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于他雖向少來往，但是戀慕之情十年來如一日。三年前，曾給他一信，大意是說：“頡剛現(xiàn)在困于人事，未得專心向?qū)W；待將來事務較簡，學業(yè)稍進，便當追隨杖履，為始終受學之一人?！?/section>

數(shù)十年來，大家都只知道我和胡適的來往甚密，受胡適的影響很大，而不知我內(nèi)心對王國維的欽敬和治學上所受的影響尤為深刻?？梢?，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只看表面現(xiàn)象的。當然，我對他也有不滿意的地方，就是他不能大膽辨?zhèn)?，以致真史中雜有偽史。例如他的《殷周制度論》，根據(jù)了《帝系姓》（此書已亡，但《史記》各本紀及《大戴禮記》還保存著）的話而說：“堯、舜之禪天下以舜、禹之功，然舜、禹皆顓頊后，本可以有天下，湯、武之代夏、商固以其功與德，然湯、武皆帝嚳后，亦本可以有天下?！边@是全本于秦、漢間的偽史，說明當時各國的“王”都自托于古代的“帝”的血統(tǒng)，自以為有兼并天下的資格。他受傳統(tǒng)學說的包圍而不能突破豈不顯明？但我心儀于王國維，總以為他是最博而又最富于創(chuàng)造性的。我的成績不能及他，這是時代動蕩所構(gòu)成，而不是我的能力和所運用的方法不能達到或超過他的水平。這個尺度我是了然于心中的，我想后代的人亦必能了然于心中吧。

一九二四年，直軍馮玉祥倒戈回京，打倒直系領袖賄選總統(tǒng)曹錕，接受直隸紳士李石曾的建議，于十一月五日下令，限清室宣統(tǒng)帝溥儀立刻出宮，除去帝號，所遺留下來的物件，組成“清室善后委員會”，擔負清理保存的職責。沈兼士邀我參加此會工作，分路分宮做清點和貼封條等事。那時共分五個組進行，我和馬叔平（衡）等同在一個組里。查封工作結(jié)束后，他們推我執(zhí)筆作了一個總報告。

王國維原來忠于清室，為羅振玉所薦，到宮內(nèi)以“南書房行走”的名義教溥儀讀中國古書。溥儀出宮，這個差使當然消滅；同時，他又早辭去了北大研究所導師的職務，兩只飯碗都砸破，生計當然無法維持。我一聽得這個消息，便于這年十二月初寫信給胡適，請他去見清華大學校長曹某，延聘王國維到國學研究院任教。胡適跟這校長都是留美學生，王國維又有實在本領，當然一說便成。在幾年里他寫出幾部民族史、疆域史等著作，又造就了像徐中舒、吳其昌、余永梁等一批學術水平很高的專家來。

一九二二年夏天，我在祖母死后，暫時向北大請假，由于胡適的介紹，進上海商務印書館當編輯員，編輯《新學制初級中學國語教科書》和《本國史教科書》兩種，由葉圣陶、王伯祥兩位幫助我工作。上海熟人不多，星期天上午總是空閑的，我就利用這一段時間做古史和古籍的研究，把研究的結(jié)果寫給志同道合的朋友們共同討論，其中最主要的一位就是錢玄同，他是一個心直口快的人，有話決不留在口頭，非說得暢盡不止。不過他有一個毛病，就是白天上課之外，專門尋朋友談天，晚上回到宿舍時便?？从讶说男旁托鲁霭娴臅鴪螅笨吹嚼杳鞑啪驼?，可是那時已接近上課時間了。因此，他看了書報想做些批評，總不得暇閑；朋友們?nèi)サ男旁?，往往一擱半年，或竟不復。我在北京時，他也算我的一個座上客，給我很多的啟發(fā)；我到上海后就失卻了這個聯(lián)絡了。

一九二二年，我寫了幾封信給他，總是杳無回音，但隔了一年，于一九二三年二月，他突然地來了一封長信，不但回答了我所提出的問題，而且也告訴我他所新得到的材料。我不禁大大地喜歡接受，就用了一個星期日整整一天的工夫?qū)懥艘环獯饡?，把半年來胸中積蓄的問題及其假設的解答盡情地向他說了?；匦拍?？等候了兩個月，依然落了一個空。

那時，胡適為了割痔瘡，住到上海治療，他在北京辦了兩種報紙——一、《努力》，是他發(fā)表政論見解的，一星期出一張；二、《讀書雜志》，是他發(fā)表學術性論文的，一個月出一張，附在《努力》里發(fā)行。自從他到了上海，他的政論文字，自有高一涵、張慰慈一班好談政治的朋友可以托寫；他的學術性論文卻無人接替。他在上海見了我，就說：“我的這項任務就交托給你吧?！蔽耶敃r年剛?cè)?，精力充足，就大膽答應了下來。心想，錢先生那里接到我的信好久了，還沒有得著他的復信，我就借了這個機會催他一催，豈不很好！于是就把我給他的信割去了上半篇講《詩經(jīng)》的，留著下半篇論古史的，在《讀書雜志》第九期上登出來了。

哪里想到，這半封題為《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信一發(fā)表，竟成了轟炸中國古史的一個原子彈。連我自己也想不到竟收著了這樣巨大的戰(zhàn)果，各方面讀些古書的人都受到了這個問題的刺激。因為在中國人的頭腦里向來受著“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定型的教育，忽然聽到?jīng)]有盤古，也沒有三皇、五帝，于是大家不禁嘩然起來。多數(shù)人罵我，少數(shù)人贊成我。許多人照著傳統(tǒng)的想法，說我著了魔，竟敢把一座圣廟一下子一拳打成一堆泥！于是南京大學的劉掞藜就依據(jù)了經(jīng)典常識來反駁，說得有理有據(jù)的。我再給駁回，筆墨官司足足打了半年。我由于有三年的準備，也敢與擋架。直到第二年我辭去商務印書館職務，回到北京大學，重理國學研究所的舊業(yè)，才暫行停戰(zhàn)。這些討論文章，有一個久居上海的曹聚仁，把它們編了一本《古史討論集》出版了。

…………

一九四一年，陳立夫曾和我開一個“玩笑”。這件事關聯(lián)史學，常有人提起，所以我就在這里記述一下。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我曾引《說文》的“禹，蟲也，從，象形”及“，獸足蹂地也”，疑禹本是古代神話里的動物。這本是圖騰社會里常有的事情，不足為奇。陳立夫?qū)掖卧谘葜v里說：“顧頡剛說，大禹王是一條蟲呢”，博得聽眾的一笑。這是意見不同，也無所謂。到一九四一年，我在成都，有一天教育部政務次長顧毓琇來訪，閑談間，除了敘敘同鄉(xiāng)、同族的關系外，又提出了禹的生日可考不可考？我說：“禹是神話中的人物，有無其人尚不能定，何從考出他的生日來。不過在川西羌人住居的松、理、茂、懋、汶一帶地方，他們習慣以六月六日為禹的生日的，祭祀禱賽很熱鬧，這是見于那些地方志的。”他提出了這個問題后就走了，我也想不出他的用意。過了些時日，看見國民黨政府定于六月六日舉行工程師節(jié)的新聞，到了那天，報紙上出有特刊，上面載著陳立夫的一篇演說，說：“大禹治水是我國工程史上的第一件大事，現(xiàn)在禹的生日已由顧頡剛先生考出來了，是六月六日，所以我們就定這一天為'工程師節(jié)’?！蔽也琶靼祝瓉眍欂宫L前些時到我家來問就是為的這件事。禹以六月六日生，這本是一個羌人的傳說，《吳越春秋》里就有，蘇東坡的詩里也有，羌人區(qū)域的地方志記載更多，何勞我來考證。嗣后，中央大學教授繆鳳林就寫文章罵我為“首鼠兩端”，既否認禹是一個人，又定他的生日，太不照顧前后了。因此，陳立夫在他的文章中把我抬出來，是故意在愚弄我，借此來敗壞我研究古史的聲譽。

如今回過頭來，再講《古史辨》的如何出世，就不能不提到樸社。在上海的時候，我同沈雁冰、胡愈之、周予同、葉圣陶、王伯祥、鄭振鐸、俞平伯等人晚上常常在鄭振鐸主辦的“文學研究會”所租的一所房子里開會或閑談，算作一個俱樂部。自從我加入之后，也討論些古史和民歌問題。有一次由鄭振鐸發(fā)言，說我們替商務印書館編教科書和各種刊物，出一本書，他們可以賺幾十萬，我們替資本家賺錢太多了，還不如自己辦一個書社的好。大家聽了他的話，都說很好，于是辦了“樸社”。

社名是周予同提出的，他畢業(yè)于北京高等師范（后改“北京師范大學”），聽了錢玄同的課，相信清朝的“樸學”，所以定了這個社名。大家推我做總干事，每人每月交十元錢，十個人共一百元，由我把它存入銀行生息。這樣積了二年。二年后，“齊盧之戰(zhàn)”發(fā)生，兩方兵開到閘北打仗，那邊就是商務印書館編輯所、圖書館、印刷所以及職工們聚居的地方。同人們要逃避這個大災難，不得不把家搬入租界。搬家需要錢，他們無奈，就把這筆存款取出來分掉了，其時我和俞平伯已經(jīng)回到北京，就把我們倆人應得的本和利寄來。我那時雖在欠薪困境之下，還想把這個社開辦起來，因和俞平伯商量，我們還是照原來的辦法繼續(xù)下去的好。于是我們聯(lián)絡了北大同學吳維清、范文瀾、馮友蘭、潘家洵等十個人，仍然每月照樣存錢。這樣積了一年，我們覺得可以開一個小書店了。就在北京大學二院對門租了三間鋪房，開了“景山書社”，準備出書。大家說我和別人討論古史的文章可以出一本“古史討論集”，于是《古史辨》諸冊就陸續(xù)問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