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已運十三京倉之漕抵石壩，由大光樓下，背負而入通惠，肩踵相接，日數(shù)萬人。通惠每閘有船，亦經(jīng)紀司之。過閘負運者，謂之水腳，并隸使者所轄。至大通橋以上，則監(jiān)督之職矣。石壩之北有浮橋，為榷稅十三口之一（即指該處是崇文門稅務總局隸下的京師官方收稅的十三處機構之一，通州這處原名叫竹木場。稅口即稅關）。近（通州）東門者為土壩，州同兼掌之（州同為官職名稱，即知州的副手）。運通州西（在新城中）、中倉（在舊城中）之漕，由壩而入城河，舟運至舊（城）南門者，貯中倉；新（城）南門者，貯西倉。城以內(nèi)皆車運，故司事之役，總曰車戶（指漕糧抵通州和北京時，有些短途需要用馬車，于是需要征用車輛，成為一種固定的差役。由于車戶從漕糧倒運中可以牟取厚利，所以這份差役多被權勢戶壟斷。車戶只是在冊編役，提供車輛馬匹，雇人駕車，并領取車銀，本人并不勞作）。他政均與石壩相類。至中流飽帆而放棹者，即余官船（此為馮應榴自述，稱畫中那艘漲滿船帆，水手全力劃船的船，就是我坐的往來檢查漕糧的官船）。每漕艘抵通，使者日乘舟往驗其高下，乃分坐于各倉，并以時赴津門督催之。小舟飛漿，捧盤來迎余舟者，即取驗之糧；以糧散盛于舟，尾漕艘而行者，楊村官給之剝載也。形如虡業(yè)，系繩于端，牽岸上者曰刮板，牽之者曰淺夫，負柳枝行者為標夫。潞河沙易膠壅，非疏?？墒?，惟時刮沙，俾隨水去，無阻運足矣。好事者以新意改制，輒無益而止。又河之深淺無定，必以柳枝標識，淺處使漕艘望知避焉。夫漕，為理財之一端（意為國家的財政有征收賦稅、商稅、印鈔、專賣等等，漕糧只是其中之一）；坐糧，司漕之一職耳（意為通州坐糧廳又只不過是從南到北漕糧運輸過程中的一個部門而已）。顧粗舉規(guī)制，百不罄一，已繁重若是，矧其涉江淮河數(shù)千里，以挽納神倉者乎？司漕諸君子，茍不以愛民恤丁、潔其身奉職為念，其何以副朝廷惠下之仁、任人之意乎？覽斯圖者，當亦有感于余言矣。戊戌（1778年）春仲，瓜代旋京，將以索能文者題詠，因先自書其后?！?/p>

    細解督運圖，是通州而非天津三岔口景色

    在這里，我們結合畫面和清朝通州坐糧廳（簡稱通糧廳）的職掌，略作解釋：通州坐糧廳管轄的人員在通州有催糧官，石、土兩壩的官員，經(jīng)紀，車戶，船戶，各種役夫（例如疏浚河道的淺夫和標夫，各閘閘夫）；在通州到北京東便門外大通橋之間的通惠河上，有通流閘官（閘在通州城內(nèi)）、慶豐閘官（閘在今北京東便門以東的二閘），以及河上五閘的閘夫、水腳（即扛夫）。

    由于漕船體大沉重，明、清時期除個別漲水時節(jié)，一般不能直接到達通州城下，只好在今武清楊村將糧食裝袋，分裝在平底小駁船上，每船百石，再轉運到通州城。為此，坐糧廳在楊村準備了2000至2500只駁船，專供漕糧駁運使用。如果將該長卷畫面分為三等份的話，卷首前半部分是楊村一帶，裝滿漕糧北上的各省漕船鼓帆而來，已經(jīng)卸載完畢的漕船卷帆而去或停泊在岸邊。雖然畫面上沒有漕糧換載駁船的場面，但可以看到撐篙無篷的小船，這就是駁船。早在元、明時期，通州糧倉的規(guī)模就一直超過北京城的京倉，明代有部分糧倉建在城外西南，后來為了便于防守，就在通州城外西南隅靠著舊城又增建了新城。這樣一直到清代、民國，通州城始終是新、舊兩部分組成。卷首后半部分是駁船抵達通州舊城東門外土壩的情景，停在岸邊的裝著一袋袋糧食的就是駁船，陸地上的糧囤群象征著通州倉。當然，實際情況并沒有這么簡單。實際上運河和通州倉之間還隔著一道護城河和城墻。漕糧從運河駁船上卸下后，還要用車從東邊的運河運到西邊的通州護城河的駁船上，然后繞護城河分別抵達通州新、舊城南門外，再重新裝車運到中倉（在舊城南門內(nèi)）、西倉（在新城南門內(nèi)）。至于運到北京的漕糧，過程更為復雜。首先駁船要繞到通州城北的石壩（在通州北門外1里），這就是畫面的中部和卷尾的情景。運河駁船在石壩東由水腳將一袋袋的漕糧扛到石壩西的石壩駁船上去，這樣漕糧就由外河（北運河）進入里河（通惠河），以下向西先后經(jīng)過普濟、平下（今花園閘）、平上（今高碑店閘）、慶豐（今二閘）各閘，抵達北京大通橋下。經(jīng)過大通橋監(jiān)督再次檢查糧食質量后，分撥到北京城東十三倉貯存。當然，無論進通倉還是進京倉的漕糧，在通州都首先要經(jīng)過坐糧廳的檢查，然后才能卸載或轉駁到里河。該畫面只到石壩為止，卷尾象征性的畫了幾只通惠河駁船。

    這是因為，馮應榴請江萱作畫時既然命題為《潞河督運圖卷》，自然范圍就只限于通州，而且內(nèi)容也放在“督運”二字上，主要反映通州坐糧廳官員的活動。因此我們在畫面上看到，頭戴紅頂子官帽的人和船占據(jù)了畫面的中心位置。最令人矚目的就是馮應榴所謂的“中流飽帆而放棹者，即余官船”。其實如馮氏所說，將進京漕糧從外河駁船扛運到里河駁船而“入通惠（的水腳），肩踵相接，日數(shù)萬人”。更遑論還有各省漕船上的水手、駁船船夫、運糧的車夫，等等。不過，這些就是畫面所無法全部容納的了。

    不過，天津地方人士也有人認為該圖描繪的是天津三岔口的景色。2007年天津市河北區(qū)沿北運河修了一座御河園，將《潞河督運圖卷》制成浮雕墻，成為一景。這就難免引起爭議。2008年楊先生等幾名通州居民耗費9個月，將清代畫家江萱的《潞河督運圖卷》雕刻在7米長的大理石上，并準備將其捐給正在籌備中的運河博物館。我認為，考慮到道光五年（1825年）清朝實行海運，天津才成為海船北上的終點碼頭。咸豐八年（1858年）正月，清朝政府才開始命工部尚書和漢倉場侍郎（即漢倉場總督）前往天津驗收江、浙二省海運漕米，戶部右侍郎和滿倉場侍郎（即滿倉場總督）前往通州辦理驗收河運漕糧事宜。所以這幅乾隆時期的《潞河督運圖卷》還應是反映通州一帶的情形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