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喜波王亞男：元大都漕運問題新探

skysun000001 2022-09-23 發(fā)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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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喜波王亞男

來源：“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微信公眾號

原文刊載于《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22年第3輯

元代是北京漕運發(fā)展的重要階段，關于元大都漕運問題，侯仁之、蔡蕃、于德源、吳文濤等學者均對元大都漕運有較為深入探索。但是，長期以來，因現(xiàn)存的元朝漕運史料極為稀少，關于元大都漕運的研究并不十分理想，目前依據有限的史料而形成的一些關于大都漕運的結論需要進一步推敲。本文在新挖掘關于元大都漕運的部分史料基礎上，對元大都地區(qū)漕運重新進行梳理和分析，提出一些新的學術觀點，請學界同仁指正。

一窩闊臺時期的燕京漕運

公元1215年，蒙古大軍占領金中都，改名燕京，燕京成為華北地區(qū)的統(tǒng)治中心。窩闊臺時期，燕京即已開始實行漕運，《永樂大典》引用《經世大典》中元太宗五年（1233）的一道關于燕京漕運的詔令，曰：

太宗皇帝五年癸己詔：前令隨處官司，就差元設站夫修治運糧河道……仍仰沿河以南州府達魯花赤等官，各于瀕岸州城置立河倉，差官收納。每歲稅石旋依限次運赴通州倉。其立倉處，差人去取。辛卯、壬辰年，元科州府每歲一石，添帶一石，并附余者，撥燕京。令陳家奴、田芝等用意催督，一時漕運違慢。其通州北起倉，據見可收物處，仰達魯花赤管民官，備木植差夫，令和伯撥泥匠三人、木匠三人、鐵匠一人速修。及差守倉夫三十人，半年交替。如失盜，就令均賠。

元太宗五年是公元1233年，而辛卯年是元太宗三年（1231），壬辰年是元太宗四年（1232），辛卯、壬辰年已有科派州縣漕糧之規(guī)定，說明燕京漕糧運輸至少在元太宗三年，即1231年就已經開始恢復了。

根據元太宗五年詔書所言：“仍仰沿河以南州府達魯花赤等官，各于瀕岸州城置立河倉，差官收納。每歲稅石旋依限次運赴通州倉”，此段文字中所說運河州縣達魯花赤于河邊設置河倉，派官收納漕糧，然后按照規(guī)定日期運至通州倉。所謂“限次”，是指漕船按照規(guī)定日期出發(fā)，途中按日期行進，并在規(guī)定日期抵達通州。

金代自1151年實行漕運，漕糧自中原地區(qū)經運河運至通州，然后經陸路轉運至中都，已經形成一套規(guī)范的漕運管理制度。受季風氣候影響，北方春季河開水漲，冬季天寒，水落河封，金朝漕糧運輸有明確的規(guī)定，“其制，春運以冰消行，暑雨畢。秋運以八月行，冰凝畢?！苯鸫罘ㄎ瓷?，故汛期漕運停止。“暑雨畢”和“冰凝畢”均代表金代漕運春運和秋運的截止時間。元代對漕糧抵都也有限次要求，據《至正條格》記載，至少在至元三十年（1293），已有漕運限次規(guī)定：“稅糧，初限十月終，中限十一月終，末限十二月終?！泵髑鍍沙瘜τ阡畲诌_通州有嚴格的限次規(guī)定，如雍正《漕運全書》記載：“漕糧抵通定限，山東、河南限三月初一日到通，江北限四月初一日到通，江南限五月初一日到通，浙江、江西、湖廣限六月初一日到通。糧船到通，俱限三月內完糧”，“各船抵次之限不得出十一月終。”1215年，蒙古大軍占領燕京，進而占領中原地區(qū)，不久即從中原向燕京運輸漕糧，此前蒙古人沒有大規(guī)模漕運經驗，燕京漕運顯然沿用了金代漕運制度。

元太宗時期，漕糧首先通過水路運到通州，此時壩河和通惠河尚未開通，因此漕糧至通州后需要轉運至燕京?！捌渫ㄖ荼逼饌}”中的“起倉”是指漕糧繳納驗收合格后，起運入大都倉的過程。元代漕糧運輸至通州和從通州起倉至大都由不同的組織承擔，“其立倉處，差人去取”，即反映了這種情況。另外，“通州北起倉”和“其立倉處”，也說明糧倉位于通州城北。

關于元代通州城北的糧倉，《元史·河渠志》有相關記載：

至元三十年九月，漕司言：“通州運糧河全仰白、榆、渾三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舟楫之行有年矣……又深溝、樂歲五倉，積貯新舊糧七十余萬石，站車挽運艱緩，由是訪視通州城北通惠河積水，至深溝村西水渠，去樂歲、廣儲等倉甚近，擬自積水處由舊渠北開四百步，至樂歲倉西北，以小料船運載甚便?！倍际恃伞Ｍɑ莺幼酝ㄖ莩潜?，至樂歲西北，水陸共長五百步，計役八萬六百五十工。

由此段文獻可知，至元三十年，通州城北有樂歲、廣儲等五個糧倉，很可能就是元太宗時期通州北所立糧倉基礎上發(fā)展而來。

二元朝時期的大都漕運

1.元大都漕糧來源及運輸方式

中統(tǒng)元年（1260）三月，忽必烈在開平即帝位。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定開平為上都，改燕京為中都，實行兩都制。至元四年（1267），在燕京城東北建設新城。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定國號為大元，次年，改中都為大都。元大都集中了眾多皇族、文武百官和大量軍衛(wèi)等，對糧食需求量極為龐大，漕運規(guī)模超過了金朝。元代漕糧來自于兩個地區(qū)，一部分來自于原金朝中原產糧區(qū)域，稱作北糧；一部分來自于江南地區(qū)，稱作南糧。

金代漕運利用潞水和御河水系將中原地區(qū)的糧食運至通州，然后再轉運至中都，漕糧運輸采用綱運制度。元代北糧漕運是以金代漕運為基礎的，也采用綱運之法，據《元史》記載，元代北糧運輸隊伍有30綱，每編船30只為一綱，共有船900余只，運糧300余萬石，船戶8000余戶，每綱皆設押綱官2員，計60員。

至元十三年（1276），元朝平定江南，開始從江南向大都運糧。最初運送江南漕糧的路線是從浙西北運，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而上，至今河南封丘境內的中灤旱站，然后用車載牛馱陸運至淇門，入御河，抵達直沽，再溯白河然后抵達京師。至元十九年（1282），元政府開濟州河，次年，濟州河開鑿成功，漕運船只可由泗河入濟州河，再經大清河至利津入渤海，至直沽，經由白河至大都。至元二十四年（1287），因利津?？谀嗌驰辗e，漕運不便，元政府遂停止由大清河至利津入海漕運，將漕糧從東阿旱站陸運至臨清，經御河轉運至京師。為減輕陸運勞頓，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政府開鑿會通河，北起臨清，南至安山，與濟州河相接。由于山東段運河水源不足，運河常因天旱水淺，河道淤塞而影響漕運，每年漕糧數額在30萬石左右。

至元十九年（1282），丞相伯顏命上?？偣芰_璧、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余石，從海道至京師。但因初次航海，經驗未足，風信失時，次年才抵達直沽，此次海運漕糧成功。于是，元廷從至元二十年（1283）開始推行海運，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海運漕糧數額達57萬石之多。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設行泉府司，專掌海運。至元二十六年（1289）海運漕糧數額約92萬石，至元二十七年（1290）達151萬石。至元二十八年（1291），“罷江淮漕運司，并于海船萬戶府，由海道漕運。”此后，海運成為元朝輸送漕糧的主要形式，直至元末。隨著海運能力提高，海運漕糧的數額也不斷攀升，延祐六年（1319）超過300萬石，天歷二年（1329）高達350萬石?！洞笤＿\記》記載：“初歲運四萬余石，后累增及二百萬石，今增至三百余萬石。”

元代漕糧海運分為春運和夏運，“二月開洋，四月直沽交卸，五月還，復運夏糧，至八月回，一歲兩運”。關于河運漕糧抵達大都日期，在《大元倉庫記》關于倉官職務升轉制度中有相關記載：

（大德）五年戶部員外郎趙章訓言：前往通州、李二寺、河西務等處體知倉官司倉并不同時禮任，所收糧斛不下二十余萬石。見〔現(xiàn)〕設官三員，先到任者始于前界官處一一交盤見數，待同界官員立界收支，其同任官員或三五月，或半年之上，方才到任，及司倉人等到倉，必須重復交量，不唯交量生受，抑且短少糧斛。又都漕運司申：在都省倉三月一日齊界交割，據本司所管倉分，如亦三月一日齊界，實慮倉官短少，卒不敷用，又兼此時正是河倉攢運糧斛輳到，舊糧未嘗攢動，誠恐相妨。合依已擬，自下年為始，六月一日齊界交割。其六月一日河糧已畢，上年見在攢運赴都新運海糧未到，乘此空隙，各不相妨，公務兩便。部議如準本司所擬，自下年為始，六月一日齊集交割為宜。

文中記載，每年三月一日是“河倉攢運糧斛輳到”之時，又“六月一日河糧已畢”，說明利用運河運來的漕糧交漕時間至晚在三月之前開始，六月之前交漕完畢。元代河運漕糧主要以北糧為主。海運漕糧分為春夏兩次運輸，按上文可知夏運海糧應在六月之后才能抵達。因此漕糧河運和海運之間有一段空檔期，故漕運使司建議在此期間讓有職務升轉的官員進行業(yè)務交接，這樣不致影響漕務。

2.元大都漕糧接運制度

大都漕運管理機構最早為元世祖中統(tǒng)二年（1261）所立的軍儲所，不久改漕運所。至元五年（1270），改漕運司。至元十二年（1275）改都漕運司。至元十九年（1282），都漕運司改為京畿都漕運使司，江南設江淮都漕運司，每年命江淮都漕運司將糧食運至中灤，京畿都漕運司自中灤接運，陸運至淇門，經御河運至大都，此即水陸聯(lián)運漕糧接運制度。

至元二十五年（1288），為接收海運漕糧，將京畿漕運使司分為內外兩個司。內司仍叫京畿都漕運使司，置于大都城內，其職責是“止領在京諸倉出納糧斛，及新運糧提舉司站車攢運公事?！毙逻\糧提舉司因至元十六年開壩河而設，“管站車二百五十輛，隸兵部。開設運糧壩河，改隸戶部?！毖拥v四年，改名大都陸運提舉司，“掌兩都陸運糧斛之事”?！洞笤＿\記》記載：“京畿都漕運使司站車赴各碼頭倉般運糧斛?！蓖馑窘凶鞫间钸\使司，“于河西務置總司，分司臨清”，其主要職能是接運海道漕糧事務?！洞笤＿\記》記載：“京畿都漕運使司于河西務置司，自濟州東阿為頭，并御河上下，直至直沽、河西務、李二寺、通州、壩河等處水陸趲運，接運海道糧斛及各倉收支一切公事，并隸本司管領?！?/section>

京畿漕運使司分立內外兩司，實際上確立了海運漕糧接運制度。其外司即都漕運使司，負責接運漕糧入京，在直沽、河西務、通州設置糧倉，將漕糧自直沽依次轉運進河西務倉和通州倉，然后轉運入大都城內；其內司即京畿都漕運使司，負責在京漕糧出納和將各碼頭倉漕糧由站車陸路搬運進大都。

漕糧接運制度改變了漕糧經由通州再轉運至大都城的做法，通州成了漕糧接運過程的節(jié)點之一。都漕運使司最初設置在河西務，通州的漕運地位下降。但是，由于通州位于運河北端，地處京畿要地，漕糧轉運和河道治理等漕務紛繁，河西務則遠離大都，漕糧轉運事務也不及通州繁忙，都漕運使司置于河西務于漕運管理不便。因此，元代末年即有人提議都漕運使司應移置于通州。丁好禮擔任京畿漕運使時，“建議置司于通州?！苯裢ㄖ輩^(qū)博物館藏有《都漕運使司趙公去思碑》，碑文有“同知趙公之來也，分司通州”之語，此碑立于元至正八年（1348），說明至少于至正八年前都漕運使司已經移置于通州。根據文獻記載，通州都漕運司在通州大道之北，具體位置不詳。至正九年，賈魯擔任都漕運使，“復以漕事二十事言之，朝廷取其八事：一曰京畿和糴，二曰優(yōu)恤漕司舊領漕戶，三曰接連委官，四曰通州總治豫定委官，五曰船戶困于壩夫，海運壞于壩戶，六曰疏浚運河，七曰臨清運糧萬戶府當隸漕司，八曰宣忠船戶付本司節(jié)制?！辟Z魯建言“通州總治豫定委官”，則顯示了元朝末期通州在大都漕糧接運管理中的統(tǒng)領性地位。

漕糧接運分為南糧接運和北糧接運?！洞笤＿\記》記載的“漕糧鼠耗則例”顯示了漕糧接運的各個環(huán)節(jié)。

表1 至元25年和26年南北糧鼠耗則例（單位：升）

資料來源：佚名撰《大元海運記》卷下，第88-91頁。

南北糧鼠耗則例列舉了漕糧接運的運輸路線和環(huán)節(jié)：南糧海運至直沽為一程，從直沽運至河西務為一程，再從河西務運至通州為一程，再分別從壩河運至大都，或站車運至大都為一程。北糧從唐村至河西務為一程，從河西務至通州為一程，再從通州分別用壩河運至大都，或站車運至大都為一程。漕糧逐程遞運，依次存儲在河西務倉和通州倉，最終運進大都。

不過，并不是所有漕糧都按照上述接運環(huán)節(jié)運輸的。元成宗時，曾有香糯白粳自直沽徑赴大都交納的舉措。成宗元貞元年（1295）規(guī)定：“本年為頭，糙白粳米就直沽交卸……香糯直赴大都醴源倉交卸?！毕闩窗拙辖挥邗吩磦}，有其特殊用處，“大都醴源倉，秩從六品，掌受香莎蘇門等酒材糯米，鄉(xiāng)貢曲藥，以供上醖及歲賜諸王百官者。至元二十五年始置”?！搬d”指的是酒，香糯白粳米與釀酒有關，說明飲酒在蒙古貴族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不過，漕糧自直沽直接運赴大都的做法，系人為原因造成，據《大元海運記》記載：“香糯米糧，舊例亦在直沽交卸。在后朱虎龍害眾利己，要功同職，將香糯直赴大都醴源倉送納，轉交河船般剝，經過閘壩，河船戶偷盜夾雜，虧折官糧，交割短少，揭借重債，閉納稽留日久，歲終方回，船戶消乏?！毕憔疵字苯訌闹惫两浲ɑ莺舆\入大都城的做法，是朱虎龍為邀功而施行的運輸手段，結果漕糧在經過閘壩轉運的運輸過程中被偷盜損失，而導致船戶賠累而疲敝不堪。

三 “漕船入都”與中都舊漕河

自中統(tǒng)元年（1260）至中統(tǒng)四年（1263），忽必烈與阿里不哥在草原上發(fā)生爭奪帝位的戰(zhàn)爭，最終擊敗對手。為支持戰(zhàn)爭，忽必烈曾從燕京運糧至開平，燕京漕運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根據王惲《秋澗集》記載：

（中統(tǒng)元年十月）創(chuàng)建葫蘆套省倉落成，號曰千斯。時大都漕司勸農等倉歲供營帳工匠月支口糧，此則專用收貯隨路攢漕糧科，只修應辦用度及勘會亡金通州河倉規(guī)制。自是漕船入都。

此段文字說明中統(tǒng)元年漕船已經能夠駛到燕京城。那么，漕船是通過哪條河抵達燕京呢？中統(tǒng)三年（1262），郭守敬就大都漕運向忽必烈提出建議：“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舟，歲可省雇車錢六萬緡?！薄对贰妨碛涊d，中統(tǒng)三年“八月己丑，郭守敬請開玉泉水以通漕運，廣濟河渠司王允中請開邢、洺等處漳、滏、澧河、達泉以溉民田，并從之?！敝薪y(tǒng)元年“漕船入都”，郭守敬于中統(tǒng)三年引玉泉水入中都舊漕河以濟運，說明漕船是經中都舊漕河抵達燕京。

圖1 呼家樓至白家樓一線的溝渠遺跡說明：圖片源自侯仁之主編《北京歷史地圖集》（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67-68頁。

根據唐曉峰研究，葫蘆套省倉位于燕京城北，大都城西南，漕船沿中都舊漕河至中都城北白蓮潭（今積水潭和什剎海），然后沿高粱西河至葫蘆套省倉，此即漕船入都路線。目前，學術界認為中都舊漕河就是壩河。不過，古代文獻從未明確中都舊漕河與壩河的關系，中都舊漕渠歸納為壩河只是一種可能。本文提出中都舊漕河河道的另一種可能，即從澄清上閘向東至朝陽門附近，沿朝陽門外呼家樓、黃渠、白家樓一線至通州。根據研究，樓字村落地名是河堤的指代，是尋找古河道的人文地理標志。在《北京歷史地圖集》關于1947年民國北平市郊一區(qū)的地圖上，還可以看到朝陽門外呼家樓至白家樓一線有河流殘跡和溝壑遺跡。

這條線路可能是中都舊漕河的河道，該河向東至通州城北接白河（北運河），向西連接金中都城北白蓮潭，其接口約為澄清上閘處。金代白蓮潭是一片水域廣大的湖泊，可以利用為水柜，白蓮潭曾建有水閘，天旱水少時開閘放水進入中都舊漕渠，可接濟漕船。元大都建成后，中都舊漕河上游被圈入城內，因失去水源而逐漸湮廢。

圖2 元初中都舊漕河示意圖說明：底圖源自侯仁之主編《北京歷史地圖集（人文社會卷）》（文津出版社，2013年）第137-138頁。

四通惠河與元大都漕運

1.元大都漕運碼頭在皇城之東

通惠河為元代大都地區(qū)重要的運河水利工程，是由當時的科學家郭守敬提議并主持修建的，該工程起始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次年完工。通惠河開通后，漕船可從通州李二寺經通惠河抵達大都城內，元廷專門設立通惠河運糧千戶所，專掌通惠河漕運。據《元史》記載：

（至元）三十年，帝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艫敝水，大悅，名曰通惠河。

正是基于此段文字中“舳艫蔽水”的描述，很多學者認為積水潭就是大運河的漕運碼頭。然而，根據《經世大典》所記載，運河漕運碼頭并沒有設置于積水潭。通惠河開鑿成功后，大臣不灰木即提出在大都皇城東門沿河地帶修建糧倉的建議：

（至元）三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平章不灰木等奏疏：辟新河，那懷督役公謹，今已成功。河西務、通州倉儲糧最多，俱在曠野。東城紅門內近新河，有隙地，復遷紅門稍入五十余步，廣展基址，期數年間盡建倉宇，移致河西務、通州糧甚便。工部楊尚書言乞命那懷董工，庶得早成。上是之曰：不必再慮，盡力為之。

不灰木建議在將大都皇城東紅門向內收五十余步，開辟場地，建造糧倉，將存儲在河西務、通州倉的漕糧通過接運逐程運至此存儲。世祖完全支持此提議，命盡力為之。這次建倉工程歷時兩個月，至十一月得以完成。另據《經世大典》記載：

（至元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平章剌真阿里等奏楊尚書言：今皇城東沿河建倉，令漕舟于此交卸便。奉旨準。

由此可知，漕船自通州進入通惠河直抵大都城內，并不在積水潭交卸漕糧，而是在皇城東側沿河處繳納漕糧，然后運入糧倉。漕糧在漕船進入積水潭之前即已交卸完畢，積水潭應是漕船納糧之后的停泊之地。

元代積水潭作為漕船停泊地的重要作用，可在明代疏浚通惠河的事例中得到體現(xiàn)。明代北京城內的通惠河被圈入皇城，通惠河只保留從東便門外大通橋延至通州張家灣河段，但明嘉靖七年（1528）之前通惠河基本棄置不用。早在成化十二年（1476）六月，漕運總兵陳銳等人曾一度疏浚通惠河成功，可以通行漕船，但不到兩年便不再通舟。其原因除了通惠河上游水源不足和河道泥沙淤積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通惠河河道狹窄缺乏停船之地。

據《明憲宗實錄》記載：

丁亥，浚通惠河成。自都城東大通橋至張家灣渾河口六十里?！呛又?，在元時引昌平縣之三泉，俱不深廣，今三泉俱有故難引，獨西湖一泉，又僅分其半，而河制窄狹，漕舟首尾相銜至者僅數十艘而已，無停泊之處，河又沙易淤，雨則漲溢，旱則淺沍，不逾二載而淺澀如舊，舟不復通。

由于通惠河河道狹窄，漕船魚貫而入，交完漕糧之后需要有大型湖泊用于停船，使得后續(xù)漕船可以持續(xù)駛入，這樣才能保證漕運順利進行。由此可見，元大都積水潭的作用在于能夠為通惠河上納糧之后的漕船提供停泊之處，使得漕運暢通無阻。

2.元代通惠河航運效果分析

《元史》記載，“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挽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悴，至是皆罷之?！焙芏嘌芯空哒J為，通惠河自開通以后，漕運效果一直很好，直至元朝末期。事實上，通惠河航運效果并非如人們所想象的那樣一直很好。《經世大典》中有關于通惠河開鑿成功后，設立水站之事，從其設置至其撤銷過程則說明通惠河漕運效果并不是特別理想。通州通惠河水站設立的記載如下：

（至元三十年十月八日）中書省議：通惠河已開，擬于李二寺安置水站，用船三十六艘，除舊有外，以通州車站戶補充站戶，官為應付，安立訖。

同書另一處還記載了通惠河水站設立之事：

至元三十年十月，通政院呈：通州水旱站，見〔現(xiàn)〕設二十料小船一十只，每只四戶，計四十戶，內在逃四戶，見〔現(xiàn)〕有船九只供遞。使臣站車五十輛，每輛一十三戶，共六百五十戶，內在逃八十七戶，見〔現(xiàn)〕在四十三輛?！謸妓O(jiān)呈：委邊監(jiān)丞與通政院王都事一同踏迥得通州李二寺倉東瀕河，可以安立水站等事，奉都堂議得不敷船五十四只，近后定奪外，準擬于李二寺安置水站，擬撥站船四十六只，內除原有船九只外，就用通州車站戶該船三十七只，付稅糧房，于劉燦所管船內依數應付。下兵部，行移通政院，依數關支，就便安置施行。

按上述記載，通惠河水站的設立說明元廷還是對通惠河航運懷有較大的期望。然而，通惠河水站的設立并沒有延續(xù)多長時間，元至大四年（1311年）四月三十日，中書省奏：

腹里、江南起運官物，浮河而來。自李二寺水站入閘河，迤邐起都，往回四五旬不得達，上下驛程不接，事涉停滯。乞將李二寺遞運之舟，分撥通州、壩河安置，有余船只，令作站車，以車船戶撥充壩夫，官蓋壩房，使之就役。奉圣旨準。

這段奏文描繪了元至大年間通惠河水站的運輸情況，一旬為10天，從里二泗（李二寺）至大都城，站船通過通惠河水路往返竟然達到四五十天，以至于“驛程不接”，這從側面說明了通惠河航運效果已經大不如昔，因此水站被撤銷。通惠河水站自至元三十年（1293）開通，至至大四年（1311）裁撤，總共延續(xù)了18年。另從漕船的運載量來看，通惠河水站所用船只為20料小船，其載重量遠比漕船為小。元代通惠河所航行的漕船是150料船，作為裝載量很小的水驛船只，在通惠河上航行已經如此不暢，可以推斷漕船運輸也必將遭遇更大困難。

通惠河航運效果不佳在《元史》中僅存的有限資料中也可看出端倪。通惠河航運主要受兩方面原因影響：一是上游水源保障，一是通惠河泥沙淤積。通惠河上游水源保障受到兩個因素的制約：其一，通惠河從昌平白浮泉引水，開鑿白浮甕山河截引諸山泉水，沿西山進入甕山泊，再沿長河進入大都城。白浮甕山河位于邊山地帶，夏季山洪爆發(fā)，往往橫沖河道，導致西山之水無法引導進通惠河中。如泰定四年（1327）八月，“都水監(jiān)言：八月三日至六日，霖雨不止，山水泛溢，沖壞甕山諸處笆口，浸沒民田?！痹啻涡拗簧胶闆_壞的白浮甕山河堤，泰定四年八月，“發(fā)衛(wèi)軍八千，修白浮、甕山河堤?！敝琳哪辏?354）夏四月，“命各衛(wèi)軍人修白浮、甕山等處堤堰?！逼涠ɑ莺由嫌魏拥姥鼐€權勢之家，為灌溉農田而私決堤堰，導致上游水源減少。如文宗天歷三年（1330）三月，“中書省臣言：'世祖時開挑通惠河，安置閘座，全藉上源白浮、一畝等泉之水以通漕運。今各枝及諸寺觀權勢，私決堤堰，澆灌稻田、水碾、園圃，致河淺妨漕事，乞禁之。’奉旨：白浮、甕山直抵大都運糧河堤堰泉水，諸人毋挾勢偷決，大司農司、都水監(jiān)可嚴禁之?！?/section>

通惠河泥沙淤積與建閘蓄水有關?！督鹗贰ず忧尽吩涊d說：“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勢易淺，舟膠不行”。為保障河道水位，郭守敬在通惠河上建造了24座閘，截流蓄水，便于航行。雖然郭守敬引用了西山山泉之水，但并非不含沙土，加之河道土性疏松，堤岸崩塌，河道水流趨于靜止，泥沙易于沉積，因而也會導致淤淺。故元代曾多次疏浚通惠河，至元三十一年（1294）八月己丑，“以大都留守段貞、平章政事范文虎監(jiān)浚通惠河，給二品銀印。”延祐六年（1319）九月己卯，“浚通惠河。”天歷二年（1329）八月乙巳，“發(fā)諸衛(wèi)軍浚通惠河?！?/section>

從前述《元史》所記至正十四年（1354）元順帝“命各衛(wèi)軍人修白浮、甕山等處堤堰”的記載來看，可以推斷通惠河漕運一直持續(xù)到元朝末期，但依據《經世大典》關于通惠河水站的記錄則反映了漕運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元代一直不遺余力地修治通惠河，雖然能夠使得漕運得以持續(xù)，但不可否認的是，通惠河維護成本始終居于高位。

另外，通惠河開通后，壩河運輸漕糧的數量還在增長，大德三年（1299年），羅璧疏浚壩河，“歲增漕六十余萬石”，大德六年（1302），“歲漕米百萬”。據《至正條格》記載：“至元二年三月，刑部與戶部一同議得：'每歲海運官糧三百余萬石，直沽下卸，經由深溝等七壩，運赴各倉?！贝颂帯爸猎耆隆碑敒橛炚`，因為至元十六年才開通壩河漕運，故此處可能為“至正二年三月”；“經由深溝等七壩”是指經由壩河運漕糧入大都。這段文字也說明了元末壩河運糧在大都漕運中發(fā)揮著主導地位?！对贰ね跛颊\傳》也有一條記載說明元末壩河運糧數量持續(xù)增長的事實。至正初，監(jiān)察御史王思誠曾言：“至元十六年，開壩河，……壩夫累歲逃亡，十損四五，而運糧之數，十增八九”。元至正二年（1342），元政府還曾在大都至通州之間開金口新河以接濟漕運之舉，據《元史·河渠志》記載：“至正二年正月，中書參議孛羅帖木兒、都水傅佐建言，起自通州南高麗莊，直至西山石峽鐵板開水古金口一百二十余里，創(chuàng)開新河一道，深五丈，廣二十丈，放西山金口水東流至高麗莊，合御河，接引海運至大都城內輸納?！必┫嗝撁摿χ鏖_鑿金口新河，“欲引通州船至麗正門”，但此次開河失敗。壩河漕糧運輸數量遞增和金口新河開鑿，均從側面反映了通惠河航運效果并不盡如人意。

五結論

綜上所述，本文對元初燕京時期的漕運、大都時期漕運和通惠河漕運進行了研究，通過文獻史料發(fā)掘整理，可以發(fā)現(xiàn)：窩闊臺時期燕京漕運是在金代漕運制度基礎上進行的。自元世祖開始，因創(chuàng)立海運，元大都漕運制度也相應出現(xiàn)新的變化。可以說，繼承與創(chuàng)新是元大都漕運的兩個鮮明特點。1.元大都漕運制度在繼承方面，主要表現(xiàn)為：(1)在元太宗時期燕京漕運繼承金代漕運制度。元初燕京漕運至少始于元太宗三年，即1231年，最初燕京漕運沿用了金代漕運制度，當時漕糧運輸采用按依限次抵達通州的制度規(guī)定；(2)元大都“漕船入都”利用了金代舊漕河。本文認為，金代及元初中都舊漕河可能在朝陽門、呼家樓、白家樓至通州城北一線，與壩河并不是一條河。2.元大都漕運制度在創(chuàng)新方面，主要表現(xiàn)為：(1)元世祖時期，元廷實行糧海運，在大都地區(qū)創(chuàng)立接運制度，并設置接運管理機構專門負責漕糧運輸。漕糧接運管理分別由京畿都漕運使司和都漕運使司分別負責，都漕運使司初期設置于河西務，后期移置通州，通州在元代的漕運地位先降后升；(2)元世祖時期利用壩河漕運，開鑿通惠河，皆是大都漕運的重要創(chuàng)新之舉，提升了漕運效率。3.本文針對元大都漕運研究，提出了新的觀點：(1)通惠河開鑿成功后，漕船可直接進入大都城，漕糧交卸碼頭在皇城之東；(2)通惠河漕運的實際效果并非很理想，其歷史作用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作者陳喜波，系北京聯(lián)合大學北京學研究所教授；王亞男，系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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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湘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