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魯迅小說《長明燈》：從“吹燈”到“放火”

毗陵橋上星如月 2022-07-17 發(fā)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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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nèi)容提要：1924年末“溥儀出宮”事件的社會影響對魯迅的刺激與1925年初孫中山北上及其影響是魯迅創(chuàng)作《長明燈》的思想背景與重要契機。以《長明燈》為寓言，圍繞“吹燈”與“放火”，魯迅對知識分子踐行“思想啟蒙”與“社會革命”的可行性展開了雙重質(zhì)疑，進而由此確立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態(tài)度?！堕L明燈》是魯迅思想演變中承前啟后的轉(zhuǎn)捩點，記錄了他對過去的反思、態(tài)度的變化以及“戰(zhàn)斗”姿態(tài)的調(diào)整，并成為此后許多重要命題較早的源頭。

關(guān)鍵詞：孫中山北上 “溥儀出宮” 啟蒙革命懷疑

在魯迅的小說中，《長明燈》是學界關(guān)注不多的一篇。長期以來，它或是被簡單作為“反封建”戰(zhàn)斗檄文閱讀，或是由于與《狂人日記》在精神上存在相似性與連續(xù)性，因此又被簡單視為《狂人日記》的“老調(diào)重彈”或“老調(diào)新彈”。人們普遍認為，它“仿佛淺露一些，雖然相當?shù)那伞盵1]。這些理解固然有相對的道理，但略顯粗淺，不夠深切，小說內(nèi)在的復雜性及背后魯迅思想的多面性還沒有被深入開掘。究竟魯迅為何要在創(chuàng)作《狂人日記》七年之后，“再來作一篇似乎類似的小說表達七年前似乎就已經(jīng)表達得相當充分的內(nèi)容”[2]，仍是有待我們重新探討的問題。換言之，《長明燈》值得重讀，也應(yīng)當重讀，而重讀的首要關(guān)注點應(yīng)是它問世的緣起。

一、小說的由來及其可能背景

據(jù)魯迅日記記載，《長明燈》完成于1925年2月28日，隨即在3月5日至8日的《北京民國日報》副刊連載發(fā)表?！侗本┟駠請蟆肥?925年初孫中山北上后在北京行轅的機關(guān)報，“奉孫先生指示籌辦”[3]，創(chuàng)刊于該年3月5日，僅出版了13日，即因?qū)O中山逝世而被北洋政府借口查禁。魯迅之所以在該報發(fā)表作品，是由于邵元沖的邀約。邵是浙江紹興人，老同盟會員，時任孫中山行營機要主任秘書，并兼任《北京民國日報》社社長。1925年2月17日，他“以同鄉(xiāng)關(guān)系邀魯迅宴飲，并約魯迅為《民國日報》撰稿”[4]，報社總經(jīng)理黃昌谷隨同作陪。魯迅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載了此事，“邵元沖、黃昌谷邀飲，晚一赴即歸。”[5]在這次宴飲11日后，魯迅完成小說《長明燈》，并于次日親自送到民國日報館。

而據(jù)高長虹回憶，魯迅不但為《北京民國日報》撰稿，還是文藝副刊的編輯，“民報出版《文藝副刊》，請了魯迅編輯。每星期只有三天，篇幅也很小?！碑敗堕L明燈》在該報發(fā)表時，高看到后表示“是一篇印象頗深刻的文字”[6]。無論高的回憶是否可靠，孫中山北上作為《長明燈》誕生較為直接的觸媒則是可以確認的。換言之，始終為魯迅所關(guān)注和敬仰的革命家孫中山北上后的活動與遭遇，很可能觸動了新文化運動落潮后處于苦悶彷徨中的魯迅，為他重新整理思想提供了契機和參照。魯迅在《北京民國日報》上發(fā)表富有象征意味的小說《長明燈》，即使未必是直接出于對孫中山的革命理念與行動的配合，該小說中也多少潛藏或折射了孫中山及革命的影子，同時內(nèi)含了魯迅的復雜情緒與思考。

對于孫中山之于《長明燈》的觸媒作用及其身影在小說中的折射，時為北京大學學生的劉弄潮即已有所認識。據(jù)他回憶，1925年3月27日在沙灘紅樓，李大釗問他是否看過魯迅新近發(fā)表的小說《長明燈》，有何感想。劉回答，“看是看過了，但是沒有什么深刻的了解。不過小說里有一句話'看了賽會又發(fā)狂’，我看了后感到，這次孫中山北上，各大學的學生都活躍起來了，魯迅先生本來就是個滿腔熱情的文豪，大概感覺特別興奮吧。”對此回答，李大釗“點了點頭”表示認同[7]。至于魯迅是否“特別興奮”，留待后文辨析，不過劉這種雖近于“索隱”但卻因關(guān)涉時事而顯得非常直觀的觀感提醒我們，從報上讀到這篇象征意味濃厚的小說因而將孫中山與小說聯(lián)系起來的閱讀現(xiàn)象，可能代表了當時部分進步青年讀者的共同感受或印象。這也說明，孫中山北上是閱讀《長明燈》時不可忽視的重要背景。

在孫中山北上之前，發(fā)生于1924年11月5日的“溥儀出宮”事件所暴露的民國國民眷戀遜清廢帝的現(xiàn)象，可能也給魯迅以較大刺激，促使他反思面向民眾的思想啟蒙是否有效的問題，并成為《長明燈》創(chuàng)作的潛在導火索及另一重要社會背景。1924年10月底馮玉祥在北京發(fā)動政變，推翻曹錕政府，隨即以武力驅(qū)逐遜清皇帝溥儀出宮，并單方面宣布修改《清室優(yōu)待條件》。與新文化知識界對此多表贊成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這一事件在北京一般市紳、工商、市民階層造成軒然大波。眾多老士紳和'京師總商會’呈請政府恢復清室優(yōu)待條件，許多北京市民也惶恐不安，如喪考妣。”[8] 如11月6日《順天時報》載文稱“市民等大為驚異。旋即謠言四起，咸謂馮氏此舉，即大背民國優(yōu)待清室之信約，而奪取玉璽，尤屬荒謬?！盵9]11月7日《晨報》刊載的一篇贊成驅(qū)逐的文章中也稱對于此事“北京人很詫異很咒罵”[10]。

如果將“溥儀出宮”所引起的北京市民的驚異、眷戀與一個多月后孫中山進京所引起的惶恐、排斥相比，就更能直觀地反映問題。據(jù)1925年1月5日《大公報》報道稱，“北京自中山入都后，一般市民，多感受一種恐怖。其恐怖為何？有謂中山左右，已將京都市民之較為殷實者，均調(diào)查清楚，行且按圖索驥，一一綁票者”。報道痛斥了這種謠言，呼吁市民“勿輕信謠言，自擾擾人”[11]。在民國的首善之區(qū)、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地北京，多半市民卻眷戀早已退位的前清皇帝而恐懼民國的締造者，這種直觀的“民心所向”給包括魯迅在內(nèi)的新文化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刺激。

正如程凱所說，“'溥儀出宮’后，遺老遺少以及商會、市民的反應(yīng)給新文化知識分子造成的刺激不亞于一次復辟，因為這是一般民眾以民意的方式展現(xiàn)出對皇帝的依賴、眷戀，對于民國的不認同，其潛在力量超出武人的背叛民國。新文化知識分子由此感覺到所謂'民國’所面臨的真正危機：這是一個失去'國民’的'民國’，許多'民國’的'國民’其實是生活在'民國’的'遺民’，他們的思想、情感認同與'民國’并不相干?！盵13]

“溥儀出宮”事件發(fā)生后，新文化知識分子紛紛撰文，批判清室及遺老的不甘被逐與圖謀恢復，語氣隨著形勢的變化越來越嚴峻。以魯迅擔任編輯之一的《語絲》周刊為例，自第1期至第10期，共發(fā)表11篇討論“溥儀出宮”事件的文章，其中第1期有2篇，第4期更是多達6篇，幾乎成了“溥儀專號”。起初，他們的批判矛頭主要指向清室及遺老，對普通市民同情或心系清室尚未引起足夠注意。直到“京師總商會”及各地士紳三百余人聯(lián)名要求恢復《清室優(yōu)待條件》，他們才備感警醒和痛心。

耐人尋味的是，不管是在《語絲》上還是在《京報副刊》上，都看不到在“溥儀出宮”事件刺激新文化知識分子神經(jīng)時魯迅的表態(tài)文字。盡管他對此事件及持續(xù)的爭論始終密切關(guān)注[15]，但卻保持了異乎尋常的沉默。推測起來，魯迅的沉默可能出于兩個原因：直接的原因是，此時的他已與周作人失和，常常避免與周作人發(fā)生交集，而在這一事件中，恰恰是周作人著文最多，風頭最盛，魯迅可能有意地避免了參與“助陣”。深層的原因是，民國已建立十多年而大多數(shù)國民的心理仍傾向于清室，思想革命似乎只是新文化人的自打自鬧，并沒有像他們想象的那樣觸動大多數(shù)普通國民，這可能給了正處于精神苦悶中的魯迅以更大的刺激，使他“說不出話來”。

但魯迅顯然在沉默中醞釀著痛苦而深沉的思考。在“溥儀出宮”事件塵埃落定以后的1925年2月14日，魯迅在《京報副刊》上發(fā)表《忽然想到（三）》，表露此事帶給他的刺激：

我覺得仿佛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

……

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而是民國的敵人。

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國里的猶太人，他們的意中別有一個國度。

……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因為我覺得民國的來源，實在已經(jīng)失傳了，雖然還只有十四年！[16]

這篇文章呼應(yīng)了2月6日《京報副刊》上《無題的通信》一文中的慨嘆：“中華民國建設(shè)了十四年之久，新文化運動，亦鬧了六七年。然而我國人的腦袋里大多數(shù)還是一仍其舊，老態(tài)橫秋的。”[17]不難發(fā)現(xiàn)，當沉默之時，魯迅的關(guān)注重點并不在于錢玄同等著重的為溥儀指出路或批判清室及遺老的謀求恢復優(yōu)待條件，而在于對民眾的嚴重失望和對新文化運動成效的深刻懷疑。同時，在此前后包括“北京市民家奴氣”論爭、“青年必讀書”論爭等在內(nèi)的一些小論爭中所暴露出來的青年保守思想，也使魯迅對先前所秉持的“青年人勝于老頭子”的進化論觀念產(chǎn)生懷疑。這種持續(xù)醞釀和折磨魯迅的失望和懷疑很可能是他創(chuàng)作《長明燈》的重要思想背景。小說中所展現(xiàn)的民眾的冥頑不化、青年人的熱心保古衛(wèi)道和以“瘋子”隱喻的知識分子的困境與遭遇，都隱隱指向?qū)@些問題的回應(yīng)與反思。

此外，新文化運動落潮以后北京日見濃厚的復古空氣使魯迅極感憤激，可能也是促成他創(chuàng)作《長明燈》的另一重要誘因。1924年在《未有天才之前》中，魯迅即對“一群老頭子，還有少年，卻已喪魂失魄的來講國故”[18]表示不滿；寫于《長明燈》后12日的《通訊（一）》中，更是從“吃人”的角度痛批復古思潮：“看看報章上的論壇，'反改革’的空氣濃厚透頂了，滿車的'祖?zhèn)鳌?老例’，'國粹’等等，都想來堆在道路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盵19]此后的《忽然想到（六）》及《燈下漫筆》等文，同樣也對“久矣夫”的保古思潮表達了強烈不滿。從最表層來說，《長明燈》講述的即是“保古與反保古”的故事，燈被作為古物保存而人被視為異端壓服，其中可見魯迅的憂憤。

復古思潮的大興，在使魯迅憤激的同時，也讓他痛苦地發(fā)現(xiàn)和感受到歷史的“循環(huán)”或“輪回”，進而對進化論產(chǎn)生懷疑，陷入“文化重復困境”[20]之中。在寫于《長明燈》前十多日的《忽然想到（三）》中，他感慨“我覺得什么都要從新做過”[21]，緊接著在《忽然想到（四）》中又痛心于“仿佛時間的流駛，獨與我們中國無關(guān)”，進而懷疑“難道所謂國民性者，真是這樣地難于改變的么？”、“'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用了這許多好材料，難道竟不過是老演一出輪回把戲而已么？”[22]這種“循環(huán)”或“輪回”在《長明燈》中即有所反映。小說中所描寫的“瘋子”滅神燈的企圖即是相對于他年輕時第一次試圖吹燈的一種“輪回”，而他所遭受的被合力制服的命運同樣是一種“輪回”。兩次滅燈之間，吉光屯絲毫見不出進步的痕跡與改變的可能。

以上對孫中山北上、“溥儀出宮”及相關(guān)論爭、新文化運動落潮后北京日漸嚴峻的復古形勢等史實與背景的梳理，并非為了以“索隱”的方式將史實與《長明燈》的情節(jié)一一對應(yīng)，而是希望能為閱讀和理解該小說提供較為切近或可能的語境與背景，從而避免以往專就小說論小說因而易陷入空疏的弊病。鑒于《長明燈》是以象征主義手法寫成的小說，又與《狂人日記》有所神似因而常被其遮蔽，發(fā)掘出切近或可能的歷史背景作為閱讀該小說時的參照系，便是既能充分理解其復雜內(nèi)涵、又能使其區(qū)別于《狂人日記》的可行途徑。概而言之，魯迅是在對普通民眾及青年失望、對新文化運動成效懷疑的精神苦悶中，因革命派系旗下的《北京民國日報》的約稿，創(chuàng)作了小說《長明燈》。

二、對啟蒙成效的懷疑與反思

《長明燈》采用的是魯迅慣用的覺醒的個人與愚昧的庸眾尖銳對立的敘事結(jié)構(gòu)，這種結(jié)構(gòu)在此前的《狂人日記》《藥》等小說中被多次運用。對立的雙方各有一套截然相反的意識和語言，覺醒的個人試圖喚醒或啟蒙愚昧的庸眾，改造他們的意識，卻往往被庸眾拒絕理解與接受，并視他們?yōu)楸仨氭?zhèn)壓或除去的瘋子。魯迅自覺站在覺醒的個人或精神的戰(zhàn)士一面，肯定他們的“戰(zhàn)斗”，同情和悲憤于他們的遭遇，對庸眾的愚昧麻木、“怙惡不悛”則充滿失望和諷刺。乍看起來，《長明燈》也無非如此，但細心重讀則會發(fā)現(xiàn)，小說的真正重心不在對對立雙方的同情或悲憤，而在審視和反思。

我們先要確定“瘋子”的身份。由其“藍布破大衫”的衣著和“短的頭發(fā)”的外貌以及“發(fā)瘋”要吹滅長明燈的行為等描寫，可以判定“瘋子”應(yīng)是由傳統(tǒng)中覺醒的知識分子的象征。相應(yīng)地，長明燈應(yīng)是賦予“社廟”威權(quán)并維護其秩序的封建思想、宗教神權(quán)或傳統(tǒng)文化的象征[23]。長明燈乃佛教供燈，佛教有以燈喻法如傳燈之說，因此將小說中這盞由梁武帝點起的燃燒了一千多年的長明燈視為宗教神權(quán)或傳統(tǒng)文化的象征，應(yīng)無疑義。那么，“瘋子”堅持吹熄長明燈并試圖啟發(fā)吉光屯人明白滅燈之意義，便可視為知識分子實踐啟蒙民眾行為的象征。

“瘋子”在吉光屯人迷信世代流傳下來的傳說、相信長明燈提供了避免讓吉光屯變海而人變泥鰍[24]的保護之時，認識到事實上長明燈所帶來的是“蝗蟲和病痛”，因此覺醒。本質(zhì)上說，長明燈獲得崇奉并非因為能保護吉光屯人，而是相反，因為能傷害他們，如“那燈一滅，這里就要變海，我們就都要變泥鰍”、“吹熄了燈，蝗蟲會還要多”以及“老富的中風”是“因為社神不安之故”等。以發(fā)光的“燈”之所在的社廟而由名為“老黑”的人看守，微妙的諷刺之中已隱約可見長明燈名實相悖的本質(zhì)。更確切地說，是“社老爺，瘟將軍，王靈官”等“那些東西”依靠長明燈將他們的傷害能力轉(zhuǎn)化為保護能力顯示出來因而獲得奉祀[25]。但吉光屯人并不能認識到長明燈的傷害本質(zhì)，反而將其視為保護之光，即“吉光”。“瘋子”因為領(lǐng)悟到所謂“吉光”事實上乃是“兇光”而覺醒，于是“一見到人總和他們商量吹熄正殿上的長明燈”，“說吹熄了便不再會有蝗蟲和病痛”，這正是啟蒙行為的隱喻。

由小說情節(jié)看，“瘋子”的啟蒙實踐不但是無效的，其自身的道義優(yōu)勢也不復存在，反成為被民眾戲弄嘲諷的對象。他年青時與人“商量”吹燈得不到響應(yīng)，被認為是“邪祟附了體”，第一次宣告啟蒙的失敗。無奈之下只能獨自謀求吹燈，卻又被灰五嬸丈夫設(shè)計騙過，“就治好了”。他的覺醒的姿態(tài)和被蒙騙的現(xiàn)實之間，構(gòu)成一種微妙的反諷。時隔多年第二次嘗試吹燈時，闊亭等人已無法再蒙騙他，他選擇“自己去熄，此刻去熄”，這自然是他的成長，但以“嘲笑似的微笑”說出的“不能！不要你們”的“堅定”的話語，也反映出他對啟蒙的懷疑，亦即他意識到啟蒙無法有效達成，正如在社廟門前他以“低聲，溫和”的語氣試圖使闊亭等明白“那一盞燈必須吹熄”，換來的卻是闊亭輕蔑的嘲笑，以及方頭的“開導”：“你是一向懂事的，這一回可是太胡涂了。讓我來開導你罷，你也許能夠明白?！庇X醒者試圖“開導”蒙昧者“明白”，卻被蒙昧者反過來“開導”“明白”，這無疑又是一種微妙的雙向諷刺。

試將“瘋子”對闊亭等人的啟蒙和《狂人日記》中“狂人”對大哥等人“要曉得將來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啟蒙、《藥》中夏瑜對阿義“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的啟蒙相比較，雖然同樣歸于失敗，啟蒙者同樣引起被啟蒙者的憤怒，被冠以“瘋子”或“發(fā)了瘋了”的惡名，但是與“狂人”和夏瑜英勇悲壯、居高臨下的形象相比，“瘋子”則頗顯狼狽，“并且總含著悲憤疑懼的神情”。這樣一種如夢方醒的受了傷害而“悲憤疑懼”的姿態(tài)，很像是魯迅在目睹“溥儀出宮”及孫中山北上事件所暴露的民眾眷戀皇帝而排斥革命家時所受精神刺激的寫照。從小說描寫看來，魯迅對新文化運動以來知識界對一般民眾所展開的思想啟蒙的效用產(chǎn)生了深刻懷疑，表現(xiàn)出并不相信民眾可以啟蒙的態(tài)度。

《長明燈》發(fā)表后二十余日的3月29日，在給《猛進》周刊主編徐炳昶的回信中，就徐提出的要辦一種像《第一小報》那樣的“為民眾和小學校的學生看的”通俗小日報以宣傳新思想，魯迅表示并不樂觀：“我們只要將《第一小報》與《群強報》之類一比，即知道實與民意相去太遠，要收獲失敗無疑。民眾只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而《第一小報》卻向他們?nèi)ブv'常識’，豈非悖謬。教書一久，即與一般社會暌離，無論怎樣熱心，做起事來總要失敗?！盵26]因此，他頗顯無奈地提出放棄啟蒙民眾而專注于知識階級自身的鍛造，“還是要準備'思想革命’的戰(zhàn)士，和目下的社會無關(guān)。待到戰(zhàn)士養(yǎng)成了，于是再決勝負”[27]，“現(xiàn)在沒奈何，也只要從智識階級……一面先行設(shè)法，民眾俟將來再談。而且他們也不是區(qū)區(qū)文字所能改革的，歷史通知過我們，清兵入關(guān)，禁纏足，要垂辮，前一事只用文告，到現(xiàn)在還是放不掉，后一事用了別的法，到現(xiàn)在還在拖下來。”[28]

“民眾不是區(qū)區(qū)文字所能改革的”，只能“俟將來再談”，這一觀點或思路，正是《長明燈》中“瘋子”在社廟門前選擇“不要你們”、“自己去熄”的翻版。再將《長明燈》與《狂人日記》《藥》對比可以發(fā)現(xiàn)，對于“狂人”和夏瑜對立面的庸眾，魯迅的態(tài)度更近于悲憤，而對于“瘋子”對立面的庸眾，魯迅的態(tài)度更近于絕望。《長明燈》昭示了啟蒙的無從展開與勞而無功：民眾最關(guān)心的是會不會“變泥鰍”，而“瘋子”要告訴他們的卻是會不會有“蟲災與病痛”，正如“民眾只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而《第一小報》卻向他們?nèi)ブv'常識’，豈非悖謬”。1919年魯迅曾說，“新主義宣傳者是放火人么，也須別人有精神的燃料，才會著火；是彈琴人么，別人的心上也須有弦索，才會出聲；是發(fā)聲器么，別人也必須是發(fā)聲器，才會共鳴。中國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會相干?！盵29]《長明燈》可說是對此觀點的再次確認：在中國社會，由知識分子向民眾實行新文化新思想啟蒙的可行性并不存在。

如果我們不就此打住，而是更深地追究，就會意識到，事實上以“瘋子”為象征的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實踐原產(chǎn)歐洲的啟蒙行為時，已經(jīng)暗中改寫了啟蒙的本意。啟蒙難以見效的困境以及知識分子因之而遭受的厄運即由此“改寫”帶來。歐洲的思想啟蒙運動主要面向新興資產(chǎn)階級，“運動的對象顯然是受過教育的智識階級，而不是一般大眾”，啟蒙思想家“除了盧梭以外，幾乎每個人都對一般民眾抱著懷疑或輕視的態(tài)度”，他們認為“傳播思想啟蒙的策略應(yīng)該由上流社會的沙龍、學院，向下漸漸滲透到小鎮(zhèn)的貴族和鄉(xiāng)間的士紳——但就到此為止，他們從沒有打算進一步再向下發(fā)展”。以最能代表啟蒙運動思想面貌的《百科全書》而言，“并未滲透到社會的基層；它們在上層社會廣泛流傳，在社會中慢慢散布，卻與農(nóng)民、工匠等一般人絕緣”。概而論之，“啟蒙運動的領(lǐng)導者是以上層社會或中上階級作為宣導的對象?！盵30]

而當“啟蒙”被借鑒進入中國語境時，中國智識階級卻將啟蒙的對象鎖定在一般民眾，“有了對一般民眾進行'啟蒙’的觀念”[31]，但顯然中國的一般民眾并不像歐洲的新興資產(chǎn)階級那樣具備對新知識、新觀念的需求與消化能力，沒有“精神的燃料”，巨大的歷史慣性也使得中國缺乏在短時間內(nèi)見到改天換日的啟蒙成效的社會條件?？梢哉f，啟蒙對象的暗中改換或擴大和啟蒙目標的樂觀宏大必然導致啟蒙陷入困局，勞而無功。啟蒙的困境在于民眾聽不懂啟蒙者的話語，并不明白啟蒙者的行為，只會因著世系傳承中所形成的集體無意識將他們視為發(fā)了瘋的異端。在中國語境中，異端雖少卻并不陌生，而所謂啟蒙者卻是產(chǎn)自西方語境，為民眾所不知的?！颁邇x出宮”與孫中山北上所暴露出的民心向背可與此對照說明問題：皇帝是他們熟悉的，而革命家卻是他們所不知的，他們只會視之為造反的亂黨。

回到《長明燈》中。上文已經(jīng)揭示，吉光屯人非但對“瘋子”的言行不理解，事實上也并不理解他們所極力維護的長明燈。換言之，無論對于異質(zhì)的“新”抑或傳統(tǒng)的“舊”，他們都缺乏認知能力。小說中，長明燈的點燃者、作為皇帝的“梁武帝”在灰五嬸的口中變成了如同他們一樣地位或身份的“梁五弟”，這一細節(jié)即折射出一般民眾對于他們所維護的傳統(tǒng)并無真正的認知。他們對歷史茫然無知，文化水平極低，要么是以木炭畫三角形和細線的方式記賬的不識字的文盲，要么是僅能查看黃歷是否寫著“不宜出行”的迷信者，即使“以豁達自居的青年人”，也不過是打牌、喝茶混日子的“敗家子”?？傊麄儧]有“自覺”意識，沒有可以被啟蒙的“理性”基礎(chǔ)。他們對傳統(tǒng)的維護與對新異的排斥，與其說是出于“義憤”，不如說是出于集體無意識的本能，而更大的群體則是“不大出行”、“更深的蟄居”，要么凡事奉行迷信，要么凡事漠不關(guān)心。以這樣的沒有“自覺”意識或“理性”能力的民眾而向他們實行啟蒙，“五十一百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無把握的”[32]。

以上是將“瘋子”的對立面籠統(tǒng)地稱為“民眾”合而論之，但這還不足以盡見魯迅的反思之深刻與多面。如果我們注意到對立面是由四爺、郭老娃等老輩與闊亭等青年輩兩類構(gòu)成，而魯迅的諷刺重心顯然在后者身上，就會意識到，在這里魯迅表現(xiàn)出對他先前所秉持的“進化論”觀念的深刻懷疑。我們知道，魯迅與許多新文化運動健將都曾對青年抱有較大期許，期待成長起來的青年能接續(xù)他們向傳統(tǒng)發(fā)起戰(zhàn)斗，從而實現(xiàn)改造中國的目標。但正如前文所述，在“北京市民家奴氣”、“青年必讀書”等論爭中一些青年所展現(xiàn)的保守姿態(tài)，使魯迅失望地發(fā)現(xiàn)，成長于中華民國治下、接受新式教育的很多青年人，非但未能接續(xù)他們向傳統(tǒng)發(fā)起更為猛烈的戰(zhàn)斗，反而表現(xiàn)出親近傳統(tǒng)或“消沉”、“平安”[33]的傾向，甚至竟將戰(zhàn)斗的矛頭指向他們這些老一輩的反傳統(tǒng)者。這無疑使魯迅“驚異”且失望?；蛟S正是有鑒于此，魯迅著意將一群青年竭力保古作為《長明燈》的突出表現(xiàn)對象，予以辛辣諷刺，恰如小說發(fā)表次月，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所說，“先前我只攻擊舊黨，現(xiàn)在我還要攻擊青年”[34]。

小說中由“單知道喝奶拉矢”的“小把戲”成長為“以豁達自居的青年人”的闊亭等，不但沒有接續(xù)或幫助“瘋子”吹燈，反而比四爺?shù)壤陷叡憩F(xiàn)出更為兇狠的衛(wèi)道之心。當“瘋子”再次試圖吹熄長明燈之時，首先站出來激烈反對、商量辦法并“在幾家的大門里穿梭一般出入了一通”攪動吉光屯空氣“緊張起來”的就是他們。方頭主張“應(yīng)該想個法子來除掉他”；闊亭在茶館時主張“這樣的東西，打死了就完了”，在四爺?shù)目蛷d里又再次以連各莊的先例攛掇打死“這種子孫”：“大家一口咬定，說是同時同刻，大家一齊動手，分不出打第一下的是誰，后來什么事也沒有?！迸c“瘋子”第一次試圖吹燈時灰五嬸丈夫等用欺騙的方法應(yīng)對，以及第二次郭老娃主張捆上城里在城隍廟里關(guān)一夜“趕一趕邪祟”的辦法相比，闊亭等人的主張可謂更兇狠卑劣，正如魯迅所悲憤的，“的確古人的兇心都遺傳在現(xiàn)在的青年中”[35]。他們作為希望載體的青年身份和衛(wèi)道幫兇的角色之間的反差，以及作為下等人而比上等人更熱衷于維護現(xiàn)有秩序，充滿了反諷意味，就中也可見出魯迅對先前所抱有的“總以為下等人勝于上等人，青年人勝于老頭子”[36]思想的自我嘲諷。

當時，有人在文中稱“時常有青年說我的意見太是偏激”，且說“我又有時覺得現(xiàn)代青年們似乎比我們更多有傳統(tǒng)的精神，更是完全的中國人，到底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37]。此說應(yīng)當代表了一批新文化知識分子對當時青年的觀察和認識，魯迅自然也有同感。由這種觀察和認識出發(fā)，魯迅對以思想啟蒙或謂思想革命為宗旨的新文化運動勞而無功的懷疑就更為深刻了。這不但意味著面向一般民眾的思想啟蒙幾無成效，甚至也意味著在新文化人看來，思想革命尤其是“革命精神”對青年的影響并沒有他們預期的大?！堕L明燈》的諷刺性中指向“青年”的這一極，可以說就是在另一重意義上對啟蒙困境的反思：發(fā)起啟蒙的戰(zhàn)斗者不但在當時少人響應(yīng)，而且后來也后繼乏人?！隘傋印敝荒芤浴白约喝ハā钡姆绞絾为毿袆樱冀K孤立無援，而顯然，要將長明燈真正在吉光屯人心中“吹滅”，并非某一個體所能單獨完成，并且作為個體的“瘋子”也無法處理“就是吹熄了燈，那些東西不是還在么”的困局。這樣，小說中所表現(xiàn)的啟蒙者的孤立無援、后繼無人與民眾的缺乏自覺、無可啟蒙，共同反映了魯迅對啟蒙行為的懷疑和反思。

三、“放火”的象征與兒歌的諷喻

周作人在談到《長明燈》時曾說，“狂人把什么東西看作象征，是一切善或惡的根源，用盡心思想去得到或毀滅它，是常有的事。”[38]這不但點明了小說的象征主義本質(zhì)，同時也給我們更深地理解小說提供了一條思路。“瘋子”將長明燈視為“一切惡”的根源，認為只要將它吹熄吉光屯“就不會有蝗蟲，不會有豬嘴瘟”，因此不惜在無人響應(yīng)、全屯反對的形勢下，以被奪屋、被關(guān)押的代價堅持吹燈，對此，魯迅如何看待？這樣的描寫中是否也隱含了魯迅對“瘋子”的審視與反思？

在我看來，魯迅的審視與反思是存在的。小說中方頭的反詰，“就是吹熄了燈，那些東西不是還在么？”顯然揭示了“瘋子”將長明燈看作“一切惡”的根源的失之“單純”。換言之，如果不能同時將社廟中的“三頭六臂的藍臉，三只眼睛，長帽，半個的頭，牛頭和豬牙齒”的“社老爺，瘟將軍，王靈官”等清除，即使吹熄了長明燈，它被“那些東西”重新點燃的基礎(chǔ)依然存在。正如新文化運動全力打倒孔家店，將孔子拉下圣壇，但社會制度并未根本撼動，孔子依然會被“社老爺”一類的軍閥政客再次利用，被尊孔復古思潮重新推上圣壇。但問題是，清除“社老爺”或撼動并改造社會制度，顯然并非“瘋子”或知識分子個體所能完成。對“瘋子”信念的“單純”和力量的“單薄”的審視，折射出魯迅對知識分子局限性的反思，同時也傳達出一種無力感。

從根本上說，只有先將吉光屯人心中的長明燈吹滅，才有可能將社廟中的長明燈真正徹底吹滅。但“瘋子”的遭遇表明，他完全無法先行吹熄吉光屯人心中的長明燈，喚醒他們和自己一同去吹熄社廟里的長明燈，無奈之下，只能選擇“自己去熄”。與此對應(yīng)的是小說寫作前后魯迅的反思：知識分子無法獲得愚昧民眾的理解與支持——“群眾不過如此，由來久矣，將來也不過如此”[39]，甚至反被他們以群體的形式打壓迫害——“孤獨的精神的戰(zhàn)士，雖然為民眾戰(zhàn)斗，卻往往反為這'所為’而滅亡”[40]，于是不得不放棄喚醒庸眾的企圖，轉(zhuǎn)而專注于知識階級自身的戰(zhàn)斗——“還是要準備'思想革命的戰(zhàn)士’，和目下的社會無關(guān)。待到戰(zhàn)士養(yǎng)成了，于是再決勝負”[41]，“民眾俟將來再談”[42]。

當“瘋子”企圖竭力推開社廟大門而被闊亭等人攔阻并氣憤地宣稱“你沒法開”之時，他忽然說出“用別的法子來”，隨后表示要“放火”燒掉社廟，由此“瘋子”的思路從“吹燈”轉(zhuǎn)向“放火”?！隘傋印币胺呕稹钡那楣?jié)很可能是魯迅受其翻譯的愛羅先珂的童話《世界的火災》的啟發(fā)而構(gòu)思的。該童話寫一個“有名的實業(yè)家”因被“看不見的遮在暗夜里的”“我們冷，我們要光明”的呼聲驚醒，便在心里“發(fā)生一個大欲望”，“要試教這夜變成光明”、“要使那遮在暗中的得到溫暖”，因此在紐約市里四處放火，最終被憤怒的人們視為“狂人”送進精神病院里受罰。假裝“病已經(jīng)全好”得以出院以后，他依然幻想“我總還想放一回火，這回并不單在紐約市，卻是全亞美利加，是全世界了”。后來這位“狂人的實業(yè)家”被證實正是巡警“極想弋獲的亞美利加的有名的無政府黨”，但他卻逃脫了。[43]

愛羅先珂筆下的“狂人”，背叛了自身所屬的階級，成為無政府黨，要在全美國乃至全世界“放火”，這顯然是革命的隱喻。有趣的是，魯迅筆下要“放火”的“瘋子”也是自身所屬的上層階級的“忤逆”者。“瘋子”與“狂人”的諸種相似性，使我們有理由相信，《長明燈》里的“放火”同樣可能是革命的隱喻。此外，鑒于《長明燈》與魯迅眼中“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44]的孫中山存在一定關(guān)聯(lián)，由此將“放火”視為“革命”的象征，也合乎情理。吹熄燈“那些東西”還在，放火則燈與“那些東西”就都不在了。這可能是魯迅的思路由“思想啟蒙”向“社會革命”轉(zhuǎn)變的象征或跡象。

上文已經(jīng)指出，小說中“瘋子”的遭遇證明，面向民眾的思想啟蒙不但無效，而且難有突破。同時，由孩子成長起來的青年汲汲于保古，使魯迅在懷疑進化論的同時，也意識到?jīng)]有社會環(huán)境的根本變革，青年依然會被傳統(tǒng)輕易收編，成為舊文化舊秩序的捍衛(wèi)者，而非反對者，“這種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國即無希望”[45]。不妨說，以《長明燈》為寓言，魯迅對新文化運動做了較為失望的反思和檢討。檢討的結(jié)論可以用此前所寫的《忽然想到（三）》來概括：“我覺得什么都要從新做過。”[46]相對于“吹燈”而言，“放火”可謂是另一種“從新做過”的思路，更有可能打破僵局，實現(xiàn)社會變革。

回到上文所引魯迅寫給徐炳昶的回信。魯迅以清兵入關(guān)后頒布“禁纏足”、“要垂辮”兩項命令的一成一敗為例，說明民眾“不是區(qū)區(qū)文字所能改革的”：“前一事只用文告，到現(xiàn)在還是放不掉，后一事用了別的法，到現(xiàn)在還在拖下來?！边@里的“別的法”是訴諸殺頭的暴力強迫，其見效顯然勝于“文字”或“文告”的宣傳勸諭。與之相似的是，作為《長明燈》中的“瘋子”所尋求的“別的法”，“放火”也是訴諸暴力，對吉光屯人的震動也更大。1925年4月8日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說，“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孫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是如此者，最大原因還在他沒有黨軍，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盵47]“火與劍”同樣是訴諸暴力的“別的法”。孫中山晚年反思失敗教訓，創(chuàng)辦黃埔軍校，以之為基地打造“黨軍”再行革命，也正是以“別的法”“從新做過”。

不過，要“放火”的“瘋子”還沒能“在地上，在空中，在人身上”找到“火種”即被關(guān)起，而且就是關(guān)在他所要燒掉的社廟的一間“決計挖不開”的“粗木直柵”的房中，他所要撲滅的長明燈就在他附近，非但仍舊“綠瑩瑩”的毫無損傷，甚至“更其分明地照出神殿，神龕，而且照到院子，照到木柵里的昏暗”，顯然對他形成莫大的諷刺。從這種“別的法”依然無從踐行的描寫中，我們看到魯迅的深刻之處：一方面他被迫尋求“別的法”，將目光從“思想啟蒙”轉(zhuǎn)向“社會革命”，一方面又對知識分子能否承擔“社會革命”深感懷疑。進一步說，魯迅即使傾向于選擇相信“放火”式的社會革命是更有效的改造中國的路徑，卻也仍然懷疑它并非知識分子所能完成。

需要指出的是，小說中所表現(xiàn)的“吹燈”向“放火”的轉(zhuǎn)移，雖然可能體現(xiàn)了魯迅的思路由“思想啟蒙”向“社會革命”轉(zhuǎn)變的跡象，但并不代表這一跡象就十分清晰，尤其是相對于小說中更為顯明的對“吹燈”與“放火”可行性的雙重懷疑而言。事實上，在創(chuàng)作《長明燈》前后，憂思苦悶中的魯迅雖然在努力尋找“別的法”“從新做過”，但卻并沒有就此放棄被他深刻懷疑的“舊的法”。他的思路左右搖擺，猶疑不定。他一面懷疑思想革命的效用，一面又提出“現(xiàn)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jīng)說過的'思想革命’。還是這么一句話，雖然未免可悲，但我以為除此沒有別的法?！盵48]他一面慨嘆“難道所謂國民性者，真是這樣地難于改變的么”[49]，一面又認為“此后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50]。在重倡“思想革命”的同時，又認為“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51]。這種舉棋不定的矛盾心態(tài)反映出魯迅正在調(diào)整思想以謀求新的出路的苦悶與緊張。

在某種程度上，《長明燈》表現(xiàn)了對知識分子實踐“啟蒙”與“革命”的可行性的雙重懷疑，小說結(jié)尾處的兒歌也透露了這種雙重懷疑態(tài)度：

白蓬船，對岸歇一歇。

此刻熄，自己熄。

戲文唱一出。

我放火！哈哈哈！

火火火，點心吃一些。

戲文唱一出。

……

這則由孩子們依據(jù)原有的謎語“隨口編派的歌”，將“瘋子”先后兩種滅燈方式即“此刻熄，自己熄”和“我放火”同時編派進來，兩種悲壯的努力在兒歌中都成了娛樂化的“戲文唱一出”，其意義被“哈哈哈”的笑聲消解殆盡。與孩子們“笑著嚷著”的熱鬧形成對照的是，被關(guān)押而不忘自語“我放火”的“瘋子”，在被赤膊的孩子用葦子指著喊殺后，“完全靜寂了”。在這種一鬧一靜的鮮明對比之下，以余音不絕的兒歌作結(jié)，諷喻意味不言而喻，同時也將小說的懷疑色彩推向高潮。

與闊亭等人對“瘋子”冷嘲熱諷群起攻之乃是出于對傳統(tǒng)的維護不同，孩子們在“瘋子”頭發(fā)上“暗暗地”放上稻草葉的戲弄以及隨口編派兒歌合唱取笑，是出于天性的無心之舉。惟其無心，所以悲涼，背后是魯迅對自己“救救孩子”思想的自我嘲諷。我們知道，在《狂人日記》中，“狂人”最終將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發(fā)出“救救孩子”的吶喊。孩子能夠成為希望的載體，是因為在“狂人”看來，他們本性并不壞，后來的壞是“娘老子教的”，只要能將他們從“娘老子”手中解放出來，新陳代謝，就有希望破除傳統(tǒng)吃人文化。這一思路在《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及《隨感錄》二十五、四十、四十九、六十三等文中也有討論。

但是在《長明燈》中我們看到，“狂人”所要救救的孩子卻將葦子當作刀劍指向“瘋子”喊殺，這一行為無疑對“狂人”或“瘋子”等啟蒙者或革命者的初衷形成巨大的諷刺。由天真無知的孩子發(fā)出的喊殺聲，遠比由“無法可救”[52]的庸眾發(fā)出的喊殺聲，更使人絕望。該情節(jié)不但在《長明燈》反復出現(xiàn)了兩次，在隨后創(chuàng)作于同一年的《頹敗線的顫動》和《孤獨者》中也一再出現(xiàn)。《長明燈》中的赤膊孩子還不能準確發(fā)音，《頹敗線的顫動》中的孩子是“最小的一個”，《孤獨者》中的孩子是“還不很能走路”的“很小的小孩”，對他們年齡幼小的強調(diào)，基本排除了被“娘老子”或“環(huán)境”教壞的可能，而直指他們本性之中就有“壞根苗”。在這個意義上，“救救孩子”就成了一句本身就充滿絕望的無從施行的空話，而這一情節(jié)在不同作品中反復出現(xiàn)，也足見魯迅對自己早先所抱有的“孩子總是好的。他們?nèi)翘煺妗?、“我以為中國的可以希望，只在這一點”[53]這一思想的自我嘲諷是如何的苦澀與悲涼。由此，我們也就能理解《長明燈》中絕不妥協(xié)的“瘋子”何以在聽到孩子的喊殺聲后“從此完全靜寂了”。

李大釗在最初讀到《長明燈》后對劉弄潮談及他的認識，“我看這是他要'滅神燈’、'要放火’的表示。這是他在《狂人日記》中喊了'救救孩子’之后緊緊接上去的戰(zhàn)斗號角?！彼谑亲寗⑷タ赐斞?，“請他'當仁不讓’，把一些愛好文學的青年，直接領(lǐng)導起來干?。　盵54]當劉弄潮將李大釗的看法和希望轉(zhuǎn)達魯迅后，魯迅未置可否。顯然，李大釗只看到了小說表面的“戰(zhàn)斗性”，并沒有看到小說深層所體現(xiàn)的魯迅的猶疑與彷徨。魯迅在喊出“救救孩子”之后并沒有“緊緊接上去”，而是痛苦地發(fā)現(xiàn)了“孩子”無從“救起”的絕望現(xiàn)實。

可以佐證的是，當魯迅對劉弄潮說，“自己總覺得靈魂里有毒氣和鬼氣。我極憎惡它，想除去它，而不能。我竭力遮掩著，恐怕傳染給別人。不過我想安慰那些'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還是用了曲筆，在《藥》里面的瑜兒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huán)?！眲⒒貞?yīng)說，“您在瑜兒的墳上加一個花環(huán)，決不是'平空的曲筆’，而是社會演進中必然要開的鮮花。您用'曲筆’，只是提醒人要耐心去克服愚昧的困難，以便加速社會的順利改造。”對此理解，魯迅的反映是：“魯迅聽了，啞然失笑?！盵55]不難發(fā)現(xiàn)，雖然魯迅恐怕將“靈魂里的毒氣與鬼氣”“傳染給別人”，但對于別人看不到他“竭力遮掩著”的“毒氣與鬼氣”而將其思想簡化甚至曲解為相反之意，他還是會感到失望，只是不愿點破而已。由此，劉弄潮所說魯迅因?qū)O中山北上的影響而“感到特別興奮”，雖然獲得李大釗的認同，但顯然并非魯迅真實心態(tài)?！堕L明燈》不是簡單淺露的“戰(zhàn)斗號角”，它是既要“戰(zhàn)斗”又懷疑“戰(zhàn)斗”復雜的苦澀之音。

在充分討論了小說所表現(xiàn)的多層面的懷疑色彩與反思意味之后，亦即充分揭示了“瘋子”的困境及魯迅的絕望意識之后，小說的精微之處仍須辨析?，F(xiàn)實的遭遇使“瘋子”明白單憑一己之力謀求吹燈，非但極為困難——“你推不開的，你沒有法子開的！”，而且作用十分有限——“那些東西”“熄了也還在”，但他依然堅持反抗——“就因為那一盞燈必須吹熄”，“然而我只能姑且這么辦。我先來這么辦，容易些。我就要吹熄他，自己熄！”在這里，“瘋子”表現(xiàn)出一種在清醒的絕望意識之下反抗絕望的韌性的戰(zhàn)斗精神，很像是魯迅自身觀念的折射。這說明，在審視和反思知識分子的局限性和無力感之后，魯迅并沒有放棄“戰(zhàn)斗”，而是傾向于選擇堅持與黑暗“搗亂”，“將無賴手段當作勝利，硬唱凱歌”[56]。小說連續(xù)用“堅定地說”、“沉實地說”、“沉靜地說”等語修飾瘋子，即可見出魯迅的態(tài)度。

正是因為“瘋子”堅持“就要吹熄他”的韌性精神，李大釗才從小說中聽到了“戰(zhàn)斗號角”，許欽文才認為“瘋子”是“能夠堅決反抗的青年，是作者的理想人物”[57]。如果我們加以補充說明，認為“瘋子”是在清醒的絕望意識之下“堅決反抗”，那么他們的觀點也就無可厚非。某種意義上，受邀在孫中山旗下的《北京民國日報》發(fā)表《長明燈》，是魯迅在對“革命”反思后以其獨特的姿態(tài)對“革命”的配合，即知其不可而為之，正如他在給許廣平的信中所說，“然而，世界豈真不過如此而已么？我還要反抗，試他一試?！盵58]這一點與小說中的“瘋子”如出一轍。

不過，小說結(jié)尾處，絕不妥協(xié)的“瘋子”在聽到孩子的喊殺聲后“從此完全靜寂了”，卻使得小說呈現(xiàn)出的“絕望”意味更強于“反抗絕望”的意味。隨后的兒歌更是即刻對“反抗絕望”姿態(tài)予以嘲諷。正像剛剛將思路轉(zhuǎn)向“放火”隨即就懷疑“放火”，剛剛確立“反抗絕望”的姿態(tài)隨即又懷疑這種姿態(tài)，凡此種種，都反映出魯迅此時左掙右突的矛盾心理。

大概是出于對《長明燈》結(jié)尾歸于“絕望”的再次懷疑，在寫作《長明燈》后僅隔一日，魯迅創(chuàng)作了《過客》。文中那位“困頓倔強，眼光陰沉”的“過客”不但有魯迅的自況意味，而且與《長明燈》中的“瘋子”也十分神似。對于《過客》的命意，魯迅有明確自述，“即是雖然明知前路是墳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絕望，因為我以為絕望而反抗者難，比因希望而戰(zhàn)斗者更勇猛，更悲壯?！盵59]考慮到《過客》與《長明燈》幾乎同時創(chuàng)作，并且《長明燈》中觸及到的“反抗絕望”命題延伸到了《過客》中，被更深刻地演繹，或許可以說，《長明燈》的“絕望”意味，在《過客》中得到了“反抗”，并與《過客》形成互文/互補的關(guān)系，二者共同演繹了魯迅思想的變遷。

結(jié)語

我們已經(jīng)完成《長明燈》的文本細讀與主題闡釋，最后要對小說的“義理結(jié)構(gòu)”及其在魯迅作品中的地位做總結(jié)說明。從“瘋子”這一脈絡(luò)來看，小說圍繞撲滅長明燈，表現(xiàn)出從“吹燈”到“放火”兩種方式的切換?！按禑簟北环磸妥C明無法實現(xiàn)，“放火”同樣困難重重。盡管明知無用，“瘋子”依然堅決戰(zhàn)斗。這就是小說的“義理結(jié)構(gòu)”。根據(jù)上文對“吹燈”與“放火”分別象征“啟蒙”與“革命”的分析，可以說，《長明燈》不但是魯迅以小說的形式對新文化運動的檢討，對知識分子作用有限性的反思，同時也是他對自己自新文化運動以來投身以文學啟蒙/改造社會之實踐的思想總結(jié)，和對以何種態(tài)度面對方興未艾的革命的預示。

我們知道，魯迅是以深刻的懷疑態(tài)度投身新文化運動的，他并不相信憑著“幾個較為清醒的人”就能打破“鐵屋子”，也不相信屋子中“許多熟睡的人們”可以被喚醒[60]。后來包括新文化運動的落潮、復古思潮的大興、青年的保守以及民眾眷戀皇帝而排斥革命家等一系列事件，不過更加印證了他最初關(guān)于文學無用的懷疑，更使他感到絕望罷了。啟蒙無用的態(tài)度在《長明燈》中表現(xiàn)得很明顯，就像與吉光屯久長的“泰平”相比，“瘋子”所造成的“緊張”非但有限，而且短暫。在對啟蒙備感絕望之際，面對方興未艾的革命，魯迅雖然看到它作為“別的法”的可能性，但出于經(jīng)驗和觀念的糾纏，同樣保持懷疑態(tài)度。不過這種雙重懷疑并沒有導向虛無主義，而是成為他獨特的“戰(zhàn)斗”姿態(tài)的底色，即在不相信“戰(zhàn)斗”有效之后依然要堅持“戰(zhàn)斗”，也就是反抗絕望，走無路之路。

質(zhì)言之，《長明燈》是魯迅思想演變中至關(guān)重要、承前啟后的轉(zhuǎn)捩點。這篇小說記錄了他對過去的反思、態(tài)度的變化以及“戰(zhàn)斗”姿態(tài)的調(diào)整，并照見他日后靠近革命時保留懷疑的心態(tài)，這也是他能夠始終保持自我主體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不但后來在魯迅作品中反復出現(xiàn)的懷疑青年與孩子、反抗絕望、從思想革命到社會革命等重要命題都已經(jīng)在《長明燈》中集中展現(xiàn)或有所涉及，而且“吹燈”與“放火”[61]兩個意象也可視為魯迅近二十年文學事業(yè)的高度概括：“燈”無法吹滅，但必須吹滅；“放火”未知其可，但仍要“放火”——這就是魯迅所走的無路之路。

注釋：

[1] 李長之：《魯迅批判》，第114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4。

[2] 羅華：《文化重復困境中的敘事反思：在<狂人日記>到<長明燈>之間》，《文學評論》2007年第4期。

[3] 鄒明初：《回憶孫中山先生北上及北京民國日報被查封的經(jīng)過》，《北京革命史回憶錄·第1輯》，第253頁，北京出版社，1991。

[4] 薛綏之：《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3輯》，第658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5] 魯迅：《魯迅日記》，《魯迅全集》第15卷，第55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以下魯迅著作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標注。

[6] 高長虹：《一點回憶——關(guān)于魯迅與我》，《永在的溫情：文化名人憶魯迅》，第116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7] 劉弄潮：《李大釗和魯迅的戰(zhàn)斗友誼》，《魯迅研究年刊1979》，第54頁，陜西人民出版社，1980。

[8] 程凱：《革命的張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學知識分子的歷史處境與思想探求1924-1930》，第9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9]《三百年清運昨日告終》，《順天時報》1924年11月6日第7版。

[10] 止水：《且看裁撤胼枝機關(guān)以后》，《晨報》1924年11月7日第2版。

[11]《中山抵京后之多謠》，《大公報》1925年1月5日第3版。

[13] 程凱：《革命的張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學知識分子的歷史處境與思想探求1924-1930》，第9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15] 可以證明魯迅始終密切關(guān)注這場論爭的是，在1925年1月17日發(fā)表于《京報副刊》的《忽然想到（一）》后，魯迅寫了一段附記，先是就署名問題譏刺江震亞，后是提出“又為避免糾紛起見，還得聲明一句，就是：我所指摘的中國古今人，乃是一部分，別有許多很好的古今人不在內(nèi)！然而這么一說，我的雜感真成了最無聊的東西了，要面面顧到，是能夠這樣使自己變成無價值?！标P(guān)于前者，江震亞是在論爭中以《學者說話不會錯？》攻擊周作人的人；關(guān)于后者，之所以如此聲明，是因為在論爭中，反對周作人的意見中有一種聲音提出，一部分北京市民有家奴氣并不代表有全部北京市民有家奴氣。魯迅的附記正是對這種謬見的諷刺。

[16] 魯迅：《忽然想到（三）》，《京報副刊》1925年2月14日。

[17] 段思召：《無題的通信》，《京報副刊》1925年2月6日。

[18] 魯迅：《未有天才之前》，《魯迅全集》第1卷，第175頁。

[19] 魯迅：《通訊（一）》，《魯迅全集》第3卷，第22頁。

[20] 此系借用羅華之語，參見羅華《文化重復困境中的敘事反思：在<狂人日記>到<長明燈>之間》，《文學評論》2007年第4期。

[21] 魯迅：《忽然想到（三）》，《魯迅全集》第3卷，第17頁。

[22] 魯迅：《忽然想到（四）》，《魯迅全集》第3卷，第17、18頁。

[23] 關(guān)于長明燈所象征的究竟是禮教文化、封建秩序還是佛教文化、迷信思想，研究者眾說不一。本文認為，小說真正關(guān)心的并非長明燈的具體象征，而在民眾對于滅燈的反應(yīng)，因此將長明燈的象征意義籠統(tǒng)地以舊文化舊秩序合而論之。

[24] 關(guān)于“變泥鰍”，周作人在《彷徨衍義》中說，“這一類迷信可能在什么地方存在，但是我卻是不知道”。據(jù)筆者考證，“泥鰍”之說很可能是魯迅在翻譯日本學者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時所受啟發(fā)。該書譯迄于1925年2月18日，與《長明燈》創(chuàng)作時間接近。其中第十四節(jié)《改造與國民性》提到，“為了'但愿平安’主義的德川氏三百年的政策之故，日本人成為去骨泥鰍了。小聰明人愈加小聰明，而不許呆子存在的國度，于是成就了”，幾乎就藝術(shù)性地表現(xiàn)在《長明燈》中吉光屯的老少“小聰明人”合謀合力要除掉“瘋子”以?！疤煜绿┢健薄Ｓ纱?，《長明燈》中的“變泥鰍”也就有了隱含的對吉光屯人卑污圓滑的諷刺意味。

[25] 具有某種傷害或威嚇民眾能力的惡神反而得到更多的奉祀是魯迅的獨特發(fā)現(xiàn)，如《捧與挖》中說“即以所奉祀的神道而論，也大抵是兇惡的”；《談皇帝》中說“中國人的對付鬼神，兇惡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類”；《關(guān)于中國的兩三件事》中說火神“一看見紅色，便會亢奮起來，做出一種可怕的行動的。他因此受著崇祀。在中國，這樣的惡神還很多?！?/span>

[26] 魯迅：《通訊（二）》，《魯迅全集》第3卷，第25頁。

[27] 魯迅：《通訊（一）》，《魯迅全集》第3卷，第23頁。

[28] 魯迅：《通訊（二）》，《魯迅全集》第3卷，第26頁。

[29] 魯迅：《隨感錄59·“圣武”》，《魯迅全集》第1卷，第371頁。

[30]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第10-11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31] 同上，第12頁。

[32] 魯迅：《太平歌訣》，《魯迅全集》第4卷，第104頁。

[33] “消沉”是魯迅在《<野草>英文譯本序》中對青年的指責，稱《希望》是“因為驚異于青年的消沉”而作，文中表達對青年“很平安”的失望。

[34] 魯迅：《250408致許廣平》，《魯迅全集》第11卷，第476頁。

[35] 魯迅：《記“楊樹達”君的襲來》，《魯迅全集》第7卷，第46頁。

[36] 魯迅：《通信》，《魯迅全集》第4卷，第98頁。

[37] 周作人：《讀<京華碧血錄>》，《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第420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