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思宇

       宋洪文敏邁《容齋三筆》曰，金國每遣使岀外，貴者佩金牌，次者佩銀牌，俗呼為金牌、銀牌郎君。北人以為契丹時(shí)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國之制。

       五代以來，庶事草創(chuàng)，凡乘置奉使于外，但給樞密院牒。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因李飛雄矯乘廐馬，詐稱使者欲作亂，既捕誅之，乃詔自今乘驛者，皆給銀牌，國史云始復(fù)舊制，然則非起于虜也。

       太宗端拱二年，復(fù)詔先進(jìn)馳驛使臣，給篆書銀牌，自今宜罷之，復(fù)給樞密院牒。岳珂按三朝國史《輿服志》曰，銀牌，唐制差發(fā)驛遣，則門下省給傳符，以通天下之信，宋朝符券，皆樞密院主之。舊有銀牌以給乘驛，闊一寸半，長五寸，面刻隸字曰“敕走馬銀牌”，凡五字，首為竅，實(shí)以韋帶，其后罷之。

       樞密院給券，謂之顯子。太平興國三年，李飛雄詐乘驛謀亂伏誅，罷樞密院券，別製新牌，闊二寸半，長六寸，易以分書，上钑二飛鳳，下钑二麒麟，兩邊年月，貫以紅絲條。端拱中，使臣護(hù)邊兵多遺失之者，又罷銀牌，復(fù)給樞密院頭子。然則所謂舊制者，唐制也。

       考之《唐六典》，門下省符寶郎之掌，一曰傳符，所以給郵驛，通制命，而注其下曰，兩京留守及諸州若行軍所，并給傳符。諸應(yīng)給魚符及傳符者，皆長官執(zhí)，其長官若被告謀反大逆，其魚符付以次官，無次官付受告之司。傳符之制，太子監(jiān)國曰雙龍之符，左右各十，京都留守曰麟符，左二十，其右一十有九，東方曰青龍之符，西方曰騶虞之符，南方曰朱雀之符，北方曰玄武之符，左四右三，又注其下曰：左者進(jìn)內(nèi)，右者付外，應(yīng)執(zhí)符人，其兩京留守符并進(jìn)內(nèi)，若車駕巡幸，留右符付留守人。歷考其事，皆無以銀為牌之制，豈沿襲至季世，不復(fù)分左右符以從簡便耶？

       鳳麟之象，是亦雙龍四獸之遺規(guī)也。蔡絛《鐵圍山叢談》曰，徽宗政和以來，道家者流始盛，群羽士因援江南故事，林靈素等多賜號金門羽客，道士居上者必賜以塗金銀牌，上有天篆，咸使佩之，以為外飾，被寵異則又得金牌焉。及后女真亂華，群酋長皆佩金牌為號，始悟前兆之不祥。蓋此又一時(shí)崇尚異教之制，非前比云。

       吉水王佐謹(jǐn)識。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復(fù)興共同癸卯二零二叁年九月十三日周三酉時(shí)朱思宇編撰于云南建水陶冶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