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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傅璇琮先生90誕辰暨《傅璇琮文集》發(fā)布會”活動現(xiàn)場文︱徐 俊 首先要向清華人文學院、劉石教授以及我的老同事中華書局學術中心的編校同仁，表示我個人由衷的敬意，感謝大家為傅先生《文集》付出的辛勞。《文集》是我動議的，也參加了前期的體例商討，劉石教授慨然支持并承擔起組織落實工作，使《文集》順利啟動。這時已經(jīng)是2021年10月，年底我就卸任了，一直到今年2月國林發(fā)我會議邀請，上周拿到樣書，非常驚嘆《文集》編校工作的高效和《文集》規(guī)模之巨大、成書之典重精美。本周我用三個日夜，翻閱了二十四冊《文集》，主要讀純學術文章以外的篇章，感觸很多。傅先生1992年為《文史知識》寫了一篇《讀〈啟功叢稿〉一得》，說：“過了10年，正如白居易所說，年歲漸長，閱事漸多，近日重讀這部著作，產(chǎn)生出一種從未有過的親切感，享受到一種在學識追求上得到極大滿足的愉悅?！?span>（《駝草集》937頁）讀到這里，我想，傅先生說出了我讀《文集》的最準確的感受。1988年，作者（左一）與傅璇琮先生（右二）在晉祠合影。1991年，作者（右二）與傅璇琮先生（正中）在北京十渡合影。1998年，作者（右二）與傅璇琮先生（正中）在貴陽合影。在2016年9月唐代文學學會成都年會為傅先生舉行的追思會，我講了對傅先生的兩點認識——一是“丁酉之禍”對傅先生的影響；二是編輯職業(yè)對傅先生學術形成的影響力。這次重讀，加深了對傅先生的理解。一、傅先生柔弱、謙和的外表下有強毅、強大的品格和對學術追求的強烈信念。傅先生《文集》中多處回憶被打成“右派”，到商務、中華工作初期的情況，在那么重的政治壓力下，“我這個人畢竟是個書生，從50年代起，不管環(huán)境如何，總是抓時間讀書作文”。1973年從干?；鼐┖螅半m已是文革后期，但政治運動仍很頻繁，且當時還沒有個人著作出版的希望，但我不管這一切，日夜躲在書室中，讀書寫文”?！拔覀冞@樣的讀書人或?qū)W者，不必有什么需求，更不必有什么做官、致富的奢望。如果有什么需求，那就應該是，自己所做的要在時間歷程上站得住，在學術行程中得到認可”（《唐代詩人叢考》2003版前記）。這次讀到《駝草集》卷首傅文青寫的“弁言”，說到傅先生聽到自己被劃為“右派”后的反應，“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看了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然后就出來了”，“書中的安德列戰(zhàn)場受傷后，躺在俄羅斯廣袤無垠的土地上，看到的太陽是黑色的，他的心沉到了海底，但他看到了俄羅斯的年輕人勇敢前行堅強不屈時，太陽又是紅色的了，給了他希望”。現(xiàn)在我們很難想象關在房間里的三天，傅先生都經(jīng)歷了怎樣的思想掙扎，但我們能夠清楚看到那一代人獨特的信仰。傅先生還不止一次引用雨果的話：“藝術就是一種勇氣！”引用巴爾扎克的話：“我也許能夠?qū)懗鲆徊渴穼W家們忘記寫的歷史，即風俗史！”一再引用陳寅恪為楊樹達所撰序里的話：“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間輟，持短筆，照孤燈”，“非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見者，肥瘠榮悴，固不相同，而孰難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當有能辨之者”（《近代學術之源泉——讀〈嘉定錢大昕集〉》，《駝草集》1510頁）。理解傅先生的思想境界，才能理解他周末一個冷饅頭對付，日復一日在圖書館查檢抄錄群書，完成百萬字的黃庭堅與江西詩派、楊萬里范成大兩部資料書，才能理解在云夢楚澤就開始《唐代詩人叢考》的準備，在晚年仍然開啟唐代翰林學士的考證，才能理解一直到晚年傅先生都保持著寫作的沖動，保持著借助各種形式的寫作發(fā)言來表達自己對學術的關切。我現(xiàn)在也過了花甲之年，看到這一點，尤為感佩。傅璇琮先生完成的《楊萬里范成大資料匯編》《黃庭堅和江西詩派卷》兩部資料書傅璇琮先生所著《唐代詩人叢考》及主編的《唐才子傳校箋》傅先生雖然訥于言說，但筆下的文字洋溢著哲思和詩意，最為大家熟悉稱道的是《唐代科舉與文學》序言描敘從蘭州到敦煌一段路的見聞與感想：車過河西走廊，在晨曦中遠望嘉峪關的雄姿，一種深沉、博大的歷史感使我陷于沉思之中，我似乎朦朧地感覺到我們偉大民族的根應該就在這片土地上。 在通往敦煌的路上，四周是一片沙磧，灼熱的陽光直射于沙石上，使人眼也睜不開來。但就在一大片沙礫中間，竟生長著一株株直徑僅有幾厘米的小草，雖然矮小，卻頑強地生長著，經(jīng)歷了大風、酷熱、嚴寒以及沙漠上可怕的干旱。這也許就是生命的奇跡，同時也象征著一個古老民族的歷史道路吧。 …… 其實，《文集》中類似這樣的文字還有很多，讀來身臨其境，精神可感。在安陽農(nóng)村搞“四清”時，看到揭批《新編唐詩三百首》的報章：安陽是殷墟的舊地，甲骨文是我們文明的老祖宗，我倚伏于中原大地上一家農(nóng)舍昏微的燈光下，面對這篇檄文，真感慨于我們古老的歷史傳統(tǒng)中一種可怕陰森的東西。（《熱中求冷》，《駝草集》1334頁） 在咸寧向陽湖干校，最后兩年，人走的差不多了，勞動戰(zhàn)地變成了休閑場所，晚飯后有時找蕭乾、樓適宜夷等先生聊天，后即轉(zhuǎn)入屋內(nèi)，點起煤油燈看書——先期回京的楊伯峻先生寄來的《三國志》、范注《文心雕龍》：咸寧地處楚澤，廣漠的平野常見大湖返照落日的奇彩。晚間我遙望窗外，月光下的遠山平湖，仿佛看到這屈子行吟的故土總有一些先行者上下求索而悲苦憔悴的影子。這時心也就漸漸平下來，埋首于眼前友人從遠地寄來的舊書中。（同上） 傅先生在談朱東潤先生史傳文學時說：“讀朱先生的著作，總會感到一種人格的力量，又能受到做學問的一種極難得的啟示和陶镕”，“既要有理性的思索，又要有情感的傾注，這樣才能使傳統(tǒng)的研究蘊含一種'秋冬之際，山陰道上’的眷戀情懷，又能有一種'仲春令月，時和氣情’的舒朗氣息”（《理性的思索和情感和傾注》，《駝草集》1293頁）。用傅先生這段話，來理解他那些富有歷史感的美文，非常切合。與其說是詩意美文，毋寧說那就是傅先生人格的外化。匆匆讀過十冊《駝草集》，另一個印象深刻的方面，是作為出版家的傅先生，他的焦慮和努力，躍然紙上。過去我未曾著意，讀后有一些新的理解。在我們經(jīng)歷的近四十年出版歷程中，出書難、出書慢和經(jīng)濟效益考量，可以說貫穿始終，非親歷者不能深知。傅先生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前后二十年時間擔任中華書局副總編輯、總編輯，也是他的最大的困擾。《學林漫錄》是1980年代以后深受讀者喜愛的不定期集刊，書局內(nèi)部一些人目為同仁刊物，由傅先生發(fā)起并親自組稿編輯出版，投入大量心血。“1980年6月出初集，到現(xiàn)在已出版了十二集，……目前還有一集正在排印中，卻已是拖了兩年，遲遲未能印出，陷入經(jīng)濟危機。”印數(shù)也不斷下降，特別是1988年，出現(xiàn)了大滑坡。傅先生就各集出版時間和印書作了統(tǒng)計：初集1980年出，印了三萬多冊；二、三、四集1981年出，五、六集1982年出，七、八集1983年出，九集1984年出，印數(shù)都在一萬幾千冊。1985年倒也出了兩集（十、十一），印數(shù)已跌進一萬以內(nèi)了，而1985年以后，1986、1987兩年都是空檔，1988年1月才出了第十二集，印數(shù)只有二千五百冊。這當然要虧本，出版部的同志不熱心，經(jīng)營管理的同志也提出意見。……有的開玩笑說：《學林漫錄》的“漫”應該改為“慢”。 傅先生感嘆：“前途如何，渺不可測，我們只求在排校中的第十三集還能印出來，希望苦撐一段時間，還能一集一集的編出來，哪怕慢一點。”（《〈學林漫錄〉瑣記》，《駝草集》812頁）透著無奈和企望。在回顧《唐才子傳校箋》出版過程時，傅先生說：“第一冊出版于1987年夏，等到第四冊出版，已經(jīng)是1990年的歲暮了，其間竟占了四個年頭，我們現(xiàn)在出版一部稍具規(guī)模的學術著作，真有想不到的艱辛！”（《〈唐才子傳校箋〉編余隨札》，《駝草集》837頁）當他看到三聯(lián)版陳寅恪《柳如是別傳》首印一萬冊，不到一個月就銷售一空時，開始關心報紙上的追問：“《柳如是別傳》這一脫銷現(xiàn)象，帶給出版界一個什么啟示？現(xiàn)在出版界都在談論市場意識，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市場？圖書市場究竟需要什么？”（《〈柳如是別傳〉怎樣讀》，《駝草集》1685頁）傅先生的回答是：不過我認為，圖書市場的真正涵義是文化，一部有高品位文化的書，不但能帶動圖書市場，也還能使一個時期的圖書市場有一種“更上一層樓”的活力。（同上1686頁） 傅先生的愿望是真誠的，其目標指向是圖書的文化含量和學術質(zhì)量。面對出版界越來越強烈的追求經(jīng)濟效益的傾向，他明白“要改變過去單一產(chǎn)品經(jīng)濟模式，參加到商品經(jīng)濟的行列中去，因而重視經(jīng)營中的經(jīng)濟效益，這不但無可厚非，而且也是應該的”。傅先生給出的出路——“我認為出路還在于我們自身”，一是自己要有一個信念，我們做的是文化積累的工作；二是“在競爭中力求高質(zhì)量”，他說，可以預計在今后一段時期內(nèi)，出版競爭會是相當激烈的，“學術工作不得不參加到這個競爭的機制中去”（《吳汝煜〈唐五代人交往詩索引〉序》，《駝草集》563頁）。這樣的想法體現(xiàn)了傅先生對學術質(zhì)量的一貫追求，也符合他一貫嚴于責己的性格。傅先生對自己認為該做而沒做到的事，抱有真誠的愧意。1985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曹道衡先生的《中古文學史論文集》，反映極佳。但多年后，傅先生接到曹先生告知，他應臺灣文津出版社之請，擬將《續(xù)編》交臺灣出版，請傅先生作序。傅先生說：“我很慚愧在我主筆政之際未能將道衡先生有關中古文學研究論文編成續(xù)集在中華書局出版。”（《曹道衡〈中古文學史論文集續(xù)編〉序》，《駝草集》985頁）在談到書局的小刊物《書品》時，傅先生說：“出版社應有文化學術意識。在目前市場經(jīng)濟的情況下，出版社當然不能忘記經(jīng)營，而且要著意把經(jīng)營搞好。但出版物并非是純粹的商品，也不能簡單地說把出版社推向市場。特別是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那么文化與學術應當是出版社的靈魂?！?span>（《〈書品〉，與作者讀者溝通的橋梁》，《駝草集》1224頁）慚愧的是，援用傅先生前段的話，《書品》就是在我“主筆政”的時候關張的，也讓很多讀者失望。那是因為后來書評文章發(fā)表的范圍大大突破，我們也大力鼓勵編輯到外面的媒體發(fā)表，擴大影響力。借此機會我希望我們的員工年度文選《春華集》能夠保持出下去。以上主要是說的傅先生對出版現(xiàn)狀的焦慮，作為主中華筆政、有引領學術風向之志的傅先生，竟然有與我們同樣焦慮，這是這次閱讀才集中關注到的。意識到這一點，我才對傅先生文中屢屢寫到的“信念”（對文化的信念，對出版的信念）有所理解。從大處看，作為出版家的傅先生，有更值得我們汲取借鑒的地方。比如，與他對學術研究特別重視學科建設一樣，他始終用學術的目標來規(guī)劃出版、設計選題，引入出版；對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學術出版結構，他都有非常獨到深遠的考量；他總結歷史上占有地位的出版社，“不管當時是賺錢或賠錢，它們總有兩大特點，一是出好書，一是出人才”；傅先生對學術和出版始終抱有樂觀的憧憬，是非常值得我們追效的。傅先生入職出版業(yè)之初，就“天真地立下一個志愿：我要當一個好編輯，當一個有研究水平的專業(yè)編輯”（《駝草集》1365頁）。對中華書局，傅先生說：“我始終對這個環(huán)境是有感情的?！?span>（《駝草集》2288頁）反過來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二十年光景，就是傅璇琮們“主筆政”的年代，今之視昔，誠然是中華書局一百一十年史上既出人又出書的最高光時段之一，我有幸在入職之初，在他們的領導下工作，讀《駝草集》，更有所感。編輯出版他們的著作，一方面是向前輩們致敬，另一方面這也是書局歷史的一部分。傅先生一再說：“我總以為，一個學者的生活意義，就在于他在學術行列中為時間所認定的位置?！?span>（《駝草集》1563頁）最后我要說，《駝草集》十冊按年編排，讀起來，真有展開半個世紀唐代文學、中國古典學術歷程之感，也有展開改革開放以來古籍學術出版歷程之感。這是《傅璇琮文集》超越其學術自身的歷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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