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虞山上同治墳我第一次聽說（另見本號同天所載《同治墳山道晨行》一文，編者注），受教了。

我知道虞山上有個“老爺墳”，名聲傳到了歐洲。

那是天主教神父的墳?zāi)梗追Q“老爺墳”或“十字墳”，在虞山東北晏家山山坡那里，就是新公園北側(cè)原半導(dǎo)體廠廠址往上面山里上去。

上面有四個天主教神父的墓，及其墓碑，有拉丁文的文字說明。

他們是中國天主教歷史上四位重要人物：意大利人賈宜穆，比利時人魯日滿，葡萄牙人何云漢和貝少刀。其中魯日滿（Francois de Rougemont,1624-1676）影響最大，直至今日。

歐洲傳教士墓位于常熟虞山半山腰晏家山山坡上，坐西朝東，為明萬歷以來天主教教友墓地。中國天主教史上幾位重要人物賈宜穆、魯日滿、何云漢、貝少刀，在清康熙初至乾隆初葬于此處。羅城內(nèi)三冢呈品字形排列，羅城外另有一墓冢，總占地面積約222平方米。正中一冢封土直徑4.2米，高1.5米，二側(cè)之冢封土直徑均為2.5米，高1米。前豎有高1.1米、寬0.6米青石碑一通，碑上部鐫刻“耶穌人類的救世者”拉丁文縮寫字母與由十字、三鐵釘所組成之耶穌被釘于十字架上圖案，下部鐫刻諸神父之拉丁文原名及生卒年份。外設(shè)羅城及墓道。冢前5米處原豎有高約6米石刻十字架一座，“文革”中被毀。于2009年6月公布為常熟市文物保護單位。

大概十多年前的一個傍晚，我去山村訪問，問道“老爺墳”。山民引路并告我曰，去找92歲的的長者濮老伯。見到長者，他說他的好公（祖父）原來就是給天主教神父的“老爺墳”當(dāng)墳客（看墓的）。

該長者告訴我，上海天主教會的工作人員，到了常熟會找到他，并托他修剪樹木。上海人過來拍照和錄像。曾經(jīng)有個上海來的年齡蠻大的外國人，會說中文，獨自一人，要該長者帶路到“老爺墳”，清理墳地，在那里做了一通儀式。我估計，該人可能就是比利時著名的漢學(xué)家高華士（Noel Golvers,1950-）博士。

這位長者，貌似山民，身體健碩，記憶清楚，思維正常；看起來文化不高，但竟然講起龔品梅主教的故事，言之鑿鑿，頭頭是道，有細節(jié)有故事，還記得龔品梅的一些“名言”，幾次在龔氏大名前，邊豎起拇指，邊用常熟方言高聲說出“紅衣大主教”幾個字，令我肅然。

魯日滿等四神父墓碑拓片

那之前，我偶爾在復(fù)旦碰到中山大學(xué)的一位老師，是研究中外交通史（交流史）的，他的朋友趙殿紅翻譯了一本《常熟賬本》，或叫《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是康熙早期年間常熟的天主教神父魯日滿記載教堂日常費用支出及其精神修煉、同中國各階層人士交往的日記，用拉丁文記載。

原稿一直放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圖書館，近年由比利時漢學(xué)家高華士（Noel Golvers，1950-）發(fā)現(xiàn)。高華士把它從拉丁文翻譯為英文。后來趙殿紅老師將它翻譯為中文。這件事引起國際漢學(xué)界轟動。

中文版的書名定為《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及靈修筆記研究》，簡稱還是《常熟賬本》，入選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叢刊》。

譯者注明有些人名和地名的中譯名或不確，我仔細看看，從拉丁文轉(zhuǎn)譯成的英文，原來是常熟方言的發(fā)音記錄，難怪難譯。甚是有趣。

這個賬本記錄魯日滿居住常熟期間的時間是1674年10月7日到1676年3月或4月，即康熙十三年到康熙十五年。

魯日滿是1659年（順治十六年）春，時年35歲時，抵達澳門，初傳教于杭州一年，后往江南（松江、嘉定、蘇州和昆山太倉一帶）傳教，駐地常熟。當(dāng)時耶穌會士占用常熟城內(nèi)言子故居作為教堂。

言子，本名言偃，字子游，春秋時期常熟人，是孔門三千弟子、七十二賢、十哲之中唯一的南方弟子。孔子曾稱贊他：“吾門有偃，吾道其南”。《禮記·禮運》中有孔子與言子對話的記載，話題則是關(guān)于“小康”和“大同”。

魯日滿其實是由意大利天主教耶穌會士衛(wèi)匡國（原名馬爾蒂尼，Martino Martini,1614-1661）回歐洲后，返回時帶到中國來的。

衛(wèi)匡國是明清戰(zhàn)爭的親歷者，見證了滿洲人入侵的野蠻和殘酷，以及明朝的覆亡過程，他將其歸納為明朝重文輕武，男孩子缺少勇氣和斗志。

衛(wèi)匡國制作的《中國新圖志》之“中國總圖”（全書內(nèi)有17幅地圖，中國總圖一幅，直隸、山西、陜西、山東、河南、四川、湘廣、江西、江南、浙江、福建、廣東、廣西、貴州、云南各省一幅，此外，含日本地圖一幅）。

衛(wèi)匡國，天主教耶穌會意大利籍傳教士，漢學(xué)家。“衛(wèi)匡國”是其漢名。著有《中國新地圖志》《中國上古歷史》《韃靼戰(zhàn)紀(jì)》《中國耶穌會教士紀(jì)略》《漢語語法》《逑友篇》。

他在順治十五年（1658年）出版的《中國上古史》中說，中國的歷史開端早于諾亞大洪水，為前2952年。所以，依據(jù)他的推斷，到了20世紀(jì)，中國歷史就已經(jīng)接近了5000年。

衛(wèi)匡國返華時，同時鼓勵意大利耶穌會士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1625-1696），比利時耶穌會士柏應(yīng)理（Philippe Couplet, 1622-1693），比利時耶穌會士南懷仁（Ferdinant Verbiest,1623-1688）等一起來華。

這些年齡相仿、信仰相同的年輕傳教士，后來都成為了中國天主教史上的重要人物。

南懷仁畫像

常熟和天主教在華活動，從其一開始便聯(lián)結(jié)起來了。起到聯(lián)結(jié)作用的這個人，是常熟人瞿太素。

瞿景淳兒子瞿太素（名汝夔，1549-1612），于1592年在廣東韶關(guān)的南雄和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初相識，1605年（萬歷三十三年）領(lǐng)洗入教，成為了常熟地區(qū)第一個天主教徒。

經(jīng)瞿太素建議，利瑪竇將傳教服裝僧袍換成中國士大夫服飾，便于中國的知識界接受天主教理念。

瞿太素并且為利瑪竇編寫通俗傳教讀本，將利瑪竇帶到南京和徐光啟認識，從此在世界的文明史上，開啟了中西方思想和科學(xué)技術(shù)的廣泛交流。

《幾何原本·序》

1623年（天啟三年），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在常熟開教，數(shù)周內(nèi)便有200多人入教。常熟瞿氏在護教、傳教方面做出很多努力。

1664年（康熙三年）比利時耶穌會士魯日滿自杭州到常熟，開始在常熟傳教，其教堂地址為言子故居。

這些60多年前的因，結(jié)下了60年后的果。羅馬天主教耶穌會的檔案和口碑中，一定有CHANGSHU（常熟）這個印象良好的符號。

按照朱熹的說法，吳納本姓言，是子游后裔，為避禍改姓吳，一支遷往本邑吳市，余留城內(nèi)。

吳歷（字漁山，1632-1718）居言子墨井舊宅附近，故自號墨井道人，是吳納的十一世孫，是清代早期三名中國籍神父之一。是時，和在天主教堂的魯日滿比鄰而居。

1676年（康熙十五年），吳漁山曾見到比利時傳教士魯日滿，在上海博物館藏的吳漁山45歲時畫的《湖天春色圖》的題跋中，提到了“遠西魯先生”。

此畫題跋中的“魯先生”便是居住在常熟的言子舊居天主教堂的天主教耶穌會士魯日滿。該題跋中提到“重陽節(jié)未到，魯日滿酒錢就寄來了”。當(dāng)時吳漁山尚未入教，其身份是教外的傳道員。

《湖天春色圖》軸，紙本，設(shè)色，縱123.5cm,橫62.5cm,是吳漁山的代表作?，F(xiàn)藏于上海博物館。吳漁山作于康熙15年丙辰（1676年）。時年畫家45歲。在該畫的題跋中，畫家提到了重陽節(jié)未到，魯日滿酒錢就寄來了。

吳漁山出身世家大族，出于對滿洲人的憤恨和對明朝的眷戀，誓不仕清，牢記“遺民”清志，內(nèi)心漸向天主教。和同門師兄也是同庚的王翚（字石谷，1632-1717）相比，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1680年（康熙十九年），即魯日滿過世后四年，吳漁山隨其“天學(xué)”老師柏應(yīng)理神父前往羅馬，以期覲見梵蒂岡教皇，卻中止于澳門，留在澳門三巴院學(xué)道。

柏應(yīng)理1647年的畫像，時年25歲

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吳漁山在澳門入教，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晉升司鐸。居澳門十年時間，對澳門的文化發(fā)展，作出杰出貢獻。

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返回上海，在浦西、浦東和嘉定一帶，行教上海地區(qū)，后卒于上海，其墓在上?？h城大南門外陸家浜南岸教士墓地，俗稱圣墓堂。1962年南市區(qū)列為甲級文物，文革中盡毀無存。

吳漁山墓碑拓片。該拓片照片來自中山大學(xué)章文欽教授的《吳漁山及其華化天學(xué)》專著附錄圖版中。章教授援引自香港藝術(shù)館譚志成先生的《清初六家與吳歷》一書第82頁上的吳歷墓碑拓片。吳漁山墓及其墓碑，今已不存。墓地所在先為南市區(qū)徽寧路第二小學(xué)使用，后在文革中被平整。吳漁山的畫，有五十多幅收藏在上海博物館。有人評論在清六家中，他和王原祁并列。吳漁山已成為上海地區(qū)和澳門地區(qū)的文化符號。

而柏應(yīng)理于他們到達澳門的第二年即1681（康熙二十年）年回到歐洲，于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返回中國途中死于印度。

在以常熟為中心傳教的魯日滿，曾與奧地利傳教士恩理格（Christian Wolfgang Herdtrich, 1625-1684）、柏應(yīng)理、殷鐸澤，四人合作，把《大學(xué)》《中庸》《論語》和《孟子》翻譯為拉丁文，進獻給法王路易十四。他們?yōu)橹形魑幕涣?，做出了重要貢獻。

這是魯日滿、柏應(yīng)理、恩理格和殷鐸澤等翻譯四書之中的《論語》拉丁文版。這些拉丁文版四書譯本，對于中華文化在歐洲的傳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大數(shù)學(xué)家、哲學(xué)家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就是通過這批四書譯本，逐步喜歡和贊賞中華文化的。

魯日滿的《常熟賬本》，其中有不少日用品價格的記載，讓今天的讀者，可以了解康熙早期年間（1674-1676年），即康熙十三年到康熙十五年時期，常熟這些生活用品的價格。其中記載：

牛肉：58文一斤；

糖：100文一斤；

面粉：18文一斤；

羊肉：73文一斤。

孔乙己在咸亨酒店排出9文大錢，可以溫兩碗酒，要一碟茴香豆。

在康熙早期的常熟，1文錢可以買到醬醋油酒各一碗，即4碗1文。極其便宜。

換算成今日的價格，康熙早期常熟一斤牛肉相當(dāng)于6斤大米，按照大米最低價2元一斤計算，康熙早期常熟牛肉為12元一斤，糖20元一斤，面粉3.6元一斤，羊肉15元一斤。

在康熙前期，常熟有耶穌會會院，成立有兩所教堂，附近村莊有14個教堂，21個傳教點?？滴醵辏?663年）常熟有教徒1萬人，在全縣人口中，約40人中有一個教徒。衛(wèi)匡國曾說，常熟教友數(shù)日增，教會勢力逐漸壯大。

魯日滿的《常熟賬本》也記載了和各界交往的情況，例如，和上海的徐光啟的孫女徐（許）甘第大（圣名甘第大，其出生日為圣女甘第大紀(jì)念日，便以她為名，表示敬意。1607-1680年）的交往。

遺留的歷史文件顯示了徐光啟（左，即徐保羅）與孫女許徐氏（右，即徐甘第達）在中國天主教傳播中的重要地位

柏應(yīng)理還著有《許甘第大傳略》。

甘第大為柏應(yīng)理、魯日滿等耶穌會士的教務(wù)活動提供部分經(jīng)費，從康熙十年到康熙二十年（1671-1681年）每年給在上海的傳教士柏應(yīng)理1000兩銀子。

徐甘弟大和徐光啟畫像，下端的文字說：“甘弟大徐，閣老（即宰相）保祿徐的孫女”

魯日滿在《常熟賬本》里，記載資助吳漁山前往太倉的路費0.4兩。這個和吳漁山在1676年《湖天春色圖》中題跋中所說“惠記香茗酒錢”相對應(yīng)。

康熙十四年（1675年），魯日滿在常熟主持一位女信徒的天主教葬禮。魯日滿在常熟傳道員許嘉祿病危之際，兩次探望，并出席他的葬禮。魯日滿經(jīng)常對教徒贈送圣母圣女像。魯日滿發(fā)展常熟本地人何世貞、唐天石和吳歷（漁山）作為自己的傳道員。

魯日滿在1676年9月，也就是吳漁山畫完《湖天春色圖》的當(dāng)年的下半年，從常熟經(jīng)太倉去崇明行教途中，死于太倉。后葬于常熟虞山晏家山山坡教士墓地（俗稱“老爺墳”）。

出生于1950年的比利時漢學(xué)家高華士，發(fā)現(xiàn)了魯日滿這本《常熟賬本》的拉丁文手稿，著手研究，翻譯出版，讓其300多年后重見天日，似乎證明了文化的力量和精神的不朽。

烏目虞山，鐘靈毓秀；人文蔚起，弦歌無絕。

康熙甲寅年（1674）南懷仁繪制的《坤輿全圖》，融合了明末清初東西方對世界的認識，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坤輿全圖》是以中國為整幅地圖的中心，本初子午線設(shè)在中國，具體來說，是設(shè)置在北京的順天府，而非當(dāng)今人們公認的0度經(jīng)線設(shè)在英國倫敦格林尼治。

《坤輿全圖》在對應(yīng)現(xiàn)在東海、黃海海域的位置上，明確標(biāo)有“大清?！弊謽樱鴮?yīng)現(xiàn)在的釣魚島位置恰恰就處在這一海域內(nèi)，是釣魚島自古以來就隸屬于中國領(lǐng)土的又一鐵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