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元祐時期（1085.3—1093.9）

先說元祐時期，父親神宗壯志未酬，撒手人寰，宋哲宗九歲即位，他的祖母太皇太后——英宗宣仁圣烈高皇后——垂簾聽斷，即便哲宗已經(jīng)等到大婚、成年，霸道、強(qiáng)勢的太皇太后直到病逝，也沒有一天還政給哲宗，但他的那些大臣們卻處處打著他的旗幟發(fā)號施令，只是他們對于皇帝本人卻視而不見。

這一時期的哲宗始終隱忍不發(fā)，史稱“恭默不言者九年”。有一次，太皇太后忍不住問哲宗，“大臣們奏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干嘛一語不發(fā)？”哲宗只說了一句，“您都處理完了，我還說什么？”

那么，太皇太后又是怎么處理“國是”的呢？這可以從“元祐”這個年號的出處一窺門徑，所謂“元祐”，可以大致理解為“取法嘉祐”。嘉祐是仁宗最后一個年號，改元的目的就在于否定英宗、神宗父子兩朝，直接追尊、退回到太皇太后的姨夫/公公仁宗時期，史稱“元祐更化”。

哲宗之所以緘口不言，是難以言喻的隱忍和壓抑，對于“注重權(quán)威和名聲”的宋哲宗而言，這份屈辱可想而知，但他更不能容忍的是，太皇太后和她重用的那些大臣們徹底推翻了父親嘔心瀝血實施的“新法”：

這期間，太皇太后首先啟用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蘇轍等在熙寧、元豐時期被王安石一黨棄而不用的舊黨分子，卻將王安石及宋神宗重用的章惇、呂惠卿、蔡確等人一一放逐，且以所謂“車蓋亭詩案”的“文字獄”逼死了前宰相蔡確。

盡管司馬光以所謂的“以母改子”來包裝太皇太后盡廢“新法”的舉措，但是，這一“反動”畢竟違背了神宗晚年的意志，在元豐后期，宋神宗打算借助改制之后的制度本身所形成的權(quán)力制衡力量，來調(diào)和新、舊兩黨，但是，太皇太后卻讓兒子神宗的這一努力付諸東流，相反，她讓新、舊黨爭進(jìn)一步激化，并愈演愈烈，終至于哲宗后期和徽宗時期的水火不容。

“物極必反”！

哲宗對素有“大有為之君”的父親神宗充滿了死忠粉一樣的崇拜和神往，他又怎會視而不見呢？一切都不過是“不是不報，時候未到”而已。

病危中的太皇太后顯然預(yù)料到這一點，所以，在生命的最后兩個月里，她重新召范仲淹之子范純?nèi)嗜氤?，并且直接提拔為宰相，毫無疑問，太皇太后在為自己百年之后布局，她希望范純?nèi)誓芟衲烁阜吨傺彤?dāng)年調(diào)和章獻(xiàn)太后與宋仁宗母子之間的關(guān)系一樣（這一情節(jié)在電視劇《清平樂》中有所表現(xiàn)），來緩解自己生前與孫子宋哲宗之間的矛盾和仇怨。

紹圣時期（1093.9—1097.12

（章惇，字子厚，今福建南平人，嘉祐時，與蘇軾交好，元祐中，二人結(jié)怨。）

果不其然，太皇太后甫一去世，哲宗便開始改弦更張，太皇太后寄予厚望的范純?nèi)室埠芸毂徽茏诹T免，就在同一天，“王安石變法”時的“三駕馬車”之一章惇取而代之，為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是三省的最高長官，終哲宗一朝，章惇始終獨相，似乎權(quán)傾一時。

元祐九年（1094）四月，改元為紹圣元年，改元背后，哲宗施政方針已經(jīng)昭然若揭，所謂“紹圣”便是要恢復(fù)和繼承父親神宗（即所謂“圣”）政策的意思，于是，神宗時期重用過的臣僚——“王安石變法”“三駕馬車”的另外之一曾布為(同)知樞密院事，儼然與章惇對掌“二府”，而王安石的女婿蔡卞為尚書省副長官（同常務(wù)副總理），成為哲宗中后期的新“三駕馬車”。

（曾布，字子宣，曾鞏弟，今江西南豐人，元符中，雖不希望二蘇還朝，但畢竟阻止了呂升卿迫害二蘇。）

或許是元祐時期大權(quán)旁落，再加上生來的不安全感，使得哲宗不可能徹底委政于宰執(zhí)，而且，“王安石變法”“三駕馬車”中，和章惇最為投契的呂惠卿，因為曾布的阻撓始終沒有機(jī)會再次還朝，這讓名義上獨相的章惇始終束手束腳，北宋王朝僅有的一次更加客觀、理性地調(diào)和新、舊法的機(jī)會也再次喪失殆盡。

這里稍作解釋，熙寧八年（1075年）十月，因為和王安石的矛盾，參知政事呂惠卿被逐出朝廷，關(guān)于呂、王之間的矛盾由來，舊黨人士大肆詆毀，將其歸咎于呂惠卿的人品低劣，其深層恐怕還是源于政見分歧，這一點，從兩年后（元豐元年，即1078年），呂惠卿獻(xiàn)給神宗的《道德真經(jīng)傳/表》中可見一斑。

王安石變法的意識形態(tài)來源，出自上古時期典籍《周官》，但是，“托古改制”，在贏得輿論戰(zhàn)制高點的同時，也可能是一次教條主義的刻舟求劍，呂惠卿在《道德真經(jīng)傳/表》中深刻反思的恰恰是這一點。

元祐元年，司馬光盡廢新法時，章惇也對新法“一刀切”有所反思，因此，一旦呂惠卿還朝，得以與章惇同心輔政，兩人聯(lián)手，是有可能進(jìn)一步修正新法，使其更加完善、可行的。

但是，早在熙寧后期，呂惠卿秉政時，曾布受命“根究市易務(wù)”這一由呂惠卿兄弟親手打造的新政之一，從而，和呂惠卿兄弟結(jié)怨，并被呂惠卿逐出朝廷，如今，曾布秉政，必然會極力阻止呂惠卿入朝。

當(dāng)然，最終擎肘章惇的，可能還要屬王安石的“死忠粉”——他的女婿蔡卞，蔡卞很可能是個理想主義者，也許還可以被視為王安石變法的原教旨主義者，始終以王安石衣缽的繼承人自居，他對妻父的學(xué)術(shù)和新法奉若神明，亦步亦趨，從不容人置疑。

當(dāng)然，在蔡卞背后，還隱藏著最大的機(jī)會主義者蔡京，《水滸傳》、《金瓶梅》中的“四大奸臣”之一，他是蔡卞的親哥哥，兄弟倆在熙寧三年（1070）年同時考中進(jìn)士。

被“二蔡”道德綁架的章惇，不僅未能進(jìn)一步修正新法，卻在打擊蘇軾等舊黨成員的迷途上越陷越深、越走越遠(yuǎn)，北宋士大夫階層之間的新、舊撕裂也日甚一日，終于導(dǎo)致了宋徽宗時期“元祐黨人碑”的出現(xiàn)。

元符時期（1097.12—1100.1）

紹圣五年（1098）三月，陜西咸陽百姓段義進(jìn)獻(xiàn)秦始皇、李斯所制“傳國璽”，于是，六月改元為“元符”，這一改元的背后，有昭告天下和臣民的涵義，和真宗改元大中祥符是一個意思。

“傳國璽”無疑是最大的“天降祥瑞”，因此，這次改元至少有三重含義：第一：是對“紹圣”政策的肯定，即哲宗繼承父親神宗政策的道路選擇是絕對英明的、正確的，以回應(yīng)舊黨和士大夫們的質(zhì)疑和批評；第二：因為“紹圣”，大宋王朝即將迎來“治世”，一個前所未有的輝煌時代的到來；第三：則是對哲宗自身皇權(quán)合法性的證明，所謂“天命在我者”。

但是，所謂“天命在我”并不能讓哲宗生命永恒，這次改元一年半以后，年輕的哲宗便一命嗚呼了，他改元背后的這三重含義，卻已深入人心，給他的繼承者和后來人，他的弟弟宋徽宗，設(shè)置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門檻和難題。

徽宗該如何超越他的父兄呢？他想超越父兄的沖動和努力，又會給大宋王朝這個“百年老店”帶來怎樣的轉(zhuǎn)折和命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