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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吳宓先生而言，1944年是他生命里最逍遙的一個年度——這一年的夏天，他獲得了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批準的國內(nèi)帶薪一年假期，他接到這個消息是在1944年的9月初，而在此之前的8月20日，恰恰是他50歲的生日。 這一年的春天，和所有顛沛流離到大后方的大學教授一樣，吳宓先生在昆明的清華大學（西南聯(lián)大）艱難而且莊嚴地為華夏土壤培養(yǎng)“知識的種子”。這個時候的抗日戰(zhàn)爭已經(jīng)接近尾聲，日本軍隊的飛機已經(jīng)沒有能力轟炸昆明，國民政府和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抗日力量正在對日偽展開反擊，原來的西南聯(lián)合大學也悄悄地分裂，幾所頂尖學府雖然名義上還在聯(lián)大的招牌下，暗地里卻各自為政，各自發(fā)展。這一年是吳宓先生在清華任教的第三十個年頭，也是最后一年。 1944年的春天，吳宓先生在艱苦的環(huán)境里寫成了三部英文版著作：《世界文學史大綱》、《歐洲文學史大綱》和那部見解獨到的《文學與人生》。也正是為了校訂修改和翻譯成中文，以培育桃李為己任的吳宓先生才接受了校長梅貽琦的休假建議。也有人說，吳宓先生之所以接受休假是因為和當時的系主任陳福田發(fā)生了激烈爭執(zhí)，二人矛盾重重，無法共事，天性率真的吳宓教授才動了離開清華的念頭，于是，1944年的9月23日吳宓先生離開了風景如畫的昆明，經(jīng)過貴陽來到遵義的浙江大學，會見他的哈佛同窗竺可楨、梅光迪。10月13日，吳宓先生從遵義出發(fā)去重慶，和茅以升、潘伯鷹會面后，馬不停蹄地趕到成都的燕京大學，去見他亦師亦友、寤寐思之的陳寅恪。 關(guān)于吳宓、陳寅恪二先生的友情，實在是中國學界的一段佳話。在“文人相輕”、動輒詆毀誹謗的新文化以降的學者圈子里，吳陳二人的友情堪做萬世楷模。且不說二位先生留學海外期間的真摯友誼，且不說共事清華的巔峰歲月，且不說1944年吳宓先生竟為了能夠和陳寅恪先生做同事而留在燕京，且不說1961年吳宓先生南下廣州拜會睽違16年的陳寅??；即使到了山窮水盡的1971年，被摔斷腿、被批斗到幾近心理崩潰的吳宓先生冒著重大的政治壓力，給中山大學“革委會”寫信，詢問中山大學最大的“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陳寅恪的下落，信中說：“此間宓及陳寅恪先生之朋友、學生多人，對陳先生十分關(guān)懷、系念，急欲知其確切消息，并欲與其夫人唐稚瑩女士通信，詳詢一切?！边@封信在那個年代當然是沉入大海，讓吳宓先生枉耗牽掛，也讓幾十年后讀到這封信的我輩潸然淚下。吳宓先生根本不知道，陳寅恪夫婦早在兩年前悲憤去世。60年后的2004年，作家葉兆言寫到吳陳這一段情誼，動情地說：“友誼有時候正是因為距離，因為離亂，會產(chǎn)生特殊的美感?！比~兆言的感嘆可謂由衷而發(fā)，一語中的。葉兆言的父親是葉至誠，葉至誠的父親是葉圣陶，家學淵源，難怪言語樸實動人。而吳陳二人在很多方面都驚人地相似，比如都育有三女，比如都離開北京南去，比如都把學術(shù)當作生命的根本，就連晚年的遭遇也驚人地一致，都是“臏足盲目”，凄涼棄世。 1944年整個漫長的春天，吳宓先生都住在昆明大西門附近一棟老式木制樓房的閣樓里。每天從學?；貋恚瑓清迪壬?0多級樓梯，扶手已經(jīng)很老了，像是經(jīng)過了一百年，仿佛稍一用力就能拉倒。吳宓先生每次爬樓梯的時候心里總在嘀咕，“是它扶我還是我扶它”？戰(zhàn)時的大后方?jīng)]有電燈，晚上吳宓先生只能屏氣吞聲，慢慢地摸上樓去，像一條史書里的蠹魚，沒有絲毫的波瀾。和昆明所有閣樓一樣，屋子中間高四面低，吳宓先生進到屋里必須低頭弓腰，才能過他一桌一椅一床一書架的教授日子，而他的三本英文著作，正是在這里寫成的。 就在吳宓先生即將離開昆明的時候，幾名研究生去看他，好客而又寒酸的吳宓先生帶著弟子們上街下館子。先生要來菜單子，對照墻上懸掛的菜譜，親手在點菜單子上寫上菜名和單價，一筆一劃，工工整整，認真地計算總數(shù)，把錢數(shù)算好，和自己口袋里的錢數(shù)相符、不超，這才交給堂倌下廚。 昆明的晚上有霧，師徒一行出得飯館，光滑整齊的石板路在霧氣里濕漉漉，霧蒙蒙。學生擁著老師，像一群依戀母親的孩子。吳宓先生穿長衫，戴禮帽，攜一文明棍，在那樣一個濃霧彌漫的晚上走在薪火相傳的古道上，所有的喧嘩和市聲都被霧氣清洗，沒有人知道吳宓先生想什么、看什么，每個人心中都是對先生無比的依戀和濃濃離情。夜色漸深，兩旁商鋪的檐角偶爾有水滴滴落，打在同學的頭上，打在吳宓先生的帽子上，打在后人記憶的湖面上，直到如今還在泛起層層漣漪，蕩漾成1944年有關(guān)吳宓、有關(guān)清華、有關(guān)抗戰(zhàn)、有關(guān)知識分子的種種回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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