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心學，向來是學界研究的重點，并且較多關注王陽明“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心學體系的建構。然而，很少有學者注意到王陽明心學不僅是哲學的建構，而且是實踐的學問。由于王陽明心學在實踐中著重于個體，轉化人心，可以說治心是王陽明心學的主要實踐環(huán)節(jié)，“所謂治心，就是通過對人心的治理，使人心成為‘道心’以達到治理社會的目的?！币虼吮疚臄M從王陽明關于知行與治心、治心的方法、效應等論說加以考察，力求對王陽明治心思想做一較為系統(tǒng)的探討。

王陽明創(chuàng)立心學，并非僅僅是知識的學問，而是 生命的學問，亦是實踐的學問，主要解決知行關系問題。他一生思想大致經歷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個過程變化。他不斷從現(xiàn)實中根據自己的體悟和教授學生的情況總結經驗，在每個階段提出 具體的實踐方法，最終完成了心學或良知學體系的建構和實踐。從“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這三個方面來看，雖然各個階段都有具體的實踐環(huán)節(jié)，比如說王陽明有時教人靜坐，有時教人事上磨煉，但他主要解決知行關系問題，并且以治心為主要實踐環(huán)節(jié)。

第一，王陽明在龍場覺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確證心性本源，提出心即理主要命題，終于解決了朱子析心與理為二的難題，把知與行歸結于自身，并且把實踐的方向落實于人的內心。 王陽明認為，朱子的順取之路行不通。他說：

晦庵謂：“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毙碾m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啟學者心理為二之弊。此后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暗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已。

朱子認為，心統(tǒng)性情，性即理，心具理，此心不是心之本體，而是認識心。王陽明通過切身的生命體 驗確證心性本源，發(fā)現(xiàn)與朱子的重要區(qū)別在于，離開心求理，造成心在內，理在外，就是義襲。王陽明不贊成朱子此說，認為心即理，他說：

心即理也。 天下又有心外之事， 心外之理乎？…… 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 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fā)之事父便是孝，發(fā)之事君便是忠，發(fā)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

簡單地分判，王陽明與朱子的最重要區(qū)別是，一個是心即理，一個是心具理。因此，王陽明在心即理上與朱子分道揚鑣。

王陽明由心即理出發(fā)，進一步指出人迷失本心的現(xiàn)象是道心失其正為人心。他說：心一也，未雜于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偽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佬臑橹鞫诵穆犆?，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為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王陽明不取朱熹等前賢天理人欲二分的理路，而是認為天理與人欲并不對立，進一步把“天理與人欲的矛盾，最終化歸為本心與習心的對立” 。本心就是道心，習心就是人心。兩者的區(qū)別在于有沒有人偽。

道心與人心都是一心的顯現(xiàn)，那么何謂心呢？王陽明說：

所謂汝心，卻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個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個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 這性之生理，發(fā)在目便會視，發(fā)在耳便會聽，發(fā)在口便會言，發(fā)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fā)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

至靈至明、能作能知者是心，是性，亦是天理。性是客觀地說，心是主觀地說，兩者是個體生命的一 體兩面。軀殼的變化，耳目四肢的視聽言動，都是由真心本性支配。

心體是生命的真己，亦是人性或天理，揭示了王陽明心性一以貫之的模式，就是：

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于人也謂之性，主于身也謂之心； 心之發(fā)也，遇父便謂之教，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 名至于無窮，只一性而已?！酥灰谛陨嫌霉?， 看得一性字分明，即萬理燦然。

人的心性與天道一脈相承，無有區(qū)分。 理論上講，人人皆具足本性，但從王陽明百死千難的經歷來看， 若要體證本性，并非易事，因為道心與人心容易發(fā)生轉換，并且現(xiàn)實中大部分情況是“我們被習氣或習性所控制了，真心被妄心所染污覆蓋了，或者說大我被小我所操縱了?！?/span>

第二，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最終落實于個體仍在于心上下工夫。王陽明強調心即理，就是看到分心與理為二的弊端。比如說，人人皆可以言說即物窮理， 按照儒家義理做事，但關鍵看一個人是否按理做事， 不是看言說，而是看他內心的態(tài)度或動機，就是知行合一。朱子分心與理為二，這樣外在的標準很容易造成假道學和鄉(xiāng)愿，就是知行分離。因此王陽明說：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為后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并進之說。

他強調知要“真切篤實” ，行要“明覺精察” ，著重在于人做事時知與行的動機和態(tài)度，這些都是從心上用功，這里的知就是知善知惡的良知。如果知而不行，實際上還是未知。朱子析心與理為二，容易造成人理智上知善知惡，或知是知非，在行為不一定自覺做到為善去惡，這樣就把知與行打成兩截，因此心口不一。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關鍵在于看個人是否從內心出發(fā)，重點從心上做工夫。

第三，王陽明晚年在知行合一細化下提出致良知說，成為他最成熟的心學思想，其主要實踐環(huán)節(jié)依然是治心。他說：

良知即是天植靈根，自生生不息；但著了私累，把此根戕賊蔽塞，不得發(fā)生耳。

人迷失本心的原因在于，良知原本具足，因被私欲遮隔而不能發(fā)顯。由此可見，私欲是人迷失的重要根源。存天理，滅人欲是宋明理學家的主要課題。到了王陽明的時代，私欲問題尤其嚴重。王陽明有感于 “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偽陰邪之術，至于不可勝說；……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為同好惡，相陵相賊” 大力提倡 致良知，以對治世人的膨脹私欲。由此可見，王陽明把私欲問題的根源歸結于人的內心，主張從人心下手致良知。

王陽明認為，人昏陷于私欲，為欲所累，迷失本心，亦迷失良知。然而，“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怎么克服私欲，發(fā)顯良知呢？王陽明認為，只有分析私欲的根源，才能真正對治私欲。他說：

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俱為良知之蔽。

人的七情本是良知的作用， 但由于人會執(zhí)著七情，私欲作主宰，良知會被昏蔽，造成“在日常世俗化、 平均化的生活中，正是由于種種私欲的主觀障蔽，種種固執(zhí)成見的思慮纏繞，才使人失落了純然本善的心體，疏離了真實的存在或存在的真實，忘記了由現(xiàn)實通向美好乃是人性的真正向往，從而生活在主觀妄執(zhí)的非本然異化境地中” 。

王陽明進一步指出，人迷失本心的出路是求得其心。他說：

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為之蔽，習為之害。故去蔽與害而明復，匪自外得也。

由于私欲的遮蔽，以致于本心無法顯現(xiàn)，因此從內在去除私欲，恢復本心，即可走出迷失。

在現(xiàn)實中恢復本心，就是為善去惡。王陽明認同孔孟性善說，認為人之初都是至善，后因習氣熏染有了善惡之分。他認為， “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個善，卻又有一個惡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鄙迫伺c惡人并沒有實質的差別，惡人迷失了心之本體，而善人保持了心之本體。儒家的使命在于，教化世人去惡為善，這種價值取向顯示了“迫切地朝向日益完美之存有者而發(fā)展，迫切地要將其人性實現(xiàn)得更加完美”。

雖然王陽明思想一直變化， 并最終確立了良知學，但由他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個方面表明， 王陽明心學在實踐中主要解決知行關系問題， 并著重于個體內心的逆覺體證，轉化人心從而安頓生命，因此可以說治心是王陽明心學的主要實踐環(huán)節(jié)。 他立足于治心的基點，在現(xiàn)實人生中為對治人心提供了一系列的解答。

王陽明認為，因人的種種私欲阻礙了良知，因此主張恢復真心本性。然而，由于世人根器與見地皆不同，迫使他不斷提煉整合出治理人心的方法。

第一，四句教法。王陽明說：

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

惡是良知， 為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 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

此四句教法乃王陽明在天泉橋上對弟子王龍溪和錢德洪提出，成為王陽明晚年最圓融的治心方法。

王陽明認為，此教法三根普被，利鈍全收。上根之人可以一悟本體即功夫，一齊盡透，中下根之人在意念上為善去惡，就是正念頭， “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由此漸修，一旦機緣成熟就會悟入心之本體。無論利根，還是鈍根，都可以修習四句教法，互資取用，殊途同歸。

第二，為學循循漸進。王陽明說：

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

儒家靜坐的目的在于安定人的活躍思維，由動入靜，但功夫日久，易喜靜厭動，甚至沉浸于四禪八定禪悅之中。此時宜省察克治，由靜轉動：

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 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為快。常如貓之捕鼠， 一眼看著，一耳聽著，才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廊清。

省察克治時，須觀照心念，有善念發(fā)出，有惡念更正。待私欲漸漸退減，心體日益顯露。正念日久，就會“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王陽明治人心，講究做功夫層層遞進，并且不固執(zhí)一法，隨機變化用法，對癥下藥。

第三，三種品級不同進路，不可躐等。王陽明考慮到人的品級差別，區(qū)分了三種品級回歸心性本源的進路。其一，學者之事：“夭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眰€人初學立心之始，選擇艱苦努力之路，不管壽命長短，修養(yǎng)身心等待天命安排。其二，賢人之事： “存心、養(yǎng)性、事天者，學知利行?！眰€人雖然與天命沒有合一，但存養(yǎng)心性，涵養(yǎng)德性而不喪失，不斷學修恭敬地順應天命。其三，圣人之事：“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 個人知道天命所在，盡力體知心性，按照本性做事，已經處處與天為一了。王陽明認為，此三種品級是遞進關系，不可以躐等，譬如人行路，修身以俟者猶如襁褓之中的嬰兒， 扶墻才可以漸學起立走路；存心事天者猶如年幼的稚童， 使之學習可以在庭院間走路； 盡心知天者猶如年力壯健的人， 可以在數(shù)千百里之間奔走。 王陽明龍場確證本性具足，不假外慕，認為人雖有上智與下愚之分，只要能在心性用功，經歷上述三種不同進路，由學者、賢人到圣人漸漸遞增，可以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王陽明采取相應的方法治理人心，那么有何效應呢？

第一，可以體會良知的妙用，變得聰明睿智。王陽明歷經濠、忠、泰之變，更加體會到致良知的妙用無窮，可以出離生死，曾對弟子鄒守益說：

近來信得致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 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

由此可見，王陽明治理己心，在事上磨礪，體認良知更加得心應手。

王陽明于軍旅中，不得懈怠，時時正念，提撕精神，真正體認到良知的精透之處。他說：平時執(zhí)持怠緩，無甚查考，及其軍旅酬酢，呼吸存亡，宗社安危，所系全體精神，只從一念入微處， 自照自察，一些著不得防檢，一毫容不得放縱，勿欺勿忘，觸機神應，乃是良知妙用，以順萬物之自然， 而我無與焉。

到臨終時，留下“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的遺言，更加顯示出王陽明終生治心的境界，以活潑潑的精神超越生死。

第二，可以體驗心體之樂。王陽明說： 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

人一旦致得良知，恢復本心，不由地手舞足蹈，自然體驗到本體之樂。這種本體之樂圣賢與常人本來都有，常人因為憂苦迷棄了本體之樂，只要一念回照自己，亦可以與圣賢一樣體認到樂。

第三，可以體認到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境界。王陽明說：

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枪室娙孀又刖赜锈鹛钀烹[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為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 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為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也。

人皆有不忍之心，與天地萬物接觸即會顯現(xiàn)，此證明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在現(xiàn)實中，由于人因為私欲遮蔽，無法顯現(xiàn)良知，因此王陽明提出相應的治心方法對治，去除私欲，就可以顯現(xiàn)不忍之心，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王陽明遵循儒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思維模式，認為人是天地之心，萬物之靈，全由心性上的一點靈明。他說：

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辨他吉兇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卻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

按照王陽明的理路，只要找到那一點靈明，就可以處處體知天下萬物。

第四，人人可以皆成圣。王陽明說：

雖凡人而肯為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為圣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

金子之所以能煉成精金，在于其成色足，而分兩輕重并不重要；凡人之所以能成為圣人，在于其心純乎天理，而才力大小并不重要。王陽明認為，只要人人治心， 使此心純乎天理， 皆可以成為圣人。 王陽明 “遵循孟子的傳統(tǒng)， 他相信每一個人只要他愿意， 都可以成為圣人，因為圣人可以經由自我學習而實現(xiàn)”

王陽明立足于心性本源，建立了一種治心思想體系。今日觀之，其治心體系有特點，也有不足。

第一，方法圓融。王陽明治心方法，尤其四句教法，囊括了種種根器之人。人皆可以根據具體情況治理身心。王陽明治心思想的圓融之處還表現(xiàn)在他考察了人生成長階段不同，用心力度亦不同。他說：

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既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尚未切心，故用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氣亦日漸以減，然能汲汲奮志于學，則猶尚可有為。 至于四十五十，即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滅，不復可挽矣。

王陽明的圓融教法影響了明代思想發(fā)展，尤其陽明后學大放異彩，從中可窺王陽明教法的高超之處。 王陽明真正恢復了孔子因材施教的精神，承接了古圣先賢的真血脈。

第二，萬化根源在乎一心，有情欲橫流的危險。雖然王陽明治心方法圓融，囊括上中下三種根器之人，但他把人迷失心靈問題歸究于道心轉變?yōu)槿诵模袛嘁粋€人迷失的標準在于內傾之心，固然他一再強調心即理，外傾之天理亦取決于內心，但容易造成“‘心本 體’(‘良知’)作為道德標準，即是理性標準，又是感性標準，它使得感性與理性、自然與道德、人心與道心、人欲與天理糾結為一，難以區(qū)分”，有走向情欲橫流的危險，陽明后學中良知現(xiàn)成派走向狂禪即可說明。日本學者岡田武彥把陽明后學良知說分成三種：一是以王龍溪、王心齋為中心的左派或現(xiàn)成派，二是以鄒東廓、歐陽南野為中心的正統(tǒng)派或修證派， 三是聶雙江、羅念庵為中心的歸寂派。其中良知現(xiàn)成派代表王龍溪主張良知當下現(xiàn)成，不用修證， 但王龍溪沒有考慮到，人內在不僅有良知，也有情識， 如果只強調當下現(xiàn)成，就容易把情識誤認為良知，把人心誤認為道心，畢竟都在于人的內心。另外，良知

現(xiàn)成派代表王心齋主張滿街都是圣人，這樣圣人與常人沒有區(qū)別，把人欲與天理、人心與道心糾結在一起， 分不清楚。后來顏山農、何心隱、李卓吾皆具狂者人格，放任自然，蔑視天理，從而造成陽明后學走向衰微。另外，王陽明的治心實踐完全取決于自律，而不是他律，特別重視人的動機。在具體修習中，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像王陽明念茲在茲，處處致良知。一切從內心出發(fā)，不僅會有道心光明，亦會有情欲橫流。陽明后學走向狂禪，顯示了人心與道心轉變不易把握，因此王陽明治心思想中有極大的危險，容易走入情欲橫流的迷途。

第三，實施理想化，在現(xiàn)實中有較大局限。王陽明由龍場悟道，體認吾性自足，從身心轉化就可安頓生命。他意圖以此覺民行道，讓世人皆可以發(fā)顯良知， 從而實現(xiàn)儒家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同理想。王陽明的立志固然不可謂不宏大，然而通過他一生的悲慘 遭遇來看，他這種治心模式在當時顯得理想化。明代政治生態(tài)黑暗，皇帝多不理朝政，宦官當權，幾乎致王陽明于死地。王陽明雖然以心學名聲大振，但在那樣的環(huán)境覺民行道困難重重。儒家治心的終極目的在于治理社會，安頓每個人的秩序，如果僅僅轉向內傾之心，難免外傾之天理就忽略了。世人品級不同，不是每個人都能通過內在探索就可以安頓身心。從陽明后學發(fā)展來看，王陽明的弟子們都一直為如何致良知爭論不已，更遑論一般世人了。對于一般人，遵循儒家之禮，雖然日用而不知，卻也可以達到整治人間秩序的目的。王陽明心學之所以影響巨大，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從內心發(fā)現(xiàn)了儒家的秩序，但世人更為熱心于王陽明彰顯情欲的合理性。王陽明彰顯情欲的合理性，影響了明代文學、藝術眾多方面，但在世態(tài)發(fā)展中導致人的情欲漸漸擴大，與王陽明的初衷已經漸行漸遠了。王陽明治心體系從現(xiàn)實應用來看，實際上只適合知識人， 如陽明后學等， 對于一般人難以適用。

總而言之，作為王陽明心學的主要實踐環(huán)節(jié)，王陽明針對人迷失心靈的問題， 提出四句教的治心方法， 針對三種品級采取相應進路，循循漸進，實踐可以體會良知的妙用，體驗心體之樂，提升與天地萬物為一 體的境界，人人可以成圣。王陽明治心方法圓融，但有走向情欲橫流的危險，而且這種覺民行道的路線理想化，在現(xiàn)實中有較大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