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紹基像

何紹基的書法大致經(jīng)歷了以下階段：

20－30歲，受碑學思想的啟蒙，論書崇尚北碑。使用回腕法、提出化分入楷、推崇北魏《張黑女志》，乃至與包世臣、張琦的交游，無論是觀念還是實踐，在在都符合碑派書家的特征。然而由于沒有作品存世，我們依然不甚明了何氏碑派書法的真正面目。

31－48歲，筑基于顏真卿。這一轉(zhuǎn)變首先緣于何凌漢晚年師顏的實踐，在他的熏陶下，何氏一門四代均能顏書。何紹基中年顏體書法，更是臻于極致。紹基云：“余平生于顏書手鉤《忠義堂》全部，又收藏宋拓本《祭伯文》、《祭侄文》、大字《麻姑壇記》、《李元靖碑》?！弊苑Q“少壯時，喜臨《坐位帖》，廷對策亦以顏法書之”。盡管何氏一生書風多變，顏體仍是他書法的底色。由于何紹基對顏書用功至深，后人公認其為有清顏書四大家之一。

何氏受顏書沾溉最多，然而存世臨顏作品，遠不及晚年臨漢隸之夥。其早年臨《爭坐位帖》，目前已知者僅三件，一為上海博物館藏道光十四年三十六歲所臨，一為道光二十一年左右約四十三歲為霽南所臨，另一件即為三十九歲為陳慶鏞所臨。為陳慶鏞臨《爭坐位帖》冊，原為譚延闿舊藏。陳慶鏞，字乾翔，別字頌?zāi)?，福建晉江人，道光十二年進士，官陜西道監(jiān)察御史，直聲震天下。論科名，陳是何的前輩，陳既是何所欽佩的名御史，又是重要金石交，在京期間往還頻繁，曾與何一起整理程恩澤遺集，擔任過何氏所發(fā)起的顧炎武祠祀的主祭，何也多次為陳主辦生日宴集。為陳臨書，何自然全力以赴。

與前后兩件臨本比較，三十六歲所臨輕疾調(diào)暢，四十三歲所臨遒厚渾穆，該冊介于兩者之間，正體現(xiàn)了何氏對顏書的摸索過程。

譚延闿昆仲對此冊均有多次題跋。譚延闿跋此冊云：“道州書，自以晚年為極詣，然早年書心精力果，亦非他人所能幾，此冊為陳頌?zāi)舷壬R，尤為極意經(jīng)營之作?！弊T澤闿跋云：“蝯叟作書，回腕高懸，入鋒中正，此時正其肆力摹古之候，于叟書雖為少作，而觀江岷山，導河積石，可以窺源流所自矣?！弊T氏昆仲對何紹基書法是有發(fā)言權(quán)的，對何臨《爭坐位帖》的評價，道出了這件作品的意義，誠非虛語。

此外，何紹基中年行書，除了受顏體影響，也轉(zhuǎn)向?qū)Χ醯雀鼮閮?yōu)雅的帖學傳統(tǒng)的皈依?！稘h書補注稿》、《贈汪菊士詩冊》是這時期的代表作品之一?！稘h書補注稿》為戴隆厚舊藏，朱龍湛鑒定并題跋。手稿內(nèi)容系何氏過錄《漢書》顏師古注，間亦有何氏自作注。何紹基為阮元、程恩澤門下士，治學深受乾嘉以來考據(jù)學的影響。何氏一生對《漢書》用力尤為持久，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何氏致書蘇州友人，“問《班書地理志補》”，二十四年四月，“廠市取來沈小宛注《班書》二十本”，咸豐八年十月一日，“看《班書》起”，十年三月四日，“兩日看《班書》，未寫隸”，同治元年正月十日，“昨日批《班書》”。

何紹基這件《漢書補注稿》，當在道光二十五年左右，即五十歲以前。道光二十年，紹基父何凌漢卒于戶部尚書任，紹基扶柩歸湘。二十二年，服闕歸京，任職國史館。史館編摩期間，是何氏一生最為閑暇的時光，也是何氏治學最為精勤的時期。曾國藩也是此際何氏之學的見證者，曾經(jīng)評何氏云：“（子貞）近又考訂《漢書》之訛，每日手不釋卷。蓋子貞之學長于五事：一曰《儀禮》精，二曰《漢書》熟，三曰《說文》精，四曰各體詩好，五曰字好?！保ㄔ系拦舛晔辉率呷占視?/span>

曾氏所謂考訂《漢書》之訛，不知是否即此種？要之在時間上不會相懸太遠。此外，何氏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小楷書《封禪書》、《李廣傳》也摘錄《漢書》，可為此際何氏《漢書》癖下一注腳。何氏《漢書補注稿》為行書，而所書《封禪書》、《李廣傳》均為小楷，雖然兩者工寫有別，但書風一致，其閑雅裕如處，更無分別。和它相比，何氏《種竹日記》不免草率之處，只能算是稿書。

近人張舜徽論何紹基曰：“子貞學問極博，而為書法所掩，世人知之者稀。余早歲居長沙，值其藏書散出，獲觀其手批《十三經(jīng)注疏》，蠅頭細書，上下殆遍，而字字端楷，無一筆草率?！贝烁瀹斒菍埶椿者@段論述最直觀的注解。

《贈汪菊士詩冊》為胡義贊舊藏。該詩冊作于道光二十二年五月，收何氏《寄吳菊裳南陵》、《錢武肅王投龍銀簡歌為周子堅作》、《南村耦耕圖詩為鄧湘皋丈作》等十余首，系何氏道光九年至十四年舊作，后均收入《東洲草堂詩鈔》。

“菊士”其名失考，為成都汪堯辰（致軒）之弟。何氏《東洲草堂文鈔》收《與汪菊士論詩》（十九則），作于道光三十年，內(nèi)容包羅詩文、書法，系何氏重要文論，也有手跡存世。何氏先后為菊士所作兩冊，一為抄錄舊詩，一為論詩，后先呼應(yīng)，堪稱雙璧。

以書法論，此《贈汪菊士詩冊》與何氏《漢書補注稿》作于同期，而書風迥異。《漢書補注稿》因系過錄原文，為確保文字準確，揆之常理，想必在閱讀原本、默記字句以及書寫之間的轉(zhuǎn)換更加頻煩，因而在筆勢上無法做到行云流水、一氣呵成。贈汪菊士詩稿冊則不然，因系抄錄舊作，內(nèi)容更為熟諗，且系詩作，句式上更有規(guī)律，因而便于記誦，自然可以默記較大的語言段落，如此，書寫時筆勢的連貫性得到保障。加之為老友錄舊作，并非創(chuàng)作書法“作品”，既不必作千秋之想，便更無矜持，書者性情也就罄露無遺。

正因為少了矜持慘淡之意，這件詩冊多了許多在別的正式作品中不經(jīng)見的下意識的小動作，這些小動作或許與何氏一貫標榜的書法追求并不一致，卻可能是另一種更為真實的何氏書法。何紹基向來標榜喜歡董畫而不喜董字，但誰能說，這件詩冊沒有董的影子呢？

49－59歲，何紹基在中年后期，又經(jīng)歷了一次書風的微變，主要表現(xiàn)為在顏體書法中融入《道因碑》筆意。何紹基于50歲時臨習《道因碑》，此后倒薤筆法成為顯著特征。其實此前，48歲小楷書《郁氏書畫記、石渠隨筆》、49歲行書《拜潛邱生日詩卷》，其波拂處已開此風。

小楷《張受之傳略》正是這一時期的傾心之作，該文系何氏為金石至交張辛撰書。張辛字受之，浙江嘉興人，張廷濟之侄，邃于金石之學，尤善刻石。道光二十七年正月抵京，適逢松筠庵謀刻楊忠愍兩疏稿，張辛慨然自任。次年二月蕆事，而三月卒，年僅三十八歲。江陰吳儁為圖其像，何紹基毅然為撰傳并書。其實何氏與張辛在這段時間的交往，在《種竹日記》中也屢有提及，傳略則更為凝練，后收入何氏《東洲草堂文鈔》，在何氏碑傳文中屬用心之作。文中，何氏謂畫家吳儁、松筠庵主持僧明基“兩君風義，不易得也”，何氏何獨不然？

何、張兩人，因金石同好而相得，蓋因兩人的性情中也融入金石之氣，何為張作詩，有云“刀尖所向石魄碎，吾氣正直神依憑。鋒宜方銳精緊穩(wěn)，邪入怯出皆所憎。”既是喻張，也是自喻。觀何、張兩人的交情，我們會明白，什么是“白首如新，傾蓋如故”，無怪乎，張卒后，何曰：“噫!非受之，誰可與道此者?！贝笥胁劳醋悠谥?。

今觀此傳略墨跡，書寫一絲不茍，用筆斬截，力透紙背，讀之令人慷慨擊節(jié)。此傳后上石，原碑在北京達智橋胡同松筠庵楊繼盛故居。

60歲以后，何氏進入晚年變法期。何紹基晚年書風之變是由大量臨習漢碑引起的。雖然何氏早年也曾習隸書，只是到了晚年才更為專勤。時間上主要集中在咸豐八年至同治元年間，所臨漢碑有《禮器碑》、《張遷碑》、《石門頌》等十余種，其中尤以《張遷碑》及《禮器碑》用功最勤，動輒百通以上。

何氏存世所臨漢碑也較多，風格也各異。大致以63歲為界，前此忠實原作，氣息醇和。后此則用筆質(zhì)實多取《張遷》，結(jié)體奇矯多取《禮器》。

何紹基在專攻隸書之余，間亦臨習篆書，何氏篆書創(chuàng)造性地將金文與小篆結(jié)合，即以古籀為質(zhì)，以小篆為形，有意強化其生拗奇崛甚至粗服亂頭的特點。

何紹基晚年行書不名一體。大字創(chuàng)作常將篆隸筆意融入行書，以線條的平推來取代點畫使轉(zhuǎn)，結(jié)字橫平豎直，因其特殊的執(zhí)筆法，又以生宣及羊毫的特性，形成蒼潤奇崛的效果，極富金石氣。

小字如詩文稿類，則常將顏、蘇、篆籀書風隨手拈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衫不履，一派天機，如傳世《金陵雜述》之類即如此。有的文稿，幾至不能識讀，卻愈看愈妙，這類作品雖殘紙斷簡，人皆珍若拱璧，當年何氏舊仆翟明即曾予以整理收藏的《蝯叟詩稿》卷，后輾轉(zhuǎn)入翁同龢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