了張湯墓中一定的喪葬文化內涵。從墓室東的大面積麻織紋觀察，估計為裹棺用麻織非衣。從出土一對東西向散落的大鐵鋪首銜環(huán)和大量四葉蒂飾，以及發(fā)現(xiàn)的一道棺木灰痕看，可推知此墓為一棺葬具。這一點與文獻記載相符。另，M20出土物中多為小件銅器， 沒有漢墓常見的陶器明器和其他珍貴器物，為明顯的一種薄葬現(xiàn)象。其器多為日常生活實用用具，如星云紋鏡、銅洗、殘銅盆、印章，以及鐵劍、鐵刀、鐵削等，似都為張湯生前日常用器。西漢御史大夫張湯，位至三公、食二千石的身份，隨葬這些普通用器，似顯寒傖。

另外，M20出土了五銖錢八枚，分二式，一式穿下半星，一式穿下無星。其中七枚五銖都是赤銅，精磨之后郭邊盡赤。其質相同，篆文一致，錢文清晰，色呈“黑漆古”，無使用磨損痕跡，估計是鑄成后未經(jīng)分散流通即用來隨葬的。張湯死于元鼎二年，即張湯生前尚未有三官五銖，故張湯墓出土五銖可排除為三官五銖。而郡國五銖的特點是由郡國分鑄，很不統(tǒng)一，重量、字文不甚嚴格，字體寬大，結構松散，周郭多寬窄不均。張湯墓出土的這批穿下無星五銖的特點是錢型統(tǒng)一，銅色殷赤純凈，周郭深圓，錢面無瘢垢暇疵之弊，筆者考古應屬于赤仄五銖。

                      酷吏張湯墓出土的赤仄五銖錢幣

西漢武帝時，曾三次發(fā)行五銖：元狩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發(fā)行郡國五銖。元鼎二年，“郡國鑄錢，民多奸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發(fā)行赤仄五銖。元鼎四年，“其后二歲， 赤仄錢賤……專令上林三官鑄”，發(fā)行三官五銖。其中何謂“赤仄五銖”？ 史無所述，歷來諸家爭議，莫衷一辭。文獻記載張湯生前曾主持鑄五銖錢等幣制改革?！稘h書·張湯傳》載：“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貧民流徙，皆卬給縣官，縣官空虛。湯承上詣，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又《史記·平準書》載：“郡國多好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是歲也，張湯死?！薄端麟[》樂產(chǎn)云：“諸所廢興，附上困下，皆自湯，故人不思之也?！绷怼稘h書·百官表》載：“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鐘官、辯銅令?！睆囊陨衔墨I可得出張湯曾參與鑄赤仄五銖，赤仄五銖鑄錢時間是元鼎二年初。鑄赤仄五銖的作用是“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即師古注曰：充賦及給官用，皆令以赤仄，即赤仄五銖只用于官府和貴族，為納賦與官府用錢，并不流通于民間。

此類五銖在河北滿城劉勝墓也曾經(jīng)出土。蔣若是先生就認為這種字文統(tǒng)一的精制五銖錢，可以斷定必非出自郡國或民間私鑄，而應為國家統(tǒng)鑄造的“官錢”。漢代流行葬錢之風，張湯身為權貴，并曾參與鑄造赤仄五銖錢，生為所斂，而死為所藏，張湯墓出土赤仄五銖也就是自然之事。

西漢張湯墓葬的發(fā)現(xiàn)，是考古工作者第一次發(fā)掘《漢書》上有明確傳記記載的名人墓，具有較高的價值。該墓葬從印章、地望、葬式葬具和出土器物等多角度都與史書相關記載符合，它的發(fā)現(xiàn)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漢書》記載的真實性，也為解決漢代考古學中的一些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證據(jù)。張湯雖官職顯要，位至三公，但其墓葬出土物表明其“家貧，無他業(yè)”，確是位廉潔的酷吏，或許正如司馬遷所肯定的：“其廉者足以為儀表?！?/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