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松長：讀何紹基晚年詩稿

家有學子 2021-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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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紹基一生所撰詩文眾多，他曾于同治六年（1867）自編《東洲草堂詩鈔》印行于世。當時何氏已69歲，應該說，何氏一生的詩作精華已收羅其中，何氏的詩思才興也凸顯其中。但我們這里所說的何氏晚年詩稿，并不是《東洲草堂詩鈔》，而是他晚年親手書寫謄抄，現(xiàn)藏湖南省博物館的詩稿手卷。這些詩稿雖不能反映何紹基詩歌藝術(shù)才華的全部，但也足以顯現(xiàn)何氏晚年詩歌創(chuàng)作的水平和心境，同時更可領略何氏晚年書法藝術(shù)渾然天成的奇妙境界。

和子由論書

這里收集的何氏晚年詩稿共有4種，最早的一種是“東洲居士老忘懶”七言古詩長卷，它抄寫于同治二年癸亥，即公元1863年，其時何氏已65歲。第二種是“老蝯家在瀟嶷鄉(xiāng)，游蹤汗漫遍四方”古詩長卷，它抄錄于同治三年（1864）甲子冬孟月（應為“孟冬月”之誤）二日。第三種也是抄寫于同治三年甲子季冬月六日的“金陵雜述四十絕句”，這一年何氏66歲。上述三種都已被收入《東洲草堂詩鈔》。第四種則書寫于何氏辭世前一年，即同治十一年（1872）壬申，這一年何氏已年高74歲，徐崇立在跋語中說：“龍蛇滿紙，涂改重疊，皆刻集以后詩?！闭驗槭恰稏|洲草堂詩鈔》之外的詩作，故顯得特別的珍貴。

“東洲居士老忘懶”七言古詩長卷

“東洲居士老忘懶”詩稿手卷，共有古風6首和何紹基自題跋尾一篇，這里我們且就列于篇著的第一首古風作些分析。

“東洲居士老忘懶”七言古風詩稿手卷的幅寬26厘米，長83.5厘米，用“長毋相忘”瓦當紋紙鈔寫，落款云：“梅根居士見示荷花池度歲之作，次韻奉和，即正之。時癸亥新正四日燈下，紹基漫草。”

“東洲居士老忘懶”七言古詩長卷（局部）

“梅根居士”系羅汝懷，嘗輯《沅湘耆舊錄》《湖南文征》，與何紹基時相唱和。“荷花池”乃長沙市地名，至今仍有，位于長沙市北區(qū)，現(xiàn)屬開福區(qū)的管轄范圍。何氏寫此手卷時，正在長沙主講城南書院，故詩中所記，乃是當年何氏在長沙度歲時的神情寫照，如開篇即說：

東洲居士老忘懶，三冬溫習舊日書。歲闌意動忽掩卷，連旬冒冷尋村墟。最憐叔弟手烹飪，喜見貓子勤陪趨。歸途大雨八十里，小橋直到東門衢。

這就活脫地勾畫出了詩人自己冬日讀書，歲末外游而遇雨的形象，詩句樸實而朗朗上口。接下來的詩句中：

同治紀元慶二載，望闕九叩嚴紳裾。門前賀客且莫問，室中斗酒車已儲。長沙西度安靜歲，盛事回憶春明居。詞垣早朝每獨拜，千家荼壘尤揶揄。我于賀歲特勤摯，童仆未許相欺誣。長街曲巷必躬詣，上元燕九翩易徂。

“東洲居士老忘懶”七言古詩長卷（局部）

這里既有明確的紀年，即“同治二年”，又點明度歲的地點，即“長沙西度安靜歲”，尤其是記其賀歲的幾句，便可想見何氏不攜童仆，在長沙的“長街曲巷”賀歲拜年的情境，對此，何氏還特別加注云：“元旦朝賀，編檢到者極少，或止小臣一人，余于賀年，不攜仆，手自投剌，恒至二月方畢，人多笑之?！?/section>

這一方面說明何氏賀歲拜年之重禮數(shù)，實心實意地拜朋訪友，從元旦到二月，這確非常人所思，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何氏剛直不隨世俗的一種精神。

“東洲居士老忘懶”七言古詩長卷（局部）

通觀這首度歲詩，在詩人的筆下，既有冬日溫書，城外郊游的描寫，又有“門前賀客”“曲巷拜年”的記錄，既有廟肆覓寶的快樂，也有詩文相賞的興奮，通篇充滿了祥和快樂的氣氛，由此也可想見，此時的何紹基早已遠離仕途，雖已年屆65歲，但他在長沙城南書院的講席上，其心態(tài)的平和靜謐溢于言表，故反映在書法上，也是曲盡其妙。

眾所周知，何氏晚年的行書是“恣肆中見逸氣，往往一行之中，忽而似壯士斗力，筋骨涌現(xiàn)；忽又如銜杯勒馬，意態(tài)超然”（見《清稗類鈔》）。從這一卷手稿中，我們完全可以感受到這種恣肆中見逸氣的超然意態(tài)，如詩稿的開篇，先是神態(tài)沉穩(wěn)地緩緩寫來，而在第1、2行的末尾卻突現(xiàn)重墨，確像壯士突現(xiàn)，頗具視覺沖擊力。到了第4行至第8行，則用筆用墨都重得多，第10行以后又漸趨平穩(wěn)，而第18行以后又起變化，從而使整幅手稿在布局上輕重有度，高低起伏，頗具層次，而這也與古風中詩句的抑揚頓挫相表里，具有特殊的藝術(shù)趣味。故彭允彝在跋語中稱：“此冊乃公書詩草，懸鋒飄落，精氣內(nèi)涵，胎息古作，渾合無跡，墨氣濃淡，一任自然，都饒殊趣，干渴之筆，尤見神采，洵妙品也?！?/section>

“老蝯家在瀟嶷鄉(xiāng)”七言古風長卷

“老蝯家在瀟嶷鄉(xiāng)”七言古風和“金陵雜述四十絕句”兩種都是何氏66歲時所書，該年何氏仍主講于長沙城南書院，歲末收課后，何氏于十月三十日乘舟作金陵之游。據(jù)詩稿后的落款記載，前者寫于該年甲子冬孟月二日，應是何氏作金陵之游前在長沙時所書，詩的開篇即云“老蝯家在瀟嶷鄉(xiāng)”，自稱家住瀟湘大地的九嶷山，而詩中所言“城南昔賢講學處”也正是其主持的城南書院。后者則是何氏暢游金陵的記游詩，抄寫于金陵彭雪湄的朱履巷屋。這里，我們僅就后者作些評介。

金陵雜述四十絕句

“金陵雜述四十絕句”幅寬28.3厘米，全長358厘米，通篇用灑金紙抄寫，篇尾落款是：“同治甲子季冬月六日，道州何紹基草于朱履巷寓?！?/section>

金陵雜述四十絕句（局部）

何紹基此次金陵之游是自己買舟東下，興致很濃，自十一月廿六抵金陵后，可以說是日日出游，曾先后游妙相庵、文廟、虎頭巖、秦淮河、孝陵、隨園、清涼山、邢園、萬竹園、釣魚臺、報恩寺塔、南門城樓等地，最后到莫愁湖，一路欣賞金陵勝跡，抒發(fā)懷古之幽情和興衰之感慨，寫下了這40首記游絕句?？v觀這40首絕句，盡管都是興之所至記游詩，但從詩歌藝術(shù)創(chuàng)作來品味，也不乏上乘之作。如游報恩寺一詩就頗具詩眼：

六代流風到有明，欲憑佛力鞏皇京。報恩寺塔成焦土，畢竟堅牢是石城。

金陵雜述四十絕句（局部）

短短四句，蘊含著詩人對明亡歷史的深沉感慨。詩人游報恩寺，所看到的是已“全毀失”的荒涼景象，在這里，詩人并沒有去描寫這種荒涼，而是用“報恩寺塔成焦土”一句輕輕點過，重點則落在“畢竟堅牢是石城”這句收尾上。詩人從報恩寺的毀失聯(lián)想到六朝以來佛教的興衰，從佛教的興衰聯(lián)想到明代的衰亡和清末的政治現(xiàn)狀，用一句看似寫景，實是感慨系之的“畢竟堅牢是石城”來結(jié)尾，其中多少感慨，多少反思，盡在不言中，其可謂是言有盡而意味無窮。

金陵雜述四十絕句（局部）

應該說，何紹基此次金陵之游，是他晚年出游意興最佳的一次，盡管其年已66歲高齡，但他自我感覺甚好，故詩作都寫得豪放而雄健，如開篇第一首就寫道：“衰頹休笑老蝯翁，歲晏猶能意氣雄。風雪一天山兩岸，高吟直送大江東?！睅拙湓娋桶岩粋€不服老的詩人形象凸顯在我們面前，特別是后兩句所描寫的風雪滿天，詩人獨立船頭，高吟東去的情景，其豪邁的詩情畫意撲面而來，也許正因為有這種豪情和游興，故所至之處，都吟詩作賦，短短幾天的游覽，竟寫下40首絕句，可見詩人興會之濃郁，詩意之勃發(fā)。

金陵雜述四十絕句（局部）

從書法藝術(shù)上來說，這幅手卷亦是何氏晚年的精心之作，盡管手卷長達358厘米，但整體布局特別講究，特別是詩文和簡注的大小穿插，使幅面富有變化，而從用筆的墨色看，整幅手卷可謂是一氣呵成，沒有半點的遲疑和涂改，由此亦可想見何氏抄寫此手卷時的神情一定是神定自若，精氣旺盛，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將此篇稱為何氏晚年手卷最精美的代表作。

何紹基晚歲詩稿冊（部分）

與上述兩種詩稿手卷風格截然不同的“何紹基晚歲詩稿”，則是名副其實的詩稿，或者說是沒有最后完成的手稿。它一共由27張箋紙組成，每幅的尺寸是高27.2厘米，長32厘米，沒有尾題，也沒有落款，完全是詩友唱和步韻之詩，譚澤闿在跋語中考證曰：

東洲草堂集刻于丁卯，故此稿皆集外詩，伯源先生（何紹基之子）辛未政五十，詩中有“去年吾兒歲五十”句，故定為壬申作，是年媛叟客蘇州，詩中有“老翁孑然邗上客”，則必爾時游揚州，和人韻，惜不得當日日記一考之耳。

這種從詩句中考其年代與地點的內(nèi)證法是最有說服力的，壬申這一年即同治十一年，何氏已是74歲的高齡，當時仍主揚州和蘇州書局兼孝廉堂講席，這時的何紹基確已進入衰頹之年，其身體狀況已遠非游金陵時可比，故其詩思也似乎不再如泉噴涌，步韻奉和也頗顯費力，故詩稿中涂改之處，隨處可見，而相同詩句兩處互見也多次出現(xiàn)，特別是有些地方，是先將韻腳字寫好，再來填句，結(jié)果好些地方詩句填不上，如第二十五紙中的“魄”字韻前，因詩句未成，就只有“□篇照見，雨宜勞旱澇”數(shù)字，而不成詩句，當然，這種步韻奉和之詩都有較多的局限性，而且是反復多次步同一個韻腳字，這也確不是容易的事，但我們從何氏書寫的零亂和詩句的貧乏已明顯看出，何氏此時的確已老態(tài)龍鐘，心力不濟了。

何紹基晚歲詩稿冊（部分）

這種歲月不饒人的自然規(guī)律致使何紹基筆下的詩句和書法都顯得率意而少雕飾，當然，率意的詩句也間有佳句出現(xiàn)，如“最憐花月如人瘦，不待燕成滿眼秋”“五岳遍登猶有岳，九州雖到尚多州”就是難得的佳句。至于滿紙率意的書法，就更是其垂暮之年的真情流露，將它與“金陵雜述四十絕句”相比較，就可看出，后者是精心抄錄的詩稿手卷，是詩、書倶佳的藝術(shù)珍品，前者則是純粹的手稿，沒有半點書法創(chuàng)作的布局安排和講究，也沒有字距行氣的排列運作，而是純自然的手稿，其中隨意圈點涂改，有的一紙改得密密麻麻，幾乎不可辨識，有的一紙則僅書3字，而留下大張空白不寫，對此，譚澤闿在跋語中品評說：“此書爛漫揮霍，變化神奇，乍觀如藤蔓科斗，若不可辨，一一仞之，固自可識。乃嘆其書律之精，雖髦歲行狎，直如篆籀，令人敬愛，非它書比也。”

何紹基晚歲詩稿冊（部分）

這也確道出了此冊詩稿的價值所在，古之研究書法者常說品評書家之優(yōu)劣，應以簡札為先，何也？真性情也。何氏給后世留下了大量的簡札、日記和詩文稿，應該說，這些皆屬于他個人私密性的書法作品，不僅真實地反映了何紹基的生命流程，而且能使觀者從中體驗到他不同時期、不同狀態(tài)下書寫的心態(tài)和激情，當然，何紹基的許多日記和詩文稿，生前都作過整理和謄抄，像這件滿紙龍蛇，涂改重疊的手稿尚不多見，而這種原件的展示，更是解讀何紹基晚年心態(tài)最有價值的第一手資料，因而更值得寶愛。

（本文節(jié)選自《名家翰墨叢刊·中國名家書法全集·何紹基法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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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紹基在永州主要書法石刻研究

文丨陳剛、杜清林

何紹基（1799—1873）是湖南道州人，道州即今永州道縣，故世亦稱何道州。何紹基對故鄉(xiāng)有著揮之不去的情結(jié)，作有《兒歸來篇二十首》。何紹基年少時書法便頗具盛名，片紙只字在當時都被奉為瑰寶，達官富商重金求之往往弗得。何紹基第四次回故鄉(xiāng)是同治元年（1862），對其書法藝術(shù)研究而言，這是最重要的一次，當時64歲的何紹基主講長沙城南書院。正月初九，有《野性》詩：“嵩洛歸來狎薜蘿，山巢粗構(gòu)息心窩。無端野性隨春發(fā)，萬迭奇山入夢多。”遂起程游桂林，途經(jīng)祁陽、永州。二十三日達祁陽，楊海琴太守（永州太守楊翰號海琴）陪游浯溪議重修浯溪勝跡。正月二十五日在永州，至海琴郡齋與知府楊翰談《中興頌碑》，有詩云：“歸舟十次經(jīng)浯溪，兩番手拓《中興碑》。外觀筆勢雖壯闊，中有細筋堅若絲。咸豐紀元舊題在，時方失恃悲孤兒（石柱上有余辛亥年題字）；次年持節(jié)使蜀西，劍州刻如饑鶴棲（劍州有此碑翻本）。既無真墨本上石，何事輾轉(zhuǎn)鉤摹為？唐人書易北碑法，惟有平原吾所師。次山雄文籍不朽，公偉其人筆與揮。當代無人敢同調(diào)，宋賢竊效弱且危。涪翁扶藜凍雨里，但感元杜頌與詩。公書固挾忠義出，何乃嗇不贊一詞？海琴桐軒喜我至，珍墨名楮紛相隨。書律深處請詳究，拓本成堆吁可悲！”（此為《浯溪詩刻》碑文，此摩崖至今仍在永州市祁陽縣）二月，回道州掃墓，此次也是其此生最后一次回道州。至鶴鳴軒舊址，唯環(huán)秀亭在，屋廬林木蕩盡，俱毀于壬子（1852）粵逆。旋至寧遠，游舜陵，游九嶷，宿縣署，與陶勤子大令話游。在馬王廟拓乾隆十九年（1754）重修廟碑記，何氏列名自太高祖輩至祖輩共48人。三月初九，楊翰陪游陽華巖，一路多詩?！稐詈Ｇ偬卣杏纬枎r，即事有作，兼柬白蘭言學使》便是作于此時，而后刻碑在朝陽巖上洞（下文稱《朝陽巖詩刻》），高44厘米，寬90厘米，23行，行書，《東洲草堂詩抄》卷二十四收錄此詩。同年六月，又有何紹基、楊翰同祀永州寧遠縣九嶷山舜帝陵之舉。民國《寧遠縣志》卷五《祠祀上》載同治元年（1862）《御制祭告舜陵碑》云：“維同治元年歲次壬戌，季夏月壬子朔，越五日丙辰，皇帝遣湖南署布政使惲世臨，致祭帝舜有虞氏神位前?！北┦鹂睿骸芭慵拦儆乐莞紬詈?，陪祭官署寧遠縣知縣臣陶變咸，書石官前翰林院編修臣何紹基。”再11年，同治十二年（1873）75歲的何紹基告終于蘇州。第二年，其子何慶涵扶柩葬父于長沙。

《朝陽巖詩刻》拓片

該石刻位于湖南永州市零陵區(qū)的朝陽巖，因得名。

何紹基曾6次歸湘應試，4次回道州故土，第4次回故鄉(xiāng)才留下眾多存世的書法石刻。

《何凌漢神道碑》，阮元著文，何紹基書。道光二十年（1840）何紹基父親何凌漢仙逝，賜祭葬，太傅阮元撰碑文，紹基書丹，勒石何凌漢墓志銘于今湖南省長沙望城縣，這可以說是何紹基最傾心的書法作品。然而，令人痛惜的是1988年慘遭盜墓賊損壞，目前殘碑在何紹基故鄉(xiāng)湖南省永州市道縣，安置在后來所建的何氏宗祠墻壁上，這是目前有記錄且實物在永州、何紹基創(chuàng)作年代最早的書法石刻?！逗瘟铦h神道碑》是一件楷書作品，其書法字字飽滿，法度嚴謹，平整大氣。何紹基受其父何凌漢的影響，系統(tǒng)學過顏真卿的楷書，20歲以前，他“初從顏清臣問津”， 38歲時“廷對策亦與顏法書之”，晚年還說“唯有平原唯吾師”，從“手鉤”到收藏都反映出何紹基對顏真卿書法的喜愛，在所有學顏書卓有成就又能變通自立門戶者首推何紹基?！逗瘟铦h神道碑》創(chuàng)作于何紹基42歲時，此時何氏的楷書書風已經(jīng)有非常成熟的顏字風格，此碑是何紹基顏體書風的典型代表作，無論從歷史還是文化藝術(shù)的角度來說，都具有極高的價值。據(jù)說，何紹基晚年甚至自己掏錢購買自己中年時期的作品，自嘆自賞，可見其盛年時期書風風采名震一時。

《朝陽巖詩刻》拓片（局部）

《御制祭告舜陵碑》位于九嶷山舜帝陵碑廊。同治元年，同治皇帝遣官赴九嶷山舜帝陵祭告即位，何紹基書寫碑文，陪祭官永州知府楊翰?！队萍栏嫠戳瓯繁囊彩强瑫?，但與《何凌漢神道碑》不同，《何凌漢神道碑》楷書是典型的顏體面貌，而《御制祭告舜陵碑》書寫于何紹基晚年，這時的書風已經(jīng)脫離了顏體面貌，顯示出自己獨特的風格。這緣于何紹基中年以后取法歐陽通的《道因碑》，吸收了“小歐”行筆的險峻，整體風格漸漸走向奇崛，圓渾飽滿的顏書、俊爽鋒利的歐書及古樸雄健的魏碑自然融合于筆底，力厚骨勁，氣蒼韻遒，駿發(fā)雄強，同時將顏的“橫平豎直”和“溯源篆分”這兩個特征加以深化乃至推向極致。此碑文通篇創(chuàng)作嚴謹，構(gòu)思精巧，布局空靈，線條骨骼清奇，格調(diào)很高?！断⑤V雜著》稱其書“專從顏清臣問津，積數(shù)十年功力，探源篆隸，人神仙境，晚年尤自課甚勤，摹《衡興祖》《張公方》多本，神與跡化，數(shù)百年書法于斯一振”，可見其晚年楷書的藝術(shù)成就之高。何紹基的楷書立碑本就極少，而此碑是晚年書風變法創(chuàng)作鼎盛時期的代表作，更是其難得一見的楷書精品，對于研究何紹基書法風格的流變有著重要的意義。

《朝陽巖詩刻》拓片（局部）

《浯溪詩刻》又名《題摩崖〈中興頌碑〉詩并跋》，在《大唐中興頌》左側(cè)。唐刻《大唐中興頌碑》為浯溪摩崖之精髓，是魯公平生得意之筆，而后歷代杰士名流，游躅接踵，運筆抒情，打碑刻石，何紹基此碑世推為“顏后第一”，宗法魯公，上溯北碑，晚始探源篆隸。此碑刻詩、書、文俱佳，布局講究。正文行書，8行豎字，夾注作雙行小字，款跋行書3行，無標題。詩文收錄于何紹基《東洲草堂詩鈔》卷二十四，有標題，無跋，題為《正月二十三日，于桐軒大令陪游浯溪，言楊海琴太守方議重修，二十五日至海琴郡齋，談〈中興頌碑〉，有用山谷韻》，此碑文墨跡草稿現(xiàn)藏于湖南省博物館，原碑立于今永州祁陽浯溪碑林，永州市美術(shù)館藏有原碑拓片。此碑內(nèi)容以碑法、書律專論浯溪《大唐中興頌》，又兼論元結(jié)、顏真卿、黃庭堅之為人，而后述及與楊翰捶拓碑帖的過程，堪稱書詩佳構(gòu)?！皻w舟十次經(jīng)浯溪，兩番手拓《中興碑》。外觀筆勢雖壯闊，中有細筋堅若絲?！北牟粌H表達了何紹基對顏書的膜拜，更體現(xiàn)了其書學思想的精髓，在何紹基的楷書作品中，也的確做到了細筋堅若絲。此碑用筆、結(jié)體、布白以及神韻風貌，達到極高境界，點畫確有“流金出冶，隨范鑄形”之妙。熔篆隸楷行書意為一爐，神龍變化，似出繩墨之外。其字形無拘無束，綿里藏針，骨骼硬朗，剛?cè)嵯酀?，古厚雄深，饒有殊趣，干渴之筆更見神采，為何氏書作之精品。

《朝陽巖詩刻》拓片（局部）

《楊海琴太守招游朝陽巖，即事有作，兼柬白蘭言學使》又稱《朝陽巖詩刻》，此石刻位于今永州市零陵城區(qū)大西門河對岸的朝陽巖，唐代文學家、政治家，時任道州刺史的元結(jié)乘舟途徑此地，將其定名為“朝陽巖”，并寫下“朝陽巖下湘水深，朝陽洞口寒泉清。零陵城郭夾湘岸，巖洞幽奇當郡城”等詩句，而后文人墨客，紛至沓來，勒銘崖壁，自唐至今，共累存摩崖石刻150余方，柳宗元、周敦頤、黃庭堅均在此留下過墨寶。何紹基以道州故里之故，沿流瀟水，屢屢往來朝陽巖。此碑與《題摩崖〈中興頌碑〉詩并跋》同為行書，在這件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僅有其早年行楷的端嚴，更將篆隸逆鋒筆法融入其間，而達于一種沉郁、樸實又內(nèi)含勁健的狀態(tài)，在朝陽巖眾多的石刻中，何紹基的《朝陽巖詩刻》意態(tài)超然，渾然一體，自成風韻。

《御制祭告舜陵碑》《浯溪詩刻》《朝陽巖詩刻》三件碑文皆有時間落款，作于同治元年（1862），何紹基64歲。何紹基藝術(shù)造詣多成于晚年，60歲以后進入晚年變法期，時間上主要集中在咸豐八年（1858）至同治元年間，是值何紹基辭官后，認為“人生榮華富貴變滅似煙云”，而后頗致力于書法藝術(shù)“猶終年把書，惜此炳燭，言覃道味，心心印之”而后游歷各地，躑躅于山水之間，尋碑訪碑遍臨漢碑，“窮日夜之力，懸臂臨摹”，或取其勢，或取其韻，或取其度，或取其體，或取其用筆，或取其行氣”，其中尤以《張遷碑》《禮器碑》用功最勤，動輒百通以上。長孫何維樸少時常伴何紹基作書，書摹其祖，亦得其神似，尤其繼承其隸書。何紹基晚年學書不僅持之以恒，而且進而求不穩(wěn)，求意境，求創(chuàng)造性，求個性發(fā)揮，最終沖破四體限制，因而“熔鑄古人，自成一家”?！队萍栏嫠戳瓯贰朵聪娍獭贰冻枎r詩刻》的碑文書風皆是何紹基書風變法成熟期的代表作，是研究何紹基書法藝術(shù)的重要依據(jù)。

水峙山流拓片

《水峙山流石刻》現(xiàn)位于與道縣相鄰的寧遠縣九嶷山西灣村的門坊上，石刻門額沒有時間落款，根據(jù)何紹基年譜及相關(guān)資料和石刻書風考證，應該是作于何紹基晚年，第4次回道縣后旋至寧遠縣，九嶷山舜帝陵祭祀所留。作為永州本土鄉(xiāng)賢，何紹基對九嶷山的感情非同一般。不但舜帝陵古碑廊里有他的楷書祭文，而且附近的西灣村也有他的字。當?shù)刈遄V記載，當年何紹基在楊翰陪同下到舜帝陵祭拜，曾留宿西灣村。村民們尊師崇文，傾其所有，熱情招待。何紹基曾有詩云：“生長濂溪水一灣，老來才游九嶷山。半生費勁芒鞋力，踏破人間五岳還?！迸R別時，揮毫寫下“水峙山流”4個大字，村民將它刻石，安置在門額上。

《浯溪詩刻》《朝陽巖詩刻》《水峙山流石刻》皆用行書書體。從字體大小來看，《水峙山流石刻》字最大，相比另兩個碑，書寫環(huán)境更輕松，無拘無束，“水峙山流”4個大字行書書風隨性流美。其次是《浯溪詩刻》，《浯溪詩刻》書風相比《水峙山流石刻》更顯精謹厚重，碑文排列構(gòu)思精巧，《浯溪詩刻》在《大唐中興頌》左側(cè)，刊于黃庭堅《書摩崖碑后有序》石刻右側(cè)，于浯溪摩崖石壁中非常重要的位置?！皩憽吨信d碑》拙捥尚可任，謂宜并軌顏筆何敢當”，何紹基將《中興頌》作為自己的取法對象，自稱還能勝任寫《中興頌》，這是一種自信，但卻直言不敢與顏魯公相比，對顏魯公有敬畏之情。何紹基的行書代表了他書法的最高成就，也全面地體現(xiàn)了他的書學思想，一是顏真卿的行書，上溯可至篆籀之意；二是漢隸，他幾乎把漢碑寫透了。何紹基行書字形寬博，中宮疏朗，字的線條不是一筆而過，強調(diào)一波三折，如錐畫沙，如折釵股，橫畫取左低右高之勢，豎畫則取弧形，其撇捺，如大雁展翅，極為伸展?！冻枎r詩刻》于三塊碑中字體最小，但整體意境更詩意秀逸。

（選自2021年7月27日《中國書法報》第329期第6版）

從何紹基致俞樾的一件信札說起

文丨王貞華

上海圖書館藏有何紹基致俞樾的信札一件，言辭極為簡潔，而內(nèi)涵卻非常豐富（如圖）。

釋文：閩游大稿謹奉還，佩誦之至。惟不敢望韓蘇而自命為康成，豈隨口抑揚耶？東洲拙集奉政，不足當，一盼得指疵為幸耳。藉頌蔭甫先生箸佳。弟基頓首。初五。

俞樾（1821—1907），字蔭甫，自號曲園居士，浙江德清人，清末著名文學家、經(jīng)學家、書法家。現(xiàn)代詩人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吳昌碩以及日本井上陳政皆出其門下。清道光三十年（1850）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河南學政，被御史曹登庸彈劾而罷官，遂移居蘇州，潛心學術(shù)四十余載。治學以經(jīng)學為主，旁及子學、史學、訓詁學，乃至戲曲、詩詞、小說、書法等，可謂博大精深，所著凡五百余卷，稱《春在堂全書》。《清史稿》有傳。

俞樾作為后輩，與何紹基交往較晚。同治九年（1870）春，何紹基應江蘇巡撫丁日昌之邀，主持蘇州、揚州書局，客居蘇州金獅橋巷。當時罷官后的俞樾正在蘇州著書立說，時常去拜望何紹基，請教學問，深得何紹基青睞，用俞樾自己的話說，“余辱先生知愛”。對名滿天下的經(jīng)學大家、書法大家何紹基，俞樾自然是打心底佩服的。何紹基去世后，俞樾有挽何子貞前輩聯(lián)云：“史館建嘉謨，惜創(chuàng)議未行，三品下庶僚，至今無列傳；講堂刊定本，奈校讎方半，九經(jīng)中大義，從此付何人?！辈⒆宰⒃唬骸跋壬谑佛^，曾建議修三品以下列傳，卒不果行。晚年居吳中，于維揚書局刊大字本《十三經(jīng)注疏》，手自讎校，甫畢《毛詩》，從事《三禮》，未卒業(yè)而歸道山。先生書名滿天下，為當代魯靈光。余辱先生知愛，書此聯(lián)挽之，舉其大者，其余瑣瑣可無述也?！本粗刂?，溢于言表。

何紹基對作為學界后起之秀的俞樾，也是早有耳聞的。他的摯友曾國藩、丁日昌、楊彝珍、潘曾瑋、徐樹銘等人對俞樾都頗有好評。尤其是曾國藩曾在給何紹基的信中極力推薦過自己的這位得意門生。說起曾國藩對俞樾的看重，是由來已久的。道光三十年（1850），俞樾參加殿試，主考官正是曾國藩，俞樾以詩句“花落春仍在，天時尚艷陽”深得其賞識，遂拔置第一名。后來俞樾感此段恩遇，因顏其居曰“春在堂”，并請曾國藩題匾。俞樾后來潛心學術(shù)，又有曾國藩這樣的封疆大吏不遺余力地推薦，其影響自然越來越大，連素來自傲的何紹基也不敢小瞧。

出于對俞樾的“知愛”，何紹基在與俞樾的交往中往往因勢利導，適時點撥，俞樾在他的《春在堂隨筆》中記之甚詳，何紹基自己在日記中也時有記載，可見二人交往之密切。但奇怪的是，這兩位大師級的人物相交一場，居然在彼此的詩集中都找不到一首唱和之作。何紹基僅在贈恩錫的詩中有句說到俞樾：“德清太史西湖長，擊缽聲聲宮應商。”個中緣由，也許他們已超越了這種世俗應酬的層面，不需要這樣的東西，也許他們的個性都太強，不愿意做這種形式……在這種背景下，這件短札就顯得非常珍貴了，除了是二人交游的見證，字里行間微妙的意味也頗讓人細品。

信札開始所說到的“閩游”，應指同治十一年（1872）春，俞樾入閩省母。是年正月二十七日動身，溯錢塘江而上，經(jīng)桐廬、蘭溪、永康、縉云、青田、溫州等地，到福建省福寧府（即今寧德地區(qū)）探望母親和當知府的兄長俞林（字壬甫），至三月回到杭州，歷時兩個月，共得雜詩58首，即信中所言“閩游大稿”。何紹基對俞樾的詩才是非常欣賞的，所謂“佩誦之至”，絕非表面的應酬恭維?！绊n蘇”即唐代詩人韓愈和宋代詩人蘇軾，“康成”即東漢經(jīng)學家鄭玄，都是有典故的。何紹基將俞樾比作韓愈、蘇軾，而不敢以鄭玄自居。他雖然在信中說“豈隨口抑揚耶”，但從俞樾《春在堂隨筆》的記載看，其實在平時他們的交流是很透徹的，甚至達到了心領神會的境界。名家大師間的切磋往往在精神的契合與交融，豈在具體的一詩一句之間。隨后何紹基也奉上自己的《東洲草堂詩鈔》，即信中所謂“東洲拙集”，請俞樾指教?！稏|洲草堂詩鈔》初刻于同治六年（1867），何紹基一生頗為自負，目空余子，能將自己的《東洲草堂詩鈔》請一個后輩指教，雖然有客套的成分，但對俞樾的重視是不言而喻的。

何紹基此札以詩會友，風雅之極。其實二人論詩的觀點頗有共同之處，他們都非常推崇清代詩人袁枚所倡導的“性靈說”，強調(diào)詩文對人的性靈的抒發(fā)。何紹基提出“詩為心聲”“文章本性情”“從古詩人貴性真”“能發(fā)性靈方近道”等觀點，其有詩云：“山水文章兒女緣，此翁真是地行仙。披圖不憾余生晚，憾不留公到百年?！睂υ兜木磁逯檐S然紙上。俞樾亦云“詩固寫性情也”，并進一步指出“近世詩話盛推隨園，其大旨專以性靈為主，而不屑屑焉分別唐宋，誠為通人之論”，對袁枚也是非常敬重的。

細品之下，二人對“性情”二字的理解和闡發(fā)又各有不同。何紹基認為“真性情”是通過“孝悌忠信大節(jié)”教化出來的，進而強調(diào)“人與文一，是為人成，足為詩文之家成。伊古以來，忠臣孝子，高人俠客，雅儒魁士，其人所詣，其文如見”，顯然具有儒家正統(tǒng)思想，有“詩以載道”的詩教色彩。俞樾更強調(diào)人的本性，他認為人是多面的、立體的，因此詩中的性情也應該是豐富的、多層面的。何紹基對“性情”的理解帶有封建士大夫正統(tǒng)思想的保守性；而俞樾對“性情”的理解更接近藝術(shù)的本質(zhì)，其詩表現(xiàn)內(nèi)容也相對更自由。

就詩而言，何紹基和俞樾都是典型的學者之詩，講究學問，遵從“溫柔敦厚”的審美傳統(tǒng)，以詩助教化，從而達到治世的目的。他們都嗜詩如命，詩已經(jīng)成了他們記錄人生、自我修煉的一種生活方式。何紹基的詩以厚樸奇崛見長，比喻新奇，想象豐富，別具一格，朱琦高度評價：“其所為詩，不名一體，隨境觸發(fā)，郁勃橫恣?！庇衢械脑娨匀逖殴愐婇L，善于化用前人佳句、佳境，洋溢著自然之美、性情之美。

俞樾善書，《清史稿》載其“工篆隸”。從他早期臨《張遷碑》的作品看，對何紹基的模仿真可謂亦步亦趨，甚至連顫抖的用筆、起筆處的漲墨都如出一轍。與其說俞樾是在臨摹《張遷碑》，不如說是在臨摹何紹基臨摹的《張遷碑》。何紹基作為曾國藩最為推崇的書法家，俞樾的書法受其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但是，他很快就在形式上和何紹基拉開了距離。一方面在《好大王碑》等古隸碑版中尋找消息，另一方面擷取《張遷碑》《衡方碑》等漢碑的精神，熔鑄一體。同時，他又善于吸取鄭簠隸書用筆之長，強化隸書的書寫性，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尋常書札，率以隸體書之”。此時他的隸書已很少看到蠶頭燕尾甚至波磔用筆，而是逆入平出，沉實穩(wěn)健，不著意修飾，簡凈中有古逸之韻、儒者之風，耐人尋味。但細細品讀，俞樾的書法在精神氣質(zhì)上與何紹基還是頗有淵源的，尤其是他晚年的行草書，其線條的天真爛漫實與何紹基異曲同工。

就人生際遇而言，何紹基與俞樾也非常相似。他們雖然都是進士出身，但“書生氣”太重，不善于官場應對之道，仕途很不順暢，后來都不由自主離開了官場，潛心藝事，各自名垂青史。何紹基道光十六年（1836）中進士，在京城當了十多年“閑官”，先后典試福建、貴州、廣東，對讀書人來說也算榮耀，咸豐二年簡放四川學政，銳意改革，積極條陳時務，整頓考場紀律，平反冤假錯案，觸犯了權(quán)貴利益，被斥為“肆意妄言”而罷官，先后主講濼源、城南書院，后主持蘇州、揚州書局，以詩文、書法名世。與何紹基相比，俞樾的官場生涯可謂是“曇花一現(xiàn)”，道光三十年（1850）中進士，咸豐五年（1855）八月放河南學政，被御史曹澤彈劾所出試題“割裂經(jīng)文”而被革職，此后絕意仕途，回到蘇州杜門撰述，著作等身，卓然成家。

何紹基和俞樾共同的朋友，著名收藏家、金石學家吳云，后來在同治十三年（1874）致俞樾的信中云：“去年蝯叟云亡，今又林一繼逝，此皆海內(nèi)靈光，先后傾圮，藝苑牛耳之盟，惟君主之矣。”站在旁觀者的角度，吳云對何紹基和俞樾的評價都很高。他說，何紹基和馮桂芬（即信中所言“林一”）“皆海內(nèi)靈光”，此時都已去世，藝苑盟主已非俞樾莫屬。何紹基與俞樾皆一代大家，他們的相交、相知與相承，為藝壇文苑留下一段佳話。

（選自2021年7月27日《中國書法報》第329期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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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紹基《種竹日記》錯簡訂正

文丨陳國明

何紹基的《種竹日記》所記自丁未（1847）六月起，至戊申（1848）九月廿日止。其間有兩個時間段裝訂前后顛倒，目前尚未得到準確校正。本文就錯簡部分所涉及家人、師友生日或病歿時間，顧祠生日祭，為伊少沂題字等事項進行?？庇喺?，恢復其本來次序。調(diào)整之后，何紹基看《畫一傳》，抄錄《乾隆實錄》，詩文編年等相關(guān)事實的準確時間得以還原。

何紹基日記是研究其家庭生活、職場經(jīng)歷、人情往來、詩酒唱和、藝術(shù)活動的第一手資料。這第一手資料如果出現(xiàn)錯亂甚至是訛誤，勢必會導致研習者的誤讀、誤判，從而得出錯誤的結(jié)論。因此在利用之前進行審慎細致地?？睒O有必要。再者，古人日記命名，或以干支，或以書齋，或以出使，外乎此者當別有命意所在，亦有一探究竟的必要。

本文以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的陳松長、劉剛主編的《種竹日記》為底本，參以何紹基本人其它日記、詩文集及何友人日記等相關(guān)資料進行?？薄?/section>

何紹基《種竹日記》（部分）

何紹基的《種竹日記》所記自丁未（1847）六月起，至戊申（1848）九月廿日止。其間有兩個時間段裝訂前后顛倒，編者陳松長意識到了，他指出日記中有兩個地方不連貫、有錯亂：

在函與函的連貫上，道光廿七年七月三十日之后突然接一個“六月初一”，在道光廿八年五月廿九日之后又突然接一個“八月初一”，且這種月份的誤接都在一函之內(nèi)，而根據(jù)其所記內(nèi)容，則道光廿八年五月廿九日之后的“八月初一”應是廿七年的“八月初一”，而廿七年七月三十日之后所接的“六月初一”則應是廿八年的“六月初一”。

何紹基《種竹日記》（部分）

對于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錯亂，陳松長的推斷是：

這種誤接的可能性只有一種，那就是何氏在抄錄、裝訂時誤接所致，如果是依日續(xù)記的原件，絕不可能出現(xiàn)這種情況。

問題是指出來了，但對于相關(guān)時序錯簡的調(diào)整卻未加深究，仍有舛誤。筆者經(jīng)反復細讀，得出如下結(jié)論：

“道光廿七年七月十五日，至同年六月初七日”，誤。

應調(diào)整為：“道光廿八年五月十五日，至同年六月初七日?！?/section>

“道光廿八年五月十五日，至同年八月初六日”，誤。

應調(diào)整為：“道光廿七年七月十五日，至同年八月初六日?！?/section>

簡而言之，即前后年份月日計22天日記倒裝。

何紹基《種竹日記》（部分）

錢松《何紹基年譜長編》（下文簡稱“錢譜”）相關(guān)事件有重新正確排序，但可能是限于年譜體例，未作具體說明；而且錢譜只是部分摘錄，對于錯簡起訖及為何調(diào)整均未明示。故有專文加以厘清的必要，因日記前后錯裝部分涉及家人、師友生日或病歿時間，顧祠生日祭，為伊秉綬之子伊少沂題字等事項，可以藉此予以訂正。茲詳述如下：

1. 何家老小及師友生日。

何紹基是傳統(tǒng)儒家中人，極重孝悌之道，家人、師友生日日記中多有記錄。我們可以據(jù)此推斷上述日期有無錯亂差訛。

其一，何慶涵生日：七月廿日。

道光廿八年五月廿日記：“桂兒生日”。

七月廿日記：“桂兒生日，可愴念也?！保〞r何慶涵生母于道光廿八年六月十二日去世，停靈報國寺。故云。）

何慶涵（小名桂兒）的生日到底在七月還是五月？翻看何紹基另一本日記《何紹基手寫日記》，上面記載：“咸豐九年七月廿日?！惫饍?9歲生日?？梢钥隙ê螒c涵的生日在七月廿日，則五月廿日系錯頁致誤。

其二，何母生日：六月初七。

第3頁道光廿七年：“六月初七日。母親八十壽辰?！睙o誤。而第21頁同年：“六月初七。慈壽日。”誤。閏年之外，一年里不可能有兩個六月初七，實為道光廿八年倒裝。

其三，何侄生日。

第16頁廿七年：“七月十六日，鼎侄生日?！闭`。據(jù)《何紹基手寫日記》記：“五月十六日，鼎侄生日?！笨芍?/section>

其四，何師生日。

道光廿八年七月十三日記：“作吳師壽敘?！笔迦沼洠骸巴?，拜吳晴舫師五十壽?！蓖晡逶率迦沼洠骸拔玳g拜吳松甫師生日?！北赜幸徽`。

吳崧甫（1798—1853），名鐘駿，江蘇吳縣人。字崧甫，號晴舫。清道光十二年（1832）狀元，授翰林院修撰。道光十四年，出任福建鄉(xiāng)試主考官。次年（1837）出任湖南鄉(xiāng)試主考官。何紹基于該年中湖南解元，故吳為何之座師。

何紹基《閩中紀事留別十首》其一云：“當年玉尺蒞湘濱，第一人收第一人（學使吳崧甫師，乙未科以殿撰典湖南試，以余領解。）?！币虼岁P(guān)系，何在京必向老師拜壽，日記多有體現(xiàn)。何紹基為乃師所作五十壽序，開篇即云：“道光廿有八年秋七月望日，為少宗伯攝少司農(nóng)吾師晴舫吳公五十初度之辰?！?/section>

因知吳松甫生日為七月十五日，非五月十五。原書道光廿八年五月十五日條實為廿七年七月十五。

何紹基《種竹日記》（部分）

2. 何家人及友人病歿時間。

《種竹日記》所記時間段內(nèi)，何紹基家人及友人可謂慘痛頻仍，日記里均有述及，可資厘定準確日期。

其一，何侄女越云病歿。

道光廿八年四月初八日記：“越云病忽劇。早間譫語，后遂無一字，疹閉不得出，用外敷喉閉法，竟不效……”

吊詭的是，廿七年七月廿七日記：“寅正二刻出永定門至十里莊看越云墳，轉(zhuǎn)瞬已斷七矣，不堪涉想也?！鼻昂笙嗖钜荒?，顯然有誤。舊時人死后，每隔七天做一次佛事，至七七四十九天而止，稱為“斷七”。四月初八至七月廿七恰為四十九天，可知廿七年之誤。且據(jù)何《原配陶安人傳》：“今年（道光廿八年）四月，吾侄女越云年十八，侄慶深年二十，以時疫先后化去?！币嗫蓴喽o疑。

其二，何好友兼親家魏條珊（又作條三）病歿。

道光廿八年五月初一日記：“早間魏條珊病忽劇。午間到彼，遽已做古人，奇愴奇愴?！?/section>

同年五月廿六日記：“請陸次山、龍韓城、萬蕅舲、黃蒨園、魏條三、卓鶴溪、李載芬飯?！?/section>

如不加以訂正，則日記顯得魔幻不經(jīng)之致，豈有魏條珊（條三）五月初一日死，廿六日同飯之理？重新調(diào)整之后，乃知實為廿七年七月廿六日之誤。

其三，何金石之友張受之病歿。

張受之，名辛，張廷濟從子，時寓松筠庵，刻楊忠愍公（楊繼盛）疏草。何紹基時與過從，賞鑒金石字畫，甚為相得。張歿后，何專門為之作傳。廿八年三月廿三日記：“晨至張潤農(nóng)處，聞受之卯刻逝矣，可慨也?！蓖臧嗽鲁跷迦沼洠骸斑^廠肆，歸。張受之、金蘭坡來?！贝颂幰嗳缥簵l珊例，前死而后生，故知后一則日記乃廿七年之誤。

何紹基《種竹日記》（部分）

3. 顧祠生日祭。

顧祠為張穆首倡，何紹基主持創(chuàng)建的專門紀念顧炎武的祠堂，何有詩云“思將樸學萃儔侶”，即旨在借此凝聚樸學之士，弘揚顧亭林實事求是學風，以期經(jīng)世致用。何紹基及其友人經(jīng)常舉行春祭、秋祭、生日祭，其《東洲草堂詩鈔》中載有多首相關(guān)詩作，可見其念念不忘。

廿七年七月廿八日記：“顧祠生日祭，飲福后與仙露、石州、愿船、星農(nóng)諸君即事賦詩，過午始散。”查《顧亭林先生年譜》可知亭林生日當為五月廿八日。又國圖《顧先生祠會祭題名弟一卷子》記：“道光廿八年五月廿八日先生生日?！逼渲信c祭者就有日記中所記的河間苗明經(jīng)夔、道州何太史紹基、平定張大令穆、光澤何刑部秋濤諸人。故知《種竹日記》此頁所記七月廿八日之誤。

4. 為伊少沂題字。

伊少沂為伊秉綬（號墨卿）之子，其時進京為其父自書文清詩及《西溪消夏圖》征題。道光廿七年七月廿一日記：“為少沂題文清書卷?！蓖炅鲁醵沼洠骸俺窟^廠肆，因拜客。午間寫大字，頗熱。晚請王雁汀處，同人論詩相持，亦近來稀有也。同席者：伊少沂、林岵詹、江翊云、鄭小山諸君子?！庇滞炅鲁跛娜沼洠骸邦}伊墨卿丈《西溪消夏圖》。”

查《東洲草堂詩集》卷一三之《伊少沂見示劉文清為尊甫墨卿丈人作書并丈人自書文清詩合裝卷，奉題一首》，50歲作，實在道光廿八年。又據(jù)王慶云《荊花館日記》道光廿八年五月三十日記：“為少沂題墨卿先生《西溪消夏圖》”。六月初二日記：“晚，邀鄭小山及子貞、少沂、岵瞻、翊云、愿船、弼夫談?！迸c何同日所記內(nèi)容相同，而年份相差一年。

由此可見，伊少沂進京征題在道光廿八年，《種竹日記》中的七月廿一日“為少沂題文清書卷”，實為五月廿一日。

綜上可知原書第16頁至第21頁和第122頁至127頁為倒裝，即將道光廿八年與廿七年互倒。

調(diào)整之后，何紹基相關(guān)重要史實方才得以還原：

1. 看《畫一傳》。

何紹基奉公盡職，矢慎矢勤，久而不懈，令人欽佩。其《十九日到史館作》序云：“服闋后直國史館兼辦傳志，每三六九館期風雨無間?！鞭裰T日記，洵非虛語。曾國藩也在道光廿三年日記中就滿懷敬意地寫道：“聞子貞言，渠在國史館盡心辦事，真可敬也?！?/section>

49歲這一年，何紹基在國史館的主要工作就是看《畫一傳》。

由日記可知：二月十三日上館看《畫一傳》；十九日到館看《畫一傳》五篇；廿三日，上館看傳五篇；廿九日，上館看傳五篇。

錯頁調(diào)整之后，原第123頁所記：（廿八年）“五月十九日。早上館，分《畫一傳》清本?！钡?26頁所記：“八月初一日。晨靜?？词佛^《畫一傳》?！睂嵔詾樨テ吣曛?。這樣方能與廿七年十月初二日記“看《畫一傳》竟”連接，首尾無差訛。由此可知，何紹基把一百多卷的《畫一傳》從道光廿七年二月看起，到十月看竟，可云勤敏。

2. 抄錄《乾隆實錄》副本。

何紹基抄錄《乾隆實錄》副本事，可從曾國藩日記略窺消息：“（癸卯，道光廿三年，何45歲）二月十五日。何子貞來，談及渠在國史館，每去，手鈔書十頁，錄《東華錄》所不載而事有關(guān)系者，約鈔五千字。聞之，服其敏而好學。予前冬人史館而絕不供職，對之愧殺。”具體情況其孫何維樸有所交代：“先祖在國史館未久，所錄僅乾隆一朝，每年一冊，凡六十冊。先祖自署曰高宗政要，較今王益吾所刊《乾隆續(xù)東華錄》為詳?！薄斗N竹日記》的相關(guān)記載有：（道光廿七年）“六月廿六日，上館敬攜乾隆十年副本歸?！?/section>

“六月（承前錯頁而誤，實為八月）初九日，早到館帶回乾隆十二年副本”。

“六月（同上，八月）廿九日午刻到館帶出乾隆十三年副本?！?/section>

“十月十五日到史館商酌大臣表體例，換乾隆十四年副本歸?！?/section>

經(jīng)過調(diào)整，把誤為六月份的兩則日記調(diào)到正確的八月，則何抄錄《乾隆實錄》副本方始脈絡清晰，我們據(jù)以得知何5個月抄錄五冊（年）實錄。由前引《曾國藩日記》并結(jié)合《種竹日記》可知，假若何從乾隆一年依次往后抄，自45歲抄起，至49歲六月抄到第十本，則前面4年時間進度較慢。而如果按一個月抄一冊（年）的速度，需要5年。截至49歲十月，抄到第十四本，那么還有46本，如果不間斷的話，還要4年時間才能全部抄完，大概要到54歲。而何自51歲六月起廣州考差耗時近半年，其后守制兩年多，直到54歲歸京，旋被任命為四川學政，可以肯定不能親自抄錄。那么如果何維樸所言抄錄六十冊為真，則自十五冊起當為雇人抄寫者（可能性不大）。這是一種推斷。

還有一種可能，即何紹基的抄錄是從后面抄起，以十年為單位抄錄，亦即先從乾隆五十一年到六十年抄起，然后依次向前抄，如此到49歲時抄到乾隆十年至十四年，剩下14年未抄，距離他丁憂離開史館還有兩年時間，雖然期間家庭多有變故，又主考廣東鄉(xiāng)試，但以何紹基的勤敏，稍微趕一下還是有可能抄完的。支持這個推斷的證據(jù)有三：

其一，何67歲詩《十月十二日約黃海華、胡恕堂、張東墅、楊性農(nóng)、羅研生、李次青小集吾齋，為消寒第一集。次青見示所輯國朝先正事略，感嘆而作》小序云：“紹基昔值史館，恭錄《高宗實錄》，得四十冊，欲以繼《東華錄》之后也。”此處何自稱抄錄《乾隆實錄》四十冊，與其孫何維樸所言六十冊有出入，可能存在某幾冊太厚拆裝的情況。

其二，《敬孚類稿》所載：“余少聞道州何子貞太史紹基官京師時，在國史館恭閱列祖列宗實錄，以蔣良驥所纂東華錄太略，因在館日鈔數(shù)十頁……詩孫云：……即如乾隆二三十年間，英吉利國進自鳴鐘二座，高宗以宮中無地安置，乃命均安置圓明園。大者洋人竭一月之力；次者竭二十日之力乃就……又英吉利進此兩自鳴鐘年月，詩孫未能確記?！?/section>

文中指何維樸未能確記時間，只說在乾隆二三十年間，但查《乾隆實錄》，英國使團（實錄稱為“口英咭唎國貢使”）“進貢”一事發(fā)生在乾隆五十八年，所謂的自鳴鐘，大者實錄稱為“天文地理大表”，貢使稱裝成需一月之久。乾隆諭令抬送至圓明園。

此事即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事件，指的是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政府想通過與清王朝最高當局談判，想在開拓中國市場的同時搜集情報，于是以為乾隆祝八十大壽為名，派喬治·馬戛爾尼等人訪問中國的事件。此事影響深遠，而蔣良驥的《東華錄》并未予以抄錄，足見何紹基頗具敏銳的歷史學家眼光。

馬戛爾尼使團是到達中國的第一個英國外交使團，因此很明顯何維樸所記時間有誤，可以確定何紹基所抄錄的為乾隆五十八年事。

其三，何紹基48歲任史館提調(diào)時，倡議為三品以下大臣立傳，所依據(jù)的就是乾隆三十年的諭令“列傳體例，以人不以官”。可見在何48歲時乾隆三十年的實錄應已抄錄完畢。

結(jié)合《種竹日記》的相關(guān)記錄來看，以第二種推斷可能性最大。

3. 訂正送趙迪齋詩編年之誤。

（道光廿八年五月）“十七日。竟日靜。晡出城到天寧寺送迪齋，秋氣盈園矣?！?/section>

五月正當盛暑，何來秋氣？訂正后乃知為廿七年七月十七日。

何紹基詩《送趙迪齋出牧廣順州，即書蘭友丈書寄呻吟語冊后》系年于道光廿八年，據(jù)經(jīng)訂正后的《種竹日記》可知當為廿七年。（錢譜有訂正）

（選自2021年7月27日《中國書法報》第329期第7版）

何紹基對顏體書法的接受

文丨宮兆冬

顏真卿書法，一變初唐清挺瘦硬之風，創(chuàng)立了雄強博大、渾厚豐腴的新格調(diào)，是書法史上繼王羲之后的又一高峰。馬宗霍在《書林藻鑒》中說：“惟唐初既胎晉為息，終屬寄人籬下，未能自立。逮顏魯公出，納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鑄萬象，隱括眾長，與少陵之詩，昌黎之文，皆同為能起八代之衰者，于是卓然成為唐代之書?！鼻宕乐莺谓B基書學顏真卿，終以高超的技巧和孜孜不倦的探索，造就出風靡一時的“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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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紹基書法繼承家學，以顏體為根底，后學北碑，引篆、隸筆意入楷書，并吸收阮元、包世臣等人的理論觀念，從而獲得了突破性的成功。何紹基的書法對晚清書風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清史稿》記載：“初學顏真卿，遍臨漢、魏各碑至百十過。運肘斂指，心摹手追，遂自成一家，世皆重之?！彼约阂舱f：“廷策對亦以顏法書?！睆亩@得阮元、程恩澤等重臣碩儒的激賞。何紹基五體皆擅，其早期的楷書、行書都以顏體為基礎。他遍習顏楷，于《麻姑仙壇記》所獲最多。他曾說：“顏體各碑，意象種種不同，此碑獨以樸勝，正是變化狡獪之極耳?！焙问蠒L以獨特的回腕法營造出樸拙之趣，而內(nèi)含豐富的變化和高超的書寫技巧又使他的書法樸中見精，拙內(nèi)寓巧。何紹基生平所收《麻姑仙壇記》大字小字本數(shù)十種，他在題跋中說：“大小《麻姑仙壇記》，余弟兄每見即收，每于友于閑靜時，出多本互相評賞，并它帖古拓縱橫滿幾，色香無際，以為至樂?！彼ㄟ^收集舊本，對比評賞，心追手摹，使得他的楷書日漸增益。然而楷書至唐代法度必備，宋、元、明以來無人得以超越。由于清代君王的喜好，天下士子無論學歐、學顏，都要歸結(jié)到董、趙之面目，所謂“顏底趙面”“歐底趙面”，何紹基作為求仕學子中的一員，必然也脫離不了這一樊籠。

致李概札

何紹基書法中成就最高、最能代表其精神風貌與自家風格的當屬行草書，而又最得益于顏真卿的《爭座位帖》。米芾稱贊：“《爭座位帖》有篆籀氣，為顏書第一。字相連屬，詭異飛動，得于意外?！焙谓B基臨摹的《爭座位帖》繼承了顏真卿的篆籀筆意，以圓代方，保留了原帖中的體勢和氣息，線條渾厚豐腴，連帶自然和諧。在學習過程中，何紹基還有自己的心得體會，他在《跋吳平齋藏〈爭座位帖〉宋拓本》中說“折釵股，屋漏痕，特形容之辭，機到神來，往往有之，非必謂如是乃貴也。有意為之，必成頓滯。至習顏書者，尤先習其莊楷，若驟摹是帖，即墜入惡道矣?！彼麑W習顏真卿的筆法，強調(diào)“機到神來”，不能刻意造作。他還認為學習此帖前應先將顏體楷書練扎實，不能因趨速而墜入輕俗。觀何紹基臨本可知，他的主張與實踐完全一致，筆墨隨著情致?lián)]灑，遲澀凝練，厚重遒勁，用筆極具節(jié)奏性，變化豐富。

漢字是點畫、線條的規(guī)律組合，書法則是將漢字的內(nèi)在美進行藝術(shù)性的表達。然而無論書體如何變化，總是要符合漢字基本的結(jié)體規(guī)律——橫平豎直。顏真卿書論《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中記載，張長史曾傳授筆法，乃曰：“夫平謂橫，子知之乎？”仆思以對曰：“常聞張史九丈令每一平畫，皆須縱橫有象。此豈非其謂乎？”張史乃笑曰：“然?！庇衷唬骸胺蛑睘榭v，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直者必縱之不令邪曲之謂乎？”長史曰：“然?！焙谓B基在《跋崇雨舲藏智永千文舊拓本》中說：“先文安公藏宋拓本，臨仿有年，每以'橫平豎直’四字訓兒等。余肄書汎瀾六朝，仰承庭誥，惟以此四字為律令?！薄皺M平豎直”既是一種書法文化觀念，又是一種結(jié)字規(guī)律，同時也是一種運筆技巧。中國儒家傳統(tǒng)觀念講求方正自守、沖和中庸之美，而漢字中的“橫平豎直”就是對這一思想的高度概括。按照儒家文化觀，橫只有寫平行才能表現(xiàn)出書寫者公平坦蕩的胸襟，豎只有寫垂直才能體現(xiàn)出書寫者正直磊落的人格。

致李興沅札

將“橫平豎直”作為一種結(jié)字規(guī)律和運筆技巧是何紹基溯源篆隸后得到的另一個啟示。何紹基師從阮元，認為北派書法是中原古法，不失根本，始終保留著篆分遺法，“橫平豎直”實則是從篆隸中衍生出來的。這一發(fā)現(xiàn)不僅使“篆分遺意”有了具體參照，規(guī)范了書寫法則，同時豐富了“橫平豎直”的內(nèi)涵，完善和推進了碑學的發(fā)展。作為運筆技巧，實際上這是對宋明以來帖學書法運筆方式的否定和摒棄。碑派斗起直落的運筆方式，強調(diào)點畫的堅實厚重，氣力飽滿，揭示了碑學書法的本質(zhì)特征，從而推動了晚清書壇碑派書法的轉(zhuǎn)變和發(fā)展。

何紹基學習書法，不囿于一代，不守于一家。何紹基早期書法以顏體為根基，之后，對何紹基書法影響極大有《張黑女墓志》《瘞鶴銘》等，經(jīng)反復研磨，終成自家面目。

致李興沅札

何紹基以顏真卿書法入手，經(jīng)過父親的示范及老師的指導，最終將自己長期以來學書的感悟經(jīng)驗進行融合，以“篆分遺意”為準則，在諸體中全面推廣，終以風格獨特的“蝯書”，奠定了自己在書法史上開宗立派的地位。

此外，何紹基還創(chuàng)立了回腕懸書的執(zhí)筆法。歷史上書家曾根據(jù)書寫條件和自身情況創(chuàng)立了單鉤法、撮管法、五指執(zhí)筆法等執(zhí)筆方法，這些方法一直被后世沿用。何紹基所創(chuàng)的“回腕法”令人耳目一新，但由于這一執(zhí)筆方法要求“肘須平開，腕須圓抱，如射者之引弦，以大指頭對食指作圓形，余三指與食指緊貼，平尖抓管于爪肉之際”，這一書寫方法嚴重違背了人體的自然習慣，這樣的執(zhí)筆，手臂一直處于僵硬狀態(tài)，難以運動自如，因此這一方法歷來備受爭議。然而，何紹基通過自身努力，不僅克服了這違背常態(tài)的書寫方式，并且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劉恒在《中國書法史·清代卷》中評價這一執(zhí)筆法說：“何紹基最初使用這樣的執(zhí)筆法也許是出于探索古人筆法時的走火入魔之舉，但最后終于獲得成功，不能不說是其堅韌毅力和過人的自信心所支撐的結(jié)果。”

致李興沅札

縱觀何紹基書法，他首先取法顏歐，接而上溯先秦、秦、漢魏，最后通過自身的刻苦訓練，勤奮進取，以家族之力量、個人之貫通成為咸光年間的書壇巨擘，并創(chuàng)造出世所稱道的“何體”書法，影響了晚清至民國百余年。時至今日，“何體”書法依然被人們所熱捧，爭相臨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