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先自作者發(fā)表于《南京社會科學》2020年第3期的論文《記憶研究的未來：文化和歷史社會學的聯(lián)結》中的第二部分。

如果從 20 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記憶潮興起開始計算，經(jīng)過三四十年的發(fā)展，記憶研究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豐碩的成果。皮埃爾·諾拉主持編撰的《記憶之場》(Les lieux de mémoire) 、阿斯曼夫婦所提出和引領的“文化記憶”(cultural memory) 研究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但是，在記憶研究不斷發(fā)展壯大的同時，該領域也遇到了一些發(fā)展的瓶頸，我將其總結為以下三個疑問: 即記憶研究是否只是一個概念游戲? 記憶研究是否就是故事會? 以及用更通俗的話來說，記憶研究是“軟”還是“硬”?

1. 記憶研究是概念游戲嗎?

盡管記憶研究的意義不僅僅局限在提出新概念，但其在發(fā)展過程中確實涌現(xiàn)出了一系列相關的名詞和概念，例如“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 、“集合記憶”(collected memory) 、“社會記憶(social memory) 、“文化記憶”(cultural memory)、“溝通記憶”(communicative memory) 、“模仿記憶”(mimetic memory) 、“物質記憶”(material memory) 、“自傳記憶”(autobiographical memory) 、“歷史記憶”(historical memory) 、“體化記憶”( incorporated memory) 、“刻寫記憶”(inscribed memry) 等等，不一而足。在眼花繚亂的同時，這不禁讓人產(chǎn)生疑問: 記憶研究就是一個概念游戲嗎？對此問題的回答在于辨別我們需要的是何種概念。事實上，無論對于社會科學還是人文學科而言，概念都是我們認識世界、形成理論的重要工具。馬克思所說的階級(class) 、韋伯所說的地位群體(status) 等都是我們認識世界的重要工具，因而是不可或缺的。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把概念分成兩類: 第一類是嵌入于人類知識和理論體系、能為我們觀察世界提供嶄新視角和重要認識論或方法論工具的概念; 另一類則是在某些具體領域或案例中抽象歸納、相對修正性或累加性的概念(和埃爾所說的“添加型工作”類似) 。盡管這兩類概念對我們認識世界都有幫助(第二類概念對我們認識某個區(qū)域的特殊性可能更有幫助) ，但相較而言第一類概念對人類知識進步的幫助可能更為重要。這對記憶研究而言也是如此。

例如，“想象的共同體” 就是記憶研究領域中很重要的第一類概念。此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回應了民族主義研究中的一個核心問題: 即民族主義究竟是古已有之還是現(xiàn)代性的產(chǎn)物? 安德森詳細分析了歷史上所產(chǎn)生的四波民族主義并在此基礎上認為民族在本質上是一種現(xiàn)代性的產(chǎn)物; 宗教信仰的領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時間觀念的改變、資本主義與印刷術之間的交互作用、國家方言的發(fā)展等都對民族和民族主義的出現(xiàn)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 的出現(xiàn)和時間觀念的改變對 形 成 民 族 這 一“想 象 的 共 同 體”至 關 重要——畢竟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范圍之大都不是人們日常接觸所能感知到的，只有當本雅明意義上的空洞的、同質的時間(homogeneous empty time) 得以被體認、和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報紙等媒介的出現(xiàn)后，人們才可以把那些遠在天邊的陌生人想象成為和自己同一時間和空間下的國家共同體的同胞?！跋胂蟮墓餐w”概念也因此為我們理解民族國家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和認識論維度。在上文提到的諸多“記憶”中，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概念首次挑戰(zhàn)了人們習以為常的將記憶作為個人體驗的認知，因此也為人們認識記憶和過去提供了嶄新的視角。

第二類概念是相對“累加性”的概念。這些概念仍有其價值，但在提供認識論和方法論工具方面的作用會相對小一些。例如，在“傳統(tǒng)的發(fā)明”概念指導下，學者們如果在世界各地尋找各種被發(fā)明出來的傳統(tǒng)，那么這個努力雖然在認識特定區(qū)域方面有其價值，但在提供視角方面的創(chuàng)新性就相對有限。另一個案例是福柯的理論。福柯提出的權力毛細血管作用瑏瑡無疑顛覆了我們認識和思考權力的固有思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認識論工具。但如果我們只是沿著?？碌乃季S去尋找各種權力毛細血管作用的細微機制和案例，那么這些努力雖然在認識特定案例上具有價值，但其對認識論挑戰(zhàn)和視野重塑方面的作用無疑不如福柯來的更有價值。同樣的，如果我們在“集體記憶”或“社會記憶”框架下的工作內容只是去辨別一個又一個案例時，那這種努力在認識論意義上的開創(chuàng)性價值也可能會打折扣。記憶研究究竟是否是一個概念游戲?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記憶研究和其它社科和人文研究一樣，它既是又不是一個概念游戲。人們思考、說話、交流以及學者們的理論化工作無疑都依賴于概念。但是，我們(作為學者) 提出概念的時候必須十分小心。相比累加性工作的第二類概念，我們更應該探索和理論化那些深深嵌入于人類知識脈絡之中并為我們提供嶄新視角和重要認識論工具的概念，而這也應該是記憶研究回應和突破概念游戲這一批評的努力方向。

2. 記憶研究是故事會嗎?

對記憶研究的另一疑問是: 記憶研究似乎極強依賴于敘事———當我們閱讀發(fā)生在美國、德國、以色列、埃及和拉丁美洲的研究案例時，我們似乎在聽一個又一個有關過去的故事。但在“聽故事”之外，記憶研究是否能為我們提供其它更多的(理論) 價值呢? 事實上，回答這個問題需要破解此質疑的一個前提假設，即故事不能作為我們理論化的工具、故事只是描述而不是解釋。當然，這里又涉及到更為深層次的兩個問題: 第一，描述是否可以是學術研究的目的? 第二，如果我們需要理論化，“故事”如何過渡到理論?

針對第一個問題，學界其實有不同的爭論。由于記憶研究是一個涉及社會學、人類學、媒體研究、文學、歷史學等多學科的研究領域，對于“描述”在學科中的位置自然也有不同的判斷。例如，歷史學(特別是傳統(tǒng)實證史學) 會更強調對歷史事實的還原和梳理。它雖然也講理論，但是歷史學的理論往往更多的會藏在史實(或 曰“故事”) 背后。與此相對，社會學是一個更為強調理論的學科，它也希望能在故事基礎上將理論以一個更為清晰的方式放在前臺。當然，社會學家口中的“理論”也擁有不同內涵———社會學家阿本德(Gabriel Abend) 就曾總結過“理論”一詞的七種含義，包括關于變量的一般性命題 (general proposition) 、對于社會現(xiàn)象的解釋、詮釋性的理解經(jīng)驗、對社會學先驅經(jīng)典的研究、相對整體的世界觀、有價值判斷的論斷(比如女性主義理論) 以及關于“真實”社會建構的(哲學性) 反思等。盡管社會學家對“理論”的理解各異，但其共同的對“理論”的執(zhí)著追求依舊帶來了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要求每一篇文章都有“理論創(chuàng)新”，那我們現(xiàn)有的“理論”還有什么用? 現(xiàn)有理論概念的內涵可能因此被掏空、社會學作為一個學科在經(jīng)驗和理論上反而可能被貧困化———這也是可汗(Shamus Khan) 及其同事《少一些理論、多一些描述》一文的主要質疑和中心論點。

從另一方面講，我們在敘述和分析時一旦涉及概念，那必然涉及了抽象和一定程度的理論化，因此，所謂的“純粹描述”其實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此外，如果我們希望社會學的記憶研究不局限在理解某個特定群體或區(qū)域(當然這本身也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那就仍然要面對抽象化和一般化(generalization) ，進而涉及理論化的問題。當然，正如上文阿本德的文章所述，理論化的方式和路徑可以多元化。這就回到了關于“故事會”的第二個問題: 記憶研究如何從故事過渡到理論?？傮w而言，社會學的分析中存在著解釋和解讀兩種傳統(tǒng)。“愛講故事”的記憶研究是否只運用解讀傳統(tǒng)呢? 事實上，“故事”和“敘述”不僅天然地蘊含著解讀，其分析視角也可以是解釋性的。例如，在研究以色列對前總理拉賓的紀念活動中，研究者(Vered Vinitzky － Seroussi ＆ Chana Teeger) 發(fā)現(xiàn)沉默(silence) 既可以幫助人們遺忘、也可以在某些場合下促進人們記憶; 基于此，作者區(qū)分了顯性沉默(overt silence) 和隱性沉默(covert silence) ，系統(tǒng)地理論化了沉默對于紀念和忘卻的重要作用。這無疑是偏向解讀的。與此同時，“阿姆斯特朗和克雷格比較了美國 1960 年代的石墻暴動和發(fā)生在三番、洛杉磯和紐約的其他運動，指出只有石墻運動同時滿足兩個條件: 即行動者是否認為此運動值得紀念(commemorable) 和行動者是否具有足夠記憶能力(mnemonic capacity) 將事件轉化為記憶載體(commemorative vehicle) 。只有滿足這兩個條件，某個社會運動才會被社會記住并被構建為某群體的中心認同。”明顯是解釋性的(斯考切波式的宏觀—因果式)的分析。由此可見，記憶研究并非局限于某一種理論化的方式，記憶研究涉及故事但也超越故事。

3. 記憶研究是“軟”還是“硬”?

針對記憶研究的第三個疑問是: 鑒于記憶研究的對象常包括話語、敘述、符號、象征等內容，記憶研究是否太“軟”了? 換句話說，話語、符號等內容是否只涉及社會現(xiàn)象的表征而不涉及問題的深層內核? 2017 年發(fā)生在美國弗吉尼亞州的事件可以很好地回答這個問題。當年的 8 月 11 日和 12日，全美各地的右翼分子(包括新法西斯分子、新納粹分子、白人至上主義者、白人民族主義者等群體) 紛紛聚集在弗吉尼亞州的小城夏洛茨維爾(Charlottesville) 進行了所謂的右翼聯(lián)合大游行(Unite the Right Rally) 。他們游行和集會的目的是為了反對夏洛茨維爾市政府之前做出的拆除羅伯特． 李將軍雕像的決定。羅伯特·李將軍是美國內戰(zhàn)時期南方軍的領袖之一，也被美國南方和很多白人看成是自己的英雄。

但問題的另一面是，羅伯特． 李以及其他一些聯(lián)邦時期的雕像也常被左翼認為是種族主義的標志———這也是夏洛茨維爾在 2016 年投票決定拆除雕像的原因。右翼分子在 8 月 11-12 日的游行中情緒高漲，他們高喊著“這是我們的土地”的口號、高舉著納粹和南方軍的旗幟并與反游行的人群發(fā)生了沖突。在12日的下午，右翼分子菲爾德(James Alex Fields) 駕駛了一輛汽車沖向了反對右翼游行的人群，并最終造成一人死亡 19 人受傷的悲劇。而菲爾德本人也在 2018 年被判處終身監(jiān)禁。這個例子毫無疑問是圍繞記憶的斗爭。事件的導火索是如何處置羅伯特.李將軍這一具有不同象征意義的符號; 而人們圍繞象征的斗爭切切實實的帶來了深刻和嚴峻的政治后果。從這個角度而言，象征政治(symbolic politics) 和“真的政治”(real politics) 的界限就不存在了。當某個事物被人們認為真實和重要的時候它就會產(chǎn)生真實和重要的影響力及后果。由此可見，話語、敘述、符號和象征等記憶研究的內容并不天然就是“軟的”，它們可以產(chǎn)生十分“硬核”的后果。當然，還需澄清的是，記憶研究的內容其實并不只包含話語、符號等表征系統(tǒng)，記憶研究也十分關注與記憶有關的“記憶實踐”(mnemonic practices) 。媒介發(fā)展、民族主義、社會和文化認同、紀念儀式、紀念空間構造等一系列議題都是記憶研究的內容和對象。換言之，記憶研究不僅涉及人們怎么說的、也涉及人們怎么做的。因此，所謂的“軟”還是“硬”并不涉及記憶研究的本質，而記憶研究也無需被此問題所鉗制和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