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缽僧西行

    大唐高宗永微三年〈公元652年〉，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托缽僧玄奘在當時皇家寺院大唐慈恩寺主持修建了一座塔，用來存放他西行萬里從天竺國度帶回來的梵文經(jīng)卷和佛像。此時的玄奘已不是一個普通的僧人，他不僅受到大唐帝國臣民的敬仰，也是皇帝的密友。就連他的有關(guān)著作，也是由當時的大唐皇帝親自作序。玄奘望著日益建筑起來的高塔，想起他的那段生死西行的托缽僧生涯，不禁陣陣眩暈。游歷異邦十七年，那里成了他心靈的故鄉(xiāng)。萬神之祖因陀羅，太陽神蘇利耶和佛祖釋迦牟尼的故鄉(xiāng)所構(gòu)成的異域氣息讓他永生難忘。

那里的一切，仿佛夢境一般時時困擾著這位理性與幻想氣質(zhì)兼具一身的僧人。天竺摩揭陀國的那爛陀寺〈今印度比哈爾邦南部巴臘覺地方〉，是當時天竺國度最壯麗的佛教寺院和最高佛學(xué)院。玄奘大師在天竺的大部分時間，是在這里學(xué)習和修行。那爛陀寺有一座大雁塔，當玄奘大師按照他記憶中塔的模樣修起了這座大唐慈恩寺塔后，他仿佛又回到了天竺，回到當時燦爛的佛教文明的中心。只有這時，他的心靈才能平靜下來，在大唐國都的“大雁塔”下埋首譯經(jīng)，直到圓寂。中唐以后，人們干脆把大唐慈恩寺塔稱為“大雁塔”，并沿稱至今。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的托缽僧西行達到了高潮，最有名的要數(shù)法顯了。在此之前，三國時的河南穎川的托缽僧朱士行，據(jù)說是有記載的第一個到西域求法的內(nèi)陸高僧。他于公元260年從長安出發(fā)，沿絲路南道到達于闐。敦煌莫高窟的第一個窟，也是一個西行的托缽僧樂尊首先開鑿的。

法顯俗姓龔，山西平陽人，三歲便度為沙彌，20歲受大戒。東晉安帝隆安三年〈后秦姚興弘始元年，即公元399年〉，年近花甲的法顯與同道慧景、道整、慧應(yīng)、慧嵬等從長安出發(fā)，西行求經(jīng)。西行一月，到達西秦伏乾所據(jù)苑川郡西城〈今甘肅榆中一帶〉。繼而西北行，由扁都口過祁連山進入張掖。法顯等至張掖時，正碰上沮渠蒙遜發(fā)兵攻入張掖，殺段業(yè)自立為張掖公。在這里，法顯路遇智嚴、慧簡、僧紹、寶云、僧景等五人結(jié)伴同行，并受到統(tǒng)治該地的軍閥沮渠蒙遜的殷勤接待，途中又遇到求法的托缽僧慧達，使同行者共11人。然后至敦煌，法顯等五人和在張掖遇到的智嚴等分手，先行出發(fā)，由敦煌西行17日，途經(jīng)“沙河”，到達鄯善。法顯在鄯善逗留一月有余，然后往西跋涉了15天，“西北行”到今焉耆，與經(jīng)高昌來的寶云等人會面，智嚴等三人從這里返回高昌。法顯帶領(lǐng)其他僧人由焉耆西南行，斜穿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在沙漠中行走30余日到達于闐。在于闐，為參觀當時流行的行像儀式，法顯停留了三個月，而慧景、道整、慧達等人則先一步走了。參觀了這一盛大的佛教儀式后，法顯與寶云、僧進繼續(xù)西行，25日后到子合國〈今新疆葉城〉。法顯在子合住了15天，南行4日入蔥嶺中的于麾國〈今葉城西南奇靈卡地〉。又南行25日，到竭叉國，與慧景等三人重逢。因等待“般遮越師”大會〈多在春季〉，在此停留時間較長，次年才重新出發(fā)。

    法顯一行出蔥嶺到北天竺的陀歷。該國位于印度河上游，交通依靠所謂的懸度，四周懸崖峭壁，深谷千丈，險峻難行。途中渡河到達斯瓦特河上游，到達北天竺的烏萇國〈今克什米爾巴基斯坦實際控制區(qū)西部〉。法顯在他的《佛國記》里說，那里“盡作中天竺語”，衣服飲食也同中天竺。當時烏萇國還流行小乘學(xué)，有500僧伽藍。因為釋迦牟尼曾行化到此，所以這里有許多關(guān)于他的傳說。最著名的有釋迦降服惡龍，制止惡龍興洪水的傳說?；劬?、慧達、道整三人，由此先行到有佛影的那竭國，法顯等則在這里靜修了5個月。

    法顯一行經(jīng)斯瓦特東行五日，到犍陀衛(wèi)國〈即著名的犍陀羅，首府在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法顯路過時，正當吠噠勢力南下的前后。犍陀羅的竺剎尸羅和弗樓沙是迦膩色迦王的兩座名城。法顯《佛國記》里記敘的弗樓沙，即白沙瓦，法顯在這里看了著名的佛缽，并記錄了迦膩色迦王起佛塔和企圖奪取此地佛缽未成的故事。在這里，寶云、僧景供養(yǎng)了佛缽。

     法顯一行離開犍陀羅國到那竭國〈今阿富汗迦拉拉巴德〉參看佛影、佛齒、及佛頂骨。佛影，是指在一個瀑布飛流的崖壁石洞中，因門徑狹小，洞穴昏暗，隨光線強弱，洞中的石壁上所顯出的影像。先期到達那竭國的慧景、慧達、道整三人，在此地供養(yǎng)了佛影、佛齒、和佛頂骨。然而，因慧景突患疾病，道整便留下護理。于是慧達只身一人回到了白沙瓦?；圻_與來到白沙瓦的寶云、僧景一起終于返回秦土〈中國〉，而慧應(yīng)則永眠于佛缽寺。

    在那竭國過冬后，法顯、慧景、道整三人南下擬越過蘇萊曼山脈，南度小雪山時，在北面山麓，寒風暴起，有病的慧景再也無法前進一步。他用最后一點力氣說：“你們走吧，我是不行了，不要大家都死在這里。”說完便斷了氣。法顯等人擦干眼淚繼續(xù)前進，出山到了羅夷國，由此南下到達跋那國〈今巴基斯坦西北之哈拉姆〉、毗茶國等地進入中印度，到摩頭羅〈今印度新德里東南之馬土臘〉。法顯到中天竺時，正值著名的超日王旃陀羅笈多二世〈公元380-414年〉當政，是笈多王朝帝國的全盛時期。法顯遍游佛跡，親眼目睹了當時的許多石柱、石刻和各種古跡。公元404年，法顯來到佛陀住過25年的拘薩羅國舍衛(wèi)城的祗洹精舍，當時 還“池流清凈，林木尚茂”，門戶石柱尚存。法顯至此，百感交集，他在《佛國記》里寫道：“法顯、道整初到祗洹精舍，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傷生在邊地，共諸同志游歷諸國，而或有還者，或有無常〈死去〉者，今日乃見佛空處，愴然心悲。彼眾僧出，問顯等言：汝從何國來？答云，從漢地來。彼眾僧嘆曰：奇哉！邊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謂言：我等諸師和上相承已來，未見漢道人來到此也。”佛教文化的中心視中國為邊地，法顯等人作為到此求法的第一批中國僧人，得見圣地，莫如概嘆！

    舍衛(wèi)城東50里有論民園，是釋迦誕生地，亦名藍毗尼。法顯還到釋迦之母摩耶夫人手攀阿輸迦樹〈亦譯無憂樹〉誕生釋迦處，親見阿育王所立石碑及詔文。不過當時這一帶已很荒涼，常有白象、獅子出入。

    法顯在笈多王朝首都摩揭陀國的巴連弗住了三年，學(xué)習梵文，記錄律藏。在一系列工作完成之后，同行的道整表示情愿長留佛國，不再返鄉(xiāng)，而法顯決意東返。他沿恒河?xùn)|下到占波國〈今印度巴加爾普爾〉，再南下到多摩梨帝國〈今恒河支流胡里河西岸之泰姆魯〉，在這里住了兩年〈公元408-409年〉，寫經(jīng)畫像，最后獨自一人從海路踏上歸途，航海14晝夜，來到獅子國〈后稱錫蘭島，今稱斯里蘭卡〉。有一天，法顯忽然看見有一位商人，用一只從晉國帶來的白團扇供佛，不覺心頭一熱，凄然淚下。

    公元411年，法顯乘商船東歸，下海兩日便遇到大風，船在暴風與海浪中迷航，在海上航行10多天，船漂到一個小島，又經(jīng)80天后大船停泊到耶婆提國〈即現(xiàn)在的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法顯在此停留5個月后，又隨另外一艘商船向東北駛往廣州。商船在海上舉帆航行了20多天后，遇到風暴，糧水斷絕，大家以海水勉強作食，十分驚恐，唯獨法顯鎮(zhèn)定自若，佛經(jīng)照念不誤。船又漂了三個月后，有一天終于漂到岸，法顯與商人上岸察看，卻看不見人煙和行跡；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心中把握不定。他們乘一條小船沿水邊前行，想找人打聽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正劃著小船，他們遇到兩個獵人正要下山回家。經(jīng)過詢問，獵人告訴他：“明天是七月十五日，我想取桃臘佛。”獵人避諱殺生，所以說取桃。獵人告知這里是青州長廣郡界內(nèi)的牢山〈今山東省青島市嶗山〉。這是義熙八年〈公元413年〉九月間，他們知道自己已經(jīng)回到了闊別多年的祖國后，禁不住熱淚盈眶。法顯已經(jīng)70多歲了。他從出發(fā)西行至今歸來，歷時13年又4個月，行程數(shù)萬里，經(jīng)歷過無數(shù)艱難險阻，如今終成夙愿。法顯后來到了南京道場寺，把游歷天竺的情形寫成《佛國記》。還譯出了《摩訶僧祗眾律》、《大般泥洹經(jīng)》等6部63卷佛經(jīng)。5年后，他來到江陵〈即荊州〉，86歲時死于辛寺，結(jié)束了他為追求新文化而動蕩不安的一生。

歲月如白駒過隙，無論世人如何想象法顯，仍是一副僧衣飄蕩，手持僧缽的形象，這就是那時感知、追求新的文化源頭而矢志求法者的真實寫照。西行的托缽僧，化緣百家，奔波動蕩，是為了把握一顆不安的文化靈魂。法顯以后二百多年，又出現(xiàn)一個家喻戶曉的唐玄奘，這位托缽僧的傳奇經(jīng)歷，被后人演繹成神話小說，流傳到了世界各地。

大唐故都的中心高聳著象征著異域文化和另一種文明體系的大雁塔，寬闊的長安大道，令人想起唐都宮墻弱柳，依依拂水，駟馬安車，王孫公子游冶的情景。塔基層四門的青石門楣、門框和門墩上，滿是唐代的線刻佛、菩薩像、廟宇、獅子，蔓陀羅草。真所謂：“西方有福地，人曰曼陀羅”。

也曾是托缽僧的義凈和尚從天竺國度回來后，撰寫了一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載了初唐時期眾多的往天竺求法的托缽僧的名字。該書匯集了義凈在求法途中所遇到或是在同行者以及在旅途中傳聞的有關(guān)求法托缽僧的經(jīng)歷。義凈在大唐求法僧都要中途停駐的那爛陀寺前后逗留了10年，因此他記述的入天竺托缽求法僧是可信的。日本東方學(xué)學(xué)者長澤和俊先生從義凈的這部著作中作了統(tǒng)計：義凈記述的入天竺托缽求法僧共65人。未到達天竺者，計23人。其中途中死亡12人；逗留在途中2人；行蹤不明者2人。途中歸國者7人。到達天竺或獅子國者〈今斯里蘭卡〉者41人。其中死在天竺或歸途者18人；行蹤不明者11人；留在當?shù)卣?人；平安歸國者僅5人。從這可以看出，西行求法是多么艱險的路途。

    從魏晉迄唐，長達四五百年時間，中國處在一個劇烈變革的動蕩時期，亟需一種新的文明來對應(yīng)、參照自己的社會體系。社會混亂、痛苦蘊積了驚人的文化精神和社會能量，尤其在晉代，隨著晉室南渡，中國北方五胡亂華，戰(zhàn)亂頻仍，地方政權(quán)走馬燈似地換了一個又一個。此時，追求終極目標的佛教哲學(xué)宛若一道在陰霾之中的光亮，在人們的心中播下生活和理想的希望。無數(shù)個托缽僧匆匆西行，也有無數(shù)個傳法僧不顧艱危東來。戰(zhàn)禍、盜劫、高山大漠的兇險、疾病……凡此種種，對于身無長物，僅有一缽的求法僧而言，不過是阻道的幻象和魔障。麥積山石窟、敦煌石窟、庫車石窟等于此時開鑿，在中國西北部最荒涼、最偏僻、最貧困的地方，成千上萬的人懷著心靈的巨大痛苦和悲憫心情在用生命來鑿窟造像，一筆一筆地勾勒著對佛國的憧憬，直到自己的身軀化為泥土。

    千年而后，我們不得不感慨中國歷史上這一大變革時期。從春秋戰(zhàn)國時代，在中國本土產(chǎn)生諸子百家的學(xué)術(shù)思想，這是第一次思想大變革；第二次是佛教東傳；此后直到19至20世紀百余年間的西方文明撞開了千年帝國的封閉之門，完成第三次思想變革。三次思想變革中，佛教東漸是其中歷時時間最長的。

    喀什噶爾城郊的莫爾佛塔、庫車石窟、吐魯番的柏孜克里克、敦煌、麥積山、河南龍崗石窟、四川樂山大佛……這些凝聚在殘垣斷壁之中的理性智者的光芒，以及如今僅能通過塵封已久的殘軀來表達的關(guān)于宇宙的思考、對人類終極理想的詮釋，不得不令人潸然淚下。在我們這個時代，在表面的人類物質(zhì)文明的高度發(fā)達之下，其實蘊積著一個也許更為混亂痛苦時代。它的范圍不再是僅僅限于東部亞洲這千年帝國的地域，而是世界性的。能不能再出現(xiàn)一個堪與世尊釋迦牟尼比肩的賢者與智者，或者人們不得不從世尊的思想里汲取智慧與理性的光芒，這令人感到困惑……而最困惑的是，世人又將到哪兒去求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