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喚起中國文藝的復興”的舉動，竟然始于一個畫家的個人努力。盡管如此，對于這樣的個人行為仍然毀譽參半。試問，中國的文藝真的已經復興了嗎？

張大千《摹莫高窟晚唐供養(yǎng)菩薩》

2013年11月16日晚8點，中國嘉德2013秋拍舉槌開拍，張大千《摹莫高窟晚唐供養(yǎng)菩薩》以950萬起拍，最終以1200萬的價格落槌，含傭金成交價為1380萬。此前估價1200萬-1800萬，畫約3.4平尺，字約1.3平尺。

張大千接觸敦煌之前的畫風以臨摹八大、石濤的作品為主。敦煌之行，是他繪畫生涯的一大轉折點。張大千臨摹了數百幅敦煌壁畫，吸盡了唐五代人物畫的精髓，更領會了中國中古時期人物畫用筆設色的特征，使得大千先生的人物畫在短短的三年之間，向前跨了一大步。

《摹莫高窟晚唐供養(yǎng)菩薩》作于1949年，表現出高古、雄偉、瑰麗的唐風境界，其畫風超越了其以前所師法的元、明、清三代之繪畫大師的成就，從中可清晰看出大千畫風的丕變。

在張大千辭世30周年之際，他的敦煌人物造像《觀音大士》也亮相保利香港秋拍，以400萬港元起拍，最終以1100萬港元落槌。這幅作品是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之作，當年還引發(fā)過一段“破壞敦煌壁畫”的爭議。

張大千無疑是近年來各大拍賣會上最熱門的中國藝術家，2010年其晚年作品《愛痕湖》帶領國內的藝術品拍賣進入億元時代。在張大千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中，敦煌之旅對于他藝術道路的意義和對中國美術史的重要性，此行被學者譽為“喚起中國文藝的復興”。

張大千出身書香門第，母親擅丹青之繪，加上二兄張善孖繪畫方面的影響，使他具備了走上繪畫這條路的充分條件。他的藝術才情不僅表現在工筆、寫意、水墨、潑彩、人物、山水、花鳥等繪畫方面；在書法、篆刻、詩詞等方面也樣樣揮灑，功力深厚，靈氣畢現。

1941年，張大千攜家人和幾個學生到敦煌莫高窟臨摹壁畫，其間清理出洞窟309個，對莫高窟中許多壁畫進行了臨摹復原，共達200余件。此外，對洞窟的分類編號也是對“敦煌學”的一大貢獻。

后來傳出他在臨摹壁畫時，剝掉壁畫的消息，引來不少爭議。他在“敦煌”的有意或無意的行為，無論是褒是貶，都已經寫進了美術史，況且他本身就是一段豐富的美術歷史。他對敦煌壁畫的剝蝕和破壞，是讓人無法原諒的事實；但他對藝術充滿的崇敬和執(zhí)著情懷，又從某種意義上讓我們消解了對他的責備和批評。

關于張大千前往敦煌的緣起，有諸多說法，但多指其受到老師朋友的影響和鼓勵，對敦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張大千從曾農髯、李瑞清口中聽說敦煌有難得一見的佛經和唐像。著名美術教育家葉恭綽跟張大千談到，我國人物畫頂峰在唐朝，宋代和六朝也有部分佳作，到清朝就后繼無人了，因此建議張大千沿著黃河走一趟，看唐宋六朝之作。

1941年3月，在家人與學生十余人的陪同下，張大千前往敦煌莫高窟。第一眼看到那些壁畫，張大千驚呆了，不禁感嘆古人的藝術造詣和壁畫的雄偉壯麗。張千先生到敦煌后，深感敦煌莫高窟是座被埋在大漠之中的藝術寶窟，請人搬走洞窟周圍的積沙亂石，清理洞窟309個。

他隨即在艱苦的生活和工作條件下，開始了時長3年的臨摹和研究敦煌壁畫的過程。在這3年之間他臨摹的作品達270余件，并完成他唯一一篇學術論文《關于敦煌壁畫》。

在藝術家楊建國追憶張大千敦煌之行的文章中提到，張大千臨摹時讓助手懸空提紙供他勾描，再轉移到畫紙上，之后一筆一畫照著壁畫臨摹。顯然這為張大千和他的團隊都增加了工作量，但為了保護壁畫不受損壞，他不惜使用更繁復的程序。

在臨摹的同時，張大千痛心于敦煌壁畫因缺乏保護而造成的損壞，深感保護敦煌文化遺產的重要性，于是潛心研究洞窟的原貌及毀損情況等，并于1942年向國民政府監(jiān)察院院長于右任提出保護、修繕的建議，得到于右任大力支持。

1943年國民政府成立了敦煌藝術研究所，為之后對敦煌的保護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對敦煌的作品的研究與臨摹為國內外了解和學習敦煌文化都作出了極大貢獻。          

據說關于張大千打掉敦煌壁畫的說法，有鄭重著文說共有三種： 第一種說法：張大千率弟子們在第20號窟臨摹，注意力集中在一幅五代壁畫上，目光偶然落到右下角，看見早已剝落的那小塊壁畫下面，內層隱隱約約有顏色和線條，他認為畫的下面還有畫。

當天晚上，張大千到上寺請教老喇嘛，老喇嘛說：“我幼年進廟時，老法師帶我去看壁畫，曾經對我說，莫高窟到處是寶，畫下面有畫，寶中有寶。”張大千和弟子們商量后，決定打掉外面的一層。在剝落之前，他把上面一層五代畫臨摹下來，剝落后，下面果然是一幅敷彩艷麗、行筆敦厚的盛唐壁畫。

第二種說法：張大千在敦煌期間，重慶國民黨監(jiān)察院院長于右任和高一涵在西北視察時，曾繞道敦煌，與張大千共度中秋。此時已是63歲的于右任，到了敦煌，流連忘返，由張大千陪著觀看壁畫。于右任的隨員、且是敦煌土著竇景椿，在紀念張大千的一篇文章《張大千先生與敦煌》中有著這樣的論述：

“我隨于右老由蘭州前往敦煌，及駐軍師長馬呈祥等人，記得參觀到一個洞內，墻上有兩面壁畫，與墻壁底層的泥土分離，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的，并有挖損破壞的痕跡，……從上面壞壁的縫隙中，隱約可見畫像的衣履，似為唐代供養(yǎng)人像，大千先生向右老解釋，右老點頭稱贊說：‘噢，這很名貴?！⑽幢硎疽欢ㄒ_壞壁一睹。當時縣府隨行人員，為使大家盡可能看到底層畫像的究竟，手拉著上層張開欲裂的壞壁，不慎用力過猛，撕碎脫落，實則因年久腐蝕之故?！?/span>

第三種說法：張大千跟于右任商量以后，命馬呈祥的士兵打掉的。當時社會傳言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并引重慶方面的誤解，竇景椿在文章中說出了起因：“適有外來游客，欲求大千之畫未得，遂向蘭州某報通訊，指稱張大千有任意剝落壁畫、挖掘古物之嫌，一時人言嘖嘖，是非莫辨?！?/span>

19、查找史實可知，重慶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是發(fā)過一封電報給敦煌縣縣長，電報中說：“張大千君，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頗有煩言，敕敦煌縣縣長，轉告張大千君，對于壁畫，毋稍污損，免茲誤會?！倍鴱埓笄г诙鼗团R摹壁畫，近三年之久。

從電報中，我們還是無法知曉張大千是否打掉了壁畫，那么，張大千先生究竟有沒有破壞敦煌壁畫？或者說敦煌壁畫該不該打掉？ 石湍1981年在《旅游天府》發(fā)表《張大千并未破壞敦煌壁畫》一文說，自己在敦煌莫高窟工作過十余年，從未親眼見張大千破壞過敦煌壁畫，相反對敦煌壁畫的恢復和整理工作做不少貢獻。

但現代著名書畫大家、書畫鑒定專家和詩人謝稚柳說：“我到敦煌之前，這兩幅壁畫的外層，已經給張大千打掉了，所以我并沒有親眼看見打掉的過程，……要是你當時在敦煌，你也會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層已經剝落，無貌可辨，又肯定內里還有壁畫，為什么不把外層去掉來揭發(fā)內里的菁華呢？“

敦煌石窟的墻壁，本是戈壁灘的石子一塊塊砌成，在壁上畫畫，先要在墻上涂上泥巴、石灰，把墻壁鋪成。由北魏到宋，前來求神祈福的人很多，前人把墻壁畫滿后，后人再在墻上鋪層泥巴、石灰，繼續(xù)再畫。這樣，經歷若干朝代后，敦煌的墻便由好幾層壁畫組合而成。

但如今因缺乏保護，敦煌大量藝術瑰寶已被盜和流失，而且沒有專門的人來維護壁畫，大部分壁畫已被風沙雨雪侵蝕、脫落，若不采取必要措施加強保護與修繕的話，可能會毀于一旦。

張大千先生在《臨摹敦煌畫展覽目次》一文中也說：“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殘缺，甬道兩旁壁畫幾不可辨認。剝落處，見內層隱約尚有畫，因破敗壁，遂復舊觀，畫雖已殘損，而敷彩行筆，精英未失，因知為盛唐名手也。東壁左，宋畫殘缺處，內層有唐咸通七年題字，尤是第二層壁畫，兼可知自唐咸通至宋，已兩次重修矣?！?/span>

1949年3月，當時國民黨甘肅省參政會對控告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一事，作出了最后結論：張大千在千佛洞，并無毀損壁畫情事。但此結論，國民黨政府沒有公開，一直保密。后經大陸研究張大千的專家李永翹先生于1986年8月，查找到1949年的裁決書原件，才使世人得知最終的事實。由此我們可知張大千先生是為弘揚敦煌藝術作出了貢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