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圣張旭的一生，猶如神龍不見首尾；它卻又是極致的單純簡易，化約為“酒”與“書”兩個字。

    歐陽修主撰《新唐書》，其中《張旭傳》開篇即如是：“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边@篇傳文僅157字，真是惜墨如金，但開篇這40字除“蘇州吳人”外，全著墨于張旭酒事了。

    然而我們知道，張旭最為后世所記的，是他開創(chuàng)的卓絕驚世的狂草藝術，他生前即享有“草圣”的殊榮。如果說東漢張芝使草書達于“精熟神妙”，東晉王羲之父子進而“韻媚婉轉(zhuǎn)”（張懷瓘《書斷》），那么，至唐代，張旭則將草書開拓到“逸軌神澄”的狂草境界（竇衆(zhòng)《述書賦》）。

    后世名家評張旭，普遍集中于張旭草書的神奇變化，“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唐·韓愈），“出鬼入神，倘恍不可測”（明·王世貞）。張旭的狂草將書法藝術的書寫自由推向字與非字的臨界點，在這個臨界點，正如他身體的沉醉放達，張旭對書寫極限的挑戰(zhàn)，猶如一出風起云涌的歌舞戰(zhàn)斗戲劇，演示了追求超規(guī)范的自由是被規(guī)范著的人最深刻的激情。所以，我們看到張旭作為一個書法家的顛狂，看到他人無可企及甚至望而生畏的“逸軌”。這就無怪宋人米芾要罵“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米書九帖》）了。

    但是，如果只看到張旭草書的“逸軌”（顛狂），對張旭所知則不過于皮相。宋人黃庭堅說：“張長史行草帖多出于贗作。人聞張顛未嘗見其筆墨，遂妄作狂蹶之書，托之長史。其實張公姿性顛逸，其書字字入法度中。”（《跋翟公巽所藏石刻》）“字字入法度”，是指張旭草書在其超逸狂放中，亂而有法，狂而有度。張旭草書的狂逸，不是亂法，而是以精微深邃的楷法造詣為基礎的自由超越——在其看似無法度可循的任性狂放中包含著極精妙的神理。這就是竇衆(zhòng)所謂“神澄”。

    張旭傳世的草書作品，著名的是《草書心經(jīng)》《肚痛帖》《千字文》和《古詩四帖》?！豆旁娝奶房梢暈閺埿癫輹墓陧斨?。該帖無署名，曾長期被誤判為東晉謝靈運書寫，由明代書畫家董其昌鑒定為張旭所書。董其昌題跋稱此帖“有懸崖墜石、急雨旋風之勢”，與張旭其他草書帖同一筆法，并且以“旭肥素瘦”判定此帖為張旭而非懷素書寫。懷素是張旭的私淑弟子，同樣以狂草出名?！靶穹仕厥荨笔潜孀R張、懷師徒筆法的通行準則。黃庭堅說：“僧懷素草工瘦而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工?！保ā栋蠌堥L史千字文》）但是，《古詩四帖》不僅表現(xiàn)了張旭用筆寬厚遒勁以及迅猛回旋的特征，而且把率性放縱的書寫納入了剛?cè)嵯酀⒕徏睕_和的張力運動中，是極度沖突的勁險與深刻諧調(diào)的悠逸的平衡。米芾說：“張旭書，如神虬騰霄，夏云出岫，逸勢奇狀莫可窮測?！保ā睹自吕m(xù)書評》）用米氏此語評《古詩四帖》，是非常貼切的。就此而言，罵張旭亂法的米芾卻又洞見到張旭草書的妙諦。

    20世紀后期以來，有不少學者質(zhì)疑《古詩四帖》作者是否為張旭。法籍華人學者熊秉明更指出該帖中的誤失、敗筆達五十例之多，因而懷疑該帖出自他人臨寫。（《疑張旭草書四帖是一臨本》）以熊說勘察《古詩四帖》，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質(zhì)疑者是用“理想的狂草”看待張旭草書。然而張旭是沒有“理想的狂草”的?！豆旁娝奶繁恢肛煘槭д`或敗筆的地方（如熊秉明批評該帖“晉”字“一字斷為三段”），實在就是董其昌所評議的“懸崖墜石”筆勢，是張旭乘興獨到處——非到此，不見張旭驚天筆力。要找“理想的狂草”，只可尋于懷素的草書。“考其平日得酒發(fā)興，要欲字字飛動圓轉(zhuǎn)之妙，宛若有神，是可尚者?！边@是宋代《宣和書譜》對懷素的傳述。觀懷素《自敘帖》，它復現(xiàn)的是張芝草書的圓轉(zhuǎn)精熟。宋人董逌說：“素雖馳騁繩墨外，而回旋進退莫不中節(jié)；旭則更無蹊轍可擬，超忽變滅，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以此異爾?！保ā稄V川書跋》）“回旋進退莫不中節(jié)”與“超忽變滅無蹊轍可擬”，是懷素與張旭之間草書筆意的深刻差異，這種差異的實質(zhì)是妙于巧藝，還是達于自然。

    張旭開拓狂草藝術，既蒙滋養(yǎng)于書法藝術的傳統(tǒng)精髓，更是深得自然造化的感動啟悟。顏真卿記述，張旭即興用利刃在沙地上畫寫，見“其勁險之狀，明利媚好”而自悟“用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沉著”。（《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另據(jù)《新唐書》《全唐文》記載，張旭曾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為書，故得奇怪”?？癫葜杂蓮埿裾厥迹ǘ洳Z），實在因為張旭自我融身于自然，又以自然萬物“一寓于書”。虞世南論書法說：“質(zhì)雖有質(zhì)，跡本無為，稟陰陽而動靜，體萬物以成形?！保ā豆P髓論》）這不正是我們在張旭草書，尤其是《古詩四帖》中觀到的筆法神韻嗎？

    公元9世紀上葉，唐文宗李昂將李白詩歌、斐旻劍舞和張旭草書欽定為“三絕”，并詔命翰林學士撰贊。然而，令人唏噓的是，這位獲得皇帝封號的曠世書家，竟然生卒年及年壽均不詳，我們僅能從與他交好的名流詩文中知道他曾活動在唐玄宗統(tǒng)治的開元、天寶年間（712—756年）。他早年做過常熟縣尉，而終止于從六品的金吾長史，他唯一載于史冊的“業(yè)績”，就是做縣尉時遇到一位反復訴訟求判的老翁，而這老翁此舉不過是貪求他手書的判書。張旭的一生，其實就是濃縮到《新唐書》中的157字的一生，這是純粹到極致、超越到極致的草圣人生。韓愈說“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這是與史傳吻合的。

    “楚人每道張旭奇，心藏風云世莫知?！边@是李白詩歌《猛虎行》中的詩句，寫于公元756年（天寶十五年），時在安史之亂中，流離四地的李白與張旭相聚于江蘇溧陽酒樓，在“楊花茫茫愁煞人”的三月春景中，兩人把盞對酌。李白直面的張旭，是一個“心藏風云”的巍巍大者，唯其如此，他的草書才能造就杜甫所說的“豪蕩感激”的大氣象。韓愈說張旭喜怒憂悲有動于心、必發(fā)之于草書（《送高閑上人序》），這只是生活于張旭身后的韓愈的文學想象。心藏風云而豪蕩感激，張旭草書，絕不是個人宣樂泄悲之技。

    在唐詩中，有李頎的《贈張旭》和高適的《醉后贈張旭》兩首?！芭d來灑素壁，揮筆如流星。”（李頎）“興來書自圣，醉后語猶顛?！保ǜ哌m）“興”，在張旭，不是尋常所謂“興致”或“興趣”，它是豪蕩超逸的生命意氣。這“興”，是張旭草書的天機，它借酒而生，以書而張?！芭d”，是李白詩言的“心藏風云”的煥發(fā)，是張旭草圣的真態(tài)。

    在杜甫的《飲中八仙》中，詩仙李白與草圣張旭是比肩而立的?！袄畎滓欢吩姲倨?，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圣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云煙。”同一醉酒，同一放達，但細思起來，李白的放達是沖著人來的驕世，張旭的放達是面向天地的自然。李白在唐玄宗的宮中醉酒，當玄宗面呼太監(jiān)高力士為之脫靴，這是何等驕縱？讀史我們知道，清醒時的李白，其實是很懂得尊卑秩序的，是酒給了他過分的膽量。然而，這借酒撒驕的代價，是詩仙李白匆匆結(jié)束了他費四十余載心血掙得的翰林生涯、離開他服務不到兩年的長安宮廷，從此浪跡江湖，“竟以飲酒過度醉死于宣城”（《舊唐書》）。張旭放達于天然，以紙為天地、以筆墨做風云，他煥然創(chuàng)化的世界中，激烈沖決的險峻之狀透現(xiàn)出來的卻又是超塵絕俗的“明利媚好”。世知張旭嗜酒，豈知酒獨厚愛張旭？

    德國哲學家尼采在他著名的《悲劇的誕生》中說過：“熱情洋溢的人，何須乎酒?！边@位酒神精神的贊美者，未必懂得酒于中國文化，尤其是于中國詩歌與藝術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