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標題】Chen Meng-jia and His Han Bamboc Documents Study

　　【作者簡介】中國政法大學　法律古籍研究所，北京　100088

　　沈頌金(1965—)，男，安徽省懷遠縣人，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歷史學博士，主要從事史學與中國文化傳統(tǒng)和法律古籍整理研究。

　　【內容提要】 陳夢家首次采用考古學的方法研究漢簡，即把簡牘作為烽燧遺址的出土物，全面進行 考察，《漢簡綴述》是其代表作。此外，他對簡牘形制學的探討，不僅拓寬了簡牘研究 的內容，而且為簡牘學科的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

　　【關 鍵 詞】陳夢家 《漢簡綴述》 考古學

　　從20世紀初年斯坦因(Aurel Stein)等人在中國西北地區(qū)的樓蘭、尼雅、敦煌發(fā)現一批 漢晉木簡，到1959年甘肅武威磨咀子6號漢墓出土的469枚竹木簡，木簡出土總數達一萬 余枚。其中，尤以1930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在額濟納河流域發(fā)現的居延漢簡最為重要。它 不僅數量巨大，而且內容十分豐富，為后人研究漢代政治、經濟、軍事及史地，提供了 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引起了學者的高度重視。利用甲骨文字、敦煌文書、漢晉木簡等新 材料，結合文獻記載進行研究，成為新史學建立的標志。羅振玉、王國維最先涉足這一 領域，他們合著的《流沙墜簡》開簡牘研究之先河。勞繼之，所著《居延漢簡考釋 》堪稱居延漢簡研究集大成之作。但是，王國維、勞的簡牘研究，僅局限于排比事 類，與文獻相比勘，或者考訂某些字詞，或者證實片斷的歷史事件，仍然沒有擺脫把簡 牘新材料視做歷史研究的工具的傳統(tǒng)窠臼，停留在以簡證史的層次。盡管沙畹(Edward　Chavannes)已經認識到了簡文筆跡的相似性，王國維在《流沙墜簡》的附表中曾對敦煌 諸燧相當于簡上何等級的治所作過初步的推定，馬衡也曾經試圖用坑位來編次居延漢簡 ，都意識到了考古學在簡牘研究中的重要性，但限于條件，他們并沒有完全將考古學納 入簡牘研究范圍之內。只有到了陳夢家，這種局面才得到了徹底的改觀。

　　一、《漢簡綴述》：簡牘學與考古學結合的典范

　　陳夢家(1911-1966)，祖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蘇南京，著名的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和 考古學家，畢業(yè)于中央大學法律系，與徐志摩、聞一多一起，是“新月派”后期頗有影 響的年輕詩人，先后任西南聯(lián)大、清華大學教授。1952年，調至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任研究員。陳夢家由研究古代宗教、神話、禮俗而治古文字，再由古文字研究轉入古代 歷史和考古學研究，在《尚書》、甲骨分期、西周銅器斷代、漢簡等領域做出了杰出的 成就。除《漢簡綴述》外，他還著有《尚書通論》、《殷墟卜辭綜述》、《西周銅器斷 代》、《六國紀年》等多種。

　　陳夢家雖然沒有受過田野考古的專業(yè)訓練，但深知考古學對于歷史研究的重要意義。 早在1937年，他與聞一多等人一起前往安陽，參觀殷墟的最后一次發(fā)掘。40年代，他在 美國講學期間，較多地領略了西方現代考古學資料的整理方法。1952年院校調整后，陳 夢家被調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多次去考古現場參觀，熟悉考古學的基本方法。因 此，陳夢家能夠按照考古學的要求，發(fā)揚金石學的傳統(tǒng)，推陳出新，盡可能科學地整理 大量考古發(fā)掘物及非發(fā)掘出土的資料，在某些研究領域(如甲骨卜辭、殷周銅器、漢晉 木簡等)，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1959年7月，武威磨咀子6號漢墓發(fā)現《儀禮》簡冊，次年六七月間，陳夢家被中國科 學院考古研究所派往蘭州，協(xié)助甘肅博物館整理武威出土的漢簡，并做進一步的研究， 寫了釋文、校記和敘論。同時，他還對此墓所出的日忌、雜占簡以及18號墓出土的“王 杖”十簡也做了考釋，后經反復修改，于1962年定稿為《武威漢簡》一書出版。

　　與此同時，陳夢家還負責《居延漢簡甲乙編》的編纂工作。以此為契機，他的研究興 趣遂從甲骨文、金文銅器方面轉到了漢簡研究領域，對居延、敦煌、酒泉等地所出漢簡 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整理和研究，其中包括對居延漢簡的出土地點、額濟納河流域的漢代烽 燧遺址的分布排列，以及簡牘形制的考索。直到1966年逝世為止，他僅用了三年多的時 間，共完成14篇論文，約30萬字，結集成《漢簡綴述》，由中華書局1980年出版。

　　將歷史學、古文字學、考古學應用于簡牘研究，是陳夢家《漢簡綴述》的最大特色， 尤其是與考古學的結合，標志著簡牘學科的正式形成。所謂簡牘研究與考古學的結合， 主要是指結合發(fā)掘報告對出土簡牘內容進行綜合考釋時，研究當地的歷史、地理情況， 這在居延等邊塞遺址出土的簡牘研究中尤為重要。例如，對整個居延烽燧遺址的分布定 位，即屬于考古學研究的范疇。陳夢家《漢簡所見居延邊塞和防御制度》，就是利用考 古發(fā)掘報告所寫的杰作。這一方面與陳夢家的考古學意識密不可分，同時也是發(fā)掘報告 等原始記錄陸續(xù)刊行公布的結果。由于考古技術和方法的落后，加之斯坦因等人并不是 受過專門訓練的考古學家，因此，他們在西北樓蘭、敦煌所獲的漢晉木簡并不是按照嚴 格意義上的科學考古學方法發(fā)掘的，除了記錄簡牘的大致出土地點外，根本沒有關于層 位的記載。即使斯坦因等人所著的考古探險記錄，如《中亞與中國西陲考古記》、《亞 洲腹地考古記》、《中亞古道紀行》等，譯成中文傳入中國的時間已經很晚了。再如， 居延漢簡是1930年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發(fā)現的。這是漢代張掖郡 居延、肩水兩都尉所屬邊塞的屯戍文書。這批簡牘是在幾個重要地方加以試掘所獲，有 的則是地面采集到的。但是，負責發(fā)掘事宜的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F.Bergman)沒有及 時公布這批木簡的發(fā)掘報告，無法確定出土地點，因而居延漢簡研究只能停留在考釋字 詞等低層次上，無法深入。出土地點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為它與出土簡牘有著必然的 聯(lián)系。遺址的地理沿革、性質用途和一切考古現象，是簡牘文書的社會歷史背景，對于 簡牘的斷代、綴合及內容的研究，意義重大。直到1956～1958年，居延漢簡的發(fā)掘報告 (貝格曼原稿)終于由索馬斯特羅姆(Bo Sommarstrom)編成《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 告》，在斯德哥爾摩出版發(fā)行。此前的1945年，貝格曼《蒙新考古報告》也公諸于世。 這些原始資料的相繼問世，為居延漢簡的研究指出了新方向。

　　陳夢家根據瑞典新出版的考古報告，并參考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從西北科學考察團 舊檔中找到的采集標記冊及其他可以補充的資料，如斯坦因《中國沙漠考古記》等書和 沙畹《中國古文書(斯坦因第二次所獲)》、馬伯樂(H.Maspero)《中國古文書(斯坦因第 三次所獲)》、孔拉第(A.Canrady)《斯文·赫定在樓蘭所發(fā)現的中國和其他文物》以及 中國學者王國維的《流沙墜簡》、張鳳《漢晉西陲木簡匯編》、夏鼐《新獲之敦煌漢簡 》、黃文弼《羅布淖爾考古記》等著作，查明了居延漢簡的全部出土地點，并以此作為 重新整理居延漢簡的基礎，即后來出版的《居延漢簡甲乙編》的主體部分。該書發(fā)表了 圖片和經過重新修訂的釋文，同時注明了漢簡的出土地點。陳夢家親自為《居延漢簡甲 乙編》撰寫了兩個附錄，即(1)《居延漢簡的出土地點與標號》，對30個地點出土的漢 簡情況及486個標號的歸屬做了詳細的說明;(2)《額濟納河流域烽燧述要》，有選擇地 描述貝格曼考古報告的主要內容，說明出土漢簡遺址的基本情況，對張掖郡塞燧系列做 了一次較有系統(tǒng)的敘述，并附以插圖和地圖。這是一種全新的研究方法。陳夢家所完成 的此項工作，“為用考古學方法科學地研究居延漢簡準備了良好的條件，使?jié)h簡研究從 此進入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1](P1706)。

　　陳夢家在整理漢簡的過程中，已經注意到了考古學的作用。在《漢簡綴述》中，他特 別強調了以下幾個問題：第一，關于出土地的問題，即遺址的布局、建筑構造以及它們 在漢代地理上的位置。他首先根據貝格曼的考察日記和索馬斯特羅姆編印的調查報告， 作了《額濟納河流域障隧綜述》，然后又依據出土地排列出“郵程表”和“居延侯官· 部侯·燧次表”，將侯、侯長、隧長三級官吏及其治所排列成表，清理出三者之間的隸 屬關系。第二，關于年歷的問題。陳夢家利用漢簡資料排列“漢簡年歷表”，可以恢復 西漢實際使用的歷法。第三，關于編綴簡冊和簡牘的尺度、制作問題。陳夢家在整理武 威儀禮簡冊和王杖簡冊時，曾復原了九冊儀禮簡和王杖詔書。他認識到各種簡牘都有一 定的尺度和制作方法，而居延漢簡為遺址所出，不同于武威墓葬簡，大多是拆散之簡， 如同甲骨文一樣，如何綴合這些散亂無序的簡牘，便成為整理者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 關于甲骨綴合，陳夢家說過：“甲骨文分裂破碎，為求文例的研究，及窺見卜辭的完整 記載，甲骨綴合實為最急切、最基礎的工作?！盵2]簡牘的綴合同甲骨類似，與考古學 密切相關。陳夢家根據內容、年歷、出土地、尺度、木理、書體等編綴成不同的薄冊， 如此便可以掌握較為整齊的檔案卷宗，有利于歷史研究。第四，關于分年代、分地區(qū)、 分事類研究與綜合研究的問題。陳夢家認為兩者不能截然分開，而是要互相利用，根據 出土地點、年歷推測與編冊成組，有可能分地區(qū)、分年代，進而分事類研究，但要注意 不同的情況，如居延和骍馬都有屯田的記錄，但其制度卻不盡相同。前者明 顯推行了代田法。居延已行與未行代田法也不盡相同。居延、肩水兩都尉所屬燧名相同 而異地，都要加以區(qū)別，然后才可綜合不同年代和地區(qū)的漢簡，互相糾定，全面研究漢 簡中記載的官制、奉例、年歷、烽火制度、律法、驛傳、關郵等問題，并與文獻相比勘 ，用以了解漢代社會、經濟、軍事諸方面的歷史。上述陳夢家強調漢簡研究中應該注意 的四項，其中一、三項即屬于考古學的范疇，第四項則是方法論。簡牘學方法論，要求 掌握歷史、考古、文獻、文檔、文字等多學科的理論方法，結合簡牘實際，綜合和創(chuàng)造 性運用，形成自身的方法體系。盡管從嚴格意義上說，他還沒有建構一套完整而有系統(tǒng) 的理論框架，但簡牘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已具雛形。因此，《漢簡綴述》標志著簡牘學 科的正式形成。

　　其后，陳夢家將考古學貫注到整個漢簡研究之中。他利用漢簡資料及實地調查所得， 繪制了《額濟納河流域漢代亭障分布圖》，并與遺址相結合，恢復了張掖太守轄下兩個 都尉系統(tǒng)(居延、肩水)的布局及其結構。為此，他根據不同出土地所出簡分為四表：郵 書表、函檢表、南書北書表和郵站表，推定七侯官和兩都尉在塞上的序次及其相當位置 ，訂正了《漢書·地理志》的錯誤記載。兩漢奉給制度前后截然有別，西漢時曾兩度易 俸，故同一等級官吏的月俸錢前后不同。而“班固《漢書·百官公卿表》所代表的，往 往是班固當時理解的西漢之制，不盡符合不同年代稍稍改易的地方，其例與《地理志》 相同”[3](P146)。將西漢的政治制度、地理沿革當做不斷變化的動態(tài)來考察，而不是 一成不變的靜態(tài)，這正是陳夢家漢簡研究超越前人的關鍵所在。

　　陳夢家漢簡研究除了利用考古學知識外，還廣泛征引各種文獻、銅器、碑刻、封泥、 印璽上的銘文加以補充，因此，對于西漢晚期和東漢初年的邊塞官制，提供了比較詳細 的系統(tǒng)。例如，對漢代烽燧制度的研究，就是在王國維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又根據 以下材料：(1)出土于居延、敦煌和玉門的所有漢簡的有關部分;(2)近人對于漢烽燧臺 遺址的考察記錄;(3)《墨子·備城門》篇以下并及漢、唐間文獻;(4)唐代的烽式和其 他記載唐代烽制的文獻。因此，陳夢家廣征博引，嚴密考證，所得結論能夠對諸家之說 有所修正和補充，將漢簡研究提高到一個新階段。而《漢簡所見居延邊塞與防御組織》 一文，則將全部居延漢簡中有關防御系統(tǒng)設置的記載排比類推，又征引《漢書》、《續(xù) 漢書》及《漢官儀》、《漢舊儀》和《漢官七種》等大量文獻資料，考察了張掖郡兩都 尉的結構及其所屬，所關聯(lián)的其他機構的分布位置，并且論及了不同等級機構官吏之間 的隸屬關系，論證詳盡，無懈可擊。其他如對漢武帝設置河西四郡和居延、玉門邊塞的 具體年代，居延的地理沿革，玉門關和玉門縣的所在，兩漢時期全國各地建立都尉的情 況，分別做了嚴密的考述。盡管某些論斷被更多的考古新材料和新的研究成果所修正， 如居延城的位置、燧即火炬而非積薪說，居延都尉府在破城子等，都有值得商榷之處， 但是，陳夢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對于開創(chuàng)簡牘研究的新紀元，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年代學也是考古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漢簡研究之前，陳夢家從事甲骨文研究時， 曾片面地注重于文字的分析與尋求卜辭中的禮俗，后來，因為做了銅器斷代的工作，才 覺得應從斷代入手，全面研究卜辭，遂寫了《甲骨斷代學》四篇，后又寫成《西周年代 考》、《六國紀年》等關于年代學的文章。他說：“年代是歷史的尺度，而先秦史的研 究，尤須對此先有明確的規(guī)定，然后史事才可有所依附?！盵4](P411)商務印書館1956 年出版的萬國鼎編，萬斯年、陳夢家補訂《中國歷史紀年表》，其中有陳夢家根據《商 殷與夏周的年代問題》而編排的比較詳細的《夏商周年代簡表》與《殷年代簡表》。他 在“重編敘”里說：“準確簡明的歷史年表，不但是從事研究教學歷史、地理、考古和 其他學科必要的工具書，也是文物工作者、圖書館工作者、博物館工作者、文化館工作 者、編輯工作者等所不能缺少的工具書?！盵5]因此，陳夢家將對年代學的研究與考古 學、古文字學結合起來，對漢簡材料做仔細的分期考訂，并得到天文歷法專家錢寶琮的 協(xié)助，重新推排漢代的歷譜?！稘h簡年歷表敘》即是漢簡年代學的研究成果。這篇文章 以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漢簡為主，輔之以文獻記載，如宋人劉羲叟《長歷》、清代汪 曰楨《歷代長術輯要》、近人陳垣《二十史朔閏表》，以及實物銘文、金石碑刻等，分 作漢簡年歷，漢代紀時，漢代占時、測時的儀具三節(jié)，廣泛探討了漢代年表與朔閏表， 兩漢歷術，漢簡年歷表，漢代時刻、時辰、時分、五夜、一日之始、干支紀時以及式、 日晷儀器等許多問題，對漢代施行的歷譜做了實錄的證明，即不僅限于采用歷術推步， 佐以《漢書》等兩漢史料為證，而是從西北屯戍所中兩漢官文書木簡以及其他金石資料 ，這就避免了使用文獻因傳抄、重印而導致月名和日序干支有訛誤的情況。因此，陳夢 家所排列出的兩漢年歷，較之前人研究，如勞在《居延漢簡考釋》的“考證之部” 中對漢代年歷問題的論列，董作賓《漢簡永元六年歷譜考》所作的考證，有更大的權威 性。誠如周永珍所言：“這種從考古學著眼，以斷代為綱，進行全面研究的方法，貫穿 在陳夢家對漢簡研究的工作中，為了研究方便，還曾專門致力于年代學的研究，從夏商 的積年、西周年代考，一直到六國紀年表，為研究古史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年代標尺?！?[6]

　　二、開辟簡冊制度研究的新領域

　　簡牘研究與考古學的結合還包括對古代簡冊制度的綜合研究，全面總結古代簡牘的制 作、書寫、編聯(lián)、使用方法等特征，揭示古代法令中對簡牘使用制度的不同規(guī)定。如詔 書、法律文書、經籍等用簡尺寸，有助于區(qū)分與利用出土簡的年代和內容。簡牘作為戰(zhàn) 國至魏晉時期主要的書寫材料，上承甲骨卜辭、鐘鼎銘文，下啟紙張和印刷的發(fā)明與使 用，是中國文化的重要載體。“不僅中國文字的直行書寫和自右至左的排列順序淵源于 此，即在紙張和印刷術發(fā)明之后，中國書籍的單位、術語以及版面上所謂‘行格’形式 ，也是根源于簡牘制度而來?！盵7]在中國歷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陳夢家依據出土簡牘材料，對漢簡的制作材料，經典和其他簡策的長度，簡札的刮治 、編聯(lián)、繕寫和削改，每支簡容納的字數，簡冊上的篇題、頁數和尾題，全篇寫成后的 齊簡和收卷，以及錯簡、標號、書體和字形等問題，都做了詳細的研究、探討，為探究 中國書籍制度的起源與發(fā)展，使簡牘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準備了必要的條件。這與 陳夢家早年甲骨文字研究有關，他在《殷墟卜辭綜述》中說：“作此書時，注意到兩件 事，一是卜辭文獻記載和考古材料的結合;二是卜辭本身內部的聯(lián)系。”[8](P1)即根 據字體、卜人、用材、前辭形式、稱謂、祭法和記時等方面的分析，參閱有關甲骨的出 土坑位，對卜辭進行斷代。由此看出，他所研究的對象已不是單純的甲骨文字，而是兼 及甲骨品種、修治方式、背面的鉆鑿形態(tài)，甚至無字甲骨了;研究方法也從文字的考釋 和史料的整理，進一步發(fā)展到以考古學為基礎的研究。同樣，在整理研究青銅器時，陳 夢家不僅注意銘文，還觀察其形制、紋飾、功能和冶鑄技術，即首先確定分期前不同時 期的標準器，輯錄出土點及組合關系。他尤為重視科學發(fā)掘所獲的成組青銅器，根據銘 文中同人、用地和同事等內部聯(lián)系，把若干獨立的青銅器聯(lián)系起來，使分散的銘文得以 在內容上互相補充，前后串連，從而使金文材料變?yōu)槭妨?。陳夢家把研究甲骨文、青銅 器的方法運用到漢簡之中，克服了以往的研究者均把簡牘作為歷史研究工具的偏向。他 們關注的焦點是帶有文字的實物，擺脫不了傳統(tǒng)金石學的束縛，因而導致大量無字簡的 棄置，這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簡牘學的研究內容。而陳夢家卻獨辟蹊徑，從文獻檔案學 與考古學相結合進行探索，其《從實物所見漢代簡冊制度》即是對簡牘本身進行研究的 突出成果。

　　武威磨咀子6號墓出土的竹木簡多為成篇的經書，且首尾完整不缺，頁數順接，文字清 晰。陳夢家利用這批材料，詳細而具體地考定漢代的簡冊制度，彌補了文獻之缺漏，證 實了史書記載的不足或錯誤，極大地豐富了簡牘研究的內容。例如，關于簡牘的編綸， 《說文》、《獨斷》僅言“二編”，而從武威出土竹木簡實物來看，可以有一至五道編 綸，這足以彌補文獻所未載。再如，簡牘的書寫材料和工具，唐代以來的學者，習于紙 筆之事，皆有錯訛。唐人賈公彥在《周禮·考工記》疏中以為“古來未有紙筆，則以削 刻字，至漢雖有紙筆，仍有書刀，是古之遺法也”。宋代的王應麟在《困學紀聞》中也 說：“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于方策，謂之削?！敝钡角迥┤~德輝還認為：“大抵秦漢 公牘文，多是刀刻，故《史記》稱蕭何為秦之刀筆吏?！盵9](P8)他們都誤認為“筆即 削”，將筆、削混為一談。居延、武威等地都發(fā)現有毛筆、丸墨，因此，簡牘是用毛筆 蘸墨書寫的，而絕非用刀刻的，刀則是用于削改寫錯之文字，糾正了長期以來的謬傳。 雖然此前王國維已撰有《簡牘檢署考》論及簡冊制度，但此文作于王氏考釋漢晉木簡之 前，王國維未見簡牘實物，只是以文獻證文獻，因而存在不少失誤。如文中所說，“上 古簡冊書體自用篆書，至漢晉以降，策命之書亦無不用篆者”，“簡策之文，以刀書或 以筆書”，以及對不同文體用簡長度的規(guī)定“秦漢簡牘之長短，皆有比例存乎其間，間 自二尺四寸，而再分之，三分之，四分之，牘則自三尺(槧)，而二尺(檄)，而尺五寸( 傳信)，而一尺(牘)，而五寸(門關之傳)。一均為二十四之分數，一均為五之倍數，此 皆信而不征者也”[10]等，驗之于實物，都是片面或錯誤的。陳夢家則是在整理武威《 儀禮》簡的基礎上寫成的。他根據出土實物，試圖復原簡冊的原貌，并附述其對于后世 書籍制度的影響，較之馬衡《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又前進了一步，對人們了解中 國書籍制度的起源和演變，幫助極大。陳夢家對簡冊制度的研究，是簡牘學史上的一場 革命，也是簡牘研究的發(fā)展方向。

　　三、馀論

　　陳夢家學識淵博，文思敏捷，加上具有詩人的想像力，深厚的古文字功底，對考古學 的熟諳，使得他在漢簡研究中能夠采用多學科、多角度、交叉研究的方式，綜合歷史學 、古文字學、考古學等學科優(yōu)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關于這一點，陳夢家有很深的體 會：“除了方法是重要的以外，工具和資料是研究古文的首要條件。在工具方面，沒有 小學的訓練，就無法通讀古書，無法利用古器物上的銘文;沒有版本學和古器物學的知 識，就無法斷定我們所采用的書本和器物的年代;沒有年代學、歷法和古地理作骨架， 史實將無從附麗?！盵6]陳夢家對中國古代文物有著一種特殊的情感，20世紀40年代在 美國講學期間，他歷經艱難、千方百計地搜集流失在海外的中國青銅器資料，著有《流 散美國的中國銅器集錄》，選錄青銅禮器845件，表現了赤誠的愛國熱情和執(zhí)著的求實 精神。關于搜求之辛苦，他的夫人趙蘿蕤充滿感情地記述道：“他遍訪美國藏有青銅器 的人家、博物館、古董商，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學的辦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資料，打出清 樣。就是這樣，周而復始：訪問、整理;再訪問、再整理。凡是他可以往返的藏家，他 必定敲門而入，把藏器一一仔細看過，沒有照相的照相，有現成照片的記下盡可能詳盡 的資料，不能往返的，他寫信函索，務必得到他需要的一切。……他當然也造訪了紐約 的所有擁有銅器或銅器資料的古董商，如盧芹齋和其他國籍不同的古董商人，也訪問了 美國各地藏有銅器的博物館。只要有可能，他就要把每一件銅器拿在手里，細心觀察， 記下必要的資料。逗留在博物館的時候，他也順便收集各館的印有中國文物或其他藏品 的圖冊。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館幾乎都有通信關系，并留有信件的存底。”[1 1]正是這種強烈的愛國情懷促成他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毅然放棄優(yōu)裕的國外生活環(huán)境 ，返回祖國。不幸的是，1957年，陳夢家被錯劃成右派，受到嚴格管制。政治上的打擊 并沒有使他中止學術研究，相反，他的漢簡研究即是在其身心受到迫害的情況下完成的 ，更是體現了陳夢家對待學問的勤奮和執(zhí)著精神。最后，我們借用徐蘋芳評價陳夢家漢 簡研究成就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束：“陳夢家先生原治甲骨卜辭和金文銅器，1960年 起研究漢簡，從研究武威儀禮簡開始，進而研究居延漢簡，主要是結合考古學的發(fā)現探 討居延邊塞組織和烽燧的分布，對烽燧制度、居延史地、漢簡歷譜等都作過研究，僅用 三四年的時間便撰寫了十四篇漢簡論文?！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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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學刊》(石家莊)2002年03期第138～1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