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想獲得一些中國的知識階層信仰宗教的統(tǒng)計數(shù)字，但似乎沒有人在詳細做這個調查工作。知識與宗仰信仰之間是什么復雜的關系？馬克斯·韋伯在《宗教社會學》一書中的《知識階層對世界諸宗教的影響》一節(jié)中談過這個問題，在此我不再展開論述。以我個人的生活經(jīng)驗，感覺到中國的知識階層正在不斷地投入宗教信仰的“黑洞”之中。
　　 2003到2004年間，我居住于貴陽市，于2004年底離開貴陽，并日漸與貴陽的知識份子群體拉開距離。除了一些生活的變故之外，最主要原因在于，貴陽的知識份子們正在陸續(xù)地投入了佛宗密宗的懷抱之中。每一次聚會，所談的不外是“活佛”、“放生”、“神通”這些話題，很難再進行純正的學術對話。貴陽只是中國南方的一個縮影，在成都、廣州、深圳等地，我的知識階層的朋友圈中，信仰佛教（尤其是密宗）的人不在少數(shù)。
　　 這只是中國南方的個人視眼中的知識階層的信仰情況，在中國北方呢？我的一位北漂朋友前一段時間向我傾訴了在北京的虛無：他身邊的絕大部份的知識份子們都信仰了基督教、天主教，讓他感覺到一種不可捉摸的虛無，因為他也是從將要信仰的邊緣撤退了回來。
　　 因為中國南北政治與文化氣候的不同，所以中國南方的知識階層更容易接受帶有巫術色彩的佛教密宗，而北方的知識階層更容易接受基督教、天主教。
　　 中國的知識階層在進入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后，為何逐步地邁入宗教信仰的世界？每個知識份子有自己的選擇一種宗教去信仰的個人原因，每個人的原因都不會相同，但是，作為同一個階層中的一分子，他們無法擺脫自己這個階層的一些“共同背景”，換言之，因為這個階層碰到了一些轉折性的問題，在這種轉折的背景中，階層中的個人宗教選擇將不全然是個人原因，這“個人原因”不過是階層原因的癥狀表征罷了。在西方世界的眼中，知識與幸福相反（知道得越多就越不會幸福）；而從常識上來說，知識也與宗教相反，也就是說知識懂得越多越不可有信仰宗教，因為宗仰信仰有明顯的反智反理性傾向，而知識則會阻礙你去信仰宗教，所以，你不可能同時擁有關于宗教的知識和宗教信仰。
　　 但中國的知識階層似乎正努力將“知識”之魚與“信仰”之熊掌左擁右抱，這“貪婪”的后面，究竟發(fā)生了什么？
　　 韋伯認真考察過宗教的發(fā)生學，他發(fā)現(xiàn)，在所有宗教的起源中，都與身份、階層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對于最低層的農民來說，他們從來就不曾成為“一種宗教的擔綱者”，“只有在受到奴隸化或赤貧化的威脅下，才會成為宗教的擔綱者。”軍事貴族呢？“軍事貴族——特別是封建勢力的——通常并不容易轉變成一個理性的宗教倫理之擔綱者。”官僚更不可能誕生宗教，“官僚制的特征經(jīng)常是，一方面極度蔑視非理性的宗教，然而另一方面卻又將之視為可利用來馴服人民的手段。”商人也不太可能成為宗教的擔綱者，因為“他們生活之強烈的現(xiàn)世取向，使得他們不太可能傾向先知型或倫理性宗教”。在層層的分析與剝離之后，韋伯發(fā)現(xiàn)，許多宗教基本都是從“職工”中誕生的，他說：“基督教從一開始就是個獨具特色的職工的宗教。它的救世主耶酥是個小鎮(zhèn)職工，而他的使徒則是流浪的職工，其中最偉大的保羅是個帳篷制造匠，他對農業(yè)事務是如此不熟悉，以至于在其書簡中錯誤地應用了一個有關接枝過程的比喻。”所以，“與農民階級相較之下，職工階級顯然更傾向教團宗教、救贖宗教以及（最終）理性倫理的宗教。”韋伯發(fā)現(xiàn)，除了“職工”這個階級之外，“小市民階層”也是“較易傾向一個理性倫理的宗教，只要存在著有利于此種宗教之出現(xiàn)的條件”。也就是說，宗教的發(fā)生，除了群體是“職工”之外，居住于城市也是一個必須的條件。
　　 宗教的發(fā)生學往往也會成為“個人的宗教發(fā)生學”，后來者信仰宗教的歷史中，什么階層什么身份的人更容易信仰宗教，仍然可以驗證韋伯的理論的正確性。如果我們似乎有些古板地從韋伯的視角審視今天中國知識階層的宗教信仰現(xiàn)象，大致可以找出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自從八九之后，中國的知識份子地變急劇地發(fā)生變化，在此之前，中國的知識份子是社會與文化的啟蒙者、是精英，有意識地充當了中國的“文化祭司”——一種虛幻的宗教感在支撐著他們。但八九之后，中國社會大轉型，一切都市場經(jīng)濟化，知識份子被從社會的核心旋轉著甩出來，體制的離心力讓這昔日的掌握話語權的“文化祭司”階層失重，最后，被定型為“職工”，專業(yè)化的分工讓知識階層不再高于農民，不再比商人更感覺良好，甚至比不上官僚階層，知識與學術被變形為一種與教育或傳媒有關的“技術”，從形而上的層而跌入了形而下的實用，再沒有比這種“變形記”更讓中國的知識階層啼笑皆非的歷史大變革了，猶如一場惡夢。知識份子成了“職工”，大學職工、媒體職工、文化產業(yè)職工……而這些“職工”的生活環(huán)境不再是以前的權力高層沙龍，也不是可以被大自然分散注意力的鄉(xiāng)村，他們離開“工作場所”之后，即是“小市民”。
　　 “職工”加“小市民”就是現(xiàn)在中國知識階層的真實處境，這種處境，自然諳合了韋伯所討論的“宗教發(fā)生學”，只不過現(xiàn)在的中國知識階層不用“重新發(fā)明宗教”，已有許多種宗教供他們現(xiàn)成地挑選。但為什么偏偏是基督教與藏傳佛教成為中國知識階層的選擇？
　　 基督教與藏傳佛教，按照韋伯的說法是“倫理宗教”，這種救贖宗教會給信仰者預設“拯救”，所以也就要求信仰者無限服從人格神與神在地上的代理“祭師”、教團。信仰者必然清空自己的心靈，以便于使它可以被神靈或冥想所充滿。當中國的知識階層失卻了指導、批判社會的“特權”之后，心靈處于一種閑置狀態(tài)。這就涉及到了我們所討論的中國知識階層之所以逃避進宗教“黑洞”的第二個理要原因：心靈的不夠強大。強大的心靈是無所依恃的，它不用依恃政治、經(jīng)濟、社會地位、特權、愛情、性……尤其不用依恃宗教，只有將這些潛在的依恃完全排除掉的而自足的心靈才是強大的心靈。但中國知識階層的心靈則不是這樣的，它們需要有所依恃，當“政治”不需要它的依恃，并且這種依恃變得不可能之后，它自然會選擇另一種意識形態(tài)——宗教。
　　 關于這一種“政治替代”，我們可以反推雷蒙·阿隆的理論以證明。雷蒙·阿隆在其《知識份子的鴉片》一書中指出：“上帝之死在人的靈魂中留下了一片空白，但是內心需要依舊存在，需要一種新的基督教來滿足它。只有知識份子能夠發(fā)明甚至宣傳一種為學者所接受的舊信條的替代物。”這種“新的基督教”在雷蒙·阿隆這里指的是共產主義，西方社會的知識份子們從宗教失落退到了共產主義，而今天的中國恰恰相反，從共產主義的失落退到了宗教，為何這種相隔不到一個世界的相互運動會在共產主義與基督教之間轉換，答案是：共產主義也是一種宗教。習慣了共產主義的中國知識階層（不管是習慣于依恃還是反抗）在被共產主義掃地出門之后，自然，因為“靈魂中留下一片空白”，于是選擇了宗教。
　　 至此，我們討論了兩點中國知識階層之所以選擇宗教信仰的原因：成為職工與心靈不夠強大。但有一點我們尚未討論：為何選擇的偏偏是天主教、基督教與藏傳佛教？其實很好解釋：中國知識階層更多是東方式地從儀式的角度來接受宗教，然后才是宗教精神，而這三種宗教，正好完美地提供了各種巫術性的儀式。在韋伯看來，不管是天主教基督教各教派的彌撒或者告解，或者藏佛教的各種儀式，本質上都是巫術的殘留或者在發(fā)展過程中為了吸引更大多數(shù)的信眾而加放的巫術成份。尤其是藏傳佛教，在韋伯等西方社會學家眼里，更是披著佛教外衣的原始巫術。因為中國儒家的精靈崇拜的影響，中國知識階層更容易接受帶有巫術性質的宗教。事實上，中國的知識階層對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的理解，更多還是從巫術的角度進行，比如參與各種儀式，著迷于各種活佛們制造的心理暗示的幻想……在知識階層的宗教情結中，本質上還是巫術信仰。
　　 為什么我會反對中國知識階層這種宗教信仰，并不是因為我是個無神論者。雷蒙·阿隆在《知識份子的鴉片》中不無諷刺地說：“一些為自己的無神論而欣慰并敵視宗教生活的左派知識份子，希望像傳教士傳播宗教信仰一樣來傳播不信仰宗教的思想，并確信通過消滅神和推倒祭壇就能解放人類。”我不是左派知識份子，更不曾象雷蒙·阿隆所諷刺的這樣天真，但是，我仍然要反對中國的知識階層墮入宗教的“黑洞”。理由是：這種宗教信仰是對社會問題的個人化偷換。
　　 當一個知識份子在對社會問題進行解決與判斷的“外向”過程中，轉而成為一個“向內型”的宗教信仰者時，社會問題被縮小、偷換成了個人問題。這是知識階層信仰宗教最大的危害之處。也許個人問題的解決可以很快地促進社會問題的解決，但是，它并不能絕對地讓社會問題得到解決。知識階層將社會問題內化為自己人格、修養(yǎng)、救贖的神學問題，正是逃避了自己的社會責任，社會問題的解決不可以缺乏知識階層的聲音與力量，但是，在中國最需要這種聲音與力量的歷史轉型期，知識階層居然缺席，墮入了宗教的“黑洞”之中去。只要信仰者認為自己存在著原罪，自己需要被神所拯救，只要自己將大量的時間與精力投入自我的“靈魂救贖的事業(yè)”，社會問題絕不會自動被消除，政治的力量因此而將會“壓倒一切”。韋伯指出：“由某一民族之社會特權階層所支持的救贖宗教通常在下述情況里有最好的發(fā)展機會：即當此一階層已被解除武裝，并且無法再參與政治活動，或對政治活動已無興趣時。”曾經(jīng)的知識階層如今已被“解除武裝”，所以，他們自然而然地“發(fā)展壯大”了救贖型的基督教與藏傳佛教。韋伯引述當時的德國現(xiàn)狀：“實際上，今日我們德國知識份子之多少有點羅嗦的‘宗教’興趣，與政治上的挫折有密切關系，因為政治上的挫折導致他們對政治的不關心”。這種“不關心”正是將社會問題的自由宗教化。
　　 我雖然不是一個國家陰謀論者，但我仍然認為基督教與佛教是得到國家大力推揚的兩種宗教，具體論據(jù)我不想舉出，但事實就是這樣，這兩種宗教正好可以消耗掉知識階層的注意力與精力，社會問題因而可以政治性地、行政性地解決，而不用顧及知識階層開出的藥方或他們的批判。這種政治將知識階層“消毒”，知識階層自動“去政治化”的現(xiàn)實，等于是告訴人們不應該抱怨太多，首先應該解決的是自己的救贖問題與內心的幸福，于是，社會和政治的承諾被弱化與遺忘，轉移了造成當下中國社會痛苦的政治與經(jīng)濟條件，也消除了人們生活巨大改善所需要的多元化的解決之道。
　　 實際上，中國知識階層的“天路”選擇正意味著它墮入了宗教的“黑洞”，本質是安于現(xiàn)狀并支持現(xiàn)狀，正因為如此，這種集體的墮落更值得我們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