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以來，每年的8月對于上海的愛書一族來說可謂是節(jié)慶般的存在，因為規(guī)模盛大、活動多樣的上海書展每年都在此時舉辦。

“克勒門”連續(xù)幾年在書展和讀者見面

今年的上海書展雖然因接連冒出的疫情而確定延期，讓閱讀愛好者和出版從業(yè)者略感失落，倒是讓小克勒有機會在上海書展正式重啟之前，好好與大家一起來講講上海與出版、與書店、與書籍的那些故事。

雖然上海區(qū)域文化的繁榮比之洛陽、西安、南京、北京等歷朝古都晚了數(shù)百上千年，但以中國出版為參照的話, 上海出版卻是一方基地, 是近現(xiàn)代崛起的耀眼之星。

上海出版在近代以來一百多年風云變幻中, 與上海這座城市同時崛起, 盡管在近代中國的許多口岸城市中, 也有各種出版中文書刊的書局、書莊和書社, 但沒有一個口岸城市像上海一樣出現(xiàn)如此發(fā)達的出版群體, 形成類似像上海一樣興旺的出版市場。

上海出版者創(chuàng)辦的報刊、出版機構(gòu), 數(shù)量之多為其他口岸城市所遠遠不及。

19世紀60年代以后, 隨著美華書館的遷滬, 江南制造局翻譯館、益智書會、廣學會等西學出版機構(gòu)的創(chuàng)辦, 讓上海很快成了西學出版的中心。

19世紀80年至90年代, 點石齋石印局、同文書局、拜石山房等出版機構(gòu), 也在古籍石印方面, 取得了驚人的發(fā)展,《康熙字典》、《聊齋志異》、《二十四史》、《全唐詩》等, 印數(shù)動輒10萬冊。

20世紀以來, 上海成為中國無可爭辯的出版中心。民國時期, 上海更是堪稱全國出版的“半壁江山”, 并一直是翻譯出版的重心所在。

20世紀50年代以后, 由于中國經(jīng)濟模式與形式的變化，上海出版的地位位居北京之后, 但由于百年上海的出版有著自己吸收外來文化的開放傳統(tǒng), 且仍然長期存在著出版人才積累的優(yōu)勢。

因此, 無論在數(shù)量上, 還是質(zhì)量上, 上海出版在某些領域仍保持著自己明顯的優(yōu)勢和在全國出版界舉足輕重的地位。

而要提到上海出版文化，那不得不提的就是上海最著名的“文化一條街”——福州路。

福州路

這條曾經(jīng)的”四馬路“，是上海海派文化的起源，大東、中華、世界、開明、商務等大型書局書店都先后開設，最多時在福州路一帶有大小書店300多家！

一大批文化名人如著名出版家張元濟、鄒韜奮、鄭振鐸、沈雁冰、胡愈之等匯集上海 , 為上海的出版業(yè)乃至中國的出版業(yè)都做出了杰出貢獻。

張元濟、鄒韜奮、鄭振鐸沈雁冰（茅盾）、胡愈之

商務印書館

1897年創(chuàng)辦于上海的商務印書館，是中國出版業(yè)中歷史最悠久的出版機構(gòu)，1954年遷至北京，與北京大學同時被譽為“中國近代文化的雙子星”。

商務印書館的創(chuàng)立標志著中國現(xiàn)代出版業(yè)的開始。

1915年，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全體同仁合影

鼎盛時期的商務印書館，統(tǒng)領各地及海外80余家分館、躋身于世界超級出版機構(gòu)，幾乎成為中國出版的“半壁江山”。

1930年代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總公司及印刷制造廠全景（占地80畝）

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總廠內(nèi)的編譯所大樓（攝于1926年）

1924年建成的“涵芬樓”，1925年在此設立東方圖書館，1926年5月3日開放民眾閱覽。藏有宋刊本129種、2514冊，地方志2000余種、6萬余冊，以及各類參考圖書等共計51.8萬余冊，圖片照片5000余種。是當時亞洲規(guī)模最大的圖書館。

根據(jù)相關學者統(tǒng)計, 1912至1935年, 中國 350家出版機構(gòu)、團體出版的哲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科學的著作(不包括古籍、文學作品、兒童讀物) 約為13300多種, 其中商務印書館就占了3350多種, 即27.13% ; 其中哲學著作占同期同類出版物的34%; 經(jīng)濟學占26.12%; 史學占36.16%; 文藝理論占46.13%。

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總廠內(nèi)的職工療養(yǎng)所和花園（攝于1926年）

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總廠彩印膠版部（攝于1929年）

世界上發(fā)行量最大的工具書——《新華字典》（約4億冊）；中國第一部大型古代漢語詞典——《辭源》；中國第一部規(guī)范型現(xiàn)代漢語詞典——《現(xiàn)代漢語詞典》等等都是商務印書館的代表之作。

盛名在外的商務印書館也曾遭受重創(chuàng)，那就是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位于寶山路的商務印書館總管理處、編譯所、四個印刷廠、倉庫、尚公小學等皆中彈起火，資產(chǎn)損失1630萬元以上，占總資產(chǎn)的80%，可以說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大劫難。

大火焚燒后的亞洲最大圖書館——東方圖書館

被炸毀的商務印書館

1932年2月1日，商務印書館停業(yè)。同年8月1日復業(yè)。商務印書館內(nèi)掛著“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斗”的條幅。

新中國成立之后，商務印書館也于1954年正式遷移至北京，繼續(xù)其對文化和知識的傳承傳播工作。

2017年，商務印書館第五印刷所舊址天通庵路190號進行了揭牌儀式，這也是商務印書館在上海保留的唯一舊址。

修復后的第五印刷所新貌

它所代表的不僅僅是商務印書館這一中國出版界的驕傲，更是象征著上海對于文化向往、對于知識追求的精神。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是民營出版發(fā)行企業(yè)，由沈知方1917年在上海創(chuàng)辦。

初期，以出版小說為主，從1924年起，編輯出版中小學教科書，與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出版的教科書三足鼎立。

當時在上海灘紅極一時的期刊《紅玫瑰》、《偵探世界》、《武俠世界》是由世界書局出版的；

中國第一次較全面譯介莎士比亞的作品——1947年朱生豪所譯的3輯共27種《莎士比亞戲劇全集》，也是由世界書局出版的；

涉及24個門類共計一百多種的通俗學術書《ABC叢書》還是由世界書局出版的，它們甚至比商務的《萬有文庫》還早一年出齊。

世界書局不僅在學術科普、知識典籍上有著絕對領先的建樹，在當時的時代環(huán)境下，世界書局也始終努力地發(fā)出擲地有聲地抗擊，包括率先出版了抗日御侮反侵略的著述。

在1931年出版的《世界雜志》上刊登馬伯相所寫《為日禍敬告國人：痛改前非、共赴國難、自贖自救、復興邦家》一文，刊印日軍入侵的照片，號召共赴國難，抵抗日寇等等。

《世界雜志》創(chuàng)刊號

從1917年創(chuàng)辦至1950年結(jié)束，世界書局前后延續(xù)了約30年，共出書約5580種。

雖然現(xiàn)在世界書局的名字已經(jīng)越來越不為人知，但它曾經(jīng)為上海出版、中國出版所作出的貢獻卻不可小覷。

上海書城

上海書城，1998年12月30日開業(yè)，是上海有史以來第一家超大型的零售書店，總營業(yè)面積超過1萬平方米。

位于具有百年歷史的上海市福州路465號文化街，是上海重要的文化標志性建筑之一，被列為上海市人民政府1998年重大實事工程之一。

相信無數(shù)與小克勒一樣的80、90后都有過到上海書城購買教輔補習材料和各類書籍的記憶。

在上海書城開業(yè)初期，進場買書看書都要收取3元的費用，但即便如此，讀者和市民也是趨之若鶩。

在小克勒的學生時代里，上海書城是寒暑假雷打不動的打卡地，那時只要跟父母說今天是跟同學去書城，出門的嘮叨都會少一些，當天的零花錢都能多一點。

那時的小克勒總愛從文學類的書籍逛起（誰讓小克勒是小說愛好者呢~），跟同學一人找到一本最合眼緣的，隨處找個不礙事的地方席地而坐就能看上1，2個小時。

在文藝和充滿想象的世界里徜徉之后，再去到學科教材和教輔的售賣區(qū)選上1本理科練習冊（文科生小克勒不得不面對的短板?。。┙Y(jié)賬，然后去福州路上肯德基與同學享用一頓美味的快餐，這可算是小克勒這樣的80、90后在初、高中階段共同的記憶吧。

出版行業(yè)可以看作是文化與市場結(jié)合的典型代表, 它所展現(xiàn)的是一個城市一個國家對于文化的理解和認知。

上海海派文化的核心之一就是交流與對話，正是頻繁的文化上的雅俗交流、古今交流、中外交流構(gòu)成了上海城市文化多元和多樣的特點。

現(xiàn)在的福州路上，除了上海書城，還有像外文書店、百新書局、上海古籍書店等具有歷史沉淀的堅守者。

同時，像蔦屋書店、思南書局、鐘書閣等一批新青年也在努力為上海的出版和實體書店輸送充滿新鮮活力的新生血液。

時代與環(huán)境會不斷變遷，經(jīng)濟和市場會不斷變化，但傳承、融合與更新將是上海城市文化、海派文化不變的堅持和永恒的魅力。

另外我們的讀者征稿還在繼續(xù)中哦。

寫下你與上海這座城市的大小故事，你對上海這座城市的獨有情感，過去的、現(xiàn)在的、未來的，小克勒都渴望傾聽。