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o Modes of Human Nature in Early Confucian School

　　作者簡介：任蜜林，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哲學(xué)研究所。

　　原發(fā)信息：《中國哲學(xué)史》第20192期

　　內(nèi)容提要：在早期儒家人性論思想中，除了人性善惡問題外，還有人性、物性異同關(guān)系的問題。其大致可以分為兩種模式：一種是人性、物性相同模式，以《中庸》為代表；一種是人性、物性相異模式，以孟子為代表。在宋明以前，孟子的人性論模式居于主流地位。由于受到佛教、道教的刺激，從宋明以后《中庸》的人性論模式開始受到重視。兩種模式本來屬于不同的理論體系，各有其特色。但到了朱熹注“四書”的時候，其不得不同時面對兩個文本，于是造成了其思想上的矛盾。這對其以后的儒學(xué)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

　　關(guān)鍵詞：《中庸》/孟子/人性/物性/異同

　　人性論無疑是早期儒家最為關(guān)注的問題之一。自孔子提出“性相近，習(xí)相遠”以來，早期儒家提出了不同的人性論思想，較為著名的當(dāng)屬孟子的“性善論”和荀子的“性惡論”。對于早期儒家人性論，學(xué)界較多關(guān)注人性的價值方面，即人性的善惡問題。雖然近年來，人們對于早期儒家人性論有了深入的認(rèn)識，不再糾結(jié)字面的意思。如對于荀子的人性論，目前就有多種不同的看法。毫無疑問，這些看法都或多或少地推動了人們對于早期儒家人性論的認(rèn)識。

　　但除了人性的價值方面外，對于人性的研究還涉及一個其與物性異同的問題。這一問題在早期儒家并未受到足夠的認(rèn)識。經(jīng)過佛教、道教思想的影響，到了宋明以后，此問題逐漸凸顯出來，成為宋明儒家探討人性論問題的主要內(nèi)容之一。但從根源上講，人性、物性異同的問題并非源于佛教和道教，而是在早期儒家思想中就已蘊含的問題。

　　早期儒家對于人性、物性異同的問題，大致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人性、物性相異模式。這是自孔子以來儒家人性論的主流模式，以孟子為代表；一種是人性、物性相同模式。相比前一種模式，這種模式居于比較次要的地位，以《中庸》為代表。下面分別對這兩種模式作一深入的分析，然后指出它們對于宋明以后儒家人性論思想的影響。

　　一、以孟子為代表的人性、物性相異模式

　　先秦儒家人性論由孔子奠其基。在整部《論語》中，有兩處提及“性”：一處為“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一處為“性相近也，習(xí)相遠也”(《陽貨》)。然孔子對于“性”論述頗簡，其具體內(nèi)容不可詳知。其所持人性論，究竟是自然人性論，還是性善論，抑或其他方面的內(nèi)容，無從斷言。正如陳來所說：“相比于孟、荀的人性論，孔子的人性論思想在《論語》中并沒有清楚呈現(xiàn)出來，'性相近’的說法應(yīng)當(dāng)如何詮釋才能歷史地接近孔子自己的思想，并沒有接近孔子時代的資料加以支持?！雹偃徊还芷鋬?nèi)容如何，孔子所說的“性”毫無疑問指的僅是人性，并不包含物性?？鬃舆€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微子》)可見孔子明顯地將人類社會與動物區(qū)分開來，因此，其對于人性也必然與物性相區(qū)別。

　　孟子繼承了孔子這一思想，嚴(yán)辨人、物之別。在孟子看來，人之所以能夠與動物相區(qū)別，就在于人具有與動物不一樣的特性，“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離婁下》)人與動物所不一樣的地方并不是很大，僅僅在于“幾?！钡哪且稽c點。這“幾希”的一點點也就是他所說的“性善”。孟子認(rèn)為，“性善”是人之為人的根據(jù)，如果失去這一點，就與動物沒有什么區(qū)別了。這種“性善”是通過“心善”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的。對于此點前人多有論述，如徐復(fù)觀說：“孟子所說的性善，實際上是說的'天之所與我者’的'心善’?！雹谔凭阋舱f：“孟子言性，乃即心言性善，及此心即性情心、德性心之義。所謂即心言性善，乃就心之直接感應(yīng)，以指證此心之性之善?！雹墼诿献涌磥恚诵灾允巧频?，就在于人具有“四端之心”。他說：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

　　這是說，就人的實際情況來看，人性是可以行善的。如果其所做不善，并不是其本心造成的。這種“性善”是人本身固有的，不是外在強加于人的。其具體表現(xiàn)為“四心”，即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分別對應(yīng)于仁、義、禮、智“四德”。如果無此“四心”，則人就不能稱作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孫丑上》)可以看出，孟子通過“四心”來論證其性善(“四德”)思想。因此，孟子又說：“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盡心上》)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孟子從“心善”推出“性善”。具體來說，惻隱、羞惡、辭讓(恭敬)、是非“四心”是“心善”的表現(xiàn)，仁、義、禮、智“四德”則是“性善”的內(nèi)容。這樣看來，“心”是“性”的根本，“性”是“心”的表現(xiàn)。不過孟子又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孫丑上》)與前者相比，這里沒有把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心”直接等同于仁、義、禮、智“四德”，而僅僅把它們當(dāng)作仁、義、禮、智“四德”的開端?！八男摹敝皇恰八牡隆钡囊粋€部分，也就是說，“心”在這里成了“性”一個組成部分。對于這兩個不同的表述，前人也有辨析，如趙岐認(rèn)為二者并無不同，其在“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一節(jié)下注曰：“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之。”④在“惻隱之心，仁也”一節(jié)下注曰：“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于內(nèi)，非從外消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⑤不難看出，趙氏認(rèn)為，二者說的都是“四心”是“四德之端”。朱熹則用“心統(tǒng)性情”的思想來解釋“四心”與“四德”的關(guān)系。他在“惻隱之心，仁也”一節(jié)下注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tǒng)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fā)，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于外也。”⑥這里以“惻隱”等“四心”為情，以仁義禮智“四德”為性，心則統(tǒng)合二者。情是性的表現(xiàn)，從其表現(xiàn)中能夠看到本性之善。在“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一節(jié)下，朱熹注曰：“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雹咧祆湓谶@里仍然延續(xù)其前面的思想，不過對此“不言端”作了解釋，即認(rèn)為前者是從情加以擴充才能成為性的角度講的，后者則是因用而見其體，即通過情以見其性，因此二者的表述有所不同。⑧可見，朱熹通過體用的思想來解釋“四心”與“四德”的關(guān)系，不過其又把“情”的思想加入進來，這顯然與孟子的思想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