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將中華文化比喻成一座四合院，儒家是正堂，佛道是廂房，雖不全面但很形象。董仲舒為王權社會創(chuàng)立的“君權神授”“天人感應”的政治儒學可能已不再適合現代社會，但儒學的其它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尤其在個人修養(yǎng)方面。

有人說:儒家追求的文質彬彬讓中國人變的懦弱了。我想問:“是野蠻好還是文明好？是粗俗好還是文雅好？是卑鄙好還是高尚好？”我想多數人還是會選文明文雅高尚的，因為這是人類追求的目標和發(fā)展的方向。只不過近代以來我們與西方相遇，是“秀才遇到了兵，有理說不清”。既然遇到了不講理的，我們就換一種方式跟他交流。技不如人，我們學技術；體能不如人，我們鍛煉體能，只要持之以恒，終究會讓他坐下來講理的，而不應懷疑自己的人品出現了問題。

有人問：《論語》現在還有學習的價值嗎？我總是會問：你讀過《論語》嗎？?？鬃拥膫ゴ笤⒂谄椒仓?，《論語》雖講:“朝聞道夕死可也”，但并不空談大道理（道），也不直接談人性（德），而是從生活中的點點滴滴講起。如為什么要修身？“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人只有把根基扎牢了，才能茁壯成長，才能安身立命；如對朋友，“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該對朋友說的要好好說給他，如果他不聽就不要再說了，說多了會自取其辱；與人交往，“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遇到有共同語言的要多說點，沒有共同語言的要少說；面對恩怨則說：“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如何識人則說:“巧言令色，鮮矣仁”，花言巧語能說會道的人多數都不厚道；交什么樣的朋友，則講“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如何做事則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對社會風氣則說:“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整天聚在一起，卻沒有什么正事，彼此之間還喜歡耍小聰明，放在今天仍然生動形象。《論語》中的人生智慧比比皆是，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就在于它把古今相通的道理都能準確而又深刻地表達出來，怎會不值的讀。

幾千年來儒家學說雖然流派紛呈，但孔子有一句話可概括其核心思想，“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道的思想是中華文化的靈魂，諸子百家道法不同，但道體為一。從本體論上講道是萬物的根源，從方法論上講道是宇宙的最高原則，道的思想是中國人的信仰。儒家也把“志于道”作為自己的追求。目標有了如何來實現，“據于德”?！暗抡?，得也！”與生俱來的天賦與本能就是德。德是道在人身上的實現和完成，這種天賦與本能在人后天的成長中被遮蔽了，因此人要想“志于道”，就必須“明明德”，性善論由此產生。而如何“明明德”，就要“依于仁”，仁是孔子定義的一個哲學概念，一個價值觀念，是道的體現，是德的具化，仁在兩人之間才能存在，“仁者，愛人也”，仁的概念是是儒家學說的基石，實踐仁就是實踐道，就是明明徳。對仁的闡釋與實踐發(fā)展出了儒家的思想體系，光有思想還不行，還應與日常生活相結合，即“游于藝”。藝就是手藝技藝，儒家強調的“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都是古代社會日常生活中應當掌握的基本技能。禮節(jié)、音樂、體育、駕駛、書寫、算術，不也是現代人必不可少的技能嗎？儒家始終強調要“以道率藝，以藝瑧道”，道與藝要結合，不應分離，理想與生活要統(tǒng)一，不要對立。儒家主張“觀人文以化成天下”，注重獨立人格的培養(yǎng)，注重自覺自律的道德力量，注重人倫孝悌的建構，目的都是通過“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實現對宇宙生生之德的參與和成全。

中華文化中有道家對自在生活的向住，有佛家對心靈解脫的覺悟，有法家對強大國家的追求，有儒家對倫理社會的建構。 “人之有愛，本由親立，推己及物，各有差等”，人類的情感中，愛讓人想親近，敬卻讓人保持距離，愛和敬的程度疊加后，情感就有了分寸。以此將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明確定義，就產生了不同的人倫義理。儒家將其概括為“五倫十義”。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十義：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不在“五倫”之內的關系不是倫理關系，而是法律關系，超出了倫理的范疇。 這種以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為核心構筑的社會倫理，正視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并將這種差異倫理化，但并不將這種差異絕對化。“父不慈，子可不孝；夫不義，妻可不順；君不仁，臣可不忠等，以此類推。”倫理關系是以互敬互愛為前提的，權利與義務是相互轉化的，以“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的小康社會為標準，以“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的大同理想為信念。佛家也承認眾生現實中并不平等，有“眾生平等德”與“普渡眾生愿”，但只發(fā)愿并不致力于社會建設來消滅不平等，僅專注于精神上給大眾一條出路。而儒家除了終極理想，更注重通向理想之路的現實建設。中華文明得益于儒家對人文精神的弘揚，對倫理社會的建構。儒家倫理為中國的社會治理奠定了道德基礎，今天依然如此。儒家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主體文化，可以說沒有儒家文化，中華文化就支離破碎。但在中華文化三大家儒道佛中，近代以來對儒家批評最多，誤解最深，主要是很多人認為儒家學說更有利于統(tǒng)治者。在呼喚文化自信的今天，有些問題需要澄清。

首先，儒家學說不只有孔孟之道。儒家學說從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產生開始，隨著時代發(fā)展到今天，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著不同的思想學派。漢代時文化上的儒生與行政上的刀筆吏身份融合，形成了新的士大夫階層，儒家法家開始合流，法家匯入儒家，獨立的法家學派不復存。而此后的儒家是以儒學為靈魂、以法為手段的儒家，和孔孟之道的原儒已有很大不同。宋代又有了程朱理學派的興盛，其受佛道兩家思想的影響，形成了新的思想體系，深刻地影響和塑造了中國社會傳統(tǒng)。明代時陸王心學進一步發(fā)展，形成了以儒學為主體，吸收佛道兩家思想精華的陽明心學，中華文化有了新的高峰?？梢哉f孔孟之道與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是原儒與新儒的區(qū)別，是發(fā)生與發(fā)展的關系?？酌现?、程朱理學、陸王心學合在一起才是儒學的全貌。

再者，真正的孔孟之道并不迎合統(tǒng)治者。儒家將智、仁、勇奉為三達德?？鬃诱f：“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有智，明白人與世界的道理，故無惑；有愛，與天下之人同在，故無憂；有勇，人沒有私心，故無懼?？鬃拥暮诵乃枷胧牵骸凹核挥?，勿施于人！”，主張：“士可殺不可辱”、“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在主張充分實現人性的同時強調：“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哪個統(tǒng)治者會喜歡這樣的思想觀念。朱元璋就將《孟子》中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等八十五條近一半章節(jié)，排除在科舉考試之外，并差點將孟子趕出孔廟。陽明心學更是主張人性是平等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人人皆可成賢成圣，人人都應收拾精神，做自作主張的大丈夫。這些思想觀念更有利于統(tǒng)治者還是更有利于萬千民眾，不言自明。

三者，儒家學說中能被統(tǒng)治者善加利用的，恐怕只有程朱理學。這也是明清兩代將其作為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作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主因。雖說理學有其合理方面，在中國古代思想中更接近西方思想邏輯，但其將情之理等同于物之理，認為天理是不依人類社會的存在而存在的，是永恒的不朽的，在沒有自本自根的神存在的中華文明中，恰恰為統(tǒng)治者扮演神提供了理倫依據，為其以天理代言人自居來駕馭民眾創(chuàng)造了思想基礎，所以統(tǒng)治者才青睞理學。但理學將人心與天理隔離開來，使天理高高在上，使理學變?yōu)榱丝斩吹男v，再經明清統(tǒng)治者曲解拼湊，逐漸僵化腐朽，最終失去了思想活力。作為千年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主要學說，理學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深遠的，有其積極的一面，但其消極的一面隨著中國古代社會的沒落也越發(fā)顯著，是很多人對儒家學說持負面態(tài)度的主要根源。

儒家思想從本質上來說是中華文化中最剛健質樸、最具人文精神的思想。從個人修養(yǎng)到家國治理再到天下情懷，有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以明德立身，親民立志，均平天下為己任，大同世界為理想，在近代西方思想中唯有馬克思主義才有這樣的情懷。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想，解放全人類的追求，與儒家思想異曲同工。我們民族精神中的“自強不息”、“實事求是”、“以人為本”、“內在超越”、“辯證思維”、“海納百川”、都來源于儒家的傳承與弘揚。

儒家的“三綱領”，即“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的人生目標；“八條目”，即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奮斗路徑，培養(yǎng)了一代又一代優(yōu)秀的中國人。儒家所主張的“士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擔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實踐傳統(tǒng)；“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民本思想；“民之所愿，天必從之”的民生主義；“執(zhí)兩無權，猶執(zhí)一也”的辯證思維；“有教無類，誨人不倦”，“觀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教育理念；“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五倫十義”所形成的倫理和諧；“各親其親，各友其友”的“小康社會；“不獨親其親，不獨友其友”的大同理想，哪一個不是我們現在所追求和向往的社會理想。儒家文化能成為中華文化的主體，能成為秦后中國古代社會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是歷史必然，也是中華民族命運使然。近代以來儒學雖備受摧殘，但直到今天其仍煥發(fā)著強大的生命力，它的生命力就是中華文化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