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日本視為中原王朝的藩屬國，那也一定是最桀驁不馴的一個了。大業(yè)三年（607年），日本推古天皇派遣隋使小野妹子至洛陽覲見隋煬帝時，其國書赫然以“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開頭。在宗藩體系之下，“天子”或是“皇帝”這樣的稱呼只有中原王朝的君主才能使用，如越南雖然面對東南亞諸國時以皇帝自居，但在向中原王朝遞交的國書中從來只敢以國王自稱，故小野妹子所攜的這封國書是對隋煬帝赤祼祼的僭越。

當時隋煬帝忙于征討高句麗，無暇處理這一封“不識時務”的國書，故只吩咐了一句“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便置之不理了。不過從這一句吩咐可以看出，隋煬帝是將日本列在了“蠻夷”之列。這并不是一句氣話——在傳統(tǒng)的華夷秩序中以中華天子為中心，向外漸次為內(nèi)臣、外藩與四夷，“蠻夷”之謂意味著隋煬帝并甚至未將這個島國視為外藩，也便相當于沒有將其視為宗藩體系中的一員了。

需要指出的是，華夷秩序是中華文明圈中以對人類族群進行區(qū)分的一基本準則，其外延是大于宗藩體系的。隋唐時期，“華夷之辨”已經(jīng)過渡到論文化禮儀而不論血緣地域的層次，正如程晏《內(nèi)夷檄》所言：“四夷之民長有重譯而至，慕中華之仁義忠信，雖身出異域，能馳心于華，吾不謂之夷矣。中國之民長有倔強王化，忘棄仁義忠信，雖身出于華，反竄心于夷，吾不謂之華矣。”

對于“慕中華之仁義忠信”者，中原王朝便不以為夷；反觀之凡“忘棄仁義忠信”者無論其是否出身于中原亦被視為夷——日本國書顯然違反了中華的“仁義忠信”，故被視為蠻夷。在華夷秩序中只有天子、內(nèi)臣、外藩這幾個層次能夠被視為宗藩體系，對于距中原王朝較遠的國家和地區(qū)，被冊封為藩屬國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由四夷“升級”為外藩，這不是束縛，而是榮譽。這種體系的基礎(chǔ)在于中原王朝對周邊地區(qū)極強的文化優(yōu)勢，但并不意味著周邊地區(qū)會無條件地接受這一體系。日本遠居海外，中原王朝對其的影響遠沒有對朝鮮半島及中南半島那么大，以至于出現(xiàn)了推古天皇膽敢對隋煬帝自稱天子的事件。

其實推古天皇的國書未必是刻意挑釁?！爸袊倍殖蔀橹袊膰柷捌鋵嵵皇峭ǚQ，所以并非中原王朝的專利，任何自認為自己是中央之國的國家均可自稱為中國。在日本列島內(nèi)部，京都附近的五畿尤其是大和國，正是以中國自居。奈良時代藤原廣嗣上表日本天皇時曾有此語：“北狄蝦夷，西戎隼（隼人）俗，狼性易亂，野心難馴。往古已來，中國有圣則后服，朝堂有變則先叛?！边@里的中國與中原王朝無關(guān)，指的就是天皇之朝廷。其余如“華夏載佇”、“新羅不事中國”之語，指的都是日本而非中原王朝。

從宏觀的華夷秩序來看，很多學者將其稱之為“小中華思想”，既是在承認中原王朝為“大中華”的前提下自認為自己是“小中華”，朝鮮、越南即屬此例。不過日本顯然比朝鮮、越南走得更遠：日本天皇不僅要與中原王朝的皇帝平起平坐，還有令新羅這樣的“外藩”歸附的訴求，由此可見日本的“小中華”已經(jīng)接近于“大中華”了。

之所以還要加上“接近”一詞，是因為即使與中原王朝遠隔重洋，日本也還是認可中原王朝在文化上的巨大優(yōu)勢的。大業(yè)三年（607年）派出的遣隋使只是一個開端，隋唐易代之后，日本頻繁地向中原王朝派出了大量遣唐史使，并在日本大化元年（645年）以唐朝制度為藍本開始了“大化改新”。日本由此從廟堂到江湖處處以中原王朝為師，其“中國”之謂，自然也在中原王朝的文化向心力下弱化。

然而僅僅是文化上的向心力既不會讓中原王朝當然地將日本提升至外藩，更不會讓日本心甘情愿地加入宗藩體系。尤其是崖山之戰(zhàn)后，漢人建立的中原王朝第一次完全被出身于蠻夷的政權(quán)所取代，而這個滅亡了漢人中原王朝的蒙古帝國又兩次東征日本失敗。這一段歷史給予了日本以極強的信心——既然“大中華”已滅，而滅亡“大中華”的侵略者又不能動日本分毫，那日本這個“小中華”自然便是中華文明的正統(tǒng)繼承人了。

由唐以來日本對中原王朝的推崇由此進入低谷。在與元朝的《贈蒙古國中書省牒》中，日本再一次出現(xiàn)了與隋朝國書中的那般自信：“凡自天照皇大神耀天統(tǒng)至日本今皇帝（亀山天皇）受日嗣、圣明所覃，莫不屬左廟右稷之靈；得一無貳之盟、百王之鎮(zhèn)護孔昭、四夷之脩靖無紊，故以皇土永號神國。非可以智競、非可以力爭……”

蒙古帝國橫掃亞歐大陸終究以騎兵取勝，面對遙懸海外的日本終于吃了一次啞巴虧，忽必烈在兩次“蒙古襲來”之后再未進攻日本。站在這一年向未來展望，日本在重挫蒙古人所建立的中原王朝之后似乎沒有了加入宗藩體系的理由。不過，歷史便是如此具有戲劇性，元明易代之后，中日關(guān)系又迎來了一次新的轉(zhuǎn)折，而這一次轉(zhuǎn)折的關(guān)鍵人物，正是明太祖——洪武大帝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