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

甲骨，是龜甲和獸骨的合稱。具體地說，甲指龜甲的腹板；骨主要指牛的肩胛骨或脛骨，也有豬和羊的肩胛骨。甲骨文，就是寫在龜甲上的文字。甲骨文是迄今為止人們可以見到的最早的古代文獻，其內(nèi)容為殷商時代王室占卜的記錄以及與占卜有關(guān)的記事文字，故又稱“卜辭”。因其最初出土于殷墟（今河南安陽縣西北小屯村），故又稱“殷墟書契”、“殷墟卜辭”。甲骨文是清末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由金石收藏家王懿榮偶然發(fā)現(xiàn)的。甲骨文發(fā)現(xiàn)后，對其的研究經(jīng)過了著錄、注釋、考證的過程。

青銅器

銅和錫的合金構(gòu)成青銅，因為加了錫的成分，鑄造出來的器物呈青灰色，所以稱為青銅器。鑄刻在商周青銅器上的文字，稱為金文，又稱為“銘文”、“銘辭”。青銅器主要為統(tǒng)治者和貴族的生活器具，如酒器、飲器、食器、樂器等。這些器具如果用作禮器，則被稱為吉金。因此金文也稱吉金文。三代時，鐘、鼎為最重之器，鑄刻的金文器具以鐘鼎居多，故后世又稱金文為“鐘鼎文”。西周是鐘鼎文最為盛行的時代，其內(nèi)容大多是歌功頌德，財產(chǎn)分配，疆界糾紛，命令告示等。一般而言，商代的銘文字數(shù)較少，常見的只有幾個字，而周代銘文的字數(shù)則有大幅度增加，其文獻性質(zhì)也得到加強，如陜西郿縣出土的大盂鼎，有銘文291字。在現(xiàn)存一萬多件有銘文的青銅器中，銘文最長的首推毛公鼎，共497字，所記載的內(nèi)容與《尚書·文侯之命》相近。據(jù)《左傳》記載，春秋時鄭國和晉國都曾在鼎上鑄刻刑書，它們可以算是以青銅器為載體的完整意義上的書。對金文的研究較早的有北宋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近代有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等。

簡牘

簡，指竹簡；牘，指木牘。合稱簡牘。簡牘作為文獻載體的使用，據(jù)說早在殷商時就出現(xiàn)了，但從出土文獻考察，主要集中在戰(zhàn)國至漢晉這一段時期，東晉以后，紙張的使用取代了簡牘。竹簡成為文獻的載體，需要經(jīng)過一定的工藝處理：首先把竹子剖成一片一片的，為防蟲蛀，先作脫水處理，用火烤干竹子里的水分，再用毛筆在上面書寫。一般情況下，一支竹片制成的簡叫做簡，用帛帶和絲帶把若干簡編在一起成為策（或冊），簡冊用繩一般為上下兩道或上中下三道。簡冊經(jīng)過編聯(lián)，為了便于保存，把它卷在一起叫做卷，有字的一面朝內(nèi)，無字的一面在外?；蛞宰詈笠缓啚橹休S，從左至右卷起來，使簡冊的首簡在最外層，為了便于檢索，往往在首簡的背面寫上標題。有的在開頭多兩枚空白簡（又稱為“贅簡”），在背面寫上標題，類似封面和扉頁?；蛞允缀啚檩S，從右至左卷起來，為了使于檢索，通常在末簡的正面寫上標題。從各地的出土實物看，戰(zhàn)國秦漢時每簡的長度和字數(shù)并沒有統(tǒng)一的定制，大體以便于攜帶、保存、閱讀為宜。一般竹簡多為二尺四寸長。古代計算書籍起訖的單位為篇、卷。南方多出土竹簡 , 北方多出土木簡 。

木牘是指用來書寫的木版或木片，一尺見方的牘叫做“方”。單片的木牘比單片的竹簡寬好幾倍，多用于書寫公文、律令、函柬等。從漢代起，木牘的標準長度為一尺，因此書信被稱為“尺牘”。木版如果再做得大一些，就叫做“業(yè)”。肄業(yè)，原意是指讀大版子書，畢業(yè)則指大版子書讀完了。古代的簡與牘在記載功能上有所區(qū)別。《儀禮·聘禮》說：“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即一百字以上的篇幅寫在竹簡編聯(lián)的“策”上，一百字以內(nèi)的篇幅寫在“方”即木牘上。

歷史上時常有簡牘出土的記載。古代最著名的一次是晉太康二年（281年），河南汲郡人不準盜發(fā)戰(zhàn)國魏襄王慕，得竹書數(shù)十車，史稱“汲冢竹書”。1949年以前發(fā)現(xiàn)簡牘最多的一次是“居延漢簡”。此外還有樓蘭、尼雅漢晉木簡、敦煌漢簡、銀雀山漢墓竹簡等等。簡牘不斷地大規(guī)模地出土，極大地豐窗、補充或訂正了傳世文獻。對簡牘的研究產(chǎn)生了簡牘學。

縑帛

縑帛即絲織品，類似的織物還有“素”，即白絹等。絲織品作為文獻載體的出現(xiàn)，有其自身的一些優(yōu)點，如輕薄柔軟，平整易于舒卷，長短便于剪裁。但縑帛價格昂貴，一般人難以購買，相比之下竹木取材更便宜。因此，人們很早就把縑帛與竹木同時使用。在春秋戰(zhàn)國和秦漢時期，用縑帛作為書寫材料的現(xiàn)象是比較普遍的?？V帛除了書寫文字外，還有一大功能即用來繪畫，這是竹木材料難以勝任的。帛書又名繒書。帛書在柔軟性、書寫性、繪畫性等方面勝過簡牘，但在流傳過程中其保存的長久性卻遠不及簡牘。帛書藏于墓穴極易腐爛，所以現(xiàn)代考古發(fā)現(xiàn)的帛書很少，20世紀最著名的帛書出土地是湖南長沙。此外還有馬王堆漢墓帛書。紙張出現(xiàn)后，縑帛并沒有完全退出歷史舞臺，至少在唐代還有詩人用縑帛來寫信。

紙張的裝幀：

卷子

初期紙書的裝幀形式，從六朝到唐五代，紙書皆用卷軸裝。卷軸裝就是把抄了書的紙粘連起來，形成長卷，在其尾端裝上一根用木或者竹做成的軸，收藏時由尾端向前卷成一束，稱為一卷，因此卷軸裝的紙本又叫卷子。卷子的開頭部分露在外面容易破損，一般在前面接一段絲織品以為保護，這段絲織品叫“褾”。褾上可以系一根帶子，卷起來后用于捆扎。因此，一個完整的卷子包括軸、卷、檁、帶四個部分。直到今天，中國字畫裝裱仍保留了這種裝幀形式。

卷軸裝的紙書顯然模仿了簡策和帛書的裝式。帛書所采用的就是這種卷軸形式。而簡策也是卷起來存放的。并且卷子都畫有豎格，稱“邊準”，上下有橫欄，叫“邊欄”，近似一根根竹簡的形制。

卷子的高度約一尺左右，長短則未有定制。從現(xiàn)存敦煌卷子來看，長的有二三丈，短的僅二三尺，完全依內(nèi)容需要而定。一般卷子多用單層紙卷成卷軸，貴重的則要裝背，即在書寫紙的背面裱托一層襯紙。卷子擺在架上不易尋檢，一般要在卷軸一端懸掛標簽，稱為“簽”。標簽一般用牙質(zhì)的，故名“牙簽”。不同類別的圖書，則可以用不同顏色的牙簽來區(qū)別。

一部書往往有許多卷，為了不和其他書相混，也為了保護卷子和便于攜帶，人們便用絲織品做成一個個袋子來裝卷子，這種裝書的袋子叫做“帙”，也稱“書衣”。敦煌所出也有用細竹為經(jīng)，絲線為緯編織而成的書帙。一帙通常為十卷。但這只是一般情況，如果一部書不足十卷，自然也可束為一帙。由于卷帙關(guān)系密切，后人常常以“卷帙”指代書籍。

從卷軸裝向冊頁裝的過渡：

梵夾裝

梵夾裝，本指古印度用梵文將經(jīng)文書寫在貝多樹葉上的裝幀，而后依次將貝葉經(jīng)順好，每葉穿一圓孔，用兩塊長條形竹板或木板上下相夾，然后用繩穿過板上圓孔，再逐葉穿過每葉圓孔，最后穿過另一板圓孔。繩頭打起比圓孔大的疙瘩，以防脫出。這種裝幀由于是兩板相夾，又是梵文書寫，故稱為梵夾裝。其優(yōu)點是每葉獨立存在，便于翻檢，其缺點也很明顯。因板夾的都是散葉，如果未經(jīng)繩穿，或穿繩磨斷以及葉洞破損，便很容易出現(xiàn)書葉丟失。

旋風裝

旋風裝，就是將裁成一定大小的紙兩面書寫，或?qū)身摷堮殉梢豁搩擅鏁鴮?，然后將寫好的書頁的一端依次粘貼在一張卷紙上，裝上卷軸。與卷軸裝不同的是，旋風裝的卷軸不是裝在該卷的末尾，而是裝在該卷的開頭。因旋風裝的書打開后似一片片獨立地粘連在卷紙上的葉子，故又稱“葉子”。故宮博物院保存有國內(nèi)唯一一本旋風裝圖書，據(jù)說即吳彩鸞寫本《唐韻》。旋風裝將書葉鱗次相錯地粘裱于卷底上，看似龍鱗，故又稱“龍鱗裝”。旋風裝不僅縮短了卷子的長度，而且增大了卷子的容量，且便于翻檢，確有優(yōu)于卷軸裝的地方。然而，旋風裝畢竟仍然保留著卷軸裝的形式，也就不能完全克服卷軸裝的舒卷之難，且旋風裝的散葉在卷曲后可能很難平復展開，反而增加了閱讀的困難，所以這種形式后來并沒有被普遍采用。

經(jīng)折裝

經(jīng)折裝，就是把卷軸式改成折疊式，書紙仍然是由多張紙粘連起來的長幅，但不用卷軸，而是按照一定的寬度一正一反折疊成一個長方形的折頁，前后用兩塊與折頁一樣大小的硬板把折頁夾起來。經(jīng)折裝是吸收了卷軸裝、旋風裝、梵夾裝的經(jīng)驗而創(chuàng)造的一種新的書籍裝幀形式。因為比較便于誦讀，因而成為中國佛、道二教經(jīng)典的主要裝幀形式，經(jīng)折裝之名也由此而來。北宋神宗元豐三年至徽宗崇寧二年（1080年一1103年）福建東禪等覺寺刻印的《大藏經(jīng)》世稱《崇寧藏》或《福州藏》便采用經(jīng)折裝。線裝已經(jīng)普及的明、清，刻印佛教經(jīng)典仍然采用經(jīng)折裝，充分說明這種裝幀形式頗受宗教人士和教徒們的喜愛。經(jīng)折裝雖比卷軸裝、旋風裝等便于誦讀，但它的折口容易斷裂，斷裂后的經(jīng)折裝與梵夾裝一樣，書本也成了散葉，容易散亂和丟失。

冊頁裝：

縫繢裝

“縫綴（繢）裝”是將數(shù)張紙葉重疊在一起以后再對折，在折線處用線穿訂 成書；或書葉較厚，幾張集在一起對折成為一帖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若干帖集在一起，折縫處作書背（ｂｏｏｋｂａｃｋ），用麻線反復穿連聯(lián)綴。”

特點：

1.只有寫本，沒有印本，

2.先裝訂，后書寫

3.前后文字，多不相接

4.頁數(shù)成雙，多為八頁

5.分迭縫綴，連迭成冊

粘葉裝：
“粘葉裝”是將單頁紙對折，形成的第一個“折子”在折縫處（外，向下的一面）抹 粘合劑，與第二個粘合，依此法粘接多個直至成一冊，然后可以書寫。書寫時順次翻 開每一個半葉進行整個文獻內(nèi)容的書寫即可。

雕版印刷后：

蝴蝶裝：

由經(jīng)折裝演變而來的，是以版心中線為準，版面向里對折，然后再一葉一葉重疊在一起，在折線處對齊，用漿糊粘在一起，另外三邊切齊，再用硬紙連背裹住作封而。每頁紙只有一面有字。打開書，可以看到一整頁，以版心為中軸，兩邊各半頁，頗似展翅蝴蝶，故稱蝴蝶裝。蝴蝶裝在唐末五代時期即已出現(xiàn)，敦煌所出《王陵變》即是蝴蝶裝。宋、元時期，蝴蝶裝成為書籍的主要裝幀形式。即使到了明、清，蝴蝶裝也仍在采用。蝴蝶裝雖有許多優(yōu)點，但由于“版心向內(nèi)，單口向外”，而當時印刷書葉均只印一面，另一面無字，翻書時，有時翻到有字的一面，有時翻到無字的一面，閱讀起來頗覺不便。

包背裝：

對蝴蝶裝的一種改進，把印好的書葉在版心中線處背而對折，讓版心向外，單口向內(nèi)，然后將單口粘連到裹背紙上，外面再加上護葉和封面，這樣就產(chǎn)生了包背裝。這種包背裝有點類似于今天的無線裝訂，只是今天的書葉是單頁，當時的書葉是雙頁。不過，這種形式的包背裝也有缺點。一是單口與包背紙的粘連比較費事，且粘連不牢則容易脫離散亂；二是為了粘連牢固使用過多漿糊則容易生蟲生霉，不利于書籍的保存。于是人們便在單口邊欄外的余紙上打二至三個孔，用紙捻成線穿連扎牢，然后再裹上包背紙，這樣就解決了糊多生蟲生霉、糊少容易脫離的問題。出現(xiàn)很早，明代最為盛行。由于包背裝版心向外，書口一般都刻有書名、卷次、刻工等，插架時直立容易磨損書口，故改蝴蝶裝時的直立插架為平放，封面也就不必再用硬版而改為軟質(zhì)，這樣，包背裝在整體上就類似于今天的平裝書了。

線裝：

線裝起于唐代，盛行于明代中葉，是在經(jīng)過改進的包背裝基礎(chǔ)上發(fā)展起來的。包背裝在書背處容易破損，此時僅靠二三個紙捻，不能把書腦部分壓平伏，書腦的上下兩角紙張容易卷起，影響外觀和閱讀。于是又有人作了改進：在打孔訂好紙捻后，另外打孔用線穿訂，這就是“線裝”。線裝書不像蝴蝶裝、包背裝那樣用整張的書衣裹背，而是改用兩張半頁大小的軟紙，分置書冊前后，作為封面和封底，與書冊一起裝訂。線裝的打孔穿線有一定規(guī)格，一般使用“四針眼法”，打四個孔。書背厚大的，也有用六針眼甚至更多針眼的。線裝書書腦一側(cè)的上下兩角容易磨損，有些貴重的書籍便用綾錦之類把書角包裹起來，叫“包角”。有時舊書修補或重裝，在每頁書里襯上一張白紙，叫“襯紙”。線裝書的封面內(nèi)往往訂有空白紙，多的有二至三張，作用如同“贅簡”，起保護作用，這稱為“護頁”或“副頁”，也稱“看頁”。護葉后是題署書名及著作人姓名等的扉頁，過去稱“內(nèi)封面”。卷末封底內(nèi)，也訂有空白的護頁，過去人所作的題跋，就常寫在這頁上。由于線裝書都是軟書衣，為保護書籍，也為了便于上架收藏，明清以來的藏書家，還常為線裝書制作書套，又稱為“函”。套函一般用硬紙作襯里，外面裱糊藍布，里面裱糊白紙，把書籍的四邊包起，只留書頭和書根，再用兩個牙簽插緊。有的則把書頭和書根也包裹在內(nèi)，稱為“四合套”。書套因為是用漿糊裱糊而成，易被鼠咬蟲蝕，日久又易散壞，所以有些人愛用“夾板”，就是用兩塊與書冊一樣大小的木板，上下兩頭各穿上一根帶子，把書冊夾緊扎牢?，F(xiàn)在圖書館及私人收藏古籍，還常用套匣。這種套匣只包裹書冊的封面、封底、書頭、書根、書背，書口的一面空缺，書籍裝套時用夾板或者不用，由空缺的一面裝進去，套匣的書背上寫書名、卷數(shù)、作者等等。線裝書本來也是平放架上的，用書套之后，就可以像現(xiàn)代其他書籍一樣立放架上，既整齊美觀，又便于取用和放還。線裝在書籍的出版裝訂史上具有突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