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故事模型理論

好律師就是一個會講故事的人。

律師為過去代理，對于律師代理案件來講，接觸到的素材首先就是證據資料。從證據到事實“并非像人們想當然的那樣，案件證據與事實的認識順序是單向的、由證據到事實的線性過程。先對證據材料進行觀察、思考和分析，發(fā)現證據與證據之間的關系，然后從中逐漸得到一個完整的事實樣貌?！@種傳統的想象是不正確的?，F實中的情況是，當人們了解了有關案件的大致信息，并初次瀏覽了呈現給他們的證據之后，會在頭腦中形成一個關于案件基本面貌的敘事式的故事，接著，以這個敘事的故事作為指導，再去觀察和整理證據，也就是說，該如何理解證據所顯示的信息，很大程度上是由先前在頭腦中的故事來決定的。而故事的具體形態(tài)是什么樣子，則取決于審理者的個人經歷、文化背景等因素。”這就是被美國律師和法官廣泛認可和采用的“故事模型”認知模式。

講好案情故事，最終成為裁判事實，律師需要在規(guī)范、證據和事實之間不斷循環(huán)考察，同時關注自己和對方，不僅要關注自己一方的證據，還要關注對方的證據，不僅要關注有利的事實，還要關注不利的事實，要把這些整合進一個融貫的、合乎情理的故事里。具體來講，就是達到“六性原則”：

前面四個特性是己方的故事符合法律要求的四個特性，也就是實質性、完整性、真實性、符合性，后面兩個特性覆蓋性和一致性是針對對方的證據的要求。

覆蓋性：建構出來的故事必須覆蓋所有的可靠證據，根據證據的共通性原理，不僅包括己方提交的，還要包括對方提交的。

覆蓋性原則衍生出來的一個原則就是包容性原則，除非我們能夠斬釘截鐵地確定的部分，我們應該預留下融合其他可能的空間。因為直到訴訟終結前我們才能大致確定是否已經提交了所有的證據。這種包容性使得根據訴訟進展加入對方證據和事實的情況下，你的案情故事依然合乎情理，毫無違和感。

一致性：具體包括外在一致性、內在一致性和證據的一致性。

外在一致性：故事不應存在自相矛盾或不能自圓其說的地方。故事整體上看起來合情合理，符合人們慣常理解和一般認知，這樣更容易為法官所接受。對于不可能同時為真的事實，要選定一個立場，不能猶豫不決，含糊其辭，比如：你的當事人不在侵權現場；雖然在現場，但是沒有實施侵權行為；或者雖然實施了一定行為，但是屬于正當防衛(wèi)，具有違法阻卻性；這三種可能性必選其一，不能前后自相矛盾。

內在一致性：對于相矛盾的證據，我們要能夠給出合理的解釋。比如，合同約定后來變更了，相關書證存在偽造、篡改，證人與本案存在利害關系等。比如，房屋買賣合同中約定付完尾款后才辦理過戶手續(xù)，過戶手續(xù)辦完后賣房人要求付尾款，買房人以合同約定抗辯說已經付過款了，否則原告不會協助辦理過戶手續(xù)。但是原告又向法庭提交了一份短信記錄，內容是被告請求先辦理過戶手續(xù)然后抵押貸款后還清尾款。被告的故事版本就缺乏覆蓋性和一致性，沒有覆蓋該短信記錄，并且自相矛盾。

與證據的一致性：原告雖然可以宣稱與自己相沖突或矛盾的證據都是假的，這樣就具有了覆蓋性，但是缺乏了與證據的一致性，己方無法解釋的證據越多，被對方否認的可能性就越大。案情故事要與證據緊密結合。

合理可信，首先是律師根據自己的社會經驗和一般常識覺得可信。如果有違一般的常識，但是根據當事人提供的背景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釋。法官和陪審員在認定事實的時候也是借助于邏輯和經驗法則。

二、敘事策略

起訴狀和答辯狀基本上圍繞這個故事模型展開。起訴狀的構成要件故事就是一個對證據的描述性和解釋性框架，通過這個敘事框架，讓法官透過證據“看到”過去發(fā)生了什么，為什么發(fā)生。答辯狀就是對這個故事的質疑和修正。法官是一個固執(zhí)的觀影者，只喜歡類型化的故事（構成要件）和固定的結局（法律效果），律師就要做一個高明的導演，將復雜的生活故事結合證據敘說成一個簡短高效而又有趣的故事，以庭審的方式呈現給法官。這里就要處理好兩個矛盾，既要類型化，法定的橋段必不可少，又要情景化，演員和劇情都要特定化。尤其要編排好證據的出場順序，根據證據和事實之間的證明關系，尤其理清間接證據之間的邏輯串聯，據此完美地編排證據。法官就是一個帶著懷疑眼光看故事的人，看的故事多了，有時候會麻木，有時候會精分，但無論如何，還是得根據自己相信的故事版本作出判決。從證據到事實的跨越過程，是一個創(chuàng)造性地過程，不存在機械的對應關系，需要一定的想象力、知識和經驗?！白C據所能提供證據信息是片段的、非敘事的，甚至是非語言的，而司法審判又要求產出一個語言的、敘事化的事實文本，這就需要我們有目的地運用語言建構案件的事實。在此過程中，修辭不僅僅是語言效果的外在修飾和包裝，相反，它直接構成了事實的面貌和意義。這種建構性強烈地體現在：根據相同的一套證據和事件，確實有可能講出完全不一樣的故事，得出截然不同的事實文本，并引出不同的司法判決。”

既然我們呈現的是一個法治的故事模型，那么在敘事的過程中就有一些敘事的策略可以采用。北京師范大學劉燕教授《法庭上的修辭—案件事實敘事研究》對構建案件事實進行了創(chuàng)新性研究，本節(jié)內容和觀念采用該書的介紹。

（一）崔英杰案的多個事實版本

該書從一個刑事案件展開。案件大概情況如下：2006年8月11日下午，小攤販崔英杰在北京市中關村某路邊無照擺賣，遇到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zhí)法局屬下的海淀區(qū)城管大隊的巡查員來查處、沒收經營工具。在崔英杰與城管隊員爭搶擺賣用的三輪車的時候，城管大隊副隊長李志強被崔英杰手中的小刀扎傷，送往醫(yī)院后不治。崔英杰逃離現場之后，第二天被北京市公安局刑警抓獲。

崔英杰案相對于一般的按鍵來說，證據相當充分。除被告人供述之外，有8位證人提供證言，其中5位直接描述現場所見的案發(fā)經過，另外還有公安機關的現場勘察報告、法醫(yī)鑒定報告、物證、現場執(zhí)法錄像等。即便證據確鑿，但對該案的敘事還是呈現出來不同的版本，對崔英杰是否應該判處故意殺人罪表達了不同看法。

判決書敘述如下：被告人崔英杰于2006年8月11日17時許，在北京市海淀區(qū)中關村一號橋東南側路邊無照擺攤經營烤腸食品時，被北京市海淀區(qū)城市管理監(jiān)察大隊的執(zhí)法人員查處，崔英杰對此不滿，以持刀威脅的手段抗拒執(zhí)法，當執(zhí)法人員將崔英杰經營烤腸用的三輪車扣押并裝上執(zhí)法車時，崔英杰進行阻攔，后持刀猛刺該城市管理監(jiān)察大隊海淀分隊的現場指揮人員李志強頸部一刀，致刀柄折斷，后逃離現場。李志強因急性失血休克死亡。在這段敘事里，崔英杰是一個故意傷人犯，但是在另一個版本的敘事里，卻沒有這么大的主觀惡意。

媒體和社會公眾卻形成了案件事實的另一個版本：崔英杰是河北省保定市阜平縣平陽鎮(zhèn)各老村農民，曾被評為優(yōu)秀士兵，退伍后因家境貧寒，在北京市中關村科貿大廈某娛樂場所充當臨時保安。從2006年4月起，崔已被雇主拖欠四個月工資，生活窘困，遂以擺攤售賣烤香腸的方式謀生。2006年8月11日下午海淀區(qū)城管巡查隊以崔無照經營為由予以查處，并沒收其經營工具。崔英杰哀求城管不要沒收他借錢買來的三輪車，城管不予理睬。為了尋找一同擺賣的女孩趙某，崔英杰離開現場后又返回，看見三輪車已經裝上城管的專用卡車，試圖在最后關頭奪回自己的財產。城管上前阻止，崔英杰害怕遭到4人身強制，混亂中以手里握著的切香腸用的水果刀刺傷海淀區(qū)城管隊副隊長李志強，李送往醫(yī)院之后死亡。

為什么會造成如此反差巨大的兩個故事文本，非常重要的環(huán)節(jié)就是修辭和敘事。人們很容易將事實想象成證據的直接拼圖，但實際上，單個事件按照時間順序排列，無法得出一個主題意義。例如，崔英杰并沒有大喊“我要殺了你”之類的話，其后的供述也沒有想要殺人的表述，主觀故意的認定依賴于事件之間相互關系的推理和想象，比如判決書中所寫“崔英杰對此不滿，以持刀威脅的手段抗拒執(zhí)法”，比如社會敘事中的“崔英杰害怕遭到4人身強制，混亂中以手里握著的切香腸用的水果刀刺傷”。法律語境中的敘事需要一個主題意義以賦予所有的事件和行為以內在的關聯性。

按照時間順序，劉燕教授整理了大家都比較清晰，且無爭議的脈絡。

1. 崔英杰是進城務工的農民，被雇主拖欠四個月的工資，生活陷入困境。

2. 崔英杰借錢購買了三輪車等工具，在中關村路邊售賣烤香腸，崔英杰沒有營業(yè)執(zhí)照。

3. 2006年8月11日下午17時左右，海淀區(qū)城管大隊隊員到崔英杰擺賣地點查處無照小商販。

4. 第一批到達現場的城管沒有穿制服，沒有出示任何書面證件和文件，沒有任何口頭說明。

5. 崔英杰為了三輪車與城管糾纏，當時崔手里握有小刀。

6. 三輪車被沒收，崔英杰離開現場，與一同擺賣的趙某失散。

7. 崔英杰返回現場，手握小刀跑進人群。

8. 城管大隊長李志強被崔英杰刺傷頸部，送往醫(yī)院后死亡。

通過比對，不難發(fā)現，判決書和公眾的版本并沒有都沒有超出上述證據確鑿的八項事件，但是從證據信息到事實文本，卻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

上述事件的羅列，這對于司法敘事來講是遠遠不夠，它無法回答以下的問題：被記錄的事件之間的關聯如何？事件序列的完整性和連續(xù)性怎樣體現？被記錄的內容作為一個整體，講述了什么樣的中心問題？

敘事化之后的故事就解決了這些問題。但是不同的敘事立場采取了不同的敘事策略。

（二）情節(jié)發(fā)揮：事件間斷裂彌補

上述事件6. 7. 8之間存在明顯的斷裂，崔英杰離開現場，又是什么原因和目的跑回現場？手里握著的小刀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如果是有意的，又是什么目的？拿著小刀跑進人群和扎傷李志強是怎么聯系的？是怎樣的環(huán)境下，以怎樣的方式和行動，怎樣的心理活動和主觀狀態(tài)刺傷了被害人？

北京市公安局的起訴意見書這樣寫道：因被本市海淀區(qū)城管大隊查處，即懷恨在心，持刀將執(zhí)法的海淀區(qū)城管隊副隊長李志強頸部扎傷?！霸摯朕o“因……，即懷恨在心，持刀將……”，為證據顯示的單純身體舉動換成了心理活動，并添加了因果關系。

辯護人則回應道,“崔英杰第二次跑回來是為了找跟他一起干活的小女孩，而并不是為了實施報復。他第二次返回，根本不是為了殺死李志強，就是為了討回自己謀生的工具。”

從“懷恨在心，企圖報復”到“尋找同伴，奪回財產”，這些都不是證據顯示的信息，而是根據生活經驗的推測，顯然這兩種解釋在經驗常識上都能說得通。

解釋性地情節(jié)發(fā)揮“作用是彌補證據信息之間的斷裂感，其方式是在事件基礎上進行情節(jié)化的發(fā)揮，以語言引起場景、畫面等情節(jié)細節(jié)的想象，來滿足人們渴望了解然而證據信息又沒有交代的模糊、空白、裂隙之處”。需要注意的是，“從證據到事實的跳躍過程里，情節(jié)化發(fā)揮以不自覺的、隱形的方式出現，暗中或明里指向敘事者的目的——控方必須成立故意殺人，辯方希望推翻故意殺人。正因為情節(jié)發(fā)揮的策略是隱形的、難以辨認的，它掩蓋了證據和事實之間的距離，使讀者感到案件事實似乎屬于證據的產物?！?/p>

（三）事件挑選：整體的戲劇化效果

在法院判決的版本中，交代崔英杰的個人背景和經濟狀況的介紹，崔英杰中途離場又返回的情形和城管執(zhí)法行為中的瑕疵都被忽略了。起訴書將“持刀威脅、抗拒執(zhí)法，進行阻攔，持刀猛刺”等一系列動詞流暢地排列在一起，仿佛這些動作是短時間內連貫完成的，通過前面的情節(jié)化發(fā)揮，創(chuàng)作出一名窮兇惡極的歹徒公然抗拒執(zhí)法進而行兇的劇情。

但是在辯護人的敘事中，通過社會背景和經濟情況的介紹，迅速抓住了讀者的同情心,“當一個人賴以謀生的飯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無路的絕境，將心比心，你們會不會比我的當事人更加冷靜和忍耐”。在社會公眾的敘事里，展現在讀者眼前的是一個受生存環(huán)境所迫的善良人，在遭遇不公正對待的情況下，為了保護自己的合法財產及謀生工具，一時激動失手傷人。其目的是為了更換罪名，減輕刑罰。

判決書沒有寫城管執(zhí)法的瑕疵，崔英杰的辯護律師卻敏銳地抓住了這一點，城管來沒收經營工具時沒有出示證件和法律文書?；诖耍械穆蓭熒踔撂岢隽思傧敕佬l(wèi)的可能。

敘事者對已經確認的證據信息進行有目的、戲劇化的情節(jié)化發(fā)揮，以及有選擇地取用或忽略、強調、或弱化的修辭策略，使證據信息變成全景式的、戲劇化的案件事實，同一組事件的確能衍生出不同的故事版本，并不失其合理性。

（四）人物建構、案件敘事的特殊策略

人物建構就是“按照通行的價值教條，塑造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再給予這些人物與其形象相稱的結局?！?/p>

判決書沒有任何鋪墊開場即寫崔英杰在鬧市中無照經營，突出其違法者的角色定位，城管雖然有瑕疵，但是作為執(zhí)法者出場，已經占據了道德優(yōu)勢。在辯護律師的版本中，第一句話交代其身份和來歷，告訴大家他不是一個壞人，也是個可憐人。后面的一系列情況可能只是一個突發(fā)的悲劇。

通過敘事策略的運用，“對證據信息的挑選、裁剪、發(fā)揮，編織到一個由語言來呈現的戲劇化故事當中，情節(jié)塑造出人物，再用人物在敘事中的形象引發(fā)讀者對他的評價”，這便是從證據到案件事實的建構過程中。

（五）律師對敘事策略的運用

敘事就是一種“講故事的行為，就是以形成故事文本為目的的使用語言的活動。（1）作為起始結構的開頭，交代事情的發(fā)生動因和背景；（2）作為結尾，給出事情的結局或評價；（3）交代事情如何能夠從開頭運行到結尾的一種情節(jié)發(fā)展和推進；（4）比較明確的中心主題，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必須能夠使讀者或聽眾分辨出“這到底是一個關于什么的故事””。

1. 構建的故事中，應該包含那些確定無疑的事實。

2. 考慮你的聽眾，盡量結合你的聽眾的經歷、背景和口味來講述一個故事。

3. 具有明確的主題。不同的請求權基礎就是一個不同的類型化故事摹本。

4. 合理運用敘事策略。作為律師，應該清晰的界定證據信息和敘事之間的距離，褪去當事人基于各種目的自覺不自覺對案件事實進行地隱藏和加工。對于對方的敘事策略予以應對，其發(fā)揮的情節(jié)予以否認，其有意忽略或缺失的情節(jié)予以強調或補充，其有意構建的臉譜化形象予以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