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這取決于兩點，一是書寫的方便，二是閱讀時舒卷的便利。

就書寫方便而言，需分兩種情況加以討論。如果是先書寫、后編聯(lián)，那么橫行抑或縱向書寫，似乎并無不同；但如果是在先已編聯(lián)好的簡冊上書寫，情況就會不同。

事先已編聯(lián)好的簡冊，一定是已經(jīng)卷成了一卷一卷，使用時邊寫邊打開。如果是橫著寫，那么這卷編聯(lián)好的簡冊，只能放在自己懷里，一邊寫一邊往對面推。如果將已編聯(lián)好的簡冊左右攤開，于書寫者則更為方便；但這樣放置，便只能從上往下，豎著書寫。至于從左向右寫，還是從右向左寫，則與書寫者是用左手還是右手密切相關。如果是用左手寫，顯然應將卷著的簡冊放在右邊，這樣在左手握筆時，右手可以攤開簡冊；如果是用右手書寫，則應將卷著的簡冊放在左邊，右手握筆寫字，左手配合攤開簡冊。因為我們大多數(shù)人的書寫習慣是右手，所以，從右向左書寫就會成為大家共同的習慣。

于是，我們必須弄清楚，古人是先編聯(lián)后書寫，還是先書寫后編聯(lián)。

目前所發(fā)現(xiàn)的簡冊，有的是先編聯(lián)后書寫，有的則是先書寫后編聯(lián)。陳夢家在整理武威漢簡時，就據(jù)《漢書·路溫舒?zhèn)鳌贰敖匾詾殡?，編為書寫”，《后漢書·周盤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以及武威出土竹木簡《儀禮》和王杖十策的實際情況，指出“先編簡而后寫經(jīng)文”。[12]商承祚在解釋韋編三絕的“韋”字時，也談及典籍是先編后寫，雜事簡因無連續(xù)性，是先寫后編。[13]李零談到竹木簡的制作時說：“竹簡是截竹為筒，破筒為片，編聯(lián)成冊，用以書寫?！庇懻摵喌目槍憰r，說“簡文有先編后寫（在編好的冊上直接寫），也有先寫后編（先寫單簡，然后合編），前者最普遍。[14]劉洪先生特別指出，如果是長篇著作，宜先編后寫，而一般賬目、札記則先寫單簡，等積成一定數(shù)量，再編為長冊。[15]馬先醒先生則有不同意見，認為“就實用方便而言，逐簡而書，自較整冊而書方便，尤其長達二尺四寸之經(jīng)書，若編卷成整篇整卷而后書之，笨重不便之外，猶恐根本不太可能”[16]。

所謂典籍的書寫，實際上是抄寫。典籍的流傳，也主要是靠抄寫。漢代有專業(yè)的抄書者，人們可以在市場上買到已經(jīng)抄好的書。如果是先寫再編，就需將每支寫就的簡都編上號，以便全部寫成后能很方便地編聯(lián)成冊，如上舉武威出土的王杖詔令冊。典籍的抄寫，一卷至少要抄完完整的一篇，否則就不可能“單篇別行”[17]，故其分量遠較詔書為大，所需簡亦遠比詔書為多。如此之多的簡，也給先寫后編帶來很大麻煩。龍崗秦簡（抄的是奏律）剛出土時，整理者據(jù)其簡文為編繩所壓，推斷此系先寫后編。后來則據(jù)這批簡數(shù)量頗多（三百余枚），且無編號，認為簡文被壓是因編繩滑動所致；它們應是先編后寫。[18]目前出土的典籍簡，確是先編后寫?？磥?，典籍主要通過抄寫這一形式來流傳，決定了要先編聯(lián)后抄寫。事先編就的簡冊，就如同我們現(xiàn)在使用的本子；我們是在已經(jīng)裝訂好的本子上書寫。

如果先寫后編，對書寫者來說，橫行與豎行并無不同；就閱讀而言，當然是橫行閱讀比縱向閱讀更符合眼睛生理的要求。但是，在閱讀簡冊的時候，我們不僅需要考慮眼睛，還要考慮雙手與眼睛的配合；在翻閱簡冊時，左右的攤移更符合雙手的生理要求。當翻閱捆成一卷的簡冊時，左右方向的舒卷比上下方向的舒卷更容易、更方便。讀卷軸裝或經(jīng)折裝時，這一體會更為深刻（立軸書畫當為特例）。直到今天，我們閱讀的書籍，也是左右翻頁者占絕大多數(shù)，幾乎沒有裝訂成上下翻頁者（這當然也有背面文字的印刷問題）。換言之，即使所有的簡冊都是先書寫、后編聯(lián)，那么在編聯(lián)時，人們也會選擇自右向左漸次編聯(lián)；編聯(lián)是為了保管，而保管又是為了日后的翻檢、閱讀。書寫者在業(yè)已編聯(lián)好的簡冊上書寫，則左右書舒卷顯然也要比上下舒卷更為方便。

我們暫且承認在私家著述出現(xiàn)之前，是史官文化；那時，史官們負責的主要可能是兩件事，一是記錄言行史事，二是管理檔案。就記錄而言，他們恐怕是在事先就已編聯(lián)好的簡冊上記錄。《左傳》曾記載過一位秉筆直書的史官： 

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zhí)簡以往。既書矣，乃還。[19]
當時的史官是世襲的職位，故兄死弟繼。這位“執(zhí)簡以往”的南史氏，不僅是要記錄下“崔杼弒其君”這件事，而且是要繼任史官，繼續(xù)秉筆直書。所以他恐怕不會是抱著幾支或十數(shù)支沒有編聯(lián)好的散簡去，而應當是抱著已經(jīng)編聯(lián)好的簡冊去的吧。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簡來書寫者，絕不會是長篇大論。這些隨手書寫的短篇東西，似乎不必采取長篇典籍那樣的書寫格式，但事實卻相反?！艺J為，大多數(shù)人日常隨手的書寫習慣，是受典籍熏陶而成。于是，我們看到，公私文書即使是先寫再編聯(lián)，也采取了典籍的編聯(lián)方面，即從右向左。

紙發(fā)明之后，人們?nèi)匀槐３至诉@種習慣，直到1949年以后。在推廣簡體字的同時，書籍變成橫排，同時，本子和印線或印格紙均采用橫行之后（這實際是一種變相強制），這一書寫習慣才完全改變。是書籍的改變，帶動了人們?nèi)粘鴮懛绞降母淖?，而不是相反。[20]現(xiàn)在，臺灣因為計算機辦公的普及，為了與計算機排版相適應，政府已明令公文采取橫行方式。但是，書籍排版方式不變，大眾的日常書寫方式恐怕不會因公文書寫方式的改變而完全改變。

書寫材料決定了人們的書寫習慣，但習慣一經(jīng)形成，只要新的書寫材料與這一習慣不沖突，即使有所不便，也不會改變，除非使用強制辦法；而書寫習慣的改變，最終要通過書籍排版的改變來實現(xiàn)。換言之，大眾的書寫習慣，主要是受書籍的書寫或排版方式影響而形成。在這個問題上，連人的生理適應力也退居其次（眼睛更適應左右閱讀），更無論心理因素了。

本文所及，只是就漢字而言，未及其它文字的書寫。即使?jié)h字，也只是就其主流形式而言，而未及其它種種特殊的書寫方式。只有將漢字與其它文字進行比較，也許才能更充分地理解漢字的這種書寫格式；但囿于學力，有待于通識。 （作者：孟彥弘） 2007年3月

附記：

小文寫就，拜讀邢義田《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初刊《古今衡論》17,2007年，第65-101頁；此據(jù)其訂補本，見武漢大學簡帛網(wǎng)http://www.）。邢先生在文中特別討論了簡冊編聯(lián)與書寫的先后問題，廣泛征引諸家之說以及相關圖像數(shù)據(jù)，認為是先書寫后編聯(lián)。我仍然贊同一些前賢的認識，即典籍應是先編聯(lián)后抄寫，而文書則只能是將寫就的文書為保存而編聯(lián)。圖像數(shù)據(jù)上的書寫者左手持牘、右手持筆的形象，或者反映的是特殊場合，或者反映的是作圖像者的意圖，其象征意義遠過于寫實，如著名的《女史箴圖》，就未必是寫實。我們實在很難想象，寬度約1cm的薄薄竹木簡，如何能左手持之、右手書寫。我們也很難想象，在日常生活中，那些刀筆小吏何以會站著書寫，更不用說在抄寫典籍時，抄寫者何以會站著而不是憑幾來抄寫了。就小文立論而言，如果典籍的抄寫是先抄寫后編聯(lián)，也實在難以解釋，古代中國何以會形成從上往下、由右向左的書寫習慣，因為完全可以從左向右書寫，由上往下編聯(lián)的。當然，我這是因果循環(huán)論證。既以先編聯(lián)后書寫為前提，來論證從上往下、由右向左的書寫習慣的養(yǎng)成；同時，我又以這一書寫習慣為由，來肯定簡冊編聯(lián)是先編聯(lián)后書寫。也許將來的考古發(fā)現(xiàn)會解決典籍的書寫、編聯(lián)關系問題。

2008年5月30日

[1]近來最新的研究成果當推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上篇（特別是第四講），三聯(lián)書店，2004年；李均明、劉軍《簡牘文書學》第一章，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他們對相關的學術史作了很好的回顧和總結，可以參看，故本文不再一一羅列。富谷至《木簡竹簡述說的古代中國》（日文本，巖波書店，2003年；漢譯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從書寫材料變化的角度對簡牘所作的概觀性的研究，對我們了解相關內(nèi)容極有參考價值。

[2]《印刷發(fā)明前的中國書和文字記錄》第九章第八節(jié)“中國文字書寫的順序”，130頁，印刷工業(yè)出版社，1988年。

[3]勞干《〈中國古代書史〉后序》，見其《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666頁，中華書局，2006年。

[4]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120頁。

[5]關于甲骨文的刻寫方式，董作賓先生曾作過專門的探討，指出“殷文書契文字，以下行為原則”?！凹纫韵滦卸鬄樵瓌t，何以又有下行而右？曰此刻辭左右之分，實因刻辭之便利，及所刻辭之地位不同”?！盀閷ｉT記載卜辭之便，始有左行、右行及下行而右之字例”。這與甲骨的質(zhì)地、形狀、鉆灼的位置以及兆區(qū)有關。見其《骨文例》之《一 整理骨文例之方法及材料》“丑 刻辭之下行及左右行”、“寅 刻辭之下、左、右行在胛骨上之比較”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本1分。另參其《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書體”，見《中國現(xiàn)代學術經(jīng)典·董作賓卷》，第132—133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陳煒湛先生也指出：“從右向從刻，或從左向右刻，均有其例，唯不多見?！薄都坠俏暮喺摗?，第4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6]陳煒湛先生推測，甲骨文中的大字是先書后刻，小字才直接刻上，所以甲骨文中，字越大刀筆味越小，而字越小，刀筆味越重（《甲骨文簡論》，第53頁）。

[7]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科學出版社，1956年）第一章《總論》：“殷人的典冊應該是書于竹木上的，今已無存?！保ǖ?6頁）另參第十五章《百官·官史·乍冊》（第518頁）；裘錫圭為《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Ⅰ》所寫“簡冊”條（第431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年）。按，王國維《簡牘封署考》據(jù)文獻所載書冊之簡，有一長一短搭配編就者，說“初疑此制惟策命之書為然，未必施之書籍”，但隨后引《戰(zhàn)國策》等，否定了這一推測，認為“雖書傳之策，亦有一長一短如策命之書者”（《王國維遺書》，上海古籍書店影印本，1983年，5葉b—6葉a）。陳夢家《由實物所見漢代簡冊制度》認為這樣的編聯(lián)方式，“它代表封冊的一種特別形式，和書冊不同”（《漢簡綴述》，298頁，中華書局，1980年）。對甲骨文中的“冊”字，也有不同的解釋，其分歧正在于象形簡的長短不一，見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2935號，4冊2961——2963頁，中華書局，1996年。我想“冊”字是象形字，不是實物描??；刻畫的長短不均，恐是為美觀，而非別有深意。文獻中的策命之書，恐也不會編成一長一短錯相搭配者。換言之，沒有將簡冊編為一長一短這種形式。

[8]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下編《四、周禮部分》“（一）冊命篇”，400—409頁，中華書局，2004年。

[9]參富谷至《木簡竹簡述說的古代中國》第二、第三章；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第二講，特別是該講“附錄一”。李零將“書于竹帛”者分為“作為檔案的‘書’”（即官私文書）和“作為典籍的‘書’”（以源出詩書禮樂的人文學術為主，并涉及天文歷算和醫(yī)卜農(nóng)桑等實用技術）兩類（46—51頁）。據(jù)該講“附錄二 中國古代文書的分類”，商周的典謨訓誥、漢代的律令，均屬文書。本文使用的“典籍”是廣義的，“文書”是狹義的。當時可能本屬公文或檔案，只要后代或為誦讀或為實用，抄錄以流傳（如商周的典謨訓誥、秦漢的律令等），則本文一概視作典籍或書籍。這樣的劃定完全是為討論書寫格式，而不考慮其學術史的意義。另外，李零先生還特別指出，作為書寫材料，簡、帛、紙與甲骨、金文之間，并不是前后遞嬗或替代的關系，而本身就是兩個系統(tǒng)。我想進而強調(diào)的是，從書寫的格式來看，是簡冊影響了甲骨、金文，而不是相反。

[10]張政烺《中國古代的書籍》已明確指出，“甲骨文不是書”，“最早的書是竹簡”，見《張政烺文史論集》第521—526頁，中華書局，2004年。

[11]圖版見甘肅省文物隊、甘肅省博物館編《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

[12]陳夢家《武威漢簡·敘論》，58頁，文物出版社，1964年；《由實物所見漢代簡冊制度》，見其《漢簡綴述》。

[13]商承祚《韋編三絕中的韋字音義必須明確》，見《商承祚文集》，462頁，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

[14]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第四講，116頁、120頁。

[15]劉洪《從東海尹灣漢墓新出土簡牘看我國古代書籍制度》，《尹灣漢墓簡牘綜論》，科學出版社，1999年。

[16]馬先醒《簡牘之編寫次第與編卷典藏》，《簡牘學報》第7期，第134頁，1980年。按，以上所引是馬先生從實用角度所作的論證；同時他還從理論上作了說明，但是以錢存訓先生左手執(zhí)簡、右手書寫，寫畢后左手依次將簡由遠及近置于右側的習慣為前提的。

[17]見余嘉錫《古書通例》卷三《論編次第三》“古書單篇別行之例”（另參其卷一《案著錄第一》之“釋別本單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按，余先生將單篇別行分為三情況。其實，古人著書不易，流傳亦難；單篇別行是通例，而非個例，因為典籍流傳主要靠抄寫的方式（用竹木簡來抄寫就更不易），這就決定了它不太可能像印刷術發(fā)明以后那樣，全書作為一個整體來流傳。

[18]《云夢龍崗六號秦墓及出土簡牘概述》，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龍崗秦簡》，4頁，中華書局，2001年。

[19]《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3冊1099頁，中華書局，2000年。

[20]陳煒湛先生說：“從左至右的橫行書寫形式后來卻很少使用，直到‘五四’運動前后才重見使用，解放以后則推而廣之。有人誤以為這種‘橫排’（從左至右）形式來自西洋，殊不知中國在甲骨文時代已有這種形式了，它同樣是我國傳統(tǒng)的書寫形式之一?！保ā都坠俏暮喺摗?，第47頁）甲骨文有從左向右或從右向左刻寫的文例，確是事實；但是，五四運動，特別是1949年以后采用了由左向右橫行的形式卻并非源自甲骨文中的橫行文例。發(fā)生在前一時期的某一現(xiàn)象，并不必然與后一時期出現(xiàn)的同一現(xiàn)象之間存在“遺傳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