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長，有一封信，挺奇怪的，您要看一下嗎？”

1983年3月22日，中國人民銀行收到一封神秘信件，工作人員不知是否應該打開。

這封信看起來有一點厚，寄件人署名叫馬眉，因為這不是總行經(jīng)常來往的客戶姓名，也不是寄給總行某個職工或部門的，所以頗有些“來歷不明”的感覺。

可是，時任總行行長的呂培儉，本著認真負責的態(tài)度，還是拆開了這封信件。

里面的內(nèi)容，讓呂培儉直言驚奇，隨即安排人找出絕密1號檔案。

一個多月之后，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走出兩名高層工作人員，帶著絕密1號檔案，出發(fā)前往山西。

在那里，他們會同中國人民銀行山西分行的工作人員一起走進了一個偏僻的小山村。

他們是要去做什么？這封神秘來信里藏著的究竟是什么？

神秘來信，牽出塵封33年的秘密

這封放在行長辦公桌上的神秘信件，呂行長命人拆開之后，發(fā)現(xiàn)里面是一封信和一份折疊整齊的《山西日報》。

呂行長帶著疑惑閱讀著這封信。原來，這是一位名叫馬文蔚的人親筆簽名的信，內(nèi)容是由其女兒馬眉代筆書寫。

馬文蔚在信中說道，《山西日報》日前發(fā)表文章稱，山西文化底蘊濃厚，書法大家眾多。

其中，我國的經(jīng)濟學家冀朝鼎不僅為祖國成立和建設作出巨大貢獻，還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書法家，第二套人民幣上的“中國人民銀行”幾個字便是他所寫。

馬文蔚明確表示，這種說法是錯誤的。

他還說，自己知道寫這幾個字的人是誰，也知道是在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所寫。

最后，他附上自己的詳細地址。

信中的《山西日報》，正是刊登馬文蔚所說報道的那一期報紙。

面對這種情況，總行有人認為這只是個別人的惡作劇，不足為信。因為這些年，關于第二套人民幣上“中國人民銀行”幾個字的書寫者，各種說法層出不窮。

有的說是中國人民銀行首任行長南漢宸親自手書，因為1955年正式發(fā)行的第二套人民幣，正是南漢宸行長一手負責，人民幣所用漢字也是他提交審核的，所以很有可能是他本人寫的。

還有說法是革命烈士趙一曼的丈夫陳達邦所寫，因為陳達邦在1950年經(jīng)董必武介紹到中國人民銀行工作，后來擔任銀行印制局綜合科科長，具體負責人民幣印刷工作，所以極有可能寫了這幾個字。

另外的說法就是冀朝鼎寫的。

當時無論是南漢宸、陳達邦還是冀朝鼎，都已經(jīng)逝世多年，無從考證。

而中國人民銀行當時在印刷第二套人民幣時，出于保密需要，并沒有留存書寫者的檔案。

這可怎么辦呢？

呂行長覺得不能簡簡單單地忽視這封信，要是馬文蔚說的是真的，那么可能會找到真正的書寫者，杜絕源源不斷的爭論。

所以他認為寧可信錯，也不能放棄這一次還原歷史的機會。

呂行長隨即讓人解封總行的絕密1號檔案，找出當年留存的唯一線索——原跡手稿。

只要讓自稱是書寫那幾個漢字的人，將“中國人民銀行”幾個字再寫一遍，和檔案中的原跡對比，完全吻合的話，就說明那是真正的原作者。

因為每個人的書寫習慣具有特定性和穩(wěn)定性，所以專業(yè)的筆跡鑒定專家可以通過分析和儀器輔助，鑒別出文字的書寫者是誰。

將近兩個月之后，也就是5月13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派出印制管理局的陳明光、張作棟兩位專家，帶上絕密檔案奔赴信中所寫地址，即山西省太原郊區(qū)的陽曲縣。

在那里，總行提前讓山西支行調(diào)派人手接應，配合兩位專家完成此次任務。

很快，中國人民銀行山西支行的工作人員，以及陽曲支行行長一起出發(fā)前往馬文蔚的家中。

馬文蔚住在陽曲縣黃寨鎮(zhèn)黃寨村，地處偏遠，銀行工作人員開車行駛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顛簸了一路，終于找到他的家——一個破舊陰暗的瓦房。

當銀行工作人員見到馬文蔚時，他正在給村民把脈診療。

這些年，他經(jīng)常利用所學的中醫(yī)療法，慷慨幫助村民治病，在村里頗有聲望。

“馬老先生，總行的同志想和您坐坐，我們?nèi)タh里吧！”

在說明了他們的來意之后，馬文蔚十分激動，他表示，信中所說的原作者正是自己。

于是，銀行工作人員隨后帶著他直奔縣城而去。

那么，馬文蔚到了縣城，他真的能證明自己就是書寫“中國人民銀行”幾個漢字的人嗎？

正直的金融學者，守口如瓶的人民公仆

又經(jīng)歷了一路顛簸之后，銀行工作人員把79歲高齡的馬文蔚，請到陽曲縣支行的會議室。在這里，總行的兩位專家先和他進行了談話。

“馬老先生，您還記得當時寫這幾個字的時候，是什么樣的情形嗎？”

總行專家十分和藹地問。

馬文蔚很快回憶起那時候的情景。

那是1950年4月的一天，馬文蔚當時在中國人民銀行總部任職，總行首任行長南漢宸突然將其叫到辦公室。

南漢宸對馬文蔚說：“文蔚，這只筆怎么樣？”

馬文蔚一看，這支毛筆順滑挺直，做工十分精細，一看就不是普通的筆。

于是，他回應道：“好筆，是宮中的？”

“對，是故宮的，寫幾個字吧！”

南漢宸哈哈大笑，隨即拿出墨水紙硯，并且將紅、綠、黃等不同顏色的宣紙裁成一個個小方塊。

馬文蔚雖然專業(yè)上主攻金融，但是書法方面也頗有造詣，尤其是書寫魏碑和漢隸，他苦練的《張黑女墓志》具有很高的遺書價值。

當南漢宸突然提出讓他寫幾個字，還是用宮廷里的筆，他瞬間來了興致。

于是，他二話不說，鋪好宣紙，取筆蘸墨，準備下筆。

南漢宸先說了一個“中”字，馬文蔚很快寫了出來。南漢宸看后興奮不已，直夸好字。

隨后，南漢宸繼續(xù)說出“國”、“人”、“民”、“銀”、“行”、“元”、“角”等漢字，讓馬文蔚一一寫下，前后總共19個。

南漢宸仔細鑒賞后，挑出其中幾個不是很滿意的字，讓馬文蔚重新寫一下，他又按照要求寫了幾遍。

最后，南漢宸干脆讓馬文蔚回家再寫幾遍，然后挑出自己感覺比較理想的字，明天給自己。

馬文蔚照做了，他當時并不知道南漢宸的用意是什么。

直到1955年第二套人民幣發(fā)行之后，他一看上面的“中國人民銀行”幾個字，立刻認出那就是自己寫的，便突然想起來五年前南漢宸讓自己一遍遍寫那些字的原因了。

當時的馬文蔚激動不已，畢竟能夠將自己寫的字用在人民幣上，那是何等的殊榮。

可是他始終保持著一位人民政府公職人員的理智，因為南漢宸并沒有和自己說這些字的用途，組織上也沒有相關文件告知自己。那就說明組織需要將這件事暫且保密。

人民幣畢竟不同于國徽國旗，它們可以拿出來公開探討投票，而人民幣需要防止不法分子進行偽造，所以相關信息必須保密。

馬文蔚此后將這件事深深埋藏在心里，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沒有發(fā)生過一樣，就連他的女兒馬眉都不知道這件事。

也就是這次《山西日報》公開宣稱人民幣上的“中國人民銀行”幾個字是冀朝鼎寫的，讓身在山西的他知道很多人說錯了。加上那時候已經(jīng)不需要將原跡作者保密了，他才對女兒說出事情真相。

本來馬文蔚不打算爭辯這件事，覺得沒有必要。

但是馬眉覺得這是歷史態(tài)度問題，他們有責任讓大眾知道真正的歷史，而后才有了那封寄到中國人民銀行的信，以及現(xiàn)在總行專家的鑒定。

總行兩位專家聽到馬文蔚的描述后，覺得沒有什么問題，于是想讓他再寫一次“中國人民銀行”，以作鑒別。

馬文蔚和當年在南漢宸辦公室的表現(xiàn)一樣，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他取出身上已經(jīng)準備好的禿頭毛筆，鋪展好會議桌上的宣紙，提筆逐一寫下這六個大字。

雖然距離1950年的那次書寫，已經(jīng)過去三十余年，年邁的馬文蔚此時雙手也已有些顫抖，但是書法功底絲毫不減當年，寫出的字依然氣韻十足，剛勁有力。

寫完之后，眾人看了贊嘆不已，和人民幣上的字幾乎一模一樣。

總行專家隨后拆開隨身攜帶的檔案，拿出總行保存的當年的那些字。

隨著檔案中的紙卷慢慢展開，所有人的目光都隨之移動，一個個紅紅綠綠的漢字方塊露出真容，眾人被其驚艷到一時說不出話。

漢字方塊全部展示出來之后，專家數(shù)一數(shù)，正好19個字，而且就是馬文蔚所說的那19個字。

一眼看上去，檔案里的字和會議桌上的字基本一樣，但是總行專家還需要進一步鑒別才能給出最終結論。

兩位專家經(jīng)過仔細的分析和鑒別，終于確認了馬文蔚便是第二套人民幣“中國人民銀行”的書寫者。

頓時，辦公室掌聲不斷，總行的兩位專家將檔案中的原稿交給馬文蔚，馬文蔚顫抖著雙手接過原稿，此時的他就仿佛回到當年，回到南漢宸行長的辦公室。

這位老人激動地流下了淚水，他做夢沒想到還有這一天。

馬文蔚當年憑借自己努力學得扎實的金融學本領，1935年開始，在時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的孔祥熙手下工作。

但是當時的國民政府腐敗不堪，弊病叢生，剛正不阿的馬文蔚難以與其同流合污，因此還在1942年頂撞了孔祥熙，憤而從國民政府離職。

直到1949年北平解放后，才在大街上遇到老同學，經(jīng)其介紹進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工作。

當時南漢宸行長對于馬文蔚頂撞孔祥熙的事早有耳聞，所以剛一見面就讓他明天來上班。

而后就有了他寫第二套人民幣上漢字的事。

到了1957年，馬文蔚被錯劃為“右派”，辭職回到山西老家，這樣一直生活到1978年。

他在這困苦的二十幾年中始終對于第二套人民幣上漢字的事守口如瓶。

今天，真相得以大白于天下，他的內(nèi)心五味雜陳，怎能不飽含熱淚。

耄耋之年，再度執(zhí)筆

“馬文蔚同志是一位對銀行建設事業(yè)有貢獻的知識分子...”

1984年9月30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在審慎研究之后，正式發(fā)文為馬文蔚證明。

同時，馬文蔚收到了總行的2000元獎金，以獎勵其貢獻，以及陜西支行發(fā)給的500元困難補助。

馬文蔚的生活真正好轉了，這是他完全應得的。從此，眾多名家富商上門求字，但是基本都被他以年邁體衰，氣喘病纏身為由拒絕了。

但是當1985年，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工作人員上門找到他，請求他為籌劃中的第四套人民再題簡化字時，他立即地答應了。

當筆墨紙硯備好，馬文蔚鋪平宣紙，努力控制顫抖的雙手以及氣喘病的困擾，一筆筆地寫好這六個大字。作品依然讓人贊嘆，只是受到身體狀況影響，筆力已經(jīng)不如當年那么剛健了。

總行工作人員感到十分遺憾，不能使用馬老這次寫的簡化字。

但是后來經(jīng)過總行的探討，認為馬老的字在第二、三套人民幣上使用，既美觀又端莊，已經(jīng)深入人心，還是不要更改字體為好。

于是，總行最終拍板，第四套人民幣的“中國人民銀行”六個字繼續(xù)沿用馬文蔚當年寫的字，只是把繁體字“國”和“銀”的個別部首換掉。

印鈔廠的工藝美術師將需要換上去的“玉”和“钅”按照馬文蔚的行書筆跡臨摹出來，然后替換完成。

就這樣，馬文蔚寫的那六個字，一直在人民幣上沿用至今，包括現(xiàn)今使用的第五套人民幣。

馬文蔚在1988年初出席政協(xié)山西省第六屆一次會議后，沒過多久，便病重逝世，享年85歲。

后來，安葬在陽曲縣棋子山。

他的離世讓許多人深感悲痛，二十年后，也就是2008年，陽曲縣文旅局為其修筑新墓園，比之前寬敞得多，全國各地很多人慕名前去瞻仰。

2018年，馬文蔚逝世三十周年之際，由中國人民銀行陽曲縣支行主要出資，加上社會各界人士的捐款，修建了“馬文蔚紀念館”，展示了馬文蔚不平凡的一生及其對我國金融事業(yè)做出的貢獻。

馬文蔚老先生雖然走了，但是他做出的貢獻一直留存著。

結語

一張看起來很普通的人民幣，它的背后有著不知道多少令人驚嘆的故事，又有多少人為人民幣的誕生和穩(wěn)定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中有些人付出的代價是難以想象的。

馬文蔚便是人民幣背后的一位默默付出的功臣。在那個特殊年代，他淡泊名利，以國家利益為重，無論在多么困難的情況下都守口如瓶，堅守了一位人民公仆的準則。

直到三十多年后，本著對歷史負責的態(tài)度，他才站出來澄清這件事，真相終于大白于天下。

人民幣不僅僅一張簡單的紙片，它還是國家的一個特殊象征，是經(jīng)濟社會健康運轉不可或缺的金融工具。我們需要堅決愛護人民幣，也要記得人民幣背后的奉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