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最近 [一千零一夜] 的主角，歐洲最后一位文藝復興人——閑不住、忍不了的哲學家萊布尼茨。關于他的“全才”，道長在節(jié)目中已經(jīng)都和大家說過了，今天分享的這篇文章是《文匯報》專訪研究萊布尼茨的專家、同時也是國際萊布尼茨學會秘書長的李文潮。 1901年，人們就已經(jīng)開始整理萊布尼茨的文檔，而據(jù)李文潮說，萊布尼茨的文集估計要到2055年左右才能完全整理清楚并出版。這篇對李文潮的采訪，給了我們一條更便捷、也更全面的路徑認識萊布尼茨和他的中國情結。 專訪李文潮 他甚至超前于我們這個時代 記者：任思蘊 今天的人們談論萊布尼茨時，通常將其歸為哲學家和數(shù)學家。的確，在哲學史上，他與笛卡爾、斯賓諾莎一起，被稱為偉大的理性主義者；他晚年與牛頓之間關于微積分的爭論也一直為后世津津樂道。然而，迄今為止恐怕也無人敢言，已經(jīng)對他有了全面的了解——1716年11月14日萊布尼茨去世后，漢諾威家族完整地封存了他的檔案。 1901年，人們開始有計劃地整理萊布尼茨身后留下的文檔。1985年，整理工作被納入德國科學院體系的計劃，《萊布尼茨全集》開始逐冊出版。目前，總計20萬頁，包含拉丁語、法語、德語等語言的文檔被分為八個系列，預計2055年完成，出版120卷文集。李文潮作為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萊布尼茨全集編輯部主任就參與其中，負責整理其中一部分的萊布尼茨文集。 李文潮于1982年本科畢業(yè)后赴德國留學，研讀日耳曼文學。他當時對德國作家托馬斯·曼很感興趣。在博士論文答辯時，答辯委員會中一位身為虔誠天主教徒的著名哲學史專家詢問李文潮是否愿意從事有關17世紀歐洲傳教士的研究，因為他希望知道傳教士們把哪些歐洲文化帶到了拉丁美洲和亞洲，尤其是印度和中國，這些國家的人們對歐洲文化又有何反應。于是，李文潮花了10年時間來研究這些問題。 導師想知道中國人對歐洲文化的反應，而李文潮還想知道歐洲人對中國文化的反應。由此，他自然而然地接觸到了十分關注中國的17世紀“通才”萊布尼茨；在閱讀傳教士的相關文獻時，其實萊布尼茨已經(jīng)多次出現(xiàn)在研究注釋中。傳教士項目結束后，李文潮的學術興趣開始一步一步轉到萊布尼茨上。
Q & A 文匯報：萊布尼茨遺留下的檔案有多少？ 李文潮：萊布尼茨的資料預計要到2055年左右才能全部整理清楚并完全出版，到時會有120多卷問世，每卷平均800多頁。這的確是一項為后代進行資料積累的工作，即使僅僅把這堆材料的現(xiàn)有索引編成一本書，也可堪稱是17、18世紀的百科全書。 萊布尼茨在世時發(fā)表的東西極少，大部頭的專著就是1710年發(fā)表的《神義論》，再就是在學刊雜志上發(fā)表過一些東西。和遺留下來的、我們現(xiàn)在整理的20多萬張（其中包括大約15000封信）的內(nèi)容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在我們現(xiàn)在整理出版的文集中，大約85%的資料是第一次公布。 文匯報：所以，是不是可以這樣說，我們對萊布尼茨的發(fā)現(xiàn)起碼晚了200年，他是一位重新被發(fā)現(xiàn)的大家？ 李文潮：萊布尼茨本來就是個大家，在世的時候就很有名。至于“大”到什么程度，現(xiàn)在才逐漸清楚了。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萊布尼茨形象。為什么我們現(xiàn)在認為萊布尼茨是個哲學家呢？這是因為19世紀有人整理出版了7卷本的萊布尼茨哲學文集，所以萊布尼茨“就是哲學家”了。我們所整理出版的既然是《全集》，那就要盡可能做到全面。這項工作不能太快。對于千秋功業(yè)來說，50年是個可以忽略不計的時間段。 文匯報：偉大的人物是否意識到自己的思想和研究將影響后世？萊布尼茨當時就有這種抱負和擔當嗎？ 李文潮：我覺得是。隨著萊布尼茨聲望的增長，別人能在漢諾威見他一面，會是非常榮幸的一件事情。他已經(jīng)感覺到自己在精神界的重要性。 萊布尼茨寫了這么多東西，自己進行過整理分類，有相當一部分是很成熟的，馬上可以發(fā)表。為什么沒有發(fā)表？有人說他是沒有時間，有人認為他擔心有些東西發(fā)表后會損害他和天主教會的關系——萊布尼茨作為一個路德教教徒，不愿和天主教會處得太僵，部分原因是擔心得不到天主教傳教士從中國寄往的資料。 萊布尼茨終身的愿望是建立一個科學院，為此需要資金支持、明主保護。他自己也提出了一些今天看來有點幼稚的“創(chuàng)收”的設想，比如皇家科學院可以受托制作日歷、監(jiān)督書籍出版、甚至植桑養(yǎng)蠶——他確實讓人在柏林開辦養(yǎng)蠶廠，學習中國的養(yǎng)蠶技術，現(xiàn)在還能看到當年的幾棵老樹。還有防火保險、基金會等，他都想到了。
（by Russ Williams of Ko Fight Club） 文匯報：歐洲在17世紀開始關注中國。作為西方較早關注中國的代表人物，萊布尼茨在當時是如何關注到地理上相隔如此遙遠的中國的？ 李文潮：首先，16、17世紀西方進入近代時，歐洲對中國、尤其是中國文化的發(fā)現(xiàn)，是歐洲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歐洲人進入拉丁美洲時，看到的是一種原始的社會狀態(tài)，而發(fā)現(xiàn)中國時，看到的是高度發(fā)達的千年文明。這樣的反差確立了歐洲當時面對的外來文化的兩大主題：一個是原始、淳樸，尚未開化甚或野蠻，另一個則是文明、發(fā)達，讓當時持歐洲中心主義的歐洲人感受到巨大沖擊。 萊布尼茨生于1646年。當他開始讀書、思考和寫作時，歐洲對中國文化的諸多領域已經(jīng)有了詳細的第一手資料：從歷史、風俗、文人的嗜好怪癖、神秘的漢語、圖畫一般的中文、瓷器的絢麗、儒家的經(jīng)典、道家的長生不老丹、針灸脈經(jīng)、風水八卦，直至長城的高度寬度。這些資料呈現(xiàn)出一幅有關中國社會的五彩繽紛的圖畫，是與哥倫布發(fā)現(xiàn)的土著美洲完全不同但又相得益彰的景象。 萊布尼茨與眾不同的地方有兩點：一是他對中國的關注長達50年，一是涉獵知識面極廣。歐洲學者中不乏對中國歷史、語言文字或醫(yī)學等單一領域感興趣的人，但萊布尼茨可以說是當時唯一一個對中國的語言、文字、歷史、醫(yī)學、技術、數(shù)學、政治制度和法學等各方面都有涉獵的學者。 文匯報：能否請您為我們?nèi)c一些萊布尼茨關注和研究中國的成果？ 李文潮：萊布尼茨在1697年4月編輯出版了一本文獻，全名為《中國近事——為了照亮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機遇，我們將在本書中展示給大家一份第一次帶到歐洲的有關中國政府首次正式允許基督教在華傳播的報告。此外，本書還提供很多迄今為止鮮為人知的情況：歐洲科學在中國的發(fā)展，中國人的風俗習慣與道德，特別是關于皇帝本人的高尚精神，以及關于中俄之間的戰(zhàn)爭及和平協(xié)議》。 我們現(xiàn)在習慣于簡潔的書名，但在17世紀，歐洲巴洛克時期的人們喜歡用很長的書名。這么長的副標題顯示了書的意義所在：萊布尼茨不僅關注到了中國，也認識到中國的文化是一種高度發(fā)達、和他所在的歐洲文化平等的文化。這就是萊布尼茨發(fā)表這本書的意旨——他清楚地看到，中國是一個依賴于皇權的政治體制，在當時的皇帝（康熙）對歐洲比較感興趣的時候，必須緊緊抓住這個與中國文化交流互補的歷史性機遇。他擔心萬一中國改朝換代，皇帝對歐洲不感興趣了，那么時機也失去了。  17、18世紀西方天主教傳教士就中國傳統(tǒng)禮儀是否與天主教義相容，和清王朝在學術和政治上發(fā)生了沖突，史稱：禮儀之爭。 文匯報：當時的大環(huán)境已經(jīng)促使西方世界開始關注東方了嗎？還是應該理解為，這只是萊布尼茨的與眾不同和超前之處？ 李文潮：一定程度而言，萊布尼茨是個失敗者——他的很多設想都沒有實現(xiàn)，他太超前，不僅超前于他那個時代，甚至可能超前于我們這個時代。超前的意思是，在學理上是正確的，但是受制于現(xiàn)實。比如，他畢生致力于建立科學院，為此奔波于柏林、維也納、德累斯頓等地，多次寫信給彼得大帝，甚至在和法國在華傳教士的通信中，也敦請他們建議康熙皇帝在北京成立一個科學院。 萊布尼茨這樣做的目的不僅在于在世界范圍內(nèi)促進科學的發(fā)展，更重要的是，他認為這是在建立一個精神的王國。國與國之間會發(fā)生利益沖突甚至戰(zhàn)爭，但學者之間、科學院之間的聯(lián)系應該是超越國界的。比如，他在給彼得大帝建議在彼得堡建立俄羅斯科學院時，在信中特別提到，科學院應該對所有學者開放，不論這位學者是屬于哪個民族——科學并非單純服務于某個政府和某種政治體制，而應超越民族、文化和人種，服務于全人類。這是何等偉大的構想！ 文匯報：您目前在整理的萊布尼茨遺留下來的文獻中，包括了很多他當時寫往中國的信。我們從這些信中可以提取出怎樣的信息？ 李文潮：萊布尼茨第一次提到中國是1666年，內(nèi)容與漢字有關。1689年非常重要，那一年他來到了羅馬。原本他是作為歷史學家，想在圖書館檔案館里搜集一些資料，可是到了威尼斯的時候，他決定借機去羅馬。在那里，萊布尼茨認識了意大利耶穌會在華傳教士閔明我。閔明我是康熙派到歐洲的使者。 萊布尼茨和他頻繁交談，還提出了32個很具體的問題，包括火藥、造紙、養(yǎng)蠶、風車、哲學、幾何等。能在旅途中偶然而輕松地提出32個關于中國的具體問題，可見萊布尼茨在那之前已經(jīng)了解了不少中國的情況。閔明我告訴萊布尼茨，康熙皇帝對歐洲科學很感興趣，有大批耶穌會士進入中國，他們中除了神學家外，還有醫(yī)學家、天文學家、數(shù)學家以及其他科學技術人員。 萊布尼茨對單方面地把歐洲知識輸入中國感到擔憂，因此提出中國也應該派文化傳播者到歐洲來，以便使歐洲能夠同樣從東方文明中汲取自己沒有的知識。這一視角決定了他的通信內(nèi)容。我們已經(jīng)整理出來的約70多封萊布尼茨寫給在華傳教士的信和他收到的從中國來的信，包括很多內(nèi)容：中國語言、文字、字典、歷史、地理、火藥、哲學、祭禮、宗教、政治制度、人文習俗等。 萊布尼茨還向在中國的耶穌會士報告了歐洲的新發(fā)現(xiàn)。他斷言，傳教士在中國不可能在傳教方面取得很大進步，從而把中國人徹底歸化為基督徒的，其中一個理由很有趣——多妻制。萊布尼茨寫過這樣的話：中國人不會放棄多妻制，而天主教會不能容忍多妻制，盡管在《圣經(jīng)》中找不到反對多妻制的教義。另一方面，萊布尼茨并不認為傳播文化交流、促進科學發(fā)展和基督教是相悖的。  歷史上有兩個閔明我，第一個是多明我會會士西班牙人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1610-1689）。他離開中國后，耶穌會會士意大利人Philippus Maria Grimaldi（1639-1712）冒充閔明我的名字進入北京，作南懷仁的助手。 文匯報：是否如一些學者所言：德國哲學注重理論哲學，中國哲學注重實踐哲學？萊布尼茨是怎樣看待中國哲學的？儒、道在他眼里是宗教嗎？ 李文潮：這個問題可以分幾個層次講。萊布尼茨在《中國近事》中，就提出中國文化重實踐、重經(jīng)驗，西方文化重抽象思維的觀點。他也是受到了所接觸資料的影響。對于這個說法，我持懷疑態(tài)度，我甚至認為這是歐洲人由始形成的偏見。實際的、經(jīng)驗性的東西看得見摸得著，比較好理解，因此當人們接觸一個陌生文化時，首先看見的是比較具體的技能與知識。因此，盡管萊布尼茨是這么說的，而且這個模式被延續(xù)了下來，但這是一種偏見。 好在萊布尼茨同時意識到了經(jīng)驗背后的理論。這里就出現(xiàn)了一個從形上學理的層次打通的問題。萊布尼茨作為一個西方哲學家，堅持認為真理只有一個。不同文化到了形上層次，都是對同一個真理的不同表現(xiàn)。他在《單子論》中有一個比喻，說真理就像一座城市，我們每個人都是從自己的角度去觀看，看到了城市的一部分，只有上帝是從高處看，能看到全部。所以，每個單一的個體都是對整體的獨特表現(xiàn)。但你必須同時認識到，也有別的視角存在。 萊布尼茨對中國哲學感興趣，稱其為自然神學論，也就是依賴自然的力量、天生的理性和自然之光來認識到自然的創(chuàng)造者。他認為中國文化是遵循這種方式認識到造物主的——他試圖探討《易經(jīng)》中的陰陽爻卦，將其看作是上帝創(chuàng)世的圖像，這都是萊布尼茨有意識地把中國和德國、東方和西方的文化在形而上的層面進行溝通與比較。他閱讀過儒家經(jīng)典的拉丁文翻譯，對道家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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